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多尔衮当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摄政王之时，中国的政局，已经是风云突变。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大明、大顺、大清，三大集团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于爱新觉罗·多尔衮来说，江山和美人之间他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大明王朝发生的变化。

        我们知道，大明王朝建立于1368年，大明的建立者是亲身参加了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朱元璋。

        朱元璋本人出身很贫苦，自幼失去父母、哥姐的他要过饭，出过家当过和尚，结果到了庙里，人家把他轰出来：“你到我这儿讨饭吃？我还没饭吃呢。行啦，我给你个度牒，自己化缘去吧。”看出来了吧，正是因为朱元璋本人出身穷苦，故而当了皇帝以后的朱元璋，实行了很多很多的措施，来维护农民利益。

        我们客观地说，朱元璋这个人，真的在维护农民的利益上做得非常好。虽然说他看书不多，但是他的很多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这个国家，维护这个江山，能够让这个江山维持得长久一点儿的。比如说，不管你是谁家，只要家有五亩地，你必须种半亩棉花！比如说谁开垦土地都归自己，等等。

        但非常遗憾的是，朱元璋的子孙不孝，传到后来，这个大明朝在政治上就越来越腐败，越来越黑暗，大明王朝就迅速地腐化堕落下去了。

        大明王朝出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一方面就是昏君屡出，大权旁落。

        明朝的皇帝可以说从明武宗开始，屡屡出现昏君，一个接着一个——咱谁也甭说谁。明武宗于1505年继位，1506年改元正德，到1521年去世。他当这十几年皇帝，一说正德皇帝，相信很多人的脑子里马上就会条件反射般地出现以下几个词汇：李凤姐，豹房……

        咱们都知道，当了皇帝以后的明武宗，长期不上朝，天天总想着从紫禁城出西门，然后奔北海，然后到西苑，从西苑过东厂胡同——东厂胡同有太监，太监有特务机构叫东厂，东厂他们那些太监就住东厂胡同——再往前走就到了豹房胡同。

        这个豹房就是明武宗日思夜想、长期淫乱的那个豹房胡同。那个时候，豹房胡同确实养了些个什么虎啊，豹啊，供皇上看着玩儿的，皇上也看一些豺狼虎豹，在他跟前表演表演，就跟咱们动物园似的，但是没有那么多动物。

        除了豹房胡同啊，咱们北京还有一个叫作“豹房”的村庄。这个叫作“豹房”的村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地区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附近。明朝的时候，这个叫作“豹房”的村庄真是养豹子的地方。那个时候，整个北苑地区全都是森林，森林里面真的有很多的豹子。

        明武宗在豹房胡同每天招妓，应酬，荒淫无度，其结果，荒淫了一辈子，一辈子没有孩子，绝后了。所以等到了继位的明世宗，明世宗的年号叫嘉靖。清朝有个皇帝的年号叫嘉庆，可别弄混。

        嘉靖皇帝于1522年继位，到1566年去世，前后当了45年的皇帝，但是这个人终日沉迷于想多活几年，一心一意想长寿，每天都在想我如何长生不老，每天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放着国事不干，每天亲自指挥炼丹工程。管他这个药方是什么呢，你哪怕配出来一硫二硝三木炭——火药——他也敢吃了。其结果呢？也没长寿成，最后活了59岁，由于服用丹药过度，中了毒了，最后死了。

        中国历史上服用丹药过度死的，那嘉靖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中国历史上，服用丹药过度死的人多了去了。人所共知的著名的清正廉明之君唐太宗就是吃丹药过度死的，比嘉靖帝死得要早上九百来年。

        由于明世宗有长达20年的时间不上朝，那么朝廷的大权肯定就要旁落。朝廷的大权就落到了当时的大奸臣严嵩父子手里，严嵩父子每天控制朝政，鱼肉百姓。

        说起严嵩呢，我就想起来书法界流传着的一句话，“文如其人”。说这个人人品好，字写得就好，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不见得对。你看严嵩这个人挺坏吧，他的字写得很好。我们到北京一说吃酱菜，肯定第一选择“六必居”，这个“六必居”3个字就是严嵩写的字，写得非常好看。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不见得对。

        接下来后面继位的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当了48年皇帝，是整个大明朝当皇帝最长的一位，也是整个大明朝罢朝时间最长的一位。他在48年的时间里面，有24年就一天都没上过朝。在这24年里，明神宗万历皇帝拒绝上朝，哪位大臣都见不到他。他只见太监，你有什么事，都得通过太监跟明神宗万历皇帝去说话，这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

