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尔进了监狱。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吧。我从床上坐起来，穿上鞋子，强迫自己去照料孩子。窗外，大雨倾盆而下，浇到早已湿透了的黑山羊、自行车和孩子们身上。我就这么站着，心想这就是世界末日了吧，真希望我们没从亚特兰大回来。

        但我们不得不回来。阿纳托尔这样的人，有太多的东西要贡献给自己的祖国。当然，不是贡献给现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唯一目标就是让自己掌控权力。蒙博托倚仗的都是些敏于开枪、讷于提出问题的人。如今，唯一体面的政府工作就是让它垮台，阿纳托尔就是这么说的。他宁愿待在这儿，就算要蹲苦牢，也不愿对暴行视而不见。我很清楚自己丈夫的荣誉感有多么强烈，就像我清楚这房子的四壁一样。于是，我起身，穿好鞋子，埋怨自己早前竟想到了离开。现在我什么都失去了：既没有他的理想伴我左右，也失去了那条备用的秘密逃生路径（如果我自己的理想也彻底破灭的话）。我以前总是想，还可以飞回家啊。可我现在不这么想了。如今，我把那张好牌从洞里抽了出来，好好地看了看，发现它对我没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贬值了，就像以前粉红色的刚果钞票。

        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我已经回过美国三次，一次比一次更像陌生人。是美国在我的脚下漂移吗？还是它其实纹丝不动，却是我大踏步地走开，追随着我出走时引领我的烟柱，越走越远呢？我们第一次出行的时候，待在美国似乎是有可能的。任何事皆有可能。当时我怀着帕特里斯——那是一九六八年，应该是吧。帕斯卡差不多已经三岁，学起英语来像只聪明的小鹦鹉。我在埃默里大学攻读农业工程，阿纳托尔读政治科学和地理。他是个让人震惊的学生，吸收着书上的每一句话，再透过那些话去琢磨他的老师都说不清楚的问题。公共图书馆，在他眼里就是天堂。“贝埃内，”他悄声说，“我头脑里出现的每一件事，都已经有一本书在写它了。”

        “小心啊，”我就逗他，“说不定有本书是写你的呢。”

        “哦，那太可怕了！那应该是一本讲述我童年罪过的全史吧。”

        他觉得晚上睡觉简直是玩忽职守，因为那得浪费掉读多少本书的时间哪！他在开口说英语方面仍旧有点含蓄，比如，他就不愿说床单这个词，因为就他听来，和屎区别不清。但他读起书来那股狼吞虎咽的劲头，我确实从未见过。我开始和家人聚到一起。艾达那时正在医学院里读书，读得很不错，所以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常常能见到母亲，几乎是和她住在一起。她对我们都很好。帕斯卡在她的家具上爬来爬去，像只猫似的趴在她的膝头打盹儿。

        我第二次回去，是在马丁出生后为了休养身体，因为我得了极严重的贫血症，也是为了给孩子们注射疫苗。母亲筹钱让我们飞了回来。那次只有我和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待的时间比预计的要长，想多吃一点那些精致的美食，也给母亲提供一次机会，让她好好了解一下她仅有的几个外孙。她领我们去了海边，来到了离佐治亚州海岸不远处大风肆虐的沙岛上。孩子们简直玩疯了。那里有堆肥堆了一半的各种花草，还有开阔的空间可以让他们疯跑，我却开始想家了，因为那片海岸有股比柯基鱼市场的腥味。我站在海岸上，穿越难以衡量的无尽空虚，朝着阿纳托尔，朝着我留在身后的非洲种种，凝神远望。

        为这种事抱怨确实很可笑，但美国大多数地方竟然完全没有丝毫气味。我以前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最后一次回去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抵达后好几个星期，我老是会去揉眼睛，觉得视力变差了，又或许是听力不行了，但其实，离我而去的是嗅觉。甚至在杂货店里，在过道上被琳琅满目的食品包围着，置身于就算在刚果待上一辈子都见不到的如此多东西堆成的层层货架中间，空气里却毫无气息，只有模糊的、消了毒的空虚。我跟阿纳托尔说了这事，他当然老早就注意到了。“美国的空气是空白的。”我说，“甚至闻不出身边东西的味道，除非你直接把鼻子凑过去使劲嗅。”

        “也许那就是他们不了解蒙博托的原因吧。”他这么说。

        阿纳托尔获得了一笔教学实践的津贴，其他研究生说，这点数额只能算是“零头”，但这些却比随便哪一年我们俩加起来挣的都要多得多。我们再次住进了已婚学生的公寓，那是一栋胶合板公寓楼，四周松林环抱。我们年轻的邻居们唯一的话题就是这里有多么破多么差。对我和阿纳托尔而言，它却奢华得离谱。玻璃窗，每扇窗都带锁，每扇门都带两把锁。不过我们身无长物，也没什么可偷的。自来水是热的，厨房里打开龙头就有，另一个龙头就在十步之内的浴室里！

