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直一个人去菜园，每天如此，也就是坐在那儿想事情。让他不安的是，这儿的植物疯长，围着篱笆的园子里开满了花，像座殡仪馆，但又结不出果实。我有时候会跑到外面和他坐在一起，即使母亲不赞成我这样做，说他就想一个人待着。

        他认为是菜园里树荫太密。我对这个解释苦苦思索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一向都很想好好了解了解园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真的，树木确实侵占了我们这一小片空地。我们经常得把树枝折断、砍断，想方设法把阵地夺回来。唉，有些豆茎攀缘而上，一直爬到了高耸的大树梢头，就是想争得点阳光。

        有一次，我们正坐在那儿琢磨着南瓜，他突然问我：“利娅，你知不知道在亚特兰大召开的最近一届圣经大会上都争论了些什么？”

        他也确实没指望我会知道，所以我就等着他说。让我激动不已的仅仅是这样一个事实：他是在用柔和的、稍显亲密的语调和我说话。当然，他并没有看向我，因为和往常一样，他有许多事情要想。我们为了上帝的荣耀卖力干活，然而上帝似乎仍在等待我们努力努力再努力。这当中到底出了什么岔子，得由父亲来找寻答案。他如炬的目光投向南瓜花丛，想要找出菜园病症的根源。花会开也会闭，花谢之后，绿色的果子就会皱缩，变成棕色。无一例外。迄今为止，我们诚实的劳动换来的回报只不过是花和叶，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做晚餐。

        “是天堂的规模。”他终于开口说了。

        “什么？”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一直在琢磨父亲会怎么考虑菜园的症结所在。可他总是先我两步。

        “在圣经大会上，他们讨论了天堂的规模。有多少浪。有多长，有多宽——他们还让人用计算器把数字算了出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里是用芦苇量的，其他章节里则是用腕尺测量，没一个数字是匹配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听上去他对那些把计算器带到圣经大会上去的人很生气，而且很可能在跟圣经本身生气。我的内心极度不安。

        “是啊，我当然希望那儿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容纳所有人。”我说。这种担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忽然，我眼前出现了所有人都到了上面的情景，大多数是老人，体态也不怎么好看。我能想象出他们在里面推来搡去的模样，就像在教堂义卖会上那样。

        “那儿总是会有地方容纳义人。”他说。

        “阿门。”我舒了口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但你要知道，利娅，有时候，他并不会将我们从艰难困苦中引领出来，而是会让我们经历这一切。”

        “天上的父，引领我们吧。”我说。虽然我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新的视角。父亲已向非洲低头，把菜园弄成了一个个土堆，就像当地人那样。这当然是在向上帝表明他的谦卑和臣服，期望得到奖赏也很正当。被引领着经历艰难困苦究竟是什么意思？父亲说这话难道是想表明，不管我们因上帝之名有多辛劳，他都没有义务给我们送来豆子或西葫芦吗？难道他只是端坐上方，让我们一一经历那些艰难困苦吗？当然，我并没有资格去审视上帝的伟大设计，但说好的正义天平又是怎么回事？

        父亲没有说任何话来打消我的顾虑。他只是又摘了一朵花，举向天空，对着非洲的天光，像看X光片的医生那样审视着它，意图发现究竟是哪个隐秘的地方出了错。

        八月的第一场布道，他连篇累牍地都是在讲洗礼这个主题。后来，到家后，母亲让玛玛·塔塔巴去把汤放到炉子上热一下，但“汤”字刚出口，还没说到“炉子”的当口，玛玛·塔塔巴就从前门走出去了。她出去和父亲谈了很长时间。隔着一排没结番茄的番茄藤，她冲着父亲摇着手指。不管是因为什么，反正在她看来，他做错了，而这一次，她已经忍无可忍。我们能听到她的嗓音越来越高。

        自然，听到有人像猫叫春似的对着父亲这样尖声说话，我们都吓得半死。让我们更震惊的是，他竟然脸红耳赤地站在那儿，根本插不上话。我们四个女孩在窗前一字排开，嘴张得老大，看上去一定像极了劳伦斯·威尔克音乐秀上的列侬四姐妹。母亲把我们从窗边嘘开，命令我们赶紧去看课本。眼下不是上学的季节，甚至都不是周内，但现在她吩咐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特洛伊战争结束后，悄无声息地过了好长时间，玛玛·塔塔巴突然夺门而入，把围裙扔到了椅子上。我们都合上了书。

        “我不会待在这儿了。”她宣布，“你们派个女孩和我去班加，你们需要帮助。我会告诉你们怎么做鳗鱼。昨天他们在河里逮到了一条鳗鱼。那鱼对孩子好。”