        正是在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的第十年，努尔哈赤便以十三副铠甲起兵。他在位的倒数第四年，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我们可以说，明朝灭亡，毁就毁在明神宗万历皇帝手里。要是没这个明神宗万历皇帝，清朝那是万万不可能壮大的，应该说，明朝灭亡也好，清朝崛起也好，这个明神宗万历皇帝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二方面就是宦官专权，特务统治。

        说起来呢，这宦官与太监本来是两个不太完全相同的概念。

        宦官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君主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则全为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又称寺人、阉（奄）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

        宦官称“太监”，是隋唐以后的事。太监本为官名，唐高宗时，改殿中省为中御府，以宦官充任太监，少监，只要是地位较高的内监就被称为“太监”。后宦官亦通称为太监。巡、元官署以其为主官者不少，隋、唐有大监，“大”或作“太”，亦与宦者无关。明内廷有十二监，主官均称太监，由阉人担任，主官以下宦官，无太监之名。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查臣民等大权。清代相沿，太监成为所有宦官的专称，设总管太监等为首领，隶属于内务府，宦官与太监遂为同义词。

        中国古代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朝代有三个，一个是东汉，一个是唐朝，第三个就是明朝。其实呢，我们说朱元璋建立这个明朝的时候，他对于宦官是深恶痛绝的，他定都以后，在南京紫禁城里，城门口那儿立了一个牌子，大牌子，牌子上写几个字，“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内臣指宦官，内臣不得干预朝政，如果干预的，斩首。朱元璋非常清楚，宦官专权会给他的政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正是因为如此，他还规定，所有的宦官一律不得识字，认识字的人不能当宦官。在宫里面，宦官只负责打扫打扫屋子等琐碎事情，别的任何都不可以干。

        但是朱元璋的这个想法和这些做法，到了他的儿子明成祖永乐皇帝在位时期，就给完全推翻了。

        永乐皇帝为什么要推翻他父亲下达的这个圣旨呢？原因很简单，永乐皇帝，他这个政权是从他的侄儿那儿夺来的。明朝初年，有个靖难之役。在靖难之役中，可亏了宦官们的出生入死，燕王朱棣才能够最终打败了他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自己继位称帝，并改年号为永乐。

        正是因为如此，永乐皇帝继位不久，很快就废掉了朱元璋的这个“内臣不得干预朝政，预者斩”的决定，而大胆地启用宦官担任重要的职务。在永乐皇帝手下，最有名的宦官，那就是享誉全世界的郑和。

        郑和在1405年开始第一次下西洋，到1433年最后一次，前后七下西洋，这郑和就是明成祖永乐皇帝最为欣赏、最为信任的宦官。

        明成祖去世以后，到了明宣宗宣德年间，出了很多好玩儿的东西，比如说宣德炉啊，用的原材料，就有来自非洲的含有铁矿砂成分那种土炼出来的，所以这个宣德炉质量是特别好。

        明宣宗宣德年间，又进一步废除了宦官不得识字这个制度。就是说宣德年间，宦官开始识字。此时的宦官，与中央中枢机构的距离就越来越近。

        早在宣德年间之前，明成祖永乐皇帝的时候，还建立过一个特务机构，叫东厂。在这之前的明太祖洪武年间，就建立过一个特务机构叫锦衣卫。在此后，中国的特务机构是越来越多。到了明英宗时期，明英宗幼年即位，太监王振利用他与明英宗是从小一块儿玩儿大的好伙伴这么一个机会开始专权。也就是从王振开始，中国的明朝的宦官专权局面开始形成。此后，宦官就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机构，被称为24衙门，包括12监、四司、八局、共约10万人之多。其中24衙门当中最重要的衙门便是司礼监，司礼监下，有掌管皇帝大印的掌印太监，还有掌管皇帝纸墨笔砚的秉笔太监。大臣们的奏折，皇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都得由太监去替皇帝写御批，皇上都懒到了连自己的章也不盖，字也不签，由太监直接来写皇上要说的话。

