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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香萍说:这仨女儿,都不是省油的灯(1)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具有传统意识的王香萍看来,是这个道理。除了在北京的四女儿卞银薿外,在身边的另外三个女儿相继嫁了人之后,她就觉得女儿们是做了人家的人,越往后,女儿们的心也都是越要搁在她们自己的家、人家的家了,她管不上女儿们多少,女儿们也不再依赖她多少,她们的心她是可以少操些了。日子过着,却不是这样。

        最先出现问题的是老三卞银草,结婚不到三年就离了婚。但并不是因为当年卞银草怀孕感冒没有吃药打针坚持生了孩子的原因。孩子是在1983年的春天出生的,是男孩,很健康。孩子取名“高翾”。

        卞银草和高国强婚后的生活,不像卞银草原来想的,浪漫和谐,志同道合,相互关爱。婚前高国强没有陪卞银草转过街,婚后也是不陪,家里要买什么,卞银草说咱们一起去吧,高国强就推说有书要看或有报告要写,叫卞银草独自孤单单地去了。久了,卞银草也就习惯了。让卞银草不能接受的是,高国强从来不把工资交给她,婚前卞银草的母亲曾正式提过这个话题,说是谁持家谁管钱。婚后,卞银草持家,高国强却说各管各的钱。卞银草的工资没有高国强的高,买菜购物又都是卞银草的事,她的钱自然是不够的,她想,一家人的,先花谁的都是一样,所以卞银草就先紧着花自己的工资,花完了,她才向高国强要,要的时候,高国强都是问得仔细,算罢大约要花多少钱,就给卞银草多少,多数时候给的钱数短少好不容易多给点,也多不出两三块钱。卞银草要是给高国强买个什么,高国强不说什么;可她给自己买了,高国强就要说些“要节约”、“讲朴素”的话;要是朝高国强要钱买个什么,高国强就问得细了,一定要确定卞银草的确是需要买了,不买没有穿的、用的了,他才不说什么,否则,他就觉得卞银草是奢侈和浪费,不支持的。这方面的分歧不在表面,是印在了卞银草的心里,当时或者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只能叹口气,想,她摊上了个“葛朗台”。又想,高国强那样把持钱,也是好事,省下了钱,总归是省给了家里,一家的,用也是一起的,无妨了。她就是这样,有不满,总是不由得朝另一面去想,这面不好,那面就是好的,想到了,就得到了安慰,永远的,是自己在安慰自己。

        婚后,在卞银草面前,高国强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他像一个司令员对一个小兵似的,对卞银草说话,都是上课、命令的口气,里外方面都要指挥着卞银草做事。起初卞银草以他有文化,信服他,就甘心把自己的自尊压了下来,高国强说什么是什么,他指东不往西,就按他要求的做了。她外面不与高国强争论,常被他指挥着,自尊的心理总会有些抵触,积累下去,就滋生了厌烦的情绪,想唱反调就唱了反调,这样,两人不免就会有争执,虽说不是大吵大闹,都是柔中见硬的,两人却越来越面和心不和了。

        另外,婚后,家里的家务都是卞银草一人操持,高国强像一个公子似的,卞银草对他照顾、呵护得面面俱到。每天早上,她比高国强要早起一个小时准备早餐,下午下班后,一进家门,她就扎进厨房,忙着做晚饭。高国强不管是早回来,还是晚回来,只是坐在沙发上,跷起二郎腿,手里要么捧本书,要么举份报纸,优哉地,漫不经心地翻看着,从来不会想着去帮卞银草搭把手。无论早餐还是晚饭,饭做好后,卞银草都是要将饭菜盛好、摆好,只等着高国强慢条斯理地入座;吃罢,高国强也是一抹嘴,一抬屁股,就走了,残局依然是卞银草独自收拾。高国强的姿态,其实就是婚前在卞银草家里做客时的延续,母亲王香萍看不惯,卞银草看得惯;婚后,没有母亲的眼光,卞银草的勤劳是更加没有犹豫的。

