在敬爱的周总理诞辰90周年来临之际，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几件往事又涌上心头，深深的思念，促我把这美好的回忆诉诸笔端，敬献一瓣心香，纪念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恩来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尔基

        1942年秋天，美国共和党领袖、美国联合援华委员会名誉主席温德尔.威尔基，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到亚、非、欧作了一次烽烟远驿、跋涉万里的长途旅行，先后访问了埃及、土耳其、伊朗、苏联、中国等十几个国家。

        那时，我刚刚参加重庆美国新闻处的工作不久。美国驻华大使是职业外交家高斯。大使馆里有位二等秘书谢伟思，此人生于四川，精通汉语，与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克.费思来往密切。费思知道我和曾家岩50号（中共代表团驻地）熟悉。有一天费思对我说，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威基访苏后要到重庆访问，很可能要同周恩来先生会见并谈一次话。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去找当时恩来同志的秘书徐冰同志，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当天晚上，徐冰同志来到两路口我的家里（与美国新闻处同院），告诉我恩来同志约我去谈谈。徐走后不长时间，我即来到曾家岩办事处住地。当时，徐冰、龚澎、陈家康正坐在客厅里等候。我到之后，徐冰就把恩来同志请来与我谈话。威尔基是以总统代表身份而来的，他在访问苏联时遍访前线后方，直接了解了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对“人民战争”的涵义有了认识，在离苏前发表了力主开辟第二战场的谈话等。因此，恩来同志对会见威尔基的提议很重视，向我详细地询问威氏访问各国及其来华的情况，又问到高斯、谢伟思和费思的政治观点等等。我尽自己所知，回答了恩来同志的询问。

        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随着国际上英美苏三国团结的增强，中国国内政局和国共关系，也比从前发生了变化。先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是要求蒋介石“三年内不能发动内战”，这时明确表示：它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要求团结抗日，反对内战，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出改善与共产党关系的意向。国共谈判虽已开始，但蒋并无诚意，一方面表面上缓和关系，一方面却毫不放松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企图逼迫共产党在军事上、防地上向他们让步。当时，反共宣传仍未停止，反共事件不断发生。因此，恩来同志欲在与威尔基谈话时对蒋予以揭露，问我的看法。我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最后，恩来同志又谈到由谁来担任翻译的问题。他提出，“除非美方要求你担任翻译外，你以不出面为好”，他说，还是让龚澎同志担任翻译。

        这年的10月2日，威尔基到了重庆。几天以后，他在宋子文的家里与恩来同志会见并谈了话。后来威尔基在他写的《天下一家》一书中说：“我就是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周恩来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断的谈话”。他在书中还写道：“我第二次会到周恩来将军是在孔祥熙博士的宴会上，主人应我之请也邀了他和他的夫人。曾经作为他的政敌的那些人以一种愉快但是相当矜持的姿态向他寒暄，同时他的旧交史迪威将军也以显然的尊重态度和他交谈，这种情形看来很有兴味”。对恩来同志与他交谈的内容，威尔基作了这样的叙述：“他向我说明中国战时统一战线所赖以建立之妥协的性质。他承认他对于中国国内改造进行之迟缓感到焦灼，但向我保证说，这种统一战线一直到打败日本为止都必然会持续下去的”。

        

恩来同志支持我们办《联合日报》

        1945年8月15日我和金仲华等几个朋友正在昆明刘思慕先生家中吃午饭，广播中突然传出日本天皇发出声明：接受联合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顷刻间街上欢声雷动，过了一会儿，锣鼓声也响成一片。当时金仲华、刘思慕和我都被邀请参加美军总部驻在昆明的“对日心理作战处”工作。听到这一个重大喜讯，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欣鼓舞起来。一阵兴奋之后，又都渐渐转入沉思：令后怎样对待新的局势？

