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Cer”是一个纯粹英国典型的字，除了英国以外在他们的教育和人格的理想上把“德性”看得像中国那样着重之国家恐怕是很少很少。

        中国人的整个心灵好像被它所控占着，致使他们的全部哲学，直无暇以计及其他。全然避免离世绝俗的思想，不卷入宗教的夸耀的宣传，这种建树德性的中心理想，经由文学、戏剧、谚语势力的传道，穿透到最下层的农夫，使他有一种可凭借以资遵奉的人生哲理。不过英语Cer一字，尚表现有力量、勇气、癖性的意义，有时更指当愤怒失望之际所表现的抑郁；而中国文中的“德性”一语，使吾人浮现出一性情温和而圆熟的人物的印象，他处于任何环境，能保持一颗镇定的心，清楚地了解自己，亦清楚地了解别人。

        宋代理学家深信“心”具有控制感情的优越势力。并自负地断言，人若能发明自己的本心并洞悉人生，则常能克胜不利之环境。大学为孔教的入门书籍。中国学童初入学，常自读此书始，他把“大学之道”学义为“在明明德”，这样的意义，殆不可用英语来解释，只可以说是智识的培育发展而达于智慧的领悟。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德性的力量实际即为心的力量，孔门学作者如是说：当一个人经过智育的训练而养成上述的德行，则我们说：他的“德性”已经发育了。

        往往此等德行的修养，得力于孔教的宿命论。宿命论乃和平与知足之源泉，适反乎一般所能置信者。一位美丽而有才干的姑娘，或欲反对不适合之婚姻，但倘值一个偶然的环境使她与未婚夫婿不期而遇，则可使她信以为这是天意欲牵合此一对配偶，她马上可以领悟她的命运而成为乐观知足之妻子。因为她的心目中，丈夫是命中注定的冤家，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前世冤家，狭路相逢”。有了这样的理解，他们会相亲相爱，又时时会吵吵闹闹，扭做一团，打个不休，所谓欢喜冤家。因为他们相信顶上三尺有神明，而这神明却监临下界，有意使他们免不掉此等吵吵闹闹玩把嬉。

        我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大体上，此等品性为任何民族都可能有的单纯而重要的品性。而上述所谓德性中之几项，实际乃为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它们是中华民族之弱点，同时亦为生存之力量。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扬；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

        但上述一切性质都可以统括起来包容于“圆熟”一个名词里头。而此等品性是消极的品性，他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而不是年青的活跃与浪漫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因为这种文化，使每个人能在任何环境下觅取和平，当一个人富有妥协精神而自足于和平状态，他不会明了年青人的热情于进取与革新具有何等意义。一个老大民族的古老文化，才知道人生的真价值，而不复虚劳以争取不可达到之目的。中国人把心的地位看得太高，致剥削了自己的希望与进取欲。他们无形中又有一条普遍的定律：幸福是不可以强求的，因是放弃了这个企望。中国常用语中有云：“退一步想”、故从没有盲进的态度。

        所谓圆熟，是一种特殊环境的产物。实际任何民族特性都有一有机的共通性，其性质可视其周围的社会、政治状况而不同，盖此共通性即为各个民族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园地所培育而发荣者也。故“圆熟”之不期而然出产于中国之环境，一如各种不同品种的梨出产于其特殊适宜的土地。也有生长美国的中国人，长大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他们就完全不具普通中国人之特性；他们的单纯的古怪鼻音，他们的粗率而有力的言语，可以冲散一个教职员会议。他们缺乏东方人所特具之优点：柔和的圆熟性。中国的大学生比之同年龄的美国青年来得成熟苍老，因为初进美国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青年，已不甚高兴玩足球，驾汽车了。他老早另有了别种成年人的嗜好和兴趣，大多数且己结过了婚，他们有了爱妻和家庭牵挂着他们的心，还有父母劳他们怀念，或许还要帮助几个堂兄弟求学。负担，使得人庄重严肃，而民族文化的传统观念亦足使他们的思想趋于稳健，早于生理上自然发展的过程。

