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纪念各种百周年的人有时不免忧虑，害怕自己是在评价一个日渐凋萎的幽魂且不得不预言它那正在迫近的彻底消逝；不过，谈论这种担心就全然不必，连如此想一想都十分荒唐。的确，到1919年4月25日，就问世200年了，然而根本没有引发人们是否还读它、是否还将继续读它这类常见的猜想，200周年纪念日的效果是让我们惊叹永恒而不朽的竟然才仅仅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那本书不像是单一作者的努力成果，更像整个民族孕育出的无具名之作；庆贺它的百年生日，简直就如为巨石阵举行百年纪念。类似的感受可以归因于我们都曾在童年时代听人朗读的故事，因而，笛福和他的故事对于我们，几乎就像荷马之于希腊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真的有个人叫笛福，若是有人说是某个摇笔杆的人编出来的，要么会引起我们的不快，要么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童年的印象存留得最久，也刻印得最深。至今，我们仍觉得丹尼尔·笛福的名字似乎没有资格出现在的书名页上，而且，纪念该书问世200周年，不过是在轻描淡写并且毫无必要地提一句它仍旧存在着，就像巨石阵。
那本书享誉天下，后果却对作者不太公平；因为这虽然使他隐姓埋名地领受了莫大荣光，却多少掩盖了他作为作家还曾写过其他作品这一事实，而其他那些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小时候没有人大声读给我们听。因此，1870年《基督教世界》的编辑呼吁“全英格兰的男孩和女孩们”为被闪电击中损毁的笛福墓重修墓碑之际，大理石碑上仅仅刻着“纪念的作者”，根本没有提《摩尔·弗兰德斯》。考虑到《摩尔》一书——还有《罗克萨娜》《辛格尔顿船长》《杰克上校》等——的题材，不提它们我们倒也不奇怪，但是却不能不为这种遗漏感到气愤。如笛福的传记作者莱特先生所说，那些书都“不适于摆到客厅的桌子上”。不过，除非我们想让那件十分有用的家具当趣味的最终裁决者，否则就不能不感到痛惜，因为那些作品的表面的粗鄙，或许还加上对的普遍赞赏，使得它们没能如理所应当的那样享有更大的声誉。在任何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相关纪念碑上，至少《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的篇名应该和笛福的名字同样被深深刻下。它们位居少数被我们称之为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之列。纪念它们更出名的同伴问世200周年的契机也应该引导我们思考：它们与后者相似的伟大之点究竟何在。
笛福转而开始写小说时已经是六旬老者，那是在理查逊和菲尔丁动笔之前很多年，实际上他是促成小说诞生并把它送上发展之路的首创者之一。没有必要详细论证他的先驱地位，只需说明他开始写小说之初已经对这门艺术有了若干设想，它们部分得自于他本人作为最早小说写者之一的亲身体验。小说要讲述真实故事并传达正确的教诲，才有存在的价值。“编造故事无疑是最骇人听闻的罪过，”他写道，“那是一种会在心灵中豁开大洞的撒谎行径，而后说谎的习惯就会渐渐乘虚而入。”因此，在一部部作品的前言里或正文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从不臆造，而彻头彻尾依据事实，他一心记挂的是让邪恶者悔改、让无辜者警惕的高洁道德意图。幸运的是，这些原则与他的性情和天赋十分相合。先于把经验转述进小说，60年人生变幻早已把种种世态刻进了他的身心。“不久前我曾用这两句诗总结自己一生的缤纷场景，”他写道：
没有人曾经更多体尝莫测的命运，我十三次发财致富而又沦落赤贫。
写《摩尔·弗兰德斯》之前，他曾在新门监狱被囚了18个月，曾和窃贼、海盗、路匪，以及造假币的犯人聊过天。不过，由于生活经历和事件发生而不得不面对某些事实是一回事，贪婪地吞咽世相真情并铭刻在心又是另一回事。笛福不仅曾亲历贫穷困境，与深受其害的人交谈，而且对他来说，那种衣食不保、风雨无遮、艰难辗转的生活激发出的想象，正是他的艺术的最适当题材。他的杰出小说每每在开头几页里就让男女主人公陷入孤立无援的不幸处境，让他们的生存只能是持续的挣扎奋斗，就连能够活下来也是运气和奋斗的结果。摩尔·弗兰德斯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罪犯；辛格尔顿船长童年时被人偷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出身于绅士家庭，却成了窃贼的徒弟”；罗克萨娜开始时运气稍好，但是15岁结婚后却眼看着丈夫破了产，自己拖着五个孩子，陷入“无可言状无比悲惨的境地”。