        孩子们时而思乡，时而狂躁。他们对美国的有些东西胃口越来越大，这让我警惕起来。还有些事情他们觉得没什么，这些事却更让我警惕。比如，那些白人和我会讲三门语言的孩子们（他们能自如地在法语、林加拉语和英语之间切换，每种语言都会带些口音）说话时的方式，他们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却会字正腔圆地大声说话，仿佛面前是个牙牙学语的小宝宝。这是种侮辱。阿纳托尔的学生们本质上也是如此，总是抑制不住地想要教他何为民主，何为人权——这些大二学生简直无礼透顶！晚上，阿纳托尔将这些事说给我听时，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我却愤怒地骂骂咧咧，又是扔枕头，又是大喊大叫，而他就在已婚学生公寓里那张宽大舒适的双人床上紧紧地搂着我。

        我家乡的公民把我的丈夫和孩子们都视为原始人，或怪物。到了街上，远远地，他们就会对我们怒目而视，认为我们都是祸根。混血夫妇是他们早就听说过并且痛恨的祸根，而那几个杂种孩子，就是我们有罪的绝佳展示。再走近些，他们就会直直地瞪着阿纳托尔，脸上的轻蔑让位给赤裸裸的震惊。他那武士般的脸膛和雕工精细的刻痕中蕴含的优雅，对他们来说陌生得犹如林加拉语。他们难以理解他。即便我母亲的朋友们真的在努力，他们也从来不打听阿纳托尔的背景或才能，而只是会在他离开房间后才压着嗓子问：“他的脸怎么啦？”

        阿纳托尔声称别人瞪着他并未让他不舒服，他这辈子早已习惯了做个局外人，但我受不了别人的傲慢。阿纳托尔在他的国家，对欣赏他的才华和荣誉的人而言，算是出众的美男子和卓有成就的人。整个童年时代，我一直在想，我毁了自己双胞胎妹妹的一生，让她落在我后面，蹒跚地步入光亮之中。我没法再把丈夫和儿子拽入那种生活，那样的生活只会让他们的美在黑暗中盛开又凋亡。

        于是，我们回了家，回到了这儿，步入灾难之中。阿纳托尔的护照在机场就被没收了。当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因又累又无聊而互相打斗，马丁靠在我身上哭喊他耳朵疼时，我丈夫却已在我没留意时被制伏了。他在扎伊尔是通缉犯，当时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阿纳托尔告诉我，只是要走个手续，而他也只能把我们家在金沙萨的地址出来，这样他们才知道第二天怎么把护照寄还给他。我哈哈大笑，说，（而且当着那些官员的面！）鉴于我们政府的效率，寄到家应该要等到明年了。然后，我们挤进了一辆破旧的小标致出租车里。在那车里倒是有家的感觉。我们回到了伊丽莎白的家，沉沉睡去，因时差没倒过来而一阵一阵地惊醒。我头脑里装了不下一千件事情：让孩子上学；找地方住；在金沙萨找一家可靠的银行——既不会给我们旧扎伊尔币，也不会给我们假冒的新钱——兑换母亲给的美元；还要弄到食物，否则我们准保会把伊丽莎白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想法没有一件与我丈夫有关。我们甚至都没睡在一块儿，因为伊丽莎白四处借到的只有几张小床。

        但那晚也许是我们睡在一块儿的最后机会了。天刚放亮，蓝盔就来砰砰砰地敲门。我还没完全醒过来，伊丽莎白跌跌撞撞地往门口走去，一边走一边还在一丝不苟地裹缠腰布，四个男人猛地就冲了进来，把她掀到了墙边。只有马丁是真醒了，用他那双硕大的黑眼睛瞅着那些人皮带上的枪。

        阿纳托尔很平静，但他看着我的时候，眼里却透着绝望。他提到了几个人名，让我马上去找他们，说是能帮我们安顿下来，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了一个地址，似乎得打乱顺序读。

        “孩子们……”我开口，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完这句话。

        “孩子们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眼睛。通往拯救的长木板。”

        “他们是非洲人，永远是。你知道的。”

        “贝埃内，要对自己好点。”

        他就这么走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对自己好点。活着，这项人人都要坚持下去的事业，现在残酷得难以想象。

        至少，我还知道他在哪儿，伊丽莎白说这是件幸事。我没法同意她。他们迅速地把他押往提斯维尔，距利奥波德维尔南部约有一百公里，去往那里的路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最近获得外援后刚刚重新铺设：监狱显然就有这么重要。我不得不奔走于八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打听消息。我像只顺服的狗一样带着各种半透明的纸条从一个办公室跑到另一个办公室，最后总算见到了我的主子，他的椅子往后靠着，靴子翘在办公桌上。看见一个白人女性，他吃了一惊，摸不准是该恭敬还是蔑视，于是就在这两种态度间不停切换。他告诉我，我丈夫会被拘留到提出正式指控为止，时间为六个月到一年。指控通常是叛国，也就是说反对蒙博托，最有可能的刑期应是终身监禁，不过也有其他可能性。

