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仁、赵玉珍一起进越南的还有许法善。1989年9月，归国后曾任国家民航总局副政委的许法善回忆了这段经历：

        我是陕西神木人，1918年生，小时候读过书。1949年建国时我是西北野战军第4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当时随军部驻守在甘肃临洮。

        1952年5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命令，总政治部调我去越南担任“组织顾问”，要我立即去北京报到。5月31日，我离开了临洮，第二天到达天水时正是六一儿童节，小孩们吵吵得很热闹。也许是要去战场了吧，我突然变得对孩子们格外留意起来，觉得他们真幸福呀。

        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西北野战军就去我一个人。在北京，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玉桓找我谈了一次话，告诉我根据在越南的我国军事顾问团来电，他们急需要人，经总政治部考虑，认为我去是比较适合的。王玉桓对我说，你长期从事组织干部工作，有许多宝贵的经验。至于具体工作，到了那里以后听从顾问团首长的安排。顾问团的工作主要由中央领导，总政也负责一些具体的指导。家属问题，适合去越南的可以去越南，不适宜去的留在南宁“华南工作团”留守处。

        我们在北京很快做好了入越准备，和我一起去的共六人，是王许生（保卫顾问，从华东调来）、王宗经（通讯顾问）、李时功（后勤顾问）、周复（后勤顾问），还有潘浩（宣传顾问）。

        在北京那些日子里，我们几个人一起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位负责人在挂着大地图的作战室里为我们讲了越南战况。印象最深的是他讲到文进勇率领的第320师活动在红河三角地区，仗打得很艰苦，在和平战役中起的作用很大，威胁了敌人的后方。总参谋部的干部还向我们介绍，越南的雨季很长，从4月持续到11月，约半年时间。一到雨季，双方都是易守难攻，所以越南人民军总是在旱季集中力量打一两个战役，歼灭敌人一批有生力量，然后在雨季整顿部队。

        出发前，刘少奇会见了我们，在座的有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还有中联部负责此事的处长李起兴等几个人。那天天气很热，刘少奇请我们吃了冰激凌。

        刘少奇说，我们已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越南还没有，那里的战争还相当激烈。越南人民经过自己的奋斗，一定可以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如果有我们的援助，他们的胜利就可以来得更快些。如果越南解放了，我们漫长的中越边境线也就安宁了。所以我们应该援助越南这样的正在夺取革命战争胜利的国家。

        中国顾问去那里是为了支援越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国家自己的利益。现在我们正在抗美援朝，有几十万志愿军在朝鲜。派你们去越南，总共百八十人，你们算算看，是派你们百八十人去合算，还是派至少十几万大军去守中越边境线合算？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派我们百八十人好。

        刘少奇说，那你们愿意去不愿意去？如果不愿意去，现在提出来是可以的，我们将另行选派别的同志。当然，选派你们去是因为你们合适，所以让你们都到北京来了。

        我们又回答，我们愿意去，决不辜负组织上的信任。

        刘少奇说，现在越南还很艰苦，还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虽然也艰苦，毕竟已经处于和平时期。现在既然派你们去，就对你们抱有希望，你们要和法国殖民主义军队打仗，要把他们赶到海里去，要把战线推到越南的中部或南部去。

        刘少奇对我们说，战争是要死人的，你们要有牺牲精神，在越南牺牲是光荣的，牺牲在越南也是为了保卫自己。

        我们表示，我们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了，我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准备着为革命献身，请中央放心。

        刘少奇特别强调：“你们去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关系。我们是援助越南反击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和越南是兄弟关系。我们解放得早一点，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一定要谦虚，对越南同志特别要尊重，这是很重要的。工作搞得怎样还是一个尽力而为的问题，和越南同志的关系搞得怎样可是个大问题。你们去了一定要尊重越南的风俗习惯。越南的风俗习惯和我们差不多，但还是有差别，我们要按人家的来。”

        谈到最后，刘少奇幽默起来，说，你们去了越南，认识了越南的女同志，如果有了感情，可以结婚。如果人家愿意，可以带回中国来，但是一定要讲道德，不能半途甩了人家。

        和刘少奇谈话后不久，我们六人一起乘火车离开北京。这时我们的同伴中又多了一对夫妇，他们是从南方赶来的董仁和赵玉珍。我们一起坐火车到了南宁，在南宁稍事停留，又到广西凭祥与在那里的越方办事处取得了联系，在那里停留一天后坐汽车乘黑夜进入越南。这时是7月盛暑中的一天，时当拂晓，只觉得越南到处是山，村庄和人烟稀少。

        几天后到达军事顾问团驻地，团长罗贵波见到我们，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工作都已经安排好了。我被分配到越军总政治局组织局当顾问，和组织局局长阮仲永一起工作。他后来当了越南驻中国大使。

        罗贵波在和我们见面时就吩咐说：“我们顾问的工作主要是提意见、提建议，最后还是要由越南同志来作决定。这是一条原则，大家要注意。”

        大约是我们到达顾问团的第二天吧，胡志明来看望我们。他来到罗贵波的办公室，请我们去。胡志明非常热情，一个一个地问我们的情况。问完了，他问我们大家：“顾问同志们读过‘四书’没有？”

        我们有的人说没读过，有的人说读过。我对第一次见面的胡志明说：“我小时候读过。”

        胡志明应声即引《孟子·梁惠王》中的话说：诸公“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他引用中国古语再次表示对我们的欢迎，我深为胡志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熟悉而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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