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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一致好合作

        还是在1644年5月9日(阴历四月初四)这一天,李自成攻占了北京的消息刚刚传到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刚刚传到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耳朵里。爱新觉罗·多尔衮闻听之后,马上把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请来商议对策。范文程分析了大顺政权必然会失败的三大因素:

        “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缙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

        他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大顺军队虽然号称拥有百万之众,似乎可以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了。但是我认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必然会灭亡,导致他们灭亡的原因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迫使明朝的崇祯皇帝自杀身亡,导致老天爷发怒;第二,刑讯拷打明朝的官员,强行掠劫官员家的财产,导致官员和知识分子愤怒;第三,抢劫普通人家的财产,奸淫人家的妇女,放火烧毁人家的房子,导致老百姓愤恨。有了以上三个导致失败的原因,再加上骄兵必败,我们可一次战斗就将其攻破。

        据此,范文程主张火速入关,直取北京。范文程还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范文程提出了两项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止嗜杀,安百姓。”

        范文程说:“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

        范文程的意思是说,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尤其要注意安抚百姓和明朝宗室。

        这个时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很愉快地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立即决定:利用忠于明朝的官吏、缙绅、儒士、百姓对农民军的不满,兴师入关,逐鹿中原。为了改变八旗兵惯于抄掠的军风,爱新觉罗·多尔衮给每个士兵发了两个月的粮饷。与此同时,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听了范文程这一席话后决定立刻起程。下令“勿杀无辜,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于5月14日(阴历四月初九)领大将军印,带领爱新觉罗·多铎、爱新觉罗·阿济格等一批猛将,统率八旗满洲、蒙古、汉军等共约14万大军,奔向山海关,参加逐鹿中原的战斗!

        与此同时,范文程到军营起草晓谕明朝吏民文告,写上他的姓名并注明他的官阶。文告把清军进入关内夺取全国政权说成是“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为闯贼”,意思是说,我们的军队是为你们的皇帝报仇的,不是来杀你们的百姓的。现在我们要诛灭的,只有闯贼!范文程一再表明“师行以律,必不害汝”,要他们见清军时能安下心来并给予支持,共同对付农民军。下面就是要吏民归附的话:“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

        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下一步将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呢?

        1644年5月11日(阴历四月初六),李自成知道了他的使节被处死的消息。14日(阴历四月初九),李自成又看到了吴三桂写给他的父亲吴襄的信。此时此刻的李自成,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非常震怒的李自成责备刘宗敏误事误国,李自成甚至亲自将吴襄释放出狱,并设宴招待,以示笼络。

        但一切都太晚了。李自成也知道,只有自己领兵讨伐吴三桂这一条路了!

        5月18日(阴历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马步兵10万,带领刘宗敏、李过等一班大将,亲领精兵7000人,出正阳门,向山海关进发。他将崇祯帝的3个儿子,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带在军中,盼望吴三桂还眷恋故主之情;他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押在军中,希望吴三桂还顾虑父子之念。

        山海关距北京仅350公里,农民军却按常规走了9天!李自成一边亲率大军来征讨,一边却仍对吴三桂抱有幻想,希望吴三桂不战而降,他在行军路上几次写信向吴三桂劝降。吴三桂为了迷惑李自成,派了手下6个将领前往大顺军诈降。李自成虽对六将心存戒备,但仍对吴三桂有侥幸心理。

        5月26日(阴历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吴三桂知道自己打不过李自成,他会做出什么样的抉择呢?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既然已经与大顺政权决裂,就必须要考虑后路问题。他非常清楚,就凭自己手上的5万人马,绝对不是大顺政权的对手!

        但是,这个时候的吴三桂知道,他不能做出降清的抉择!您想啊,投降他与之交战了十数年的清廷,与他作为明朝忠臣的初衷相违;投降异族也与他的思想观念格格不入啊!您想啊,谁愿意背上千古骂名呢?

