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小说，即便什么也没有发生，人物不曾行动，只是站在原地，依然显现出巨大的张力。这是由于特殊的人物关系所形成的图形，本身蕴藏着无穷的能量。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的正是这类小说的范例。

        在里，一位老人和他已经过了嫁人年纪的女儿薇拉住在一起，有个叫西德尼的男人隔三岔五会来看望他们。西德尼其貌不扬，独居，在一家俱乐部工作。他总是来帮父女俩解决一些日常生活里的问题，比如修剪院子里的花草或是给地板刷油漆。他和薇拉的关系看起来有点奇怪，似乎彼此爱慕，但又客客气气，虽然父亲十分鼓励他们结合，但他们仍旧在拖延，我们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隔在他们中间。随着小说的推进，真相一点点显现，两人相识于多年前的一桩凶杀案，死者是薇拉因病生活无法自理的妹妹，警察一度怀疑是薇拉因不堪忍受照料的辛苦而将其杀害，薇拉则声称案发时自己正在看电影，于是薇拉的律师登报寻找在电影院见过她的人。与薇拉素未谋面的西德尼出现在警察局，并为其做伪证，说他和薇拉正在约会，当时一起去看了电影。薇拉因此洗脱嫌疑，重获自由。

        这个小说源自一种奇怪的关系的缔结。西德尼仅仅是从报纸上看到薇拉的新闻，就决定去录假的证词，像一个英雄只身前往去救他的美人那样。为什么呢？因为西德尼拿起报纸的那一刻，凭借一张像素很低的照片就认出了薇拉是他的同类，她身上散发着他熟悉的孤独和绝望的气味。那种绝望来自对生活的放弃，因此她杀死了照顾多年的妹妹，在决定去做伪证的时候，西德尼就已经洞悉了这一切。他们的认识正是建立在西德尼试图掩饰薇拉的罪恶之上，也就是说，这段关系建立在一种原罪之上——当他们面对彼此的时候，无时无刻不被提醒着他们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可以说，他们都是对方永远不想再见到的人。薇拉应该感谢西德尼吗？当然。但是西德尼的慷慨相助似乎也经不起深究：一个孤独的人帮助了另一个孤独的人，并决定与之“同流合污”，这是否也是一种自救呢？是另一个对生活放弃了的人，所能抓住的全部的生活的意义？

        薇拉洗脱了罪名，生活又继续，但是西德尼必须和她维持一种男女朋友的关系，因为薇拉的父亲还在，在法庭上，从西德尼承认自己是薇拉男友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戏就必须继续演下去。薇拉的父亲是观众，也是这段虚假爱情的监督者。因为这个父亲的存在，薇拉和西德尼被牢牢地绑在一起。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它又异常脆弱。因为老人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那个时候，三角形的一边就被撤掉了，另外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崩塌。

        这个小说在现在的时空里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作者通过三人平淡的日常生活，以及掩藏于其下的各自的心理活动，去展示过去的梦魇，也就是那桩杀人案给现在生活投下的阴影。同样的故事，剪裁的方式不同，它们所表达的主题就会不同。比如，故事的重点也可以落在薇拉、妹妹以及她们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上，在那个故事里，最重要的情节是薇拉杀死了妹妹，小说的主题更偏向于在亲情和自由之间所做的选择。它显得有些俗套，而且由于情节过于强烈，会给读者带来一种很虚假的感觉。不过特雷弗最终选择现在的剪裁方式，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种剪裁可以表达他所想要表达的主题：人如何与自己的罪相处，如何在内心剧烈的折磨之下生活。西德尼这个陌生人的闯入，看似是拯救，事实上它不过是一场对薇拉的缓刑。在小说的结尾，特雷弗借人物的心理描写，揭示了这段关系的危险与脆弱：

        “但是薇拉也知道，如果有一天父亲不在了，他们两个人都会令对方感到害怕。”

        薇拉和西德尼为什么会害怕彼此呢？因为仰赖于这个蒙在鼓里的父亲，他们可以扮演他们需要扮演的角色，在这种扮演里，他们获得了善良的庇佑。一旦父亲不在了，他们的面具就被摘去了，不得不以真面目面对彼此，如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恶将会涌出来。

        一段关系里的脆弱和不稳定性是非常迷人的。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人需要它。而它的脆弱是因为每个人的人性都在变化和移动，一个人往这边移一点，关系可能更稳定，往那边移一点，关系则可能崩塌，所以在这些关系里能够看到人物内心的摇摆和不确定。在我们的社会里，奇怪的人物关系由于不符合规范，必然会承受更多压力，付出更大的代价。可是为什么人们依然会缔结这些奇怪的关系呢？因为人有过剩的欲望，有被社会规范压抑的诉求。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社会规范要求我们注重礼数，与人保持舒适的距离，主流价值要求我们注重自我形象，维护健康，通过持续的学习不断进步。这些当然都很正确，但是它也像一条机器流水线，剥夺了很多的自由。而文学并不承担让人归顺于社会规范的教化功能，相反，它时刻都在彰显人性的自由。因此，一个总是符合社会规范、永远不会越界的主人公是乏味的。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特殊的人物关系，因为它为我们展示的是那些漫溢出社会规范的欲望和诉求。

        现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从别的角度进入的故事。假设我们摆脱了前面所说的围绕姐妹二人和父亲展开的家庭内部的悲剧，那么最容易想到的一种构思是，男人在报纸上看到新闻，救下了涉嫌犯罪的女孩，但是有人发现了这段关系的隐情，揭穿了真相，最终两人掩盖的罪行公之于世。在这种构思里，导致两人关系瓦解的，是更强劲的外力，人物的主动性会减少，那些幽微复杂的皱褶可能无法得以展现。特雷弗倾向于相信，人是会自省和忏悔的，他用深刻的洞察告诉我们，在两人决定结盟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隔膜已经存在，这种隔膜来自身上未能消泯的善良。所以不需要一个外力让他们惊醒，因为他们根本不可能真正安宁度日。

