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张立宪

        一本书，导致了一次采访。

        A

        1986年，安德鲁·怀尔斯做出了那个改变其生命历程的决定：证明谷山-志村猜想，进而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一年，我也需要做出影响生命历程的选择：上文科，还是理科？

        所有的路标都指向理科。不管是考试成绩，还是个人兴趣。张洁有篇小说叫《祖母绿》，曾令儿喜欢上一个绣花枕头的草包男人，她也不会向他撒娇卖嗲，只会不停地做数学题，比任何别人都快都好。这一幕烙在我心中，觉得那个黝黑的渔家女儿有着说不出的性感。当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做数学辅导书上的题，专拣难度最高的C型题，每做出一个，都有莫大的快乐。

        非常幸运的是，我所在的中学，是在高二年级中期分科，而不像大多学校那样一升入高二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所谓幸运就是，我摊上了一个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叫邰宝先，如果上文科，就不可能由他来教了——好数学老师当然要用在理科班上。邰老师的课，永远是全校笑声最多最大的课堂，他的动作和表情都极为丰富，讲至兴处，能将板擦顺利完成左右手交接工作，兼以复杂的空中旋转，而他的粉笔头，也能呼啸着准确呼啸击中那些打瞌睡的同学。经常在晚自习的时候，他悄无声息地溜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几道题，然后扬长而去。第二天上课，再一脸坏笑地问我们做出来没有：“一想到你们被难住，我就乐得不行”，然后将更漂亮的解法告诉我们。那一个学期，是我最轻松愉快的时光，解析几何不知不觉就学完了，从此再没有题能难得住我。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语文课也由一位全国特级老师来教授，光一篇，他就上了有半个月。这样的语文，实在是味如嚼蜡。

        但是，在天平的另一端，尽管只有一个砝码，却沉重无比：我是色盲，上理科，会有许多专业不能报考。

        现在很难理解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而在当年，高考之难，难于上蜀道，能考上个学就不错了，谁还考虑你的个人志趣和未来设计？

        在一片懵懂中，我摸索着做过三次这样影响生命历程的选择：填报志愿时，有人撺掇在提前录取里填上北京广播学院，我老以为那所学校培养的是电器维修人员，就硬下心空着那一栏；报了人大后，负责招生的副校长盛情难却地鼓励我考人口学系，说是竞争又小，分配又好，我唯唯诺诺地应承下来，但还是咬着牙没报那个专业，那个后来被我们讥为“人口贩子”、人口稀薄整天被别系欺负的专业；而在最重要的文理分科时，我经过痛苦的犹豫挣扎，置物理课班主任的挽留于不顾，最终去了文科班……

        二十年后，我看到了《费马大定理》这本书。唯一确定无疑的感觉就是，如果在1986年的那一天，我能看到这本书，肯定会学理科，考数学系。

        人生若只如初见。我永远不能假设，行走在另一条轨迹上的我，会是什么样子。至少，我可以做一个像邰宝先老师那样的人，体验着数学的成就与快乐。

        这本书的阅读，是一个惊心动魄欲罢不能的过程，中间搀杂着不得不睡的觉和不得不上的班。那天晚上参加一个活动，我却惦记着家里没看完的《费马大定理》，硬是没喝酒，早早就离开现场。关乎阅读，这样的事情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

        这是一本写得非常精彩的书，费马大定理的破解过程，与一部简明的数学史，被作者西蒙·辛格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但我的疯劲儿发作，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将其拆散，以《读者文摘》的笔法重新归置梳理了一遍。一字一字敲在电脑中时，我的心中涌动着巨大的惆怅。但愿有一个少年，能够在如我那个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读到这个故事。

        “牛顿研究所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呆上几个星期，举办由他们所选择的前沿性研究课题的研讨会。大楼位于（剑桥）大学的边缘，远离学生和其他分心的事，为了促进科学家们集中精力进行合作和献策攻关，大楼的建筑设计也是特殊的。大楼里没有可以藏身的有尽头的走廊，每个办公室都朝向一个位于中央的供讨论用的厅堂，数学家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切磋研究，办公室的门是不允许一直关上的。在研究所内走动时的合作也受到鼓励——甚至电梯（它只上下三个楼层）中也有一块黑板。事实上，大楼的每个房间（包括浴室）都至少有一块黑板。”

        请允许我抄下书中的这一段文字。我清楚的知道，那是我再也不可企及的精神故园。

        B

        我写出的阅读手记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看中并连载。我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某天接到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的指示：安德鲁·怀尔斯要来北京，他问我是否愿意代表中青报进行一次专访。

        我兴奋得几乎要昏倒。

        由于父亲去世，安德鲁·怀尔斯的访京计划延迟了一个月。8月28日，他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也是52岁的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第二天，陪他走马观花地看过北京后，我们坐在后海公园的湖边，采访开始。当我如醉如痴地阅读《费马大定理》一书时，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书中的传奇人物一起穿行北京，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听他将我读书时心中产生的一个个疑问予以解释。

        这基本上是一次答非所问的访谈，也成了我采访安德鲁·怀尔斯的最大惊喜。

        此前，我设想这是一次中规中矩的采访：其一，安德鲁·怀尔斯因成功破解费马大定理而名噪天下，至今已有十余年，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他都经历过了，应该是积累了不少熟极而流的套话；其二，我已经读过好几遍那本书，自以为对他的了解够深，相信无论怎样的回答，都不会超出那本书的内容。