        最初,卞银草通融高国强是心甘情愿的,她想他是干部,有他养成的做派和习惯,又觉得他是有文化的人,劳动自然就不是他的本分。她都是能够理解的。尤其,高国强捧着报纸和书看时,他身上文化的气息叫她喜欢,更使她辛劳得没有怨言。她想他混得好,就是他们这个家好。高国强好像知道卞银草的心理,也总是说他多腾出时间学习、看书、看报,都是为了工作,他要跟上趟,就要多知道东西,知道的越多,越对他的工作有利,他工作好了,就会升上去。说起这些的时候,卞银草就会笑着说句:好啊,你就努力吧,我支持你。卞银草发自内心的支持一直坚持到了她身怀六甲之后。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卞银草的肚子已经挺了起来,行动已经有些不方便。在单位,周围的职工都是知道要照顾她,能叫她少干点活儿就少干点。而回到家,高国强却当她啥事都没有似的,依然是原来的姿态。卞银草挺着肚子干家务,同一件活儿,用的劲是过去的两倍,耗的气是过去的三倍,所以每次干完一个活儿,她浑身上下软弱,总想躺在床上,好好地缓一缓。她干不动时,高国强虽也有接她劲的时候,却还是难叫她彻底闲着,时不时就喊来卞银草,给他打下手,干着干着,高国强就退了下去。卞银草也会不满,叨叨他说,他不会心疼人。高国强强词夺理说,她多干,其实是对她好。干活就是运动,多运动有助于将来的分娩。这样的理由,每次高国强都是少不了强调的;强调来强调去,无非就是要说明怀孕干点活儿是没问题的。每次卞银草听了,心里又酸又悲,再想起她怀孕四个月感冒时,高国强怕她生个傻孩子那想逃避的心理,就想,还是母亲看得准,他高国强是不在乎她啊。又想,他不在乎她其实就是不爱她,不爱她为什么还要和她结婚呢?想起来有点冲动,她想问,却没问,她心里看透了,嘴上尽量不流露,是为了稳定情绪,不要影响到肚子里孩子的健康。不问,她就尽量装着没有过心理反应,但看穿了高国强的心,她就有了不再通融高国强的力量和理由。从那之后,她决定不再迁就高国强了。借着怀孕身子一天天吃力,家务她尽量不去干了,高国强说不出什么,只得干。

        生出孩子高翾后,在月子期间,卞银草更是看透了高国强。那时候,卞银草需要吃好喝好,补养身子,除了家族的人送来一些补养品外,高国强及其家人没有给卞银草买过任何额外的营养食物,还是按平常对待,该喝粥喝粥,该吃馒头面条的就吃馒头面条,他吃什么就叫卞银草吃什么,只是,每天卞银草能够多吃到一个荷包蛋。就那样,他还嫌卞银草搞那个特殊化没有必要,说就中国人讲究多,外国人哪有坐月子一说,相信科学的话,月子里的身体其实和平常没有多少区别的。而家族人送来的补品被他放到一边,说不要动了,将来送人省得买了。他的理论和行为,卞银草听得看得伤心。不仅如此,他还指望卞银草月子期间再次承包家务,卞银草不能全干,多少也就力所能及地干了。对高国强又一次地失望,叫卞银草往后不再通融他的想法更加坚定了下来。

        月子中的一天,她不客气地就向高国强正式摊牌,说家务他们该平均分工,有了孩子,只她一个人干,她是力不从心的。高国强也说不出来不干的理由,脸上露着惊异和不高兴的神气说了句“可以”。但是,真到时候,高国强原来养出来的习惯,不时就跟了出来。卞银草不客气地想叫他来干就把他喊了过来。高国强过来干,不情愿,脸就沉着,卞银草也和他较劲,不像原来,遇到这种情况,总会找时机化解僵持。两人谁都不示弱,气氛凝结着冰冷。这种场面,几乎每天上演,久而久之,他们在一起时的脸上凝固了冷漠的表情。