        因此,此时的吴三桂决定,与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借兵!吴三桂命书吏起草了一封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请兵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安)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

        “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锄暴剪恶,大顺也;拯顺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本宜上疏于北朝皇帝,但未悉北朝之礼,不敢轻渎圣聪,乞王转奏。”

        我们要注意的是,吴三桂写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信,实际上是一封向大清王朝“借兵”的信,而绝对不是向大清王朝投降的信。为什么呢?

        第一,写信的名义。吴三桂以“亡国孤臣”的名义,恳请清朝出兵,帮助他报君父之仇,以图明朝“中兴”,恢复其统治。无意降清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第二,双方的称谓。吴三桂称清为“北朝”,与“我朝”“中国”相对应。泾渭分明,即使明朝已亡国,他仍属明朝,与清无涉,这又明确自己的立场不容混淆。

        第三,清军进兵路线。一从“中协”即喜峰口、龙井口等处;一从“西协”即墙子岭、密云等处入口。这两条路线是清兵经年屡次入口征明的旧路,吴三桂却牢牢地控制着“东协”即山海关与界岭口等重要关隘。从山海关至京师便捷,独当正面进兵。从西协、中协走,已属侧翼,要绕路,误时日。显然,吴三桂自为主,而把清兵置于“客兵”的地位。从吴三桂的这个安排,也看不出他与清为一家之意。另外,从这个安排来看,他还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实际上他想通过自己的安排达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以此恢复大明江山的意思。

        第四,酬劳。吴三桂郑重声明,“我朝”报答清兵“兴亡继绝”的扶助之功,不只给财物,还将“裂地”,即割让领土酬谢。吴三桂俨然以明朝的代言人许以优厚的条件,此与降清毫无共同之处。而一旦出现大清与大顺两个政权火并的局面,还哪里有什么酬劳啊!因此,这个所谓的“酬劳”实际上是假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说,吴三桂已经降清!

        但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何许人也,他哪能那么容易就会上当而答应吴三桂的请求呢?

        5月19日(阴历四月十四日),进军途中的爱新觉罗·多尔衮接到了吴三桂的信!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未敢轻易相信吴三桂,他决定:第一,派人到山海关探看虚实;第二,改变行军路线,以一日一夜行100公里的速度直趋山海关;第三,调取攻城用的红衣大炮,发往山海关;第四,给吴三桂复信!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给吴三桂的信中说,“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丧乱,军民死亡,曾无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三次进兵攻略,盖示意于明国官吏军民,欲明国之君,熟筹而通好也。若今日则不复出,唯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指三桂)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贼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敌,尚复怀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桓公用为仲父,以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福贵,如河山之永也。”

        在这封信中,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撇开了吴三桂所提的具体条件而不论,而是向吴三桂昭示了大清王朝出兵之本意,打出了“期必灭贼,出民水火”的旗号,从而与吴三桂提出的为君父“报仇”、与“流贼”不共戴天的呼吁取得了完全一致。但爱新觉罗·多尔衮这封信的主旨,还是最后几句话,也就是劝吴三桂“来归”(投降),以裂土封王的最高奖赏诱其动心。

        看来,吴三桂的“借兵”想法没能实现。他下一步将会做何打算呢?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心里面肯定特别不是滋味:前面是前来剿灭自己的大顺政权的20万军队,后面是自己已经与之战斗十多年的十数万八旗精兵。

        自己已经与李自成决裂,而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又没有答应“借兵”的要求,反而提出了“来归”,也就是投降的条件。

        这个时候的吴三桂首先传檄李自成曰:“闯贼李自成以么魔小丑,荡秽神京。日色无光,妖氛吐焰。杀我帝后,刑我缙绅,辱我士民,掠我财物。列祖列宗之怨恫,天寿凄风;元勋懿戚之诛,鬼门泣血……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诚志所孚,顺能克逆;义兵所向,一以当十。”

        然后,他又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到,“接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民安,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吴三桂已经有了“来归”——也就是投降的想法,证据是:一是“三桂承王谕”;二是“何事不成哉”。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吴三桂还在闪烁其词,自始至终没有明确说明他要“来归”!

        就在这个时候,5月26日(阴历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军抵达山海关!