        到了明献宗成化年间，献宗皇帝又设置一个特务机构，叫作西厂。到此为止，中国就有了三支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在这三支特务机构中，两支都是由太监直接领导，就是东厂和西厂。东厂、西厂与锦衣卫合称厂卫。我们前面所说的东厂胡同就是专门住东厂的特务的。这些特务的身份，都是太监。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这个明武宗正德皇帝咱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他自己不理朝政，所有的朝政都由宦官刘瑾把持。那刘瑾牛，所有朝臣的奏章、国家的大事小事、杀人不杀人、谁得生谁得死，都归他一个人负责。所有的文件都得从他这儿批完了，最后实在拿不定主意的，每天有极少数的几篇奏章交由皇帝审阅，其他的，刘瑾自己都能办，当时的人们都称明武宗为坐皇帝，而称刘瑾为立皇帝。

        刘瑾厉害吧？如果你要是不听他的，那就了不得了，指不定你哪天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死掉了——用现在的话讲，“被死亡”呗。

        话说到这里，有的人就会觉得，中国的宦官专权的局面怎么屡教不改呢？其实，这也是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一个弊端。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是家天下。皇帝死了，或者是父死子继也好，或者兄终弟及也罢，所有的当皇帝的人，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反间计之所以能够成功，其最主要原因就在于皇帝对大臣们的不信任，皇帝怕你掌握了军政大权以后推翻他的统治，故而皇帝怕所有的大臣，不管你是文臣也好，武将也好，你武将你有军队你可以推翻他，文臣你有智慧你也可以推翻他。也就是说，皇帝内心中担心所有的大臣会在他不知道的某个时间内推翻他。这也就成为历代中国王朝的所有皇帝内心中永远的痛。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远的，比如说汉高祖刘邦设计除掉韩信；近的，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而在所有的人中间，皇帝最不担心的是什么人呢？皇帝最不担心的，就是宦官。在皇帝看来，宦官也没有后代，他就这一辈子，他肯定不会推翻皇帝，所以皇帝把权力交给宦官是最放心的，因为宦官什么也没有。所以，宦官专权说到底还是家天下带来的一个恶果。

        既然皇帝宠信宦官，那宦官的家里，就一定会越来越富裕。这里我们为朋友们介绍两个富裕的宦官。第一个就是前面讲过的王振。王振家里有多少钱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家有储存金银的金银库60个——这个仓库盛金子，那个仓库装银子——他家一共有60个大仓库，装满了金银财宝，不知道他们有多少钱。第二个就是前面讲过的刘瑾，刘瑾家有多少钱，这咱可是知道的，刘瑾家有黄金24万锭还零57800两，这是金子；还有银元宝500万锭还零一百五十八万余两。

        当然，这跟大清王朝的大贪官和珅可没法比，他们要跟和珅比，那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是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大明王朝出现问题的第三方面就是拉帮结派，党争误国。

        其实，早在东汉，中国就有党锢之祸！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党争，是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的。

        我们知道，明神宗万历皇帝曾经有过连续24年不上朝的历史。那么，很自然的，明神宗万历皇帝属下的大臣们就会拉帮结派，这就出现了党派林立的现象。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一直到明朝灭亡，党争就一直伴随着明王朝，魔咒一般，挥之不去。一直到南明灭亡了，南明的党争才结束。

        仅在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党派就有以下六个：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诗教、周永春为首的“齐党”；以国子监祭酒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以左谕德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以东林书院作为聚点，要求朝廷改革的“东林党”。

        前五个党派在当权期间，结党营私，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清廉正直的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纷纷占据要津，成了“当关虎豹”。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不以国事为重，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如史书所说，“以立储（皇太子）为主脑，三案为余波，察典特报复之具”。这是说，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中激烈争斗。

        明末党争始于所谓“争国本”。“国本”，指皇帝的继承人。国本之争，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

        前面我们说过，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皇长子朱常洛（后来的光宗）是妃子王氏生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朱常洛5岁时，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按照封建礼制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但是神宗宠爱郑氏，不仅封她为贵妃（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但他们怕触犯皇帝，有时态度暧昧。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纷纷上书，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长是名正言顺，神宗不好公然违反“祖制”，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神宗下诏将长子朱常洛和另外两个儿子朱常洵、朱常浩同时封王，而不明确皇位继承人，以便朱常洵仍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包括顾宪成、顾允成兄弟在内的许多廷臣，上奏阻止这一诏令的颁发。神宗迫于公议，于二月间收回了三王并封之命。