        冰凉蔓延,渗入进了他们生活的各处,夫妻间最亲密的生活,他们也是冷淡了下来,相互的,谁对谁都是没有兴趣了。孩子本来该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却成了他们的分隔锁;卞银草借着搂了孩子睡觉,不希望高国强靠近她,高国强也借着卞银草搂了孩子,与她有意拉开一条空当,背对着卞银草,蜷缩着。后来,高国强特意在小屋,也是他们的饭厅支起了个单人床,不用说,每天晚上,他自然地去了小屋睡。即使不到睡觉的点,他吃罢晚饭,就靠在单人床上,一本正经地看起他的书、报纸来,卞银草不找他做事,他就一直是高高挂起的姿态,家、孩子、老婆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冷漠淡然叫他们相互越来越不融,越来越排斥,在一起完全是个样子了。这种局面,卞银草从心底希望改变的,她想一家人过日子就得像个一家人的样子,否则住在一个屋檐下有什么意义啊!她痛苦,就常常思考着他们的问题,她怎么也想不通高国强为什么不在乎她,想着想着,她时不时就联想起她和高国强婚前相识、交往的一些细节,想来想去,没有想出一个高国强爱她的形式和表示,那时,她喜欢高国强,心理上就觉得他怎么做都是叫她认可欢喜的,现在一想,他过去与现在的表现其实是相互呼应的,根本就不存在“转变”的概念。

        这样,卞银草就更加想不通,想高国强不在乎她为什么要追她娶她。她是有自尊的人,她容不得虚伪的形式!她要追究的心理一天强似一天,最终,在一天晚上,哄了孩子睡着后,她来到小屋,正经地说开了这个疑问。她原以为高国强会不承认,没想到他顺着卞银草的问话就点了点头,说他的确没有真喜欢过她。卞银草气得声音都有些颤抖,质问说不喜欢她,他干吗找她?高国强自嘲地一笑说:他年龄大了,没办法熬下去了。说罢,嘴角咧出得意之色。卞银草本能地骂了句“无耻”。高国强被刺激得更加肆无忌惮,甩下脸说:以前和我谈的都是干部子女,个个比你强,你说你哪儿值得我喜欢?卞银草听着,血冲头顶,有点要晕眩,镇定下来,她咬着牙用力地说:我要和你离婚!高国强冷笑说:好啊,离吧。卞银草瞪着眼,愤怒地说:好,等着吧!

        卞银草离婚的意愿很坚定,她独自承受,独自解决,没有向家人透露出丝毫信息。高国强依然撑着他的架势,没有向卞银草低头,离婚就进行下去了。孩子高翾在哺乳期,自然就判给了母亲,判高国强每月付给孩子生活费二十元,卞银草心里咬牙,她不稀罕,没有他高国强的钱,她照样能够养大孩子。判决说房子还该有卞银草的,一人一半,怎么住,是他们的事了,卞银草根本就没打算要,她要回自己的父母家里住。卞银草说到做到,揣着绿皮子的离婚证书,抱着不到一岁的孩子回到了父母家。她对父母说:还是你们当年看得对。

        父母却盯着离婚证书,目瞪口呆。平静下来,父亲叹口气说:高国强那样,离就离了吧。

        母亲现实地对女儿说:带个孩子的,离了婚对你不好啊。

        卞银草不在乎地挑了下嘴角说:离开他,我要活得更好。

        母亲说:带了孩子,你将来都不好再婚了。

        卞银草不高兴地说:那我就一个人过。

        母亲也不高兴地说:说得容易!

        卞银草不吱声。母亲叹口气,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哪!

        卞银草鼓着嘴,半天说:如果你们觉得我住回来多余,我可以搬出去住。她想,父母可能是嫌弃她离婚了。

        母亲知道女儿是误解了自己,赌气地说:出去住,以后就别叫我妈了!