        李自成不见投降的吴三桂,迎接他的是全副武装的辽兵。李自成马上识破了六将诈降的诡计,将六人杀掉(其中一人跑掉),然后最后一次派使者劝降,遭到吴三桂拒绝后,便布置攻关。双方当天在关外石河西(今山海关燕塞湖一带)爆发了一场激战。农民军英勇冲击,几次攻入关内,辽兵凶悍善战,几次击败农民军的进攻,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晚,吴三桂将队伍撤回关城。

        当晚,吴三桂彻夜未眠,他已感到形势的严峻和紧迫,他派佘一元等5名士绅再去见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虽率军到达了离山海关7·5公里的欢喜岭,但因为他对吴三桂、李自成都产生了疑虑,故停驻不进。爱新觉罗·多尔衮安慰了众士绅,并派亲信范文程与五名士绅一同回见吴三桂。吴三桂已顾不得再摆什么架子,他马上飞马去面见多尔衮。

        见到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后,吴三桂提出了酬谢清朝的条件,“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

        也就是说,吴三桂提出了酬谢清朝的条件如下:一是寻找到崇祯的太子,在南京重建大明政权;二是双方以黄河为界,以北归清,以南归大明,两国通好,互不侵犯;三是请清兵入北京,不得侵犯明历朝皇帝陵寝,也不得伤害百姓。

        这个时候,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喜出望外,他这时才相信吴三桂是真心投清,他与洪承畴一起见吴三桂,他哈哈大笑,说:“天下在掌中矣!”一句话,表明他深知吴三桂的重要,也反映出他夺取天下的远大志向,他不愧为清朝一统中国的核心人物。

        爱新觉罗·多尔衮提出大顺政权的军队与吴三桂的军队装束甲仗相似,无法辨认,恐致误伤,令三桂与其将士剃发以相区别。

        吴三桂马上与爱新觉罗·多尔衮歃血订盟、折箭为誓,亲自剃发,以示永不反悔。爱新觉罗·多尔衮让吴三桂军肩系白布,以防混战中误伤。接着,吴三桂返城,令开城门。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英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豫王爱新觉罗·多铎分三路共五万余骑兵浩浩荡荡开进了山海关。当清军入关之时,吴三桂率本部五万多人马出关杀奔石河西战场。

        李自成已经在石河西岸红瓦店一带进行决战的战场,投入了所有兵力。经过21日的战斗,他已经感觉到辽兵是他所遇到的明兵中最强悍的,他原来想的是攻下山海关再登基,现在已成了问题,这一战的结果已很难预料。吴三桂亲自出马,手下大将吴国贵等身先士卒,吴军来势迅猛。农民军也不示弱,前仆后继,李自成亲自指挥。战至中午,吴军已有些支持不住,即将败阵。爱新觉罗·多尔衮看机会已到,下令出击,数万清军骑兵,以正白旗骑兵为先锋如离弦之箭冲入战阵。这支主力军以逸待劳,势如破竹,特别是清军善于骑射,势不可当。李自成发现后,急忙退走,刘宗敏已受了伤,一见满洲兵到,马上败逃,清军、吴军联兵追杀20公里,大顺军大体被歼,大将阵亡15人。

        这是一场历史命运的决战。决战的结果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决战的胜利奠定了清朝的200年基业;决战的失败决定了大顺政权的结束;吴三桂也从决战中达到了他个人的目的,封侯称藩、荣华富贵。

        5月28日(阴历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大战以大顺政权和吴三桂两败俱伤、清朝坐收渔人之利而告结束!从此以后,吴三桂就归顺了大清王朝,为消灭南明和镇压农民军东征西讨!

