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被中国人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竟承认其帝国的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

        与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世界相对应的是东亚的儒家世界。正如穆斯林世界为奥斯曼、萨菲和莫卧儿帝国所统治那样，儒家世界为中国所统治；其外围的朝鲜和日本则独立存在。这两个世界有一基本方面颇为相似：它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面向内部的社会。它们的变化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变化速度缓慢。另一方面，儒家世界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统一性而与穆斯林世界大为不同。这种统一性的获得，是因为中国在所有领域——文化、政治和军事——内都极其杰出。而且，中国本身还具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帝国都无法与它相比的一种内聚性。类似奥斯曼帝国境内各种巴尔干基督教团体的那种令人费解的少数派集团、类似莫卧儿帝国境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那种宗教不和，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这种内聚性，并非当时才有的一种新现象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起就有了，并一直存在到今天。实际上，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这一事实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它有助于说明中国和日本对西方入侵的反应何以会极其不同。

        中国为什么会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连续不断的文明？一个原因在于地理方面——它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相隔绝的程度举世无双。地中海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和罗马连接在一起，印度洋使印度能与中东、非洲和东南亚相互影响；然而，可与地中海或印度洋媲美的地理条件，中国却一点也不具备。相反，中国在其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四面一直被有效地切断。它的西南面和西面，乃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东面，是直到近代方能逾越的太平洋；北面和西北面，则为沙漠和大草原，它们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这种保护作用，中国人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为了防止凶险可怕的游牧部落入侵，在那里筑了一道长达1400哩的长城。这种与世隔绝的意义就在于，它使中国人能在较中东或印度诸民族更少面临外来入侵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明。因而，他们的文明更为连续不断，也更为独特——中国与欧亚其他伟大文明之间，有着较后者相互之间更为根本的差别。

        中国的人口庞大无比，也有助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从一开始起，就能供养很可观的人口，因为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结合得很好。每年天气暖和的几个月里，季风雨降临，使农作物能一年两熟；这种情况与中东和欧洲的迥然不同。而且，中国水稻的亩产量比欧亚大部分地区种植的小麦或大麦的亩产量高得多。因此，公元 2世纪的人口调查结果是，中国汉朝拥有人口 5950万——比罗马帝国在其疆界达到最大范围时的人口还要多。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首次到达中国时，中国的人口为一亿多，超过整个欧洲的人口。到19 世纪中叶西方用炮舰强行打开中国大门时，中国人口已激增到4亿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从美洲引进了诸如花生、玉米和甘薯之类的粮食作物。 1953年的人口调查披露，中国大陆的人口为58 300万；以启，中国的人口一直以每年增长130O万至200O万的速度上升。今天，中国人大约已达7亿左右，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如此巨大无比的人力资源，使中国人能够不管事态发展如何，始终保持自己的特点。他们被蒙古人和满人征服、统治过，也遭受过西方的一再打击和破坏，但最终，由于人数和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总能同化或者驱逐入侵者，总能选择外来文化的某些方面加以改变，使适合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从未象欧洲在遭到日耳曼人入侵时，或者，象中东和印度在遭到穆斯林入侵时那样，被迫接受来自外界的大规模变革。

        有助于中国文明连续性的，还有中国的农业生活方式。农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否适宜耕种这一点，确定了中国文明的分布范围。在适合农业的地方，就发展起中国文明；反之，则实行一种畜牧的生活方式，不管它是属于蒙古人、满人还是突厥人的。在农业区，可见到典型的中国农民，头戴草帽，在麦田或水稻田里辛勤劳动；而在北部和西部，因降雨量不足、无法经营农业，存在着非中国的游牧民，骑在马上，牧放羊群。中国同穆斯林世界一样来经历过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相反，村庄仍然是中国藉以支撑的基础；而农民，始终至少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用自己宽厚的背脊，担负着供养城市居民、朝臣和士兵的重荷。