        但是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早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傻头傻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如此，他踏进了成熟的社会。

        于是留学生自欧美回国了，有的煊煊赫赫地制造牙膏，叫做“实业救国”；或则翻译几首美国小诗，叫做“介绍西洋文化”。又因他们须担负大家庭生活，又要帮助堂兄弟辈寻觅位置，假使他任职教育界，势不能常坐冷板凳，必须想个方法以求飞黄腾达，譬如说做个大学校长。这才不失为家庭的好分子。这样向上攀爬的过程，给了他一些生命和人性上不可磨灭的教训。假使他忽略了这种种经验，仍保持其年青热血的态度，到了三十几岁还兴奋地主张改进革新，那他倘不是彻底的呆子，便是捣乱份子。

        让我先来谈谈三大恶劣而重要的德性：忍耐、无可无不可、老猾俏皮。

        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我相信这是文化与环境的结果。所以它们不必是中国人心理状态的一部分。它们存在迄于今日，因为我们生存于数千年特性的文化与社会的势力下。倘此等势力除去，其品性亦必相当地衰微或消灭，为自然之结论。忍耐的特性为民族谋适合环境之结果，那里人口稠密，经济压迫使人民无盘旋之余地，尤其是，家族制度的结果，家庭乃为中国社会之雏型。

        无可无不可之品性，大部分缘于个人自由缺乏法律保障，而法律复无宪法之监督与保证。老猾俏皮导源于道家之人生观——老猾俏皮这个名词，恐犹未足以尽显这种品性的玄妙的内容，但亦缺乏更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它。当然，上述三种品性皆源导于同一环境，其每一品性列举一原因者，乃为使眉目较为清楚耳。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中国人民曾忍受暴君、虐政、无政府种种惨苦，远过于西方人所能忍受者，且颇有视此等痛苦为自然法则之意，即中国人所谓天意也。四川省一部分，赋税预征已达三十年之久，人民除了暗中咀骂，未见有任何有力之反抗。若以基督徒的忍耐与中国人作一比较，不啻唐突了中国人。中国人之忍耐，盖世无双，恰如中国的景泰蓝瓷器之独步全球。周游世界之游历家，不妨带一些中国的“忍耐”回去，恰如他们带景泰蓝瓷一般，因为真正的个性是不可摹拟的。我们的顺从暴君之苛敛横征，有如小鱼之游入大鱼之口，或许我们的忍苦量假使小一些，我们的灾苦倒会少一些，也未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我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过有之乎？

        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丈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之睦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嫌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当书写于殊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以何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

        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我们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Broom）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

        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权利一些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深思熟虑所磨练出来的。泰纳（taine）说过：罪过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一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25岁至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我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慧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亏，学了一回乖。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值得。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存在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识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北洋军阀枪毙于北平，曾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哄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换句话说，无可无不可本非高价值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Elin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逐渐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促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渐进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以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季世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166至169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假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一盘散沙”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能见及此。没有人希望它，也没有人诚意热切地需要它。

        不妨随便谈谈，中国人最富刺激性的品性是什么？一时找不出适当的名词，不如称之为“老猾俏皮”。这是向西方人难以言传而最奥妙无穷的一种特性，因为它直接导源于根本不同于西方的人生哲学。倘把俏皮的人生观来与西方人的文明机构来作一比较，则西方的文明就显见十分粗率而未臻成熟。举一个比方，假设一个九月的清晨，秋风倒有一些劲峭的样儿，有一位年青小伙子，兴冲冲的跑到他的祖父那儿，一把拖着他，硬要他一同去洗海水浴，那老人家不高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时那少年的一气非同小可，忍不住露出诧怪的怒容，至于那老年人则仅仅愉悦地微笑一下，这一笑便是俏皮的笑。不过谁也不能说二者之间谁是对的。这一切少年性情的匆促与不安定，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而一切兴奋、自信、掠夺、战争、激烈的国家主义，又将招致怎样的结果呢？一切又都是为什么呢？对这些问题一一加以解答，也是枉费心机，强制一方面接受其他一方面的意见，也是同样徒然，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年龄上的问题。