        “哈代营地。”我说。

        “艾贝亚营地。”他纠正了我的错误，当然啦，哈代营地被正名了。

        我很清楚千万不能因为所谓的“其他可能性”而欢欣鼓舞。哈代营地恰好也是卢蒙巴的关押地，在飞往加丹加的死亡之旅前，卢蒙巴在这牢里差点被打死。我不知道在拥有这段历史的地方，我丈夫能得到什么舒服的待遇。我们认识的其他几个人，包括阿纳托尔在中学的一个同事，也是最近在哈代监狱被关了很长时间。这种关押像是一种缓慢的处决，主要是通过让囚犯挨饿。我们的朋友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两天才给一根香蕉。大多数牢房都是单人囚室，没灯光，没管道，地板上甚至连个洞都没有，粪桶根本没法清理。

        那人告诉我，阿纳托尔遭到正式指控前，我不能去探监。之后，能不能探监就要看是什么样的指控了。我盯着端放于办公桌上的空空的蓝盔，又看了看我的这位指挥官丝毫未受保护的脑袋，真希望我的勃然大怒能让他脑壳爆裂。他对我再没有什么可说了，我便用最客气的法语谢了谢他，然后离开了。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的心里起了强烈的渴望，想砸破那人的脑袋，令他恶臭的脑浆四溅于别人的后院。

        至少他没被铐在体育场底下，伊丽莎白一个劲儿地这么说。我想，即便是我那颗破碎的心，也会承认这是份好运。

        我从未体会过此等孤独。孩子们当然很悲伤，但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已经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马上就是男子汉了，他们知道怎么用男子汉的方式去处理这种事。马丁很惶惑，需要好好安慰，可他却安慰不了我。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房子，最近有一位老师带着一家人刚搬走，去了安哥拉。房子距市中心很远，是通往内陆的公路两旁为数不多的几处居民点之一，所以我们至少还能因这里鲜花盛开的树木和可供栽种蔬菜的院子而得到安慰。但我们离伊丽莎白和克里斯蒂安却远了很多，而且她们每天都要工作很久，打扫警察局及其附属的政府仓库，所以我根本得不到日常交流这样的慰藉。即便是伊丽莎白，也不太能和我产生亲人之间脾性相投的默契，她爱我，却又觉得我难以理解、没有女人味，说不定还会惹来麻烦。如果家里有人被判了叛国罪，她可能会受牵连，失去工作。

        此前我从未注意到自己有多依赖阿纳托尔。在这儿，只有他才能为我辩白，赦我的罪。之前我从没往这方面想过。这么多年来，我竟然奢侈地忘了在这棕色与黑色的土地上，我是个白人。我是恩甘巴夫人。我是个在集市上望水果价格兴叹时让人怜悯的人。我是老招惹她们孩子的那几个捣蛋鬼的母亲。我裹着缠腰布，庇荫于阿纳托尔时，似乎融入了这里。如今，没有丈夫的我置身于这片新的邻里中间，我的皮肤便犹如赤裸的灯泡发出刺眼的光。我的邻居们唯唯诺诺，冷淡矜持。日复一日，如果我想要问个路或聊聊天气，他们就会紧张地用磕磕巴巴的英语或法语回答我。他们难道没注意到我是先用林加拉语和他们交谈的吗？他们难道没听见我每天隔着篱笆呼喊自己的儿子时，那种日常而又母性的语调和这里土生土长的卖鱼妇别无二致吗？只要一见到我的外国皮肤，他们的感官似乎就会冻结。在当地的集市上，我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就会骤停，一个安静的气泡与我如影随形。附近的每个人都知道阿纳托尔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他们满怀同情——他们也都恨透了蒙博托，希望自己能有阿纳托尔一半的勇气，但评判他时，也得考虑到他有个苍白皮肤的妻子。对于外国人，他们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一切所作所为。我不可能像阿纳托尔维护我一样去改善他在他们眼中的地位。相反，正是有了我，他才有了软肋。

        我会情不自禁地这样自忖：如果不是为了我，他现在会在哪里呢？仍在时时刻刻与灾难共舞，这是肯定的；在我遇见他之前，他就是个革命者。但也许不会被抓。他不会两次离开这个国家，就因为听了我的恳求，说母亲年事日高，牛排有多好吃；甚至极有可能都不会有护照，而他们就是那样才把他抓住的。