于是这些男孩女孩们个个都得独自闯世界，都得艰苦奋战。这种境遇完全是按笛福的偏好编排出来的。他们中最突出的一位，即摩尔·弗兰德斯，从一出生至多不过暂缓了半年时间，就落入了“贫困——那最坏的恶鬼”的魔掌，自打学会做针线活儿就被迫自力谋生，奔走四方，她并不向其创造者索求他所不能提供的雅致家庭氛围，却从他那里获取了他所熟知的各式各样奇人异习。从一开始，她就被压上了必须证明自身存在权利的重负。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必须用她依据亲身经验在一己头脑中打造出的某些粗糙道德规则来应对各种突发紧急情况。她年纪轻轻就已违背了世俗公认的律法，此后便一直享受着法外之人的自由，而故事的轻快活泼在很大程度上正来源于此。对她来说唯一不可能的事便是安享舒适宁和的生活。不过从一开始，作者的特殊天才就在发挥作用，从而避开了冒险小说套路的明显陷阱。他让我们明白，摩尔是有自身价值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一系列历险经验的载体。作为证明，摩尔和罗克萨娜一样，在人生开局之际就激情四溢地坠入情网，尽管运气不是太好。她后来不得不重整旗鼓，另与他人结婚并仔细检点婚约条款带给她的钱财和前景，这应当归因于她的身世，而非她对热烈情感的轻视。此外，像所有笛福笔下的女人，摩尔具备健全有力的头脑。如果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她会毫不犹豫地说谎，正因如此，当她讲真话时便有某种不容否定的气势。她不能在细腻精微的个人情感上浪费时间，不过掉一滴眼泪，伤心片刻，然后“故事就接着发展下去”了。她的心灵热爱迎风沐雨。她喜欢运用发挥自己的能力。当她发现自己在北美弗吉尼亚所嫁的男人竟是自己的弟弟时，不由得深感厌恶，坚决要求离开他；然而，一旦抵达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港，她立刻就“上巴思城去寻欢作乐，因为我离年老还远着呢，我原本就性情快活，这时更是登峰造极”。她并不冷酷无情，也没有人能指责她轻佻放纵；不过，她爱生活，而一位生气勃勃的女主人公自然让我们相随不舍。还有，她的抱负不无创造性想象，使之可以被归为高贵的激情。迫于处境，她不得不算计精明而讲求实用，但是她又时时被对于浪漫爱情及她所认定的绅士品质的渴念所困扰。摩尔哄骗一位拦路打劫的强盗，让他以为自己很有钱。“他具有货真价实的骑士精神，这让我更觉得悲哀，”她这样写道，“比起被无赖小人坑害，栽在讲求荣誉的君子之手多少也算一种安慰。”与这般性情一脉相承，她和最后一位男性伴侣抵达美洲种植园以后，那位先生拒不从事劳作，一心热衷游猎，摩尔对此却颇感骄傲，她很高兴地为他购买假发和镀银的剑，“好让他显得风度翩翩，他也本来就是位优雅绅士”。她对热天气的喜爱也与此呼应，还有她亲吻儿子踩踏过的土地的那股热乎劲儿，以及她对各种过失的大度宽容——只要那过失“不属于彻底的卑鄙，占上风时冷酷无情，专横残忍；处逆境时又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对世间其他一切，她唯有善意。
上述清单并不能囊括这位见多识广的老罪人的所有特征和妙处，因而我们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博罗笔下那伦敦桥上卖苹果的女贩称摩尔为“得神佑的玛丽”，并把她看得比自家摊上全部苹果更宝贵；为什么博罗拿起那本书钻进小铺会一口气读到两眼生疼。我们详述那些性格表征，不过是要证明摩尔·弗兰德斯的创造者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只是个记者，只是事件的忠实记录人，对人的心理缺乏理解。的确，他的人物都自主地成型并充实，似乎并不顺从作者的安排且未必合他的爱好。他从不驻步逗留、详细描述某一微妙体验或情愫，而是不动声色地讲下去，仿佛那些体验和情感都是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有些场合，比如那位王公坐在儿子摇篮边，罗克萨娜说他是多么“喜欢看熟睡的孩子”，彼情彼景蕴含的想象魅力似乎对于我们比对他更有意味。笛福说，人必须至少向一位他者吐诉心中大事，否则他就会像新门监狱里的那名囚犯一样在梦里说出来。发表了这一段奇特的现代言说后，他又为自己的离题话道歉。他似乎已把人物深深纳入自己头脑，不经意间又把自己投入了他们的人生；而且，如所有不自觉的艺术家，笛福在作品里留下的真金远远多于他那一代人能打捞出水面的宝贝。
因此，我们对他笔下人物的阐释很可能会令他惊诧。我们阐发的某些含义是他精心掩饰的，甚至是他自己不愿直面的。结果是我们对摩尔·弗兰德斯的赞赏多于责备。我们无法相信，笛福对摩尔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罪这个问题上拿定了主张，或者他会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考量那些法外之徒的生活时提出了许多深刻问题，并且暗示了——即使没有明说——与他宣称的信仰相违的种种答案。从他《论妇女教育》一文提供的证据，我们可以知道他曾就有关问题深入思考，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高度估量女性能力并严厉批判妇女遭受的不公待遇。