        与此同时,战败后的李自成当晚退到永平,并派原明降官张若骐与吴三桂议和,李自成答应交出明太子和两王,吴三桂则保证让李自成平安返回北京。

        但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取得山海关大捷的胜利以后,是不可能放弃追击农民军的。故而,此时的爱新觉罗·多尔衮,一方面以顺治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令吴军将士全都剃发,表示完全归顺;另一方面命吴三桂为先锋,调马步军一万给吴三桂,让他于5月28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领兵出发,迅速长途奔袭北京城,追击李自成。

        李自成恨吴三桂不遵守协议,便在永平城西10公里的范家庄,将吴三桂之父吴襄斩首,用竹竿挑着首级示众。吴三桂投降清朝,最先受报复的便是他的父亲。

        李自成匆匆逃回北京,即位皇帝,在清、吴联军兵临城下之际,他决定离开北京,并将宫殿付之一炬。他对吴三桂的叛变恨之入骨,于6月1日(阴历四月二十七日)在北京将吴三桂的继母祖氏、弟弟、妹妹及其族人34口一并处死。6月4日(阴历四月三十日),李自成率军撤出了北京城,他来去匆匆,在这座古老的帝京只做了41天的主人,正式当皇帝才两天。因为他本人的素质,再加上缺少优秀的参谋人员,以及政策的失误,这位曾经推翻大明王朝、叱咤风云的人物马上便失去了以前的光彩,也失去了大顺政权统一全国的机会。政策失误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对吴三桂这支力量的失控,这个历史的教训是多么沉重啊!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不准先到北京的吴军进城,而是命令吴三桂追击农民军。吴三桂虽说心中不满,但也无可奈何。这时,他在焦急地找寻陈圆圆的下落。李自成军经涿州至保定,再至定州,一路丢弃了大量财物、妇女,希望减缓清、吴军追击的速度,但吴三桂丝毫不为所动,不准兵士拾取,尾随李自成军紧追不舍。定州一战,大顺军重要将领台大成阵亡,左光先受伤,农民军已成惊弓之鸟,不堪一击。

        定州败后,李自成收集残部于真定(今河北正定)与吴军决战,死伤万余人,李自成中箭受伤。随后农民军出固关,退入山西境内。李自成设置兵力固守山西,自己过太原,回到西安,准备东山再起。

        吴三桂与清军追至固关城下,此时不仅是士兵,甚至连马匹也十分疲乏,因此不愿再战,就班师回京了。爱新觉罗·多尔衮虽对吴军厚加赏赐,但对吴三桂想封藩齐鲁一事,却不加理会,他需要吴三桂为其继续消灭农民军冲锋陷阵。

        6月8日(阴历五月初二),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率领清军,从朝阳门进北京城,然后进紫禁城,临武英殿御政。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爱新觉罗·多尔衮御政中的一件大事,就是定都的问题。爱新觉罗·多尔衮建议迁都北京,但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表示反对:“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太宗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的遗言回答了其胞兄:“先皇帝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况今人心未定,不可弃而东还。”

        年方6岁的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自然而然地采纳了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迁都北京的意见。于是乎,1644年10月30日(阴历十月初一),顺治皇帝因皇极殿(今太和殿)被李自成焚毁,便在皇极门(今太和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定鼎燕京”。

        祖、父28年奋争未能实现迁鼎燕京,6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却实现了。他在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辅佐下,“入关定鼎,奄有区夏”。所以,爱新觉罗·福临身后得到的庙号是“世祖”,而他的父亲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庙号仅仅是个“太宗”而已。

        这一切都来得太突然,甚至令人来不及思索;这一切又来得太轻易了,让人不能不怀疑这是“天福降临”。

        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在山海关击败李自成后,没有让兵马停下。1644年阴历十月十九日,他令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经山西入陕,征讨大顺军,吴三桂、尚可喜随征。十月二十五日,他又令豫亲王爱新觉罗·多铎统军征讨江南,孔有德、耿仲明随征。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军失败后,爱新觉罗·多尔衮又移师东南和西南,征讨残明政权和与农民军结合的残明抗清力量。

        入关后的爱新觉罗·多尔衮还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呢?大清王朝在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领导之下,能够完成中国的再度统一这个任务吗?

        此时此刻,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多么盼望他所领导的这个大清王朝,这个少数民族的政权,能够在他的领导之下,由他来率领八旗兵,迅速地灭掉大明政权的余部南明政权,还有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政权——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做梦都想完成这些任务。

        因为此时此刻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知道,只要他完成了这些任务,不但大清王朝的江山是属于他的,而且中国的一统万里江山都是属于他的。到那个时候,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愁自己当不上皇帝吗?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还愁自己的子孙当不上皇帝吗?