        构成中国的内聚性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存在着一种可追溯到数千年前、最古老的商朝的书面语。这种书面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各地区的中国人，尽管各自操的方言彼此间犹如意大利语之于西班牙语、瑞典语之于德语，颇为不同，但都懂得这种书面语。其原因就在于，它由表示意义或物体的汉字组成。这些汉字的发音，中国不同地区是用不同方式；但是，任何汉字，不管其发音如何，含意却是同样的。这好比有一位意大利人、一位瑞典人和一位英国人，写下数字已按各自不同的语言发音；此时，8的含意对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来说，仍然相同。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实际上，它对整个东亚也起了如此的作用，因为中国的文字书写方法已全部或部分地为周围包括日本人、朝鲜人和部分东南亚人在内的大部分民族所采用。

        与共同的书面语有关的，是非凡的国家考试制度。这一制度，中国推行了近二千年之久；他们通过考试，品评人才的优劣，为政府机构配备文官。“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这句引自儒家经典之———《中庸》的箴言，表达了中国人的基本信条：征召有才能的人较之西方特有的、进行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能更好地解决国家的种种问题。这一制度达到充分发展的，是由一系列的考试组成的。首先是地区和县城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大约有 2％的考生能通过地区考试，参加数星期后的州县考试。有幸通过考试的人（约一半考生）有资格担任较小的官职，并可进一步参加省城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成功者有权参加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只有6％的人能跨越这一障碍，有资格担任较高的官职；这些人中间，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通过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被吸收为中国最高贵的学术团体——翰林院的成员；史官和其他职掌文学的高级官员都是从翰林院中选拔出来的。

        最初的考试完全是综合性的，着重强调儒家经典，但也包括其他科目，如法律、数学和政治时事等。不过，渐渐地，这些考试开始集中于文学体裁和儒家正统观念。最后结果是形成一种制度：从理论上说，官职之门向一切有才之士敞开，但实际上却有利于那些有足够财力进行多年的学习和准备的阶层。这并不意味着，统治中国的是世袭贵族阶层，相反，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统治集团即文人学士集团，他们为中国提供了一种赢得欧洲人尊敬和羡慕的、有效稳定的行政管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制度扼制了创造力，培育了一味顺从的性格。只要中国仍相对地孤立在东亚，它就会继续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随着生气勃勃的西方的侵入，它转而起了阻止中国人作出有效的调整和反应的作用，直到1905年最终被彻底废除为止。

        但是，促成中国文明的内聚性的最重要因素，也许是通称为儒家学说的道德准则和文学、思想方面的遗产。它主要由孔子的经过后代人修改和润色的教诲组成。据传说，孔子（公元前551- 前479年）——他的英文名字fucius是 K''ung-fu-tzu即“孔先生”的拉丁语化的词形——原是名小吏，因享有学者的名声，吸引了许多学生。孔子为了寻访到一位愿意实践他的政治原则并委他以与其才干相符的职位的统治者，曾带着弟子们周游中国。寻访落空后，他回到家乡，继续开办私学，直到去世。孔子作为一名他所爱好的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完全失败了，但是，作为一名附带而为的教师，他取得了永垂史册、只是姗姗来迟的成功。

        同中国大多数思想家一样，孔子主要关心的是，在这世界上建立一个组织得很好的、幸福的社会。虽然他相信鬼神和天帝，但对于玄学或者推测来世，并不很感兴趣。当有人问起死的意义时，孔子答道，“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来世的不关心，后来导致儒家思想中的不可知论倾向；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孔子的首要原则是“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阐释了社会地位不同的人们之间应该有的社会关系。如果各人都按自己身份行事，家庭就会有秩序；家庭有秩序时，国家就会安宁，天帝治下的一切就能和谐共存。

        孔子还为中国提供了一种政治哲学。他的创新在于提出了政治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既然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20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 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也许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车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19 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第一个皇朝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而且，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之后的是周朝（公元前 1028 -前221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成为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 -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即6- 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这一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那时，中国丝绸极受罗马富有阶级欢迎；出色的中国釉陶已闻名国外，被称为“a”；中国的纸和印刷术开始慢慢传向西方。