我常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居然不让女性得到求学的益处，真是最最野蛮的习俗之一。我们天天责备女人愚笨无礼，然而，我相信，如果她们有机会受到和我们同等的教育，她们一定会比我们更少犯这类过错。
女性权益的倡导者恐怕不会乐意让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做她们的主保圣徒；不过，很显然笛福不仅让她们道出了有关妇女问题的一些非常现代的观念，而且把她们置身于一定情境里，使读者对她们的特殊困窘萌生同情。摩尔说，女人需要的是勇气，还有“立稳脚跟”的能力，而且立刻举出实例说明那样行事所能带来的好处。她的同行罗克萨娜女士则更细致地论说抗议婚姻的奴役。她“开创了世间前所未有的一种做法”，书中那位商人对她说，即“辩争反对通行方式”。不过，笛福是最少生硬说教的作家。罗克萨娜让我们始终关注，是因为她得天独厚，浑然不觉自己可以正经八百地充任女性之代表，因此无拘无束地说，她的言谈中“有一些高谈阔论，可它们起初压根没在我脑子里出现”。她意识到自己的弱点，这又导致她诚实地盘诘自己的动机，由此而来的幸运后果就是，当许多问题小说中的献身者和先驱者都早已凋残皱缩成陈列展示思想信条的什物器具之时，罗克萨娜仍能鲜活如初，富于人情。
然而，笛福令我们赞叹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可以证明他是梅瑞狄斯某些观点的先导，或者曾经描写过可以被放进易卜生戏剧的某些场景，虽说这类怪异念头确实出现过。不论他对妇女地位问题有什么看法，都不过是他主要优点的偶然附产品，那优点即关注事物的重要而恒久的方面，而不津津乐道于转瞬即逝或细枝末节的事。他写东西常常平淡无奇。他能模仿科考旅行者一五一十照实记录的笔调，到头来我们不得不暗叹：他的笔竟能描述、他的头脑竟能构思那些甚至无法用报告事实真相之类的借口降解其枯燥的内容。他对自然植物界不闻不问，对人性的很大一部分也不曾涉及。这些我们都承认，不过我们同时也得承认，在许多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作家身上也有诸多同样严重的缺陷。然而缺陷并不能损害笛福已有文字的特殊优点。他从一开始就限制了自己的写作范围，界定了他的抱负，因而他达至了某种洞察之真理，远比他本人号称要宣示的事实真相更为珍稀难得、历久弥新。摩尔·弗兰德斯和她的伙伴们尤其得到笛福关注，并不是因为她们如我们可能会说的那样是“形象生动跃然纸上”；也不是像他本人所声言，因为她们是罪恶生涯的例证，可让公众从中得到警示。令他兴趣盎然的是艰难生活在她们身心中培育出的自然的求实态度。她们没有辩解之词，没有仁慈地掩饰遮蔽其动机。贫穷是她们的监工，对于她们的过失，笛福只不过做了一点敷衍了事的评判。而她们的勇敢无畏、足智多谋和百折不挠却让他喜爱不已。他感到，她们在群体交往中妙语接连出现，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彼此讲究信义，有一种土生土长的道德观念。她们的命运变幻多端，对此他频加赞赏，细细体味，而且对本人经历中的类似人生沉浮曾凝神审看、感慨系之。此外，这些男人和女人都自由舒展地公开谈论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驱动着天下众人的激情和欲望，因此至今这些人物仍保持鲜活，生气不减。任何事物，只要被直面正视，都有某种尊严。甚至在摩尔等人经历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卑下的金钱话题，一旦它代表的不是舒适与排场，而是荣誉、诚实和生活本身，也就不再卑下，相反可能成为悲剧。你可以反驳说笛福的作品单调乏味，却绝不能说他孜孜关注的事物琐屑无聊。
的确，笛福隶属于那一类伟大的平铺直叙者，其作品以对人性中最持续长存因素的深入了解为基础，尽管那些成分未必最夺目诱人。从亨格福德桥望去，伦敦的景象是灰蒙蒙的，严峻的，沉重的，充满车马行人、买卖交易压抑着的律动，若不是有舰船的桅杆和市区的钟楼和穹顶，一切就会显得平庸乏味，这景象令人想到笛福。手捧紫罗兰花站在街角处的衣衫褴褛的卖花姑娘，在拱门遮蔽下耐心兜售火柴和鞋带的饱经风霜的老女人，仿佛都是他笔下的人物。
他属于克雷布还有吉辛那一脉，但不仅仅是在同一严苛社会课堂里受教的学友，更是同一写作流派的奠基者和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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