        那是她为了拯救我们，抛下的临别赠言。

        我跟在她身后出了门，看着她腾腾腾地沿路走去，她的白色鞋底冲着我一闪一闪。然后，我去找父亲，他从围着篱笆的菜园里慢慢走出来，在不远的一棵树下背靠着树干坐了下来。他用手指把一只黄蜂似的东西小心翼翼地伸展开，那虫子还活着。它有我的手这么大，两片翅翼上各有一个黄色的“8”，很清晰，像是小学生或上帝仔细画上去的。父亲看上去仿佛刚在天堂的大街上逛了一圈回来。

        他告诉我：“一只授粉的虫子都没有。”

        “什么？”

        “菜园里没有昆虫授粉。”

        “不会吧，这儿不是有这么多虫子吗！”我心想，这话说得毫无必要，因为我们俩都注视着在他手里挣扎的怪异昆虫。

        “这是非洲虫子，利娅。这些上帝造出来的生灵，是为非洲的植物服务的。看这小东西。它怎么知道该如何去对待肯塔基妙豆呢？”

        我不知道他是否说对了。我只是隐约明白了什么是授粉。我知道这件事主要是靠勤劳的蜜蜂来做的。我心有所思地说：“我想我们应该在口袋里塞些蜜蜂带过来。”

        父亲看着我，脸色大变，这脸色让我觉得陌生，令我恐惧，因为我看不到信心。就好像此刻有一个困惑不已的陌生小孩子，正盯着父亲那副仪表堂堂的面具，几乎将他看穿。而他看着我，就像在看他刚出生的婴儿：他爱我甚深，却又害怕这世界永远也不会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

        “利娅，”他说，“蜜蜂是没法带过来的。你还不如把整个世界都带过来，可这儿哪有地方容得下呢。”

        我咽了口唾沫。“我明白。”

        我们坐在那儿，透过歪歪扭扭的棍子搭成的篱笆，望着父亲的菜园里形形色色毫无用处的花朵。此时，我心里五味杂陈：因父亲充满温柔的奇怪表情而欣喜，又因他的挫败而绝望。我们这么卖力，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只觉得困扰、恐惧。我感觉到，阳光正离我所相信的许多东西远去。

        玛土撒拉从门廊的大笼子里，用刚果语冲着我们惊声尖叫。“姆博蒂！”它叫道。我实在不明白，到底是你好，还是再见？

        “刚才玛玛·塔塔巴为什么那么生气？”我终于敢问了，用很平静的语调，“我们都看到她在那儿吼。”

        “说到一个小姑娘。”

        “是她的孩子？”

        “不是。是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去年死了。”

        我觉得脉搏突突直跳。“她怎么啦？”

        他没有看我，只是望着远处。“她被一条鳄鱼咬死了。从此以后，他们就不让孩子下水了。哪怕是去用羔羊的血受洗也不行。”

        “哦。”我说。

        我自己的洗礼，以及至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每一场洗礼，都是在浸信会教堂里的大浴缸或小泳池之类的地方施行的。最多就是在楼梯上滑倒，摔一跤。我希望天堂里有地方容纳那个可怜的小女孩，不管她到那儿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没法理解的是，”他说，“为什么要过六个月才告诉我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怒火又烧回父亲那张满布忧思的陌生脸孔。我高兴起来。

        “叩叩叩！”玛土撒拉叫道。

        “又来了！”父亲说道，不耐烦起来。

        “快醒醒，福尔斯修士！”

        “滚开！”父亲吼道。

        我不敢呼吸。

        他猛地跳起来，大步走向门廊，打开玛土撒拉的笼门。玛土撒拉缩肩拱背地从笼门口往边上退去。鼓凸的双眼一上一下地翻动着，想弄明白这个妖怪般的大块头白人要干什么。

        “你可以走了。”父亲说罢，开着笼门等着。但那鸟儿并没飞走。于是，他伸手进去，把玛土撒拉抓了出来。

        在父亲手里，玛土撒拉不过是只披着羽毛的玩具。当他把那只鸟朝树冠顶上扔过去时，它起先并没有飞，而只是像一只拖着红尾巴的羽毛球般越过那片空地。我心想父亲刚才那样抓它，肯定几乎把这只土生土长的可怜生灵捏晕，它会掉到地上的。

        可是它没有。映着晃眼的光亮，玛土撒拉张开了翅膀，扑打着，好似欢庆自由一般，飞向了肯塔基豆蔓的顶端和丛林最高的树枝。一旦我们离去，那片丛林定将夺回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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