        当时不仅许多朝臣，就连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也坚持立长，因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神宗只得册立年届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神宗同时封朱常洵为福王，但又不让他到封地洛阳去，后来还以授给福王的土地不足四万顷为借口，继续将福王留在宫中。当时东林党人叶向高为内阁大学士，上疏坚决反对，他认为这样做不合“祖制”，同时指出，封王要地过多，只能强夺民地，而过去世宗朝景王要求庄田过多，“几至激变”，引起人民反抗，希望万历帝记住这一“前事之鉴”。在叶向高等人一再敦促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三月，万历帝让福王赴洛阳，授给他的庄田也削减了一半。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福王朱常洵到封地之后，郑氏集团仍谋夺取皇位继承权，一再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因而发生了明末著名的宫廷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檐下才被抓住，神宗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也不提出深究。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是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内监，“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

        这两个内监恰恰是郑贵妃宫内的。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的神宗一看案情牵连到自己的宠妃，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他拉着太子朱常洛，向百官说什么“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说福王已赴封地，太子之位已定，“今又何疑”。神宗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内监在内廷打死，就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而王之寀却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竟将他削职为民。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八月间光宗得病，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光宗服后病势加重。鸿胪寺丞李可灼自称有“仙方”，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在九月初一日突然“驾崩”，于是廷臣大哗。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更激起了朝臣的责难。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素为郑氏腹心”，直斥“郑贵妃包藏祸心”，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必加曲庇”？还联系前事，声称“往者张差谋逆，实系郑国泰主谋”。由于郑氏集团和方从哲的阻挠，此案未予追究，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朝廷才判处李可灼遣戍，崔文升贬谪到南京。

        移宫案的经过是这样的：光宗刚刚继位时，郑贵妃为了控制他，将自己宮中的李选侍——这里，我们要注意，按照明朝的规矩，选侍是没有封号的宫嫔——送给了光宗。还别说，这个李选侍，居然很得光宗的宠爱。

        当9月26日早晨光宗皇帝的死讯传出后，杨涟、礼部尚书刘一燝（1567年～1635年）和其他大臣去到乾清宫，要求见16岁的皇长子，也就是当时的太子朱由校。起初，他们的要求遭到同情李选侍的太监的拒绝。以杨涟为首的大臣们强行入宫，并查问太子朱由校的下落。一个曾经在别的事情上与东林党人合作过的太监，这时护送太子朱由校出来见他们。太子朱由校被太监带到了文华殿，群臣在那里正式叩见他们的下一个皇帝。

        宫廷里的政治斗争是邪恶的。企图挟制太子朱由校以弄权的李选侍拒绝离开乾清宫。虽然朱由校已经脱离了她的控制，但她宣称，皇帝在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上都需要她的帮助和指点。与此同时，李选侍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但杨涟、左光斗和其他东林领袖不打算把太子朱由校交给一个他们根本不能信任的人，因为他们刚失去一个与他们志同道合的皇帝，为此他们曾等待了二十多年。左光斗指出，一个未婚男子和一个既不是他母亲又不是他父亲的法定妻子的女人住在一起是非礼的，他实际上是指责李选侍图谋篡位，像唐朝的武后那样。惠世扬更大胆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她勾结。这样的指责引起李选侍及其支持者的愤恨，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京戏里有一出戏叫《二进宫》，就是反映这件事的，不过把时代改变了，把孙子的事情改成了祖父的事情。

        在这场争议中，郑贵妃、李选侍、方从哲不仅理亏，而且他们当时还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所以东林党人终于占了上风。9月30日，李选侍移出了乾清宫，移居到紫禁城内的另一个住处。朱由校在东林党人支持下，摆脱了郑贵妃、李选侍的挟制，于九月初六日即位，是为熹宗，改第二年的年号为天启。东林势力虽然赢得了一个重要胜利，但权力斗争并未缓和。实际上这桩移宫案只不过刚刚开始。

        三大案都很简单，但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都有宦官专权和党争的影子。

        第一阶段的党争，主要是围绕谁来当下一任的皇帝这事展开；第二阶段，所有的党派都面临着比较正义的东林党人的反击，这些党派他们发现，大事不好，咱们分兵作战肯定是都得败退，所以这些党人在第三阶段都联合起来，站到了一个太监的旗帜之下——这个太监的名字，叫作魏忠贤。

        魏忠贤（1568年～1627年），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进忠，后认魏朝作为“干父”而改名换姓。北直隶肃宁（今属河北省滦南）人。其父母为街头杂耍艺人或小手工业者。魏忠贤结过婚，妻子姓冯，有个女儿，因赌博输了，嫁于杨家。魏忠贤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准。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后来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魏忠贤愤而净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渐富裕了起来。再后来，魏忠贤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信用。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我们前面所讲的“三案”本身对魏忠贤的命运不会产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魏忠贤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乳母客氏和宦官魏忠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魏忠贤的一大机遇。天启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