        我决定第二天搭美国军用飞机去重庆。第二天到重庆后，首先找到和我共同创建中外出版社的陈翰伯同志，一起考虑今后中外社应该怎样发展。我们都同意首先将社址迁移到上海，并视可能在北平成立分社；我将争取先去上海，同时通知正在西安美国新闻处的孟用潜、朱保光等设法相机去北平。我们创建中外出版社两年多中间出版翻译和编译的书二三十种，还有《文汇周报》，编著者待遇都很低，所有收入除支付纸张和印刷费外，就是房租和孙伏园、陈翰伯、莫志恒等几个人的生活费，多余的钱都设法换成美元，由我带至上海。我们将依靠这点资金和抗战中在重庆出版的几本好销书的纸型翻版，在上海以“民间”面目大力发展出版事业。

        随后我又找到徐冰同志，把这个计划和他一谈，他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要报告周副主席，看他如何指示。”过了一天徐通知我去见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简单扼要地分析了形势，他预见到蒋介石要在美国支持下加紧反共内战，但是表面上还要搞民主形式，欺骗人民群众。在这种形势下，他认为在上海党要发行《新华日报》，还要帮助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办好无党派的“民间”进步报刊。他同意中外社在上海设总社，但认为“影响大还是日报。”我回来同翰伯和孙伏老（大家对孙伏园的尊称）谈了这个设想。他们认为中外社这点钱用来办大出版社或者办报都是不够的，反正还要征集更多的资金，同意由我看情况的可能，斟酌处理。

        我就是依照恩来同志的这次对我的谈话，利用美国新闻处的帮助，由重庆飞上海，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由我和王纪华、冯宾符等同志办起《联合日报》，并在该报被勒令停刊后，翌年在陈翰伯同志由渝到沪后，又办起《联合晚报》的。

        

恩来同志要我们把《联合晚报》坚持下去

        《联合晚报》出版后，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方式加以威胁、恫吓。在出版几个月内，他们怂恿报社社址和印刷厂的老板不断抬高租金，还向法院起诉逼我们退租。最后投恐吓信，声言要炸毁我们使用的印刷机。1946年秋天我到南京梅园新村会见恩来同志，请示对付办法。那天，除恩来同志外，中共办事处还有廖承志和范长江同志在座。

        恩来同志听了我的倾诉，非常气愤。他说：“看来，国民党什么流氓手段都用得出来，你们不能低估它。同时，你们还要坚持把报纸出下去，努力联合《文汇报》和《新民报》一致行动。我回延安后，恐怕不久中共办事处也撤退。不过，在上海，我们总要留下人。宣传、文化方面，夏衍和胡绳决定留下来，报纸的事，今后你们可以找他们两人。原来准备出版《新华日报》的机器还藏在上海，万一你们的机器不能用了，可要他们把那个机器拿出来用”。同时他向范长江同志说：“你早些告诉老夏他们”。

        我回上海把恩来同志的话传达给王纪华、冯宾符和陈翰伯同志，后来又找到夏衍和胡绳同志，他们证实了恩来同志的指示。《联合晚报》又坚持了半年多，直到1947年4月终于与《文汇报》、《新民报》同时被国民党强行查封。

        

恩来同志从延安给我回电

        1946年11月19日，恩来同志和邓颖超、李维汉等同志离南京飞回延安。恩来同志走后，中共南京局和中共代表团驻宁、沪两个办事处的工作由董必武、钱之光两同志负责。还有范长江、主炳南等同志常在上海活动。恩来走后不久，为中华平民教育会的领袖晏阳初的事，我又到梅园新村向党组织请示办法。