        卞银草知道自己错解了母亲,说错了话,不吱声了。

        母亲给她台阶,也不吱声。离婚的话题,以沉默结束。一切也就从新开始了。

        几天后,卞银草到派出所申请为儿子高翾更改姓氏,几个星期后,儿子就叫了“卞翾”。离婚后的第二个月,高国强主动上门,交了三个月孩子的抚养费,过期后,没有再来交付过。他不来,卞银草也不追要,她本来就抱着孩子不要高国强养的态度,自然不在乎的。高国强人就彻底地从卞银草这里消失了。回头一想,卞银草觉得自己的婚姻好像是一场梦,只是身边的儿子才叫她觉得她已非昔日的独身者了。

        带了孩子,就像母亲说的,对她再婚是不利的。她说是不在乎一个人过,心里其实是希望能再有个自己的家,她总不能一辈子跟着父母住,跟着父母过。离婚后,很多人替卞银草操心,为她介绍过不少的对象,不成的,少数是她看不上,多数都是嫌她带了孩子,都说离婚没什么,带个孩子就麻烦,尤其她带的是个儿子,说得长远,觉得儿子血性强,不好调教,记恨记怨的,要不得;有的说不反对她带孩子,却说假如他们成了家,希望孩子不要跟着他们过,平常把孩子放到爷爷奶奶那儿吧,她一星期偶尔接上一两回的就是了。说来说去也是嫌弃孩子的。这些人里自身条件好和不好的都有。理由归结到儿子身上,卞银草一点也没有后悔要了儿子,反而说就是人再好,或者对她再好,要是对儿子卞翾有偏见,她也不稀罕。她这样明确的立场,见了介绍来的人首先就表达了出来,有的人就退场了。有人劝她说不要嘴上总把儿子提到首位,她应该想着先把人的心抓住,先不叫人跑了再说。卞银草就说跑就跑吧,她宁可要儿子,也不要丈夫。别人就觉得她这样的条件和姿态是难以被人接受的,给她介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这种局面,叫母亲想来,感觉似乎轮回到了自己年轻时候被人介绍对象时所遇到的尴尬境地,就想,她能顺利渡过难关,女儿也能渡过难关的。

        但是,卞银草不像母亲当年那么幸运遇到了父亲。几年过去,父母的家从平房搬到了楼房,她还是没有遇到过合适的人。个性强的她,没有合适的,决不会将就;她找人的标准,外部条件可以降低,内部条件是绝对不能凑合的,这里面除了能够和她合得来,儿子卞翾受重视依然被放在了首位。她条件“苛刻”,就难找了。没有再婚,她就带着孩子,跟着父母过下去,哪天是头,没目标,她淡漠,不急。而父母比她着急,说她是大似一天,就难找一天的,她总是找不上,再急也是没辙了。时间长了,父母就像女儿一样,对她是不是再婚看得淡漠、习惯了。

        但是,有一天,卞银草领回家了一个憨厚端正的小伙子。小伙子姓甘,卞银草叫他小甘,说小甘比她小四岁,是他们单位的工人。小甘原来在农村,是六年前接父亲班进厂的,由于他家是农村人,兄弟姐妹多,经济条件不好,对象也不好找,二十六岁了还没谈上女朋友。找卞银草是他主动,他说他看上卞银草的正是她爱孩子的心。说她爱孩子的心有多大,爱人的心就有多大。他的话,让卞银草感动,就与他交往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卞银草发现他虽是农村来的,却爱学习爱看书,人不平庸的,与他就能有聊的;另外,小甘心胸大气宽广善良,卞银草也是欣赏的,就不顾他家庭条件,决定和他好了。其实在她心里,觉得自己结过婚,有孩子的,是小甘条件比她好。父母见了小甘,觉得他人是好,配女儿本是有余的,但他的家庭条件不好,又觉得女儿跟他委屈了。对他们的事,有点进退难定。女儿口口声声地不在乎,他们也就不说什么了。

        小甘原来住单位的单身宿舍楼,与几个人住一个房间。单位为了照顾他和卞银草,给他们调整出了一间宿舍,作为他们的婚房。对于还盖不起楼房、职工还住平房的食品厂来说,能有结婚住房就算可以了。卞银草是二婚,她就不想举行婚礼,对小甘来说,不举行婚礼是省钱了,他也举办不起的。两人心想到了一块儿,就决定不办婚礼,只是买些糖果、瓜子,散发给亲朋好友同事,表示个意思了。他们的新家是简朴的,屋里的家具用品几乎都是卞银草家族的人送上拼凑的。母亲心酸地想,这个女儿跟谁都是受穷吃苦,可真是个吃“草”的命啊;早知这样,当初真不该给她起名用“草”字了。想这局面也是无法改观了,女儿认命,她当妈的也只有认了。