        不过被外力破坏以致真相暴露的情节，显然具有更高的戏剧性。事实上，东野圭吾的所讲的正是这样的故事。小说里的主人公石神和中的西德尼有些相似，同样怀着对一个女人的爱和同情，决定挺身而出，帮她掩盖杀人的罪行。但是石神比西德尼走得更远、更决绝。他甚至不惜杀死另一个无辜的人，来混淆犯罪时间，帮助女主人公靖子脱罪。的读者很难不为石神的献身而动容。他唯一的愿望是靖子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所以当靖子因为良心的折磨而供认了自己的罪行，致使石神所做的一切全都白费，石神在狱中所发出的哀号，令人心碎。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鲜明的、令人难忘的人物。但是仔细想一下，我们会发现石神的性格几近恒定，就像一台预先设置好了指令的机器，那道指令就是不计一切代价地去爱靖子。虽然当另外一个男人向她示爱的时候，石神难得地显露出嫉妒、占有欲这些人性里固有的弱点，但是这一切都还是因为那份爱。他不具有其他情感，有的只是对这份爱的种种反应。这导致他虽然表现得能力出众，步步为营，但在人性的层面上依然非常被动。他杀了一个人，将自己推向了罪恶的一边，这件事却并没有作用于他的心灵，对他产生丝毫的改变。小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伏笔，让石神注意到那些住在大桥下的流浪汉，他们就像蝼蚁，可以被轻易地从世界上抹去，根本不会有人在意。于是石神杀了他们当中的一个，而不是别的人，这当然是出于计划的需要。但是在小说里，那个无辜的人也的确显得微不足道，他的死亡的唯一意义，是使石神犯了罪。石神的生死才是我们所牵挂的事。在这里，我们似乎默许了一种价值序列：流浪汉的生命较石神的生命而言，是低等的、次要的。我们几乎等于承认，流浪汉的生活，比起为伟大爱情献身的男主人公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当然，法律最终伸张了正义，但是很多读者依然站在石神一边，甚至会去责怪靖子自首，破坏了石神的奉献计划。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和正义相悖的情感呢？因为石神的恶是被刻意忽略的，而善则被放大，被肯定和赞颂。这部小说里并没有真正的善恶较量，也没有反省、纠正和忏悔。当然，这些从来不是必须，也不是的主旨。毫无疑问，是非常出色的推理小说，它和的类型、主题、体裁都不相同，二者很难比较。不过或许可以带来一种启示：在大众小说里，人物往往会更加绝对和彻底，他们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是相对单一和纯粹的。很多时候，这正是其力量所在，也是我们动容的缘由。因为个体的稳定性，在大众小说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稳定。在里，石神和靖子之间的关系一旦建立，就牢不可破，是整个小说的基石。

        如果我们观察小说里那些复杂、不稳定的人物关系，会发现他们经常在扮演着某种并非自己的角色。比如里，西德尼和薇拉必须在老人面前扮演一对恋人，这对恋人没有做过伪证，没有杀过人，仅仅因为彼此喜欢而在一起。他们乐于待在扮演里，因为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比自己的真实形象要美好。这个“扮演”与真实之间的落差，正是张力所在。在很多关系里，我们不能做自己，而是要去扮演某种人格，这个人格与真实人格之间有巨大的差异。它也会带来潜在的不稳定性——我们是否能够永远扮演下去呢？

        在乔纳森·弗兰岑的《自由》里，作者一开始就向我们展示了女主人公帕蒂的生活。她是一个对家庭倾注全部热情的主妇：深爱丈夫，关心子女，对社区和邻居慷慨友善。但是孩子们违背了她的期望，而丈夫的朋友、她大学时曾爱过的男人再度出现，使这个看起来坚固无比的家彻底瓦解——帕蒂不管不顾地跟着那个充满艺术家气质的男人走了。当然，这是一次注定会失败的逃离，因为那个男人只是一种理想生活的化身，一旦靠近就会破碎。最终帕蒂回归了家庭，结尾的大团圆虽然甜蜜得使人无法消受，但它的确符合弗兰岑想要表达的主旨。弗兰岑用一个家庭为缩影，探讨了何谓自由、自由和现代人的关系。自由对人来说，是否一定是好的，自由越多，是否幸福就越多，还是只会导致迷惘和堕落？家庭剥夺了帕蒂的自由，所以她从中逃离。但是事实上，家庭对她所构成的巨大约束，并非来自其他家庭成员对她的限制，而是由于她在努力扮演一个理想的主妇。其实她的自我和所要扮演的人格之间有很大的落差。她不是被别人，而是被她自己搭建起来的形象给困住了。

        这不正是现代社会的最大讽刺吗？现代社会所强调的进取心和好胜的性格，以及所给予我们的承诺：一旦我们扮演好某种角色，就会获得幸福，这些驱使着我们，甚至胁迫着我们，使我们投身于我们要扮演的角色。善解人意的妻子，殚精竭虑的母亲，为家庭而战的父亲，承担着父辈希望的儿子。现代社会的恐怖之处，正在于我们无法自行定义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是主流价值用量杯量出来、用小勺每日服食的一剂解药。因而我们没办法在任何关系里，舒展自我，张扬本性。从这一点上说，我觉得文学在当代社会的功能，具有某种荒蛮的天真。它一边探寻着新的文明，一边也在反对所有已经建立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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