        俏皮者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就其长处而言，俏皮人给你圆滑而和悦的脾气，这就是使许多老头儿能诱惑小姑娘的爱苗而嫁给他们的秘密。假使人生值得甚么，那就是拿和气慈祥教了人们以一大教训。中国人之思想已体会了此中三味，并非由于发觉了宗教上的善义，而得自深奥文广博的观察与人生无限之变迁。这个狡猾的哲学观念可由下面唐代二位诗僧的对话见其典型：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此种老子的精神，以种种形式，时时流露于我国的文、词、诗、俗语中，欲举例子，俯拾即是：如“三十六着，走为上着”。“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想”、“负一子而胜全局”，都是出于同一根源的态度。此等应会人生之态度，渗透了中国思想的整个机构，人生于是充满了“三思而行”，充满了“三十六着”，顽梗的素质渐次消磨，遂达到了真实的圆熟境地，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征。

        就其弊病而言，俏皮——它是中国最高的智慧——阻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它捣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他讥诮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之能力。它用一种神妙的方法减弱一切人类的活动至仅敷充饥及其他维持生命所必需之程度。孟子是一大俏皮家，因为他宣称人类最大愿望为饮食和男女，所谓食色性也。已故大总统黎元洪也是一位大俏皮家，因为他能深切体会中国政治格言而提出了和解党争的原则。却说是“有饭大家吃”。黎总统是一位尖刻的实体论者而不自知。可是他所说的，比较他所知道的来得聪明，因为他直接说出了中国现代史上的经济背景。

        拿经济的眼光来解释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亦犹如左拉（Emielzola）之流的拿生物学来解释人生。在左拉，这是智识的嗜好，而在中国是民族的自觉。

        实体论者之于中国，非学而能，乃生而能者。黎元洪从未以脑动作研究专家著称，但是他因为中国人，知道一切政治问题无非是饭碗问题；因为是个中国人，他给中国政治下了一个精深的解释。

        此冷淡而又实利的态度，基于极为巧妙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只有耆艾的老人和耆艾的民族始能体会其中三昧，不满三十岁的年青人还不够了解它，所以欧美的年青的民族也还不够了解它。故“道德经”著者老子之所以名为老子，似非偶然。有些人说，任何人一过了四十岁，便成坏骗子，无论怎样，我们年纪越大，越不要脸，那是无可否认的。二十左右的小姑娘，不大会为了金钱目的而嫁人，四十岁的女人，不大会不为金钱目的而嫁人——她们或许称之为稳当。希腊神话中讲过这么一件故事，不能谓为想入非非：故事讲年轻的伊加拉斯因为飞得太高，直让蜡质的翅翼都融化了，致扑落跌入海洋了。至于那老头儿谭达拉斯则低低的飞着，安安稳稳飞到了家中了。

        当一个人年纪长大了，他发展了低飞的天才，而他的理想又揉和之以冷静的慎重的常识，加之以大洋钿之渴念。实利主义因为老头儿之特性，而理想主义则为青年人之特性。过了四十岁，他还不能成为坏坯子，那倘不是心脏萎弱者，便该是天生才子。才子阶级中便多有“大孩子”，像托尔斯泰，史蒂文生、巴莱。这些人具有天生的孩子脾气，孩子脾气再加以人生经验，使他们维持永久的年青，我们称之为“不朽”这一切的一切，彻底说一说，还是纯粹的道家哲学，无论在理论是或实际方面；因为世界上收集一切人生的俏皮哲学者，没有第二部像那短短的道德经那样精深的著作。道家哲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即为一种俏皮圆滑的冷淡，是一种深奥而腐败的怀疑主义，它是在讥讽人类冲突争夺的枉费心机、以及一切制度、法律、政府、婚姻之失败的嘲笑，加以少许对于理想主义之不信心，此不信心之由来，与其谓由于缺乏毅力，毋宁说由于缺乏信心。它是一种与孔子实验主义相对立的哲学，同时亦为所以补救孔教社会之缺点的工具。因为孔子之对待人生的眼光是积极的，而道学家的眼光则是消极的，由于这两种根本不同的元素的锻冶，产生一种永生不火的所谓中国民族德性。