        原来国民党在这一年的11月15日公然破坏政协决议，违背全国民意，一手包办了分裂的“国民大会”，企图使独裁、内战合法化。对国民党这种倒行逆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力量坚决反对，决不承认。蒋介石为了装璜门面，想在公开追随国民党的青年党和民社党之外，再拉起几个新的小党派来，把他们拉进“国大”。当时他们曾选中一个对象，那就是一向靠美国捐款搞“平民教育运动”的晏阳初。他们企图拉拢和怂恿晏搞一个“平教会”的小党派参加到“国大”里面去。为此，宋美龄、宋子文都亲自出面劝说晏。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出来为蒋充当说客。晏本人虽然没有作过国民党政府的官，但他对政治并非没有兴趣。20年代他在河北省定县搞过“实验县”，由他推荐的县长来推行他的“平教运动”。抗日战争开始后，晏结交了张治中，张在任湖南省主席期间答应他在湖南拨出一两个县来推行平民教育。这时，他对于美蒋的怂恿，感到极端矛盾。一方面他有一个雄心壮志，想搞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文化出版事业，而且他的美国后台的确可以资助他开办这个事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民主运动席卷全国，国民党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看到这种情况他举棋不定。经孙伏园的介绍，他找到了我，商量怎么自处。我坚决反对他搞小政团和参加“国大”，但也不能向他建议什么是可行的出路。于是，就到梅园新村，汇报了晏的情况。当时董老不在，我和廖承志同志商量之后打了一个电报给延安的恩来同志。两天后，出乎意料地接到他的一个电报，内称：“尊棋兄转阳初先生大鉴：请设法到解放区共商农村复兴大计。恩来。”这样一个邀请，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管怎样，我毫不迟疑地转给了晏阳初先生。另外，当时在南京上海的平教会旧人还有熊佛西、瞿菊农、杨村彬等人，我就告诉了熊，并和他一起劝说晏阳初，接受恩来同志的邀请。过了两天晏对我说，他不能去解放区，但他已决定不搞小政团，不参加“国大”，并说，为了摆脱国民党的纠缠，他决定到美国去。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已经得到很多有地位人士的许诺，赞助他在战后大规模发展平教运动。例如芝加哥大商人马绍尔.菲尔德，《读者文摘》杂志老板，“赛珍珠”的丈夫以及好几个有名望的参议员。特别是菲尔德已许诺捐赠一套彩色转筒印刷机供他印制连环画。他希望我在这方面帮助他，即建立和创办一个现代化的出版公司，并于最近同他一块去美国考察印刷出版事业，选择将来要购买的印刷机器。我只好答应替他回电周恩来同志。不久，我又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我接受晏阳初的邀约，同他到美国去，继续做晏的工作。

        接着不久，晏为我取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一笔奖助金，我以中华平教会编辑名义到美国参观考察一年。在这个期间，我和晏讨论多次平教会的未来发展问题，由于政治观点分歧太大，最后只好与他分手了。现在，这位世界平民教育家已经94岁高龄，不久前他回大陆观光时，还专门到河北定县去看了看。在北京停留期间还对我国的教育事业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并愉快地接受了聘请他任欧美同学会名誉副会长的聘书。

        

恩来同志为王卓然安排工作

        1951年夏秋间，有一天在一个招待外宾的酒会上我看见周总理和外宾谈话之后正在休息，就过去告诉他一件事：王卓然最近从日本回到了北京。王卓然是东北有名的人物，解放前做过张学良的外文秘书，曾任东北大学代理校长，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员。总理对王先生是相当熟悉的。恩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与王先生在参政会中有过交往。另外，恩来同志还记得王在30年代在北平主持东北大学时曾经有过同情进步学生的事迹。于是他试探地问我：“好象你也和他有过什么关系似的？”我说“是的”。我就追述一下1933年我从反动派的北平监狱出来是王保释的，并说于毅夫同志在更早以前作为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曾经王营救出狱。总理听了把头仰起来说：“王先生做过不少好事，我们共产党从来是有恩必报”。说到这里，他招呼了一下站在不远的在统战部工作的一位姓鲁的同志，对他说：“你们研究一下，王卓然适合做什么工作，安排一下。”

        过了几夭，王卓然先生告诉我，统战部派了一位同志和他谈话，准备请他担任国务院参事。由于他要求做些实际工作，统战部还同意让他参加科技普及的组织。

        王卓然一直担任国务院参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关在秦城监狱，至1975年含恨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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