        汉帝国同罗马帝国一样，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溃。但是，在西方，罗马陷落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长达数世纪，直到一个类型根本不同的社会出现时。公元1000 年的欧洲与罗马时代的欧洲极其不同;此时，各种入侵终于逐渐停止。这新欧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罗马的成分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拥有一个新宗教、若干新的种族血统、新的口耳尔曼系语言和拉丁系语言，以及在帝国废墟上兴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国。在中国，情况相反。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 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继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如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 —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那以前，游牧民也时常入侵中国，但只能偶尔控制个别地区。而那时，一支蛮人的入侵队伍却首次成功地征服、统治了整个中国。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他们起用外国人参与行政管理，推崇趋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学说，并普遍地剥削国民。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消灭。

        中国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他们尊重并利用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创设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实际上能在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任职。因而，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明朝时，中国人决定停止规模惊人的远航探险（见第二章第七节）；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帝国乃农业国，所以，明朝人和满人如同莫卧儿人，对从事海外事业有可能获利这一点，并不感兴趣，遂将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10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起来。那时以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相互影响，时有时无，通常是间接的。最早的相互影响，是与罗马的丝绸贸易。这一贸易由中东的商人进行。它曾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给果，由于中国人对进口罗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物不感兴趣，罗马的金银只好不断外流，使其经济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唐宋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南方沿海和长江下游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业团体。其中，有些外国商业家族侨居中国相继五代之久。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还成为学者，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中国官僚机构；他们完全中国化了。

        蒙古人时期，中国与西面国家的相互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整个大陆，1240 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安全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旅行第一次成为可能。当时，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向东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师，他们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则如同波罗一家，是商人，他们为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商机会所吸引。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再一次封锁了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于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见第二章第七节）。

        1514 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的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团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荷兰人和英国人终于前来向葡萄牙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挑战。荷属东印度公司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分别于1604 和1637年抵达广州。他们均未得到中国官方关于通商的许可，因此，在以后数十年中，荷兰人和英国人在中国南方沿海一带劫掠葡萄牙人的航船，并进行非法贸易。到18世纪中叶，中国人向所有国家开海贸易，不过，贸易地点仅限于广州和澳门。英国人不久便获得了这一贸易的最大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日渐增长的商业和工业优势，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设在印度的无可比拟的活动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当欧洲在赢得对亚洲海上贸易的控制时，中国统治集团正在积极地反对海外事业。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中国移民已慢慢迁徙到东南亚。在菲律宾群岛，西班牙人可能从来没有象中国人那么多。1603 年，也就是马尼拉作为西班牙殖民地建城32年时，那里的中国居民大约有20，000，而西班牙人恐怕才 1000。因此，这些中国人实际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正在将他们的控制扩展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上。1603年那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一次大屠杀；这种大屠杀。是他们及其在东南亚的同胞至今每隔一段时期便要忍受一次的。然而，当时附近大陆福建省的一名官员却对此持宽恕态度，并谴责所有华侨都是愧对祖坟的逆子，不值得陛下关心。同样，1712年，皇帝下了一道敕令，禁止中国人去东南亚经商和定居。5年后，另一道敕令准许已出国的中国人返回家乡，不用担心受惩罚；1729年，又一道敕令规定了华侨回国的日期，逾期则不得退回。这同西方国家是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并随时准备着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

        当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正在试图开展同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人以同样方式作出反应：严密地控制和限制贸易。尼布楚条约（1689 年）和恰克图条约（1727年）规定，俄国人可以在两国的三个邻接点经商，每隔三年方可派遣商队前往北京。中国人允许他们在北京建一所教堂，留一名牧师和三名副牧师，不过，其教团在中国京城的人数限制在300人。在这些条件下，少数货物得到交换——俄国的毛皮、皮革制品、纺织品、牛、马和玻璃制品同中国的丝绸、茶、漆器和瓷器交换（见第八章第四节）。

        这些较早的世纪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仅限于耶稣会会士努力传布天主教方面。耶稣会会士已认识到，在一个象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因此，他们专在结交、说眼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功夫。1582 年，利玛窦经许可定居广州，20年后移居北京；居留期间，他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给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当他终于敢起来辩论宗教问题时，他力图证明基督教教义与儒家学说是相容的。较后的耶稣会神父继续实行这种做法；他们担任技术专家、导师和外交代表，使自己成为对明朝皇帝和满族皇帝有用的人。耶稣会神父帮助中国人铸造了他们的第一门大炮和议定了他们与俄国的第一份条约。这些做法并没招致大批人皈依天主教，但他们的确赢得了对西方的基督教和科学的尊重；到18世纪，参加天主教的中国人已有30多万。

