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热潮，迄今已受到广泛的注意与重视。虽然许多人仍在怀疑，甚至基金会本身亦时常检讨，对于鼓励这件年轻人创作歌曲的热狂是否得当？而以这般非正式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来写音乐，是否会使音乐的水准降低？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然而，“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轻人创作的欲望”这个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

        ――洪建全基金会的董事长 洪简静惠

        《我们的歌》第一集封面（上）及封底（下）

        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有人称杨弦为民歌之父，我却认为一向鼓励民歌运动的陶晓清，可以称为民歌之母。”陶晓清18岁就步入广播界担任主持人，见证了台湾的民歌运动甚至国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历史。

        陶晓清亦是“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受邀观众之一。据她回忆，“就这样，我认识了杨弦、余光中与《滚石》杂志当时的几位重要人物。杨弦的专辑出版后，我也在同一个单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之下，策划出版了三张专辑――《我们的歌》第一、二、三集，找来当时创作力旺盛的一些朋友，共同‘玩’出了这些作品。但是我的唱片生涯就只有短短的这些日子，因为我发现在我的主业电台节目主持之外，制作音乐会的乐趣比制作唱片更多。”

        然而，以学院派为首的传统民歌论者却对此“民歌”表示质疑。1975年12月，第一个表示异议的声音在《中央日报》副刊出现，随即引发一场正名论战。攻方多半引经据典以学院音乐学者的定义来指责“中国现代民歌”一词的不准确，他们认为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只是些西洋的东西”，此外，也有学者提出“音乐的创作绝对不是找首诗词来随便哼哼”，面对这些批评，余光中回应了一篇《民歌的常与变》。

        创办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曾经面对关于中国现代舞的采访者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叫中国，什么叫现代……我不在乎我采用的材料来自何处，我只希望编出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能使观众觉得亲切也许便是中国的，也许是现代的……”

        杨弦本人似乎并没有对这场论战表示太多的关注。杨弦并未因为初步的成功转而全心投入创作、演唱及推广的工作，他依然从事他原有的专业，并未到处赶场表演。事实上，他从未想过要通过这场演唱会达到个人在名或利方面的要求，他甚至反对把音乐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也是日后他很快就退隐的原因之一。

        陶晓清编撰的《你的歌：中国现代民歌》第一辑

        1975至1976年之交的正名论战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民歌”的活动就沉寂下来。以杨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在1977年被再次提起，并举办了一系列发掘歌手、举办演唱会、座谈会、平面专栏、电台节目、制作唱片等相关活动，几乎都是陶晓清一人在主导与推动。1976年底，陶晓清为她自己主持的中广“热门音乐”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这个演唱会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邀请了包括杨弦在内的六位歌手。这个节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结果，很多听众反应他们很喜欢这些清新的作品”。陶晓清于是在3月10日在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公开演唱会，“很多听众来信要求在中广节目中播出中国现代民歌，要求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自5月起，陶晓清在《热门音乐》节目中就设立专门介绍“中国现代民歌”的时间段，第二年，另外为现代民歌设了专门的排行榜。同时，以“中国现代民歌”为名的大型演唱会以及相应的座谈会也在1977年稍后出现，这些活动基本上均是陶晓清策划，而她策划的《我们的歌》唱片第一、二辑也在洪建全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0月一起出版，首版3000张在12月初即售罄，并随即再版。

        在陶的号召之下，听众们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录成卡带寄到电台发表，有时在卡带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也会受邀亲自上电台演唱录音。这一做法的一个直接作用便是在新闻局的歌曲审检制度尚未施行到电台节目之时，使每个潜在匿名的听众都有机会变成台面上有名有姓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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