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登胸有成竹。早在丘吉尔收到艾森豪威尔4月5日来信的那天，艾登即通知英国驻美国大使马金斯，不得在关于英国是否参加“联合行动”问题上发言。

        艾登认为：“对中国实施封锁，或是轰炸中国的国内、国际交通线，这两个方案美国政府都在考虑。但是英国三军参谋长们的研究结果是，如果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和朝鲜战争的情况进行比较，效果不会乐观。相反，这样做倒可能给中国一个很好的借口，使中国领导人援引中苏友好条约，导致苏联的干预，从而引发世界大战。因此，绝不能把英国军队投入印度支那战争，对中国进行战争警告的时机也远未成熟。英国如果能在日内瓦会议上促成谈判，达成一项分治越南的协定，要比进行军事干预的结果好得多。”

        杜勒斯反复表明，他本人认为印度支那是个可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地方，他认为美国国会有可能授权总统使用空军和海军，甚至使用陆军进入印度支那。

        1944年，杜勒斯出任纽约州州长。1945年4月至6月，他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创建联合国的大会，并被任命为美国代表团顾问。1949年7月，杜勒斯补缺出任国会参议院议员，专心从政。不久，他的又一部著作《战争还是和平》问世。这部书集中显示了杜勒斯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该书将苏联树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主张“遏制”苏联集团的进攻势头。

        艾登看出来，美国鹰派人物的出发点是，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会迫使它停止援越。艾登认为这种假设根本站不住脚。如果美国使用空军介入奠边府战役，甚至轰炸中国南部的军用机场，会取得某种威慑作用，但远不足以迫使中国停止援越而是恰恰相反。艾登明确地认为，如果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不起作用的话，“盟军”将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不光彩地不了了之，要么就向中国发起战争行动。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888年2月25日出身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个牧师家庭，1905年考入普林斯顿大学。1907年，19岁的在校大学生杜勒斯被选中参加第二次国际海牙会议，因能说流利的法语而被委派担任中国清朝政府代表团秘书，帮助处理礼仪问题和充当翻译。杜勒斯由此初涉外交事务，也首次接触了中国问题。随后，他到法国巴黎的索邦学院选修国际法。学成归国，他成为一名律师。

        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杜勒斯于4月13日飞到巴黎。法国虽然急切地希望尽快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对杜勒斯提出的结盟建议并不感兴趣。法国内阁决定，是不是“结盟”要看日内瓦会议的结果。法国对英国能否参加“联合行动”表示悲观。

        艾登直率地说，军事威胁无助于解决印支问题，毫无用处。他说：“我看不到有什么样的威慑能使中国忍辱负屈，放弃越盟。”因此，英国不能接受美国提出的组成美、英、法等国联盟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建议。至于在印度支那采取一致的军事行动，英国就更不会考虑了。艾登进一步告诉杜勒斯，上面说的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本周初英国内阁会议的一致见解。会议认为，至少是目前，东西方之间的任何军事对抗都应避免。

        1939年，杜勒斯写的《战争、和平与变革》出版。他在书中考察战争的起源以及人们力图避免战争的种种努力，得出结论说，成功的办法必须是能导致“和平演变”的办法。这种观点引起了美国上层政治界人士的关注。

        4月14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仍兼驻苏联大使）。于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进行准备，就成了张闻天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后的第一桩大事。

        杜勒斯是“冷战”的积极鼓吹者，极力主张对苏联阵营采取一系列经济封锁、政治孤立等非武装进攻的手段进行“遏制”。进入1954年之际，杜勒斯“大规模报复”的思想逐渐成形，主张在世界各地，只要有苏联攻势的地方都应予以还击，“使潜在的侵略者清楚地知道侵略将是得不偿失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杜勒斯接受军职，是海军上校，到战时商业局就职，主管经济方面的军事情报。1918年，杜勒斯任美国代表团顾问前往巴黎参加和平会议。

        杜勒斯游说英国对印度支那动武，自然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经过一番考量，周恩来决定将罗贵波的名字从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勾去，以免会议横生枝蔓。4月13日，周恩来打电话给李克农，最后磋商与会人选。周恩来告诉李克农，中央决定，罗贵波不参加日内瓦会议了。

        1954年4月11日晚，杜勒斯在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与艾登会谈。

        在印度支那要不要使用武力？他比艾森豪威尔走得要远，其观点与“鹰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融成一体。

        杜勒斯强调，这件事美国一家干不行，必须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法国给印度支那以真正的独立，二是英国要加入进来。只要英国同意，美国国会就会同意总统在东南亚直接进行军事干涉。

        奠边府战役负伤的法军士兵

        艾登说，他难以相信杜勒斯说的这两点。相反，英国三军参谋长都告诉他，仅向越南战场投入空军和海军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艾登强调，特别是公众舆论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之前决不能使战争升级。

        1954年4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飞往伦敦，协调美英两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

        艾登的答复依然温文尔雅，说他还是怀疑，美国国会会同意在朝鲜刚刚停战以后又派兵去越南动武。英国对东南亚条约组织有兴趣，但并不认为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比如说：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就未必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二，他认为，一旦在奠边府动武，使用了海、空军，谁也不能保证就此能把战争方式限制住而肯定不投入地面部队。

        1954年4月12日，杜勒斯和艾登继续会谈一天，于傍晚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杜勒斯终于说动英国更多地参与拟议中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活动，“建立一个联合防御力量”。

        和艾登见面以后，杜勒斯告诉艾登，法国已经支持不住了，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支持不住。如果印度支那一失，泰国会受到影响，然后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现在奠边府战役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美国军方认为法国在奠边府成功的机会很小，非军事干涉不能挽救危局。所以，美国特别殷切地希望英国支持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积极参加拟议中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作用；此外，希望英国支持他对奠边府战场所持的态度和准备采取的军事干涉政策，与美国保持“联合行动”的一致性。即，美国准备投入海、空军力量对奠边府越军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英国最好能——即使是象征性的也好——也投入一部分空军力量。

        20世纪20年代，杜勒斯再操律师职业，成了美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律师之一。他同时担任英国、法国政府的财政顾问，被列为世界上十个收入最高的律师之一。

        4月14日下午，杜勒斯和皮杜尔继续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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