        耶稣会对儒家学说的迁就，导致了它与天主教其他修会之间的争论及其最后的灾难；这对基督教事业来说，是颇为不幸的。当时的主要问题在于“仪式之争”，即中国的祖先崇拜与基督教是否相容。耶稣会坚持认为，祖先崇拜权仅是一种世俗仪式，旨在保持家族传统的连续性。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则完全相反地认为，它是异教的宗教仪式，与基督教不相容。1745年，罗马教皇最后判耶稣会败诉；这时，中国皇帝早已因这种长期的争吵和偶尔来其朝廷的教皇使节的傲慢无礼而心怀敌意，所以，进行了报复，禁止基督教的一切传教活动。从那时起，基督教在中国迅速衰落了。

        耶稣会这数世纪的传教活动的最后结果已证明是微不足道的。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这时期的一位欧洲旅行者称中国人为Di nostra qualita——“具有我们优点的人”。中国人大概根本没想到过要回敬别人的这种称赞。

        罗马教皇作出裁决后的那个世纪里，中国和西方之间无任何思想交流。中国人在与欧洲发生第一次冲突之后，依然极度自信和独立。他们将西方商人限制在少数海港和边境贸易站；处理国际事务时，仅有些例外地承认纳贡关系；他们只是对耶稣会关于科学和神学的教导表示过一时的兴趣，但这些教导最终还是为他们所抛弃和遗忘。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如此缺乏根据。

        日本甚至比中国更与欧亚其他地区相隔离。很少有旅人抵达日本海岸，因此，它引起许多猜测和神话。如马可·波罗，尽管他游历颇广，且有甚多的官方关系，然提及日本时，却只能重复少数谣传。他写道：“日本这一大岛上的人们，属白种人，业已开化，且长得漂亮；是些不依赖于任何人的偶像崇拜者，拥有不计其数的黄金。”

        较之中国，日本在16 世纪欧洲人首次来到时，显然是一个边缘国家、一个边缘文明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是原始的；实际上，他们已发展起一个复杂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欧洲人刚刚到来时，日本人最初的反应是积极的，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可随后，他们同中国人一样，反抗这些“横蛮无礼的蛮人”，并事实上断绝了与后者的一切联系。但是，日本人最终认识到，锁国政策并不可行，遂开始研究西方的方式，并加以改变，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日本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迅速地将长久以来一直是他们良师益友的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就日本历史而言，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尤其明显。这方面，日本列岛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岛极相类似。不过，前者较后者更与世隔绝；分隔日本列岛和大陆的水域宽115 哩，而英吉利海峡仅宽21哩。所以，日本人到近代为美国所败之前，仅遭受过一次外来入侵的严重威胁，那是在13世纪。因此，就日本离大陆的距离来说，近到日本人可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中受益，然而。又远到他们能够随意地对外界事物进行选择和抵制。事实上，日本人对他们从国外输入的东西具有异乎寻常的敏感性和警觉性。他们虽然被普遍地看作是个借用者民族，但由于它与世隔绝，比起其他任何人口和发展水平大体相似的民族，已独立地发展起一种其更大部分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移来的蒙古人种，不过，其种族的形成也得力于原先居住日本岛北部的多毛的高加索人种的虾夷人，可能还得力于来自南洋群岛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早期的日本社会由许多部族组成，各部族均由一位世袭的祭司酋长统治。将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部族征服其他部族，建立起一个松散的政治和宗教霸权。其首领成为皇帝，其部族之神被奉为民族之神。

        6 世纪，中国文明开始大规模地传入日本，破坏了这种部族组织。自朝鲜传入的佛教是文化变革的媒介，在这里起了同基督教在欧洲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中间所起的一样的作用。由大陆渡海而来的学生、教师、匠人和僧侣，不仅随身携来了新的宗教，还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要求变革的动力最终导致大化改新；大化改新始于 645年，试图仿照中国唐朝，把日本改变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按照中国模式，全国划分成若干国和郡，分别由国司和郡司治理；国司和郡司皆由天皇及其国家议会任命。此外，以天皇的名义，将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农户。新的自耕农有义务向中央政府纳田赋和为国家服徭役；前者取稻米的形式，后者常包括服兵役。