        可那样的话，他的孩子们又会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总是会让问题回归这里。他怎么会为这段婚姻后悔呢？毕竟这婚姻将帕斯卡、帕特里斯和马丁·路德带到了非洲大地上。从长远看，我们的结合对各自来说都充满了艰难险阻，可哪种结合不是这样呢？婚姻就是漫长的妥协与磨合，深入骨髓，浩如烟波，总会有一种规划被另一种吞没，一双车轮嘎吱响着，艰难向前。可是，对这世界来说，比起我们各自度过的人生，我们共同的生活难道不是有着更丰富的意味吗？

        当孩子们不在家，孤独让我发狂时，我总是会用上面这些问题来使自己分心。我试图用回忆来填满空间，试图回忆他第一次抱着帕斯卡时脸上的表情。我记得我们在各式各样的黑暗中、在各式各样的蚊帐下做爱；记得他的牙齿咬着我肩头的肉，很轻很轻；记得孩子睡在我们边上时，他的手放在我的唇上，让我声音小点。我记得他大腿上的肌肉，他发间的气味。最后，我不得不来到外面，望着院子里身形丰满、羽毛驳杂的母鸡们，试图决定到底杀掉哪只鸡来当晚餐。结果，我一只都没抓成，因为那样的话，我的伴又会少一个。

        抵御心痛的方式就是尽量忙碌。在满屋子的错误中，至少要把某一个小角落的事情做对——这是我从阿纳托尔那里学来的。也许也是从自己身上学来的吧，得益于我的双亲那样怪异的组合。但如今，我害怕我们已用尽了全部的可能性，却还有许多的年月需要过下去。我已联系过了他建议我去找的所有人，去提醒他们，或去寻求帮助。在几次错误的尝试之后，打乱了顺序的地址竟然指向了埃蒂安·齐塞凯狄的副部长。埃蒂安是唯一有可能帮助我们的政府部长，但他自己在蒙博托政府里的位子也岌岌可危。当然，我也写信给母亲的朋友们了。（就是“大圣国际”，蕾切尔说不定仍然这么称呼它。）我恳求他们为阿纳托尔的事发电报过来，他们全都同意了，电报会像雪片似的抵达。如果能让蒙博托觉得尴尬，那对他的判决就有机会从无期减至五年，或者更少。与此同时，母亲也正在筹钱，以用作贿金，好给他弄点吃的，以保证“五年”刑期不会到头来就相当于“无期”。等到钱凑齐后，我就跑到各个政府部门，看贿金该往哪儿塞。我又是上访又是写信，直到他们全都熟悉了我这张脸，不想再见到它为止。我已经尽己所能了，而现在我做的就是己所不能的事：等待。

        等孩子们都睡了以后，我便在台灯下给阿纳托尔写短信，简短地说一下孩子们的情况和我们的健康状况。再给艾达写长信，说说我现在真实的境遇。或许他们谁都收不到我的信，但我需要的是写信本身，我需要尽情地倾诉。我告诉艾达自己有多悲哀，我写得如戏剧般跌宕起伏。也许，让这些话闷在一大堆信件里，无法寄达最好。

        我现在挺羡慕艾达，无牵无挂，也就不用撕心裂肺。她不需要孩子往她腿上攀爬，也不需要丈夫亲吻她的额头。没有这一切，她会安然自若。而蕾切尔，却似撒盐罐一般，情绪起起落落。这就是生活。有时候，我想起我们的嫁妆箱，就不由得想笑，因为它们简直是一语成谶。当年蕾切尔疯了似的加班加点地往里塞东西，预示了她的婚姻轨迹，虽非以质见长，但在数量上胜出。露丝·梅终生免做。我刚开始做桌布时虽勉勉强强，但最终全情投入。而艾达，她在餐巾上编织了黑边，又将之随风抛走了。

        但我们最后全都将自己的灵与肉以各种方式留在了非洲，甚至艾达也是，她成了热带流行病学和新型陌生病毒方面的专家。我们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心埋进了六英尺深的非洲尘土里，我们都是这儿的共谋者。我的意思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不仅仅是我们家。所以，你现在怎么办呢？你要找到自己的方式，把心挖出来，将它抖搂干净，再次把它举到光亮处看一看。

        “要对自己好点。”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我就问他，那怎么可能呢？我在椅子上像婴儿一般来回摇晃着，渴望太多不可能的东西：正义，宽恕，赎罪。我渴望自己这副纤瘦的身子再也不要承受这儿的所有伤痛。但我也想坚持下来，去继续感受苦难之地的痛苦。我想要属于某个地方，真是该死。我想要将百年的战争从这身白皮肤上抹除，直到踪迹全无，如此，我才能像邻居们那样，裸露着肌腱和骨头，走到他们中间去。

        最重要的是，我的白皮肤渴望着，被这地球上我所知的唯一一个已原谅了它的男人抚摸、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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