        卞银草搬出了家,又像以前,周末和节假日才过来看望父母。

        省下了对卞银草的操心刚刚一年,大女儿卞银花这边又出了事。卞银花因为利用职务之便偷拿单位的东西,被单位除了名。落了个没工作的下场,并且由于和丈夫周大有父母不和,带着两个上初中的孩子卞欢和卞呼回到娘家来住了。家里一下就喧嚣了起来。

        有了两个孩子后,卞银花如愿地在家里做“老大”、当大拿,这是她以前所期望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她能干的本事尽力地施展着。她样样不甘落后,争当第一,做的饭要做得最香,收拾屋子要收拾得最好,织的毛衣要最漂亮,等等的“最”的标准,就是要得到家人、家族的人及同事、周围邻居们上上下下认可称赞的。一切都是跟体力有关,她自小锻炼出来的,是不怕苦累的,闲着的话,她反倒会觉得浑身痒痒得不自在。在家的时间,除了睡觉之外,她没活儿也要找活儿干,家里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

        随着时间推移,卞银花看到:叔叔卞金利、婶婶叶秀珠、叔叔卞金国、卞金荣们自身都在向更好转变,他们的家里的生活也更好了;而她的妹妹卞银草嫁给了干部(那时卞银草还没有离婚),卞银朵懒人有懒福的,嫁了能干的黑子,卞银薿当了演员,好前景明摆着了。后来,堂弟妹中卞烺、卞玥、卞银,相继考上了大学,卞银玉回到上海,将来前景也是一片美好,他们未来的家肯定都会向好的发展。卞银花后悔自己当年不爱学习,但已经没有用了,她虽没读多少书,但她是“老大”,就不能落后,她的“能”的标准也就不能只满足在家里逞了。她动着脑筋要在工作上变化,她不能总是做站柜台的营业员了。她想凭她自己的本事,去打通领导,使她“上升”上去,上升的目标她并不明确,只是比她现在的位置好就行,领导看着办吧。她灵活地想,糖业烟酒公司不缺烟酒、糖果,她就买了水果、茶叶和两丈纯毛面料去了趟领导家。那领导是公公以前调她进来就托过的,她也只能找这个她“认识”的领导,好搭话。但她不想再靠公公,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本领,所以事先她谁都没告诉。那领导快六十了,没两年就要退了。卞银花在领导面前故显殷勤随意的,领导和她说着说着,也随意起来,伸手试探地摸了她屁股和胸脯,卞银花已是两个孩子的妈了,对领导摸她一下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卞银花装着害羞,心里还有些欢喜的,这实际上是领导会替她办事的信号。她心里一点也不害怕领导会不会咋样她,不会更好,会了她也不怕不羞,丈夫半傻子一样的,他只能被她牵着走。另外,看领导的岁数,她估计他心有余,也是力不足,没多少力量对她做出过分的行为。像卞银花猜测的一样,领导始终没有过分的行为,只是多摸了她几把屁股和胸脯罢了。