        筹划这些和其他一些改革，是为了加强天皇的权力；而且，是在将它们与前部族结构相比较后才付诸实践的。但实际上，日本天皇远非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的当然首脑。强大的世袭贵族强行对这种最终导致世袭贵族垮台的中国式管理施行某些调整。虽然任命官员大概同中国一样，是在举行考试、任人唯贤的基础上进行，但实际上，旧贵族成功地获取了重要地位和权力。同样，他们还保留了许多大地产；这些大地产通常是免税的，成为政府行政体制以外的庄园。这一时期里，藤原家族彻底实现了两头政治即双重政府体制。他们向天皇提供配偶，担任高级行政、军事职务，把持朝政，成为实际统治者。而天皇则过着淫靡奢侈的隐居生活，既不为国家大事所扰，也不接触平民百姓，以致降低自己身价。他的主要责任是保证皇位后继有人，传之无穷。这种两重政府体制是中国所没有的，它在日本一直以原来的格局持续到19世纪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方面，同样是对中国的模式加以更改。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起自己的文字系统。他们借来了儒家学说，但修改了其道德标准、调整了其政治学说，以适合自己的社会结构。他们接受了佛教，但又加以改变，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同时，还保留了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他们以唐都长安为榜样，在奈良和京都先后建立了新的京城，但无论寺院、楼阁、神龛或庭园，都确实无误地具有日本特征。天皇宫廷成为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的中心。11 世纪紫式部女士在其著名小说中对宫廷生活作了可喜的描绘，不过，这部小说也展现了一个愈益骄奢淫逸、几乎完全耽于美妙享受和声色肉欲的社会。这种腐化堕落在后一世纪中更为严重，促了新的封建制时代的到来；在封建制时代，政治权力从天皇朝廷转入强有力的乡村武士手中。

        645 年大化改新所引进的中国的帝国组织体制明显地生效了很长一段时期。不过，到 12世纪，它已为日本种种封建制所破坏和取代。一个原因是，国司们过于喜欢京都的优美，往往将自己的权力、职责委托给地方部属。另一原因是，强大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总是渴求着土地，并常以暴力夺取土地。只要免税达一刺激性因素依然存在，他们便乐于耕种新的土地。这些趋向使纳税土地的数量减少，也就是说，使自耕农的税收负担增加。于是，自耕农们或者逃亡北部边境地区，用武力驱走那里的虾夷人，或者将自身连同土地寄托给庄园主。这使他们免除赋税，得到保护，可付出的代价是自己转沦为农奴。这一过程的最后结果是，到12世纪末，纳税土地仅占全部耕地的10％甚或10%以下，地方政权已由新兴的农村贵族接管。

        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瓦解，农村贵族还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军事力量。大化改新规定，凡20 至60岁之间的男性国民，都须服兵役。但是，应征土兵得自备武器和给养，而且，其固定赋税不予减免。这一规定证明是难以实行的，于739年被废弃。政府军职成为通常由颓靡的宫廷贵族担任的挂名职务。给果，对虾夷人的战争由农村贵族指挥。他们成为骑马武士，并逐渐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直到完全超越帝国军队。这时，一种封建关系在农村贵族和他们的随从即“侍”（字意上是“为人服务者”）之间发展起来。这种关系以一种理想化的道德规范即“武士道”为基础。侍享有一些特殊的法定权利和礼仪上的权利，作为回报，他们须绝对服从其主子的调遣。

        到12 世纪，日本为一些相互竞争的封建领主集团所控制。有一段时间，藤原氏通过利用自己的力量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尚能保持势力均衡。最后，大封建主源赖朝起兵获胜。1192年，他从天皇那里取得征夷大将军称号，并有权指定自己的继承人。作为幕府首领，赖朝是所有军事力量的总司令，负责国家的内外防御。他在镰仓扎下大本营，以天皇的名义统制全国，而天皇继续在京都过着隐居生活。在赖朝幕府时期，蒙古人曾分别于1274和1281年两次试国侵入日本。蒙古人两次登陆时，均遭到日本人的奋力抵抗，并为随后的大风暴所击溃，团为大风暴给了远征军以毁灭性的破坏。日本人相信，他们的得救是由于神灵的干预，故称这些大风暴为 “神风”。