        因是当顺利发展的时候，中国人人都是孔子主义者，失败的时候，人人都是道教主义者。孔子主义者在我们之间努力建设而勤劳；道教主义者则袖手旁观而微笑。职是之故，当中国文人在位则讲究德行；闲居则遣情吟咏，所作固多为道家思想之诗赋。这告诉你为什么许多中国文人多写诗，又为什么大半文人专集所收材料最多的是诗。

        因为道家思想有如咖啡，含有神秘的麻痹作用，所以能令人感觉异样的舒快。它治疗了中国人的头痛和心痛毛玻它的浪漫思想、诗意、崇拜天然，在乱世之秋，宽解了不少中国人和性灵，恰如孔子学说之著功盛平之世。这样，当肉体受痛苦的时候，道教替中国人的灵魂准备了一条安全的退路和一服止痛剂。单单道家思想的诗，已能使孔教典型的严肃的人生稍为可忍受一些了；而它的浪漫思想又救济了中国文学之陷于歌颂圣德，道学说教之无意义的堆砌。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

        中国人民出于天性的接近老庄思想甚于因教育而接近孔子思想。我们忝属人民一份子，人民之伟大，具有天赋人权，故我们基于本质的公正概念，足以起草法典，亦足以不信任律师与法庭。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律纠纷固在法庭以外解决。人民之伟大，又足以制定精细之典礼，但也足以看待它作为人生一大玩笑，中国丧葬中的盛宴和余兴就近乎此类。人民之伟大，又足以斥责恶行，但亦足以见怪不怪。人民又伟大足以发动不断之革命，但亦足以妥协而恢愎旧有之政体。人民又足以细订弹劾官吏的完备制度、交通规则、公民服役条例、图书馆阅览章程，但又足以破坏一切章程制度条例，可以视若无睹，可以欺瞒顽忽，并可以摆出超越的架子。我们并非在大学校中教授青年以政治科学，示之以理想的行政管理，却以日常的实例以见县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实际上怎样干法。不切实的理想于我们无所用之，因为我们不耐烦空想的神学。我们不教导青年使成为上帝子孙。但使他们以言行模拟圣贤而为正常现世的人物。这是我为什么确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人文主义者”，而基督教必定失败于中国，非然者，它必先大大的变更其内容。基督教教训中所能被中国人所诚心接受之一部分，将为基督训诫之如下述者：要“慈和如鸽”，“机敏如蛇”。此两种德行，如鸽之仁慈与如蛇之智慧，是俏皮的二大属性。

        简言之，我们固承认人类努力之必需，但亦需容认它的虚在。这一个普通心理上的状态，势必有一种倾向，发展被动的自卫的智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这一个基本原则下，一切中国人之争论都草草了事，一切计划纲领须大事修改，一切革命方案要大打折扣，直至和平而大家有饭吃。我们有句俗语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它的意义等于“勿生事”，“莫惹睡狗”。

        人的生活像是蠕动于奋斗力极弱，抵抗力极微的生活线上，并由此而生出一种静态的心理，这使人堪以容忍侮辱而与宇宙相调和。它也能够发展一种抵抗的机谋，它的性质或许比较侵略更为可怕。譬如一个人走进饭店，饥肠辘辘，可是饭菜久待不至，不免饿火中烧，此时势必屡屡向堂倌催促，倘使堂倌粗鲁无礼，可以诉之于账房间谋出气；但倘令堂倌回答得十分客气，连喊“来了来了”以应。而身体并不动弹一步，则一无办法，只有默祷上帝，或骂他一二声，还须出以较为文雅之口吻。像这样的情形，总之，就是中国人的消极力量，这种力量谁领教得最多，谁就最佩服它，这是老猾俏皮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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