        但是,让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想到的是,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他都没有能够使得中国达到统一,他自己既没当上皇帝,也没有能够完成统一的任务,没有让少数民族政权——清朝政权,在他的领导之下统一中国。

        在我看来,这也是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人生五次重大失败经历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失败。

        当然,有的读者朋友们包括一些历史学家可能不太同意我的上述结论。在有些人看来,任何一个政权,尤其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要想完成中国的重新统一都应该是非常困难的,都至少应该通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这一十分艰巨的任务!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们看来,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能够完成这一统一进程、没有能够看到中国最终统一在满洲人建立的大清王朝手里、没有能够看到中国最终统一在他的手上,这只能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生的一个重大“遗憾”而已!而不应该看作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生的一个重大失败!历史难道真的就是一个“遗憾”这么简单吗?

        不!远远不是“遗憾”这么简单!

        我要说,不管是我说的重大“失败”也好,您说的重大“遗憾”也罢,我们的这个结论都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应该有严谨的史实作为支撑我们这个历史结论的证据!

        历史事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要想论证“爱新觉罗·多尔衮没有能够完成统一中国大业是否是爱新觉罗·多尔衮一生中的一个重大失败”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我们必须进行科学严谨的论证。也就是说,您必须允许我把话扯得长远一些。我要从中国历史的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第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强盛王朝从建立(或者是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到最终完成统一所需要的时间。

        在这里,我们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说起。秦朝:秦国建立于春秋初年,到了秦王嬴政在位时期,他于前230年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到前221年灭掉东方六国中的最后一个国家齐国完成统一,历时9年的时间;我们称前221年以后的秦国为秦朝!

        西汉:西汉的建立者是秦末农民战争的领导人之一的刘邦!他于前207年占领秦朝的都城咸阳之后,于前206年建立西汉,到前202年灭掉了实力大大强于他的项羽建立的西楚完成统一,历时4年的时间。

        东汉:东汉的建立者是西汉的皇族刘秀。西汉末年,外戚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结果又先后引发了绿林、赤眉起义。25年西汉的皇族刘秀重新建立汉朝,历史上称为东汉!东汉平定最后两个割据势力公孙述、卢芳的时间是36年,也就是说东汉用了11年的时间完成了统一。

        隋朝:隋朝的建立者是北周的外戚杨坚!杨坚于581年建立隋朝,589年灭掉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陈完成统一,历时8年的时间。

        唐朝:唐朝的建立者是隋朝的大将李渊,618年建立!628年,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在位时期,灭掉了依靠突厥贵族割据朔方的梁师都完成统一,历时10年的时间。

        北宋:北宋的建立者是后周的大将赵匡胤,960年建立!979年,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位时期,在北汉的降将杨业的协助之下,赵光义灭掉了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这就是杨家将故事的由来——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历时19年的时间。

        明朝:明朝的建立者是元末农民起义的领导人之一的朱元璋,1368年建立!1387年,朱元璋击败了割据东北的纳哈出完成统一,历时19年的时间。

        从我刚才提供的这些数字来看,上述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权完成统一的时间从4年到19年不等。一般不会超过20年。

        这是我关于这个第一方面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政权从建立(或者是开始进行统一战争)到最终完成统一所需要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20年!也就是说,只要超过了20年,就最起码应该算作不太成功的政权!

        就是说,这样的政权在他们的进兵过程中就应该有很多的教训可以供我们总结!

        第二方面,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从他们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到灭掉中原王朝,或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时间长短情况。

        我这里的中原地区至少应该包括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地区。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占领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有很多,远的如氐族人建立的前秦政权,鲜卑族人建立的北魏政权;近的如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蒙古族人建立的蒙古和元政权,满洲人建立的大清政权,等等。

        前秦政权是氐族人苻健建立的。这个政权建立于352年,到了苻健的侄子苻坚即位后,以汉族士人王猛为宰相,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很快就先后消灭了割据一方的鲜卑族人建立的前燕政权、汉族人建立的前凉政权和鲜卑族人建立的代政权,于376年统一了中原地区。这前后共计是24年。这也是中原地区第一次统一在一个少数民族手里!