        1333 年，主要由于天皇朝廷的密谋以及武士阶层中日益增长的不满，赖朝幕府覆灭。其时，足利家族获得幕府将军称号，不过，他们的权力从未远远超出京都近郊。在日本其余地区，地方封建主们在竭力控制尽可能多的土地。结果，出现了各持一方的大地主，称为“大名”。16世纪初，大名有数百之多，个个都在试图获得对整个日本的霸权。将近这一世纪末，织田信长（1532-1582年）经过对相竞争的大名和独立的佛教团体的长期征战，统一了大约半个日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

        继承织田的是其最能干的部下大将丰臣秀吉（1536-1598年）。丰臣原为农夫的儿子，步兵出身；是日本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领袖之一。他不仅统一全国，还分别于1592和1597年两次派远征军入侵大陆，旨在征服中国。1598年，丰臣去世，使第二次远征撤兵告退。经过短期争斗，德川家康继承丰臣，于1603年被天皇任命为幕府将军。这标志着伟大的德川幕府的开端；德川幕府对全国的统治一直继续到1868年王政复古和明治维新开始。

        德川家康及其直系继承者制定了一系列旨在使其家族统治永存的政策。德川政权的物质基础在于幕府直辖领地。它占全部可耕地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由分布在全国诸形胜要地的大庄园组成；这些大庄园构成了防范有可能心怀敌意的大名的控制点。幕府最高级职务均由德川家族成员或其家臣担任。天皇从幕府得到的财政收入能维持其本人及一小群宫廷贵族的日常用度，但天皇没有政治职责或政治权力。幕府大本营先建在江户，后设于东京。大名须定期到大本营所在地居住；返回自己领地时，要留下妻、子，作为人质。德川幕府还限制大名修筑城堡，对每个大名所能保留的家臣的数目，也加以限制。

        使严格、世袭的等级结构永存，是德川幕府为防止任何可能破坏其统治的变化而作出的部分努力。居这一等级结构之首的，是占人口百分之六的贵族。它包括宫廷贵族和封建贵族。前者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但无权力或财产，故靠幕府将军供养；后者则重要得多，它以幕府将军为首，包括大名及武士家臣。

        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农民，为第二等级；它包括无地的佃农以及拥有1 1/4至85英亩不等土地的地主。不管其地位如何，这些农民生产了稻米，归根到底，供养了贵族。实际上，地主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其收入的。

        德川幕府确认的最后两个等级，依次为手工业者和商人。德川幕府时，长期的和平与安定使城市居民的人口、财富大大增加。货币日益成为支付媒介，稻米中间人和货币兑换商成为最重要的商人。他们处理封建贵族的剩余产品，提供高利信用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以借贷人次年的收入作抵押。许多大名，有时连幕府将军本人，都成为这些商业资本家的债户。一个原因是，要在江户维持落实人质制度所需要的大第宅，得付出大笔开支。由于稻米价格跟不上其他商品价格的上涨，农村阶级亦受到损害。因此，国家财富愈来愈流入商人的银柜。商人在江户和大阪这样的大城市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产生了自己的文化形成，如歌舞伎、木版画和描绘奢华生活的小说。

        德川幕府通过提倡儒家朱熹学派。为其政权奠立思想基础，因为儒家强调孝顺长者、忠于上级的美德，认为任何社会集里都该如此。在理想的日本家庭中，父权是绝对的、无可争辩的；这一点甚至比在中国得到更为明确的表达。对德川幕府来说，尤具吸引力的是，儒家还强调了政治上的合法正统地位的伦理基础和一切守旧的品德。德川家康本人在他颁发的《武家诸法度》中，为武士规定了着重于个人尽忠、尚节制、守俭朴和接受等级区别的行为准则。这种意识形态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日本的家庭制度，尤其是武士制度，由于服从于幕府将军或大名的利益而与社会紧密地合为一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协调远远超过中国，因而，为民族团结和民族活动提供了根本基础，便利了日本19世纪的明治维新。