        半个月后,卞银花如愿被调走,当了仓库保管员。有时,那领导没事时,假装顺道仓库,就见见卞银花,也是摸摸她罢了。那时,卞银花配合着,无所谓的。

        仓库保管员是个既轻松又可以占点公家便宜的位置,搁谁都抢着要去的。卞银花凭自己的“本事”进去了,得意得很。坐在这个位置上,她本能地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时不时就从仓库里拿些烟酒糖果的带回家。起初,拿的量少,只给自己家里,后来,拿得胆子大了,都是成箱成袋地往外拿了。但带回家还是一点点装进包里带出厂的。比如,她打算拿一箱酒,一袋五斤包装的糖果,一箱香烟,她就把它们拆开了拿,每天装一瓶酒,装一斤糖果或一条香烟,十天时间就拿完了;想拿了,就再这么办。连续不断的话,那能拿多少呢?卞银花不是每天拿,却是月月都要成箱成袋拿的。她拿回去的东西,是分给了家族的人,哪家都有份。说的时候当然是说她分的。她时不时的分东西,叫家族的人,说起来的时候,就夸赞了她的单位好,单位的好好像就是她的好,她得意洋洋。尤其,逢年过节,家族的人聚在一起,喝的酒,吃的糖,抽的烟,都是她出的,她那时感觉她在家族中的位置有多么举足轻重啊,也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当年老大的地位。不然的话,她没多少本事的,谁会去羡慕她哪。她拿回来的东西源源不断,消费的速度赶不上增加的速度,她自己家里过剩,家族的每家也都过剩;过剩了,她家及家族的每家送人都是绰绰有余的。这里面,她给开餐馆的五叔卞金荣拿的最多了,卞金荣几乎都派用在了餐馆。卞银花在五叔面前,有了贡献似的,高兴起来,就不叫五叔了,叫金荣。卞金荣无所谓地笑着说:你本来就比我大嘛。

        卞银花拿的那些物品,不需要做什么手脚,想拿就悄悄地拿就是了。拿就是偷了。她的胆量,来源于她的观察。仓库的货物堆积如山,虽说有账目记录,但是货物盘点是疏忽的。工作人员只知道清点表面数量。盘点都是提前通知,到时卞银花把她拿了东西的空箱子再放进其中充数就是了。各种货物是今天进,明天出的,任何品种都不会空缺,她拿空了的箱子也就总是能够在中间周转。值得她注意的是,她一定要记清楚她掏空的箱子放置在何处。她好应变各种情况,挪“货”自如,万一提货时,被工人发现,就了不得了。

        但是,最终卞银花还是事情败露在她最放心的盘点上。那天,是该着的。她的一个空箱子放在了第二层,盘点人员在清点时站到了那空箱子前,不是刻意,是无意中和人说话,就站下了,那工作人员多动症似的,说着话,手跟着点打节奏似的拍起了那空箱子,一拍,就发现了问题,箱子空洞的声音使他提高了警惕,马上就叫人取下箱子看个究竟,看后,一切暴露。接下来,工作人员检查了一圈摞在外围的箱子,卞银花留下的空箱子都是摞在外围,是为了取拿方便。结果是装烟装酒的空箱子,一共有二十三个。卞银花在事实面前是不得不承认了。后来厂领导特意叫人用两天时间仔细盘点了仓库,结果又查出九袋糖果的亏缺,糖果是五市斤包装为一袋。这亏缺的自然也是卞银花所为,查出来了,她就得承认了。这时,她已经做了两年的保管员。她原来找的领导已经退休,在单位是没人替她说话了。但是,处置卞银花时,单位还是从轻处理了,没有以贪污定论,没有在全厂公开宣布,只在内部传达了处理决定。他们是看在她有个做明星的妹妹卞银薿的分上。这对她公开说,又说:我们留的面子,其实是给卞银薿留的,也是给观众留的。卞银花流泪,不是感动的,是觉得对不起妹妹的光彩了。

        单位处置结果是:除名,罚款一万元。小范围传达,就不声张地执行了。一万元钱掏空了她两千多块钱的积蓄,剩下的数目是两个有点钱的叔叔卞金利和卞金荣自告奋勇解囊的。

        出事后,卞银花没有工作了就呆在家里,住在一起的公公婆婆心里瞧不起她,外表也就能够流露出来。卞银花自尊心受不了,加上觉得公公婆婆在关键时候也没帮她什么,心里也气,就和他们顶上了,相互对立着。僵持了几天,卞银花觉得这样住在一起太别扭,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没有和周大有离婚的打算,想自己重新有模有样的时候再回婆家。

        父母和家族的人,对她是宽容的,没有什么埋怨,看她以往老大要强能干风火的样子,一下变得沮丧自卑了,反倒对她有些同情,为她难过。不多说她,就是默默表示这心意了。卞银花感觉得到,心里都要哭了。