        明熹宗乳母客氏是北直隶定兴（今属河北省）人，嫁侯二为妻，但18岁便入宫。明朝习俗，宦官与宫中女性，主要是宫女，也包括像客氏这样的妇女，暗中或公开结为名义上的夫妻。两宦官争一宫女之事，亦不乏其例。客氏原与魏朝相好，见到魏忠贤，便移情于他。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朝与魏忠贤争客氏，意义不止于争一女，而是争宠于熹宗，自然更为激烈，甚至夜间于宫中喧闹。熹宗也竟然过问起此事，他问客氏看中了谁，由他做主安排。客氏选择了魏忠贤。魏忠贤与客氏合谋，降旨将魏朝打发回凤阳，派人在途中将他杀死。

        谋杀了魏朝后，魏忠贤又把比他地位更高的王安定位为下一个谋害的目标。王安不同于魏朝，是顾命太监，在移宫案中与外朝大臣合作，有相当的威望。当时御史方震孺上疏，请逐客氏和魏忠贤。王安也感觉到魏忠贤的威胁，奏明熹宗，欲加惩处。但真要处治时，他又手软了，只是令他改过自新。客氏出宫，魏忠贤一时无所作为。谁知熹宗比他更离不开客氏，若失魂魄，不食者数日。不久，又把她召回宫中。魏忠贤和客氏在外朝官僚中寻找伙伴，找到魏的同乡、给事中霍维华，指使他弹劾王安。客、魏包围熹宗，降旨将王安降为南海子净军，又派人把他杀害。

        王安死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司礼监在明朝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居于首位，而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答臣下奏章，向外朝传达皇帝的旨意，既掌握机密，又便于假借皇帝名义干政弄权，更处于重要的地位。正是因为如此，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就打破了常规，因为魏忠贤不识字，原没有资格入司礼监的。

        熹宗皇后张氏，“性严正”，多次向熹宗谈起客氏、魏忠贤的过失。皇后主持后宫事务，有权直接处置客氏。她没有这样做，或因投鼠忌器，或希望熹宗决断。一次，张后看书，熹宗问她在看什么书，她答曰：“赵高传。”张后用意很明确，熹宗默然。

        客、魏二人知道了，又恨又怕，扬言张氏非国丈张国纪女，而是盗犯所出，借以治张家罪。另一太监王体乾说，熹宗重夫妇兄弟情谊，“脱有变，我辈无类矣”。这才保全了张后家族。尽管如此，张皇后还是深受伤害。在她有身孕时，客氏和魏忠贤派亲信服侍，致使其流产。另外一些得罪客、魏的妃嫔，连性命也难保。明光宗选侍赵氏为二人所恶，被迫自尽。熹宗裕妃张氏为客氏所妒，以有孕之身被禁闭，绝饮食而死。冯贵人劝熹宗罢内操，被责为诽谤，赐死。李成妃解救，被革封禁。

        而在此时，已经经历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的东林党人，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奏事。在熹宗的眼里，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为之。”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为了一网打尽东林党人，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朝廷的名义，把东林党人姓名榜示全国，凡三百零九人。榜中除了东林党人，还有东林党的同情者和虽非东林党但也反对阉党的正直的官吏。凡是榜上有名的，生者削职为民，死者追夺官爵。同年，在阉党操纵下，朝廷下诏毁全国书院，北京的首善书院和无锡的东林书院首当其冲，东林党人连讲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了。魏忠贤更用翻历史旧案的办法，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令人将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歪曲事实经过，编述成书，定名为“三朝要典”，并以皇帝圣谕的方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污蔑东林党人借三案“邀功”和“快私愤”。六月间，要典编成，颁布全国，又成了迫害东林党人的另一工具。

        天启五年（1625年）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衰。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6人，交结近侍19人，交结近侍次等11人，逆孽军犯35人，谄附拥戴军犯15人，交结近侍又次等128人，祠颂44人，共计258人，如果加上“漏网”57人，那么共计315人。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崇祯皇帝上台后，立即除了魏忠贤，然后平定了阉党集团，东林党人似乎是大获全胜。但是崇祯皇帝没有吸取教训，他杀掉了这批宦官，他没有杜绝宦官专权的局面，而是继续宠信他身边的宦官，最终导致了大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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