        德川幕府维持现状的政策，一度因西欧人的闯入而受到威胁。最早来的是一伙葡萄牙水手，他们因船只失事而漂抵日本岛，时间在1542年，即德川幕府创立前约半个世纪时。当地大名对葡萄牙人的火器印象极深，学习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这也是日本人的特点。

        继最初的接触之后，葡萄牙商人经常来说他们发现，经营中、日两国间的中介贸易可牟取厚利。由于倭寇的骚扰抢劫，明朝皇帝禁止与日本的一切贸易交往。葡萄牙人迅速地乘隙而入，用中国的黄金和丝绸交换日本的白银和铜，使生意大为兴隆。这一运输业的范围和获利的性质可由澳门和长崎这两个终点港的迅速发展得到说明。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首次来访时，它们还是默默无闻的小渔村，到这一世纪末，却已加入亚洲最繁荣的港口之列。

        葡萄牙人将传教事业和贸易活动结合起来。方济各·沙勿略和耶稣会其他神父于1549 年抵达日本，经许可到民众中间传道说教。他们取得了罕见的成功，原因显然在于，他们的福音传教士的改宗方法满足了当地内战时期遭蹂躏的农民的感情上的需要。织田信长允许这一新的宗教信仰兴旺，欢迎它与独立的佛教团体相抗衡，因为后者正在给他增添麻烦。到1582年丰臣秀吉继承织田时，皈依天主教者已达 15万，大半在日本西部。

        丰臣对这新贸易和新宗教颇为担忧。例如，葡萄牙人当时正在要求管理长崎市的权力，并威胁道，如果他们遭到拒绝，便予罢市。同样，外国传教土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在这位新上任的幕府将军看来，似在颠覆传统的日本社会。1587年丰臣下令所有传教士都须离境，但这个命令没有严格执行，因为担心这样会影响有利可图的贸易。

        到1603 年德川幕府建立时，荷兰商人，还有少数英国商人，与葡萄牙人并肩活跃于日本。这些欧洲人之间的剧烈竞争使日本人获得了新的行动自由。他们此时能对传教士来取行动而无须担心失却贸易。而且，欧洲人为了讨好日本人、争取贸易特许权，互相极力捣鬼。例如，荷兰人曾向幕府将军告发，说葡萄牙人密谋武装对他不满的大名，以推翻他的统治。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命令：所有传教士都必须离境，他们的信徒（这时已达30万）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个命令得到了无情的执行。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德川幕府还强迫天主教徒隶属某一佛寺；许多教徒因拒绝而被处死。传教士也遭到杀害，但是，区别商业活动和宗教活动往往是很困难的。因此，日本人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1624年，驱逐所有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以往最目中无人，看去最富有侵略性。1637年，强迫所有葡萄牙人离境，仅留下了荷兰人；荷兰人对传布天主教从未表示过兴趣。此后，只有荷兰人和中国人得到通商的许可，不过通商仅限于长崎港的弟子麻小岛上，并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到1636年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臣民中，禁止日本人出国，违者处死刑。为了加强这一禁令，幕府还对造船业加以限制，仅允许建造适于沿海贸易的小船。这样，开始了日本长达二个多世纪的闭关自守时期。

        制定这一排斥所有外来影响、保持国内现状一尘不变的政策，是为了使德川幕府的统治永存。实际上，这一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日本再度统一，并象法国大革命以前任何欧洲国家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彻底、有效的政治控制。但是，为了这种安全和稳定，日本付出了沉重代价。日本没有经历到西欧在这一时期中所经历的种种使自己充满活力的历史变革运动；在日本，封建制度仍在继续，没有宗教改革运动或反宗教改革，没有海外扩张，也没有商业革命。对日本人来说。和中国人一样，两个世纪的令人宽慰的闭关自守的代价是，制度和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了。这一点，在19世纪中叶欧洲人强行闯入与世隔绝的东亚世界时，变得非常明显；而且，这种明显对日本人来说，较之对中国人来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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