        在家待了一个多月,卞银花去她该叫婶婶的全婵那里帮着卖服装了。未来她打算,也只能去做个体户了,具体干什么,还没有想好。想着先干一天是一天,攒些钱再说吧。在娘家住的时间,丈夫周大有一到周日,就来看卞银花和孩子,每次来都提些点心、香肠、水果的,并每次都请求卞银花回他们的家住吧,说他父母已经不埋怨她了。卞银花坚定说“不”,她不回去并非是赌气,是她自己心里要强,不想做一个抬不起头说话的人。父母也是希望她回她的家,她就不高兴地说,如果是他们当爹妈的嫌她多余了,她就走。这话像卞银草那年说的话,父母听了自然也是不高兴,母亲说:你要这样想,就别叫我妈了!卞银花低声说:你是妈,我才愿意跟着你。母亲看她委屈的样子,无奈地叹口气说:你是嫁出去的人,老住我这儿哪是个事。卞银花就说,周大有早晚会分房子的,等他分了房子,她就走。

        住在父母这儿,卞银花给全婵看服装店,中午不回家,晚上又回得晚,两个孩子卞欢、卞呼就交给父母看管照顾了。父母自己清闲的时间少了,也不抱怨,想,谁叫孩子是姓卞呢。一年后,周大有分了房子,卞银花这才带着孩子搬出去了。父母舒了口气。

        过了半年,卞银花又有事找上父母,说是要借些钱,她自己要开一个小卖铺,说公公婆婆出一部分,她这儿出一部分,她这儿是没钱了,就靠父母了。本来她是想朝有钱的叔叔卞金利和卞金荣借,但想他们已经帮过自己,自己还欠着他们的,再不好张口了。父母理解,把他们仅有的七千块钱积蓄都取了出来,交给卞银花的时候,叹口气说:养你们四个孩子,你们大了又排着队地结婚,没有存下多少钱,多少就它了。卞银花心里发酸,想她这老大,该为父母做贡献的,结果总是给父母添累。心里也发誓,好好干,再报答吧。

        卞银花开了小卖铺后,就算安稳了下来。父母的心也跟着平静了些。生活也就平静了。

        平静了两年多,又不平静了。二女儿卞银朵和丈夫黑子双双下岗,他们的生活就困难了。黑子向他的父母伸手求助,卞银朵自然就朝她的父母伸手了。

        卞银朵和黑子是环卫公司第一批为数不多的下岗人员。他们两个,都是条件到了,不得不下的;没有人比他们两个更符合下岗条件的。

        卞银朵一直以来就是工作不积极,怕吃苦,爱偷懒的。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环卫公司还没有实行改革承包,她混着干活,也就混过了一天又一天,她只要不旷工,工资照拿,奖金照发的。当妹妹卞银薿成了明星后,她成天地得意洋洋,身上揣着妹妹的照片,见人就炫耀起来。单位里上上下下,惊异她和卞银薿截然不同的形象气质的同时,对她自然地有了些好脸色,原来看不起看不上她眼的人也都见她就露了笑脸,他们的殷勤,是卞银朵进环卫公司以来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她跟着“牛”起来,干活的时候,索性不干了,坐着、呆着都不怕的,同事们不像以往,想说就说她了,看在明星卞银薿的分上,他们给她面子,让着她了。卞银朵挥舞上这种优势,就舍不得放了下来,想靠这“优势”撑腰到底了。但是,同事们新鲜了一阵,也就变奇为淡了,她的“优势”逐渐丧失,地位又恢复到了从前,同事们该说她斥她也是一如从前;卞银朵的态度也是一如从前,能强就强两句,要么就当耳旁风。改正她是改不过来的。