        北魏政权是由鲜卑族人拓跋珪于386年建立的。拓跋珪于409年死后,明元帝即位,北魏开始了统一中原地区的进程。从明元帝到太武帝的不足30年的时间里,鲜卑族军队攻占了刘宋的青州、兖州,灭掉了匈奴族人建立的夏政权、鲜卑化的汉人冯跋建立的北燕政权、匈奴族人建立的北凉政权,于439年,统一了中原地区。这前后共计不足30年。

        满洲人的前身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1114年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1115年建立金政权,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宋。女真人建立的金政权从崛起到完成了对中原的占领前后共计用了13年的时间!

        关于蒙古政权从自身建立到征服欧亚两大洲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元政权统一中国,我们分为两个部分加以介绍:

        我们先看前者:蒙古政权建立于1206年,到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之前就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地跨欧亚两大洲的、拥有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世界最大政权,这中间历时21年时间!

        我们再看后者:蒙古政权在1252年灭掉了当时存在于中国云南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大理。大理政权的国王姓段,就是金庸小说中的段誉他们家——还别说,大理政权的历史上还真的有段誉这个人。话说蒙古政权在1252年灭掉了大理后,就完成了对于南宋的包围,就开始了消灭南宋、完成中国最终统一的最后一战。1252年这一年,蒙古政权派忽必烈攻打南宋在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襄阳,金庸的小说反映的就是这一年前后的事情!从1252年蒙古政权攻打襄阳开始,到1276年南宋灭亡,再到1279年南宋丞相陆秀夫背负南宋末代皇帝蹈海自杀、元朝最终完成统一为止,前后共计27年的时间!

        从刚才这些数字来看,上述这些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从他们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到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时间一般在20年左右,一般不会超过30年!

        这是我关于这个第二方面考证得出的结论!这些中国历史上曾经统治过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从他们发动对中原王朝的战争到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30年!也就是说,只要超过30年,就最起码应该算作不太成功的政权!

        就是说,这样的政权在他们的进兵过程中就应该有很多的教训可以供我们总结!

        我们下面再来看看爱新觉罗·多尔衮时代的清朝政权进攻中原地区的情况!

        1616年,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我们从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正式与明朝对立开始,中间经历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儿子爱新觉罗·皇太极、爱新觉罗·皇太极的儿子爱新觉罗·福临(年号顺治),直到爱新觉罗·福临的儿子爱新觉罗·玄烨(年号康熙)于1662年平定南明永历政权为止,前后用了44年才完成了中国的最终统一!这还不算后来的平三藩、定台湾、克西北等诸多事项!您看,时间是不是太长了点了?有的读者朋友会想了:“那也不能把账都算在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一个人身上啊!”

        您的这句话我虽然同意,但是我要提醒您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第一,爱新觉罗·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政权还远远没有具备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的主客观条件!

        从主观方面来讲,后金政权刚刚建立不久,自己的后方刚刚完成统一,还需要一段时间巩固自己,只能在山海关外的东北地区称雄!

        从客观方面来讲,明末农民战争还没有爆发,大明王朝还完全可以全力以赴对付后金政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大明王朝,还是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因此,这个时期,还不是大清政权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最佳时机!

        第二,爱新觉罗·皇太极时代的大清政权正处在积聚力量,为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做好最后准备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明末农民战争刚刚达到高潮,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与大明王朝正在做最后的决战!作为大清政权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坐山观虎斗,以便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目的,用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成果!

        因此,这个时期,也不是大清政权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的统治的最佳时机!

        第三,大清王朝的摄政王爱新觉罗·多尔衮所处的时代,则是大清政权百年难遇的完成灭掉中原王朝,或者完成对于中原地区的稳固统治的最佳时机!但是可惜的是,这个最佳时机,因爱新觉罗·多尔衮的错误政策给错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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