        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还是颇出乎我的意料。

        书中的一些疏漏得以纠正：书中说，“在怀尔斯开始着手这个证明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而怀尔斯对我说，他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是在1986年，而结婚是在1988年；按照书中的说法，他是在完全独立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研究的，而事实上怀尔斯一开始还告诉过一些同事，但由于不胜其扰而逐渐将自己的计划隐藏起来；据说还有一家国际制衣大企业请他为新系列男装做广告，当我向他求证这个问题时，他说，由于那家服装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他拒绝了。

        采访公众人物，往往很乏味。因为他们说的话并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我们想听的。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一种浪漫决绝的回答，既孤标又悲壮，而对于回答者来说，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也要准备这样一番自我描述，似乎才对得起观者的期待。在我的新闻采访生涯中，遇到的大都是这些意料之中的说辞。

        安德鲁·怀尔斯却并没有流露出这种舍我其谁的豪迈和得意之情。我问他着手研究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并指出许多数学家对这个难题望而生畏的事实。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所谓的答非所问就是这样。他没有因为独力挑战费马大定理而居功自傲。按照他的说法，似乎数学史写到1986年，即使安德鲁·怀尔斯不去证明，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论文在验证阶段被发现了一个缺陷，久久不能解决，怀尔斯甚至已经准备好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问及他当年的困境和压力，他的回答却是：“我只知道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并且也希望能够解决。即便我承认我的证明有缺陷，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的工具，他们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时间，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经有了，方向已经有了。”

        两种语境，两种心态，两种思路，这是最超出我想像的回答。此前采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北大数学院的田刚院士时，田曾评价怀尔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当时承受的是身败名裂的压力。而在怀尔斯的回答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什么“勇气”，至于“身败名裂”，我怀疑他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词。佛经中说“无名”“无相”，怀尔斯达到了这种修为。

        话说回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这样简单直接的人才能担当。

        采访中也有很规矩的回答。谈到他三个喜欢数学的女儿，我问他是否希望她们成为像他一样的数学家。他的回答是：“不，我希望她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不见得一定是数学。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做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女儿就坐在旁边。

        安德鲁·怀尔斯这次的北京之行，还将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我本来还有一个很常态的问题：你准备用那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做什么？但我马上决定放弃这个问题。

        此前我已经了解到，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的薪水，足以保证他们过很体面的生活。多了这一百万美元，我看对安德鲁·怀尔斯过日子并没有多大影响。他大概也犯不着为女儿挣下什么资产，我刚刚听一个朋友聊到他的孩子在美国学校的见闻：几个同学假期里去玩，花自己挣的钱的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花父母钱的人，就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似的抬不起头来。

        我又想起等候安德鲁·怀尔斯来京的那个下午，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大校园里闲逛。老贺先是惊讶于北大一些新建筑的恶俗——逸夫楼的外墙竟贴着那种小块的白色瓷砖，等我俩进到一所食堂准备喝杯水，他又吃惊于食堂三层的富丽堂皇。我说，听说现在的学生中，有的特困生一个月只花一两百块，有的富家子弟却被称为“八千大少”，不知道是一个月还是一个学期花掉八千。

        看着眼前的父女俩，我想怀尔斯的女儿肯定不会上不起大学，也肯定不需要她的父亲让她成为“八千大少”。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已经和安德鲁·怀尔斯有了一天多的接触。在我看来，因为有强大的自信和伟大的成就作底，所以他宠辱不惊，谦和冲淡。而这次采访之后，再回忆当时的一问一答，我想到的是，他能够从容而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是基于一种生活和事业中的安全感、安定感。

        这才是我们恰恰没有的。

        北大的院士们说，平时的评估就消耗了太多的精力，怎么可能潜心做研究；又说，怀尔斯用七年时间做秘密研究，不跟组织上打声招呼，这么长时间也不出成果写论文，在中国早就没津贴了，更不用说评职称，分房子。

        我也回顾了一下采访怀尔斯这三天期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岳父需要动手术，找病床、排队等手术，我往返于两座城市，同时担心住院是否要花很多的钱，家里的积蓄也许不够；路上适逢学生暑假开学，一票难求，要到下一站才能找到座位；采访间隙得知，同事们正在为老板拖欠工资而提出诉讼，我也已经有一个季度没有拿到工资……只能自我解嘲，我的脑子里思考不了怀尔斯在思考的问题，他的脑子里也同样装不下我要面对的问题。

        安德鲁·怀尔斯在北大的学术报告过后，一位受到鼓舞的青年学者说，怀尔斯此行，是对认真搞基础研究的学术风气的呼唤。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只是强调客观困境，沉迷在外界无止境的消耗和诱惑、内心无止境的欲望和算计之间，我们的头脑就会永远纷乱芜杂下去，安德鲁·怀尔斯的呼唤只能是徒唤奈何。

        所以我喋喋不休地叙说着这次采访对我的触动，那应该是一种我们需要秉持的人生态度：又贱，又疯，又简单。

        所谓贱、所谓疯，就是尽量放下身段和顾虑，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中，享受那种疯魔。所谓简单，正如本文标题：凡是伟大的，必定简单。

        列夫·托尔斯泰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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