        九二年夏日的一天,卞银朵下班的路上,看到一个气功学会在街边宣传一种叫“天灵功”的气功并同时招纳天灵功学员。宣传者口若悬河地讲着天灵功的神奇,嘴角都起了白沫。卞银朵抻着细长的脖子听得专心致志,小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她对气功健身不感兴趣,兴奋的是练气功后能够达到成仙似神的状态,会尝到灵魂出窍、上天入地的感觉。她想,成仙似神的状态,一定就不是自己生来的委琐的面貌了;能灵魂出窍、上天入地,那她气质就非同寻常了。她越想越激动,当场交了一百元的入会费,入会了。之后,每天下班她按时去听课,课后就投入修炼。她渴望修炼出自己期待的景象,就练得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练着练着,就走火入魔了,连她的“好吃”都想不起了顾及。人是越练越瘦,还没成仙态,反倒成骷髅态了。样子比之前还难看。她业余时间练不够,就在上班时间练。别人在干活,她却闭着眼睛,双手托在胸前,运气、念词的。同事说不动她,就告了领导,领导找她谈话,并严厉地警告了她,她在单位就收敛了些,但整天脑子里就想着修炼成功,六神无主,活儿还是不好好地干,即使干着活儿,脑子都是走神的,扫着地眼睛不看地,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像前方要发生什么事似的。后来,天灵功被查处,宣布是骗人的,卞银朵痛哭一场,好长一段时间才回过神。

        卞银朵在单位不好好干活,在家里也是全靠丈夫黑子伺候的。黑子也无怨无悔,觉得老婆依靠他,是把他当男子汉看的。他的精瘦矮小的形象,在外历来被人看不起,觉得他不像男人,卞银朵跟了他,他只有在卞银朵面前才能施展他男人的力量,从一开始这情形就下来了。起初有劲头,年复一年下来,他身子就吃不消了。但惯出卞银朵的依赖病是难以收敛的,家里的事,他干不动时,卞银朵也不干,说卞银朵他是说不动,也不敢说的,他没有威武的脾气;看不过眼,他不想逞能也得逞下去。一天一月地下来,他的身体整天地休息不过来,体能总是提前被透支,人变得像个小老头一样的苍老,慢慢地,他整天浑身没劲的,在单位干活的劲头想提也是提不起来,能懒就懒上了,积累下来,就进入了“懒人”的行列。不仅如此,他体质下降,免疫力降低,头疼脑热便频繁出现,在他们的组里,他报销药费最多,请假最多。

        九四年下半年,环卫公司改革,实行了承包制度,每个部门的承包人,可以自由用人选人,卞银朵和黑子所在的组,承包人不客气地精减了他们;其他的组,对他们的情况早有耳闻,加上他们又从没在那里待过的,人家是不会要他们的。他们就率先下岗了。下岗后,他们每月领到的生活费微不足道,不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更何况还要养孩子。他们没有其他能力其他本领的,还没有志气,只能向他们各自的父母伸手求助了。

        卞金锁夫妇之前存的钱给了卞银花开杂货店,靠他们的工资和在北京的卞银薿偶尔寄来的钱,在两年间只存了四千多块钱,有了卞银朵这一出,他们今后是不能再存钱了。本来他们想好好地安排一下他们的经济,给往后的退休生活作个安排,他们的安排就是将来用他们自己的钱,力所能及地去到没去过的地方走走看看。看来暂时不能为自己想了。他们夫妻商量,每个月接济卞银朵二百块钱。女儿再是嫁出去的人,也是姓卞,与他们永远也脱不了干系的。

        想起这三个嫁出去的女儿,个个没有消停,没叫人省心过。说起来,王香萍就会叹口气,对丈夫卞金锁说:这仨女儿,都不是省油的灯。卞金锁就点点头,又摇摇头,承认和无奈都有了。说起这三个没叫他们消停的女儿,说来说去,根源是她们没有嫁好。高国强对卞银草好一些,卞银草就不会离婚;周大有有点头脑,能干些,卞银花不会总是想逞能,去拿单位的东西,把这当本事了;有黑子的帮助,卞银朵也许会渐渐改变懒惰的性子,他们互相督促进取,哪会下岗。她们已经定型了,重来转变不可能了,他们便把期望搁在了远在北京,是演员的四女儿卞银薿的身上。在他们夫妻看来,卞银薿是他们制造出的一个奇迹,那三个女儿的运气、精气加在一起也敌不过卞银薿一个人;卞银薿将来的日子一定也是比她们都要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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