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语症也许是一种生理上的病，但是类似这样的病症，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也可能有，一旦有了这样的病，其实非常可怕。
近代中国，失语症是不愿意变革者患的。我们知道，晚清政府真正萌发变革之意，始于19世纪的60年代。帮助清政府打平太平天国的地方实力派，在内战过程中领教了太平天国洋枪洋炮的厉害，也尝到了洋枪洋炮的甜头，开始将魏源“师夷之长技”的设想落到实处。而清朝的中央政府，作为当家人之一的奕䜣和文祥，在跟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法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多少开了点窍。1860年之后，一些强势的地方督抚开始洋务运动，而北京，不仅有了一个被洋人逼出来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有了承包给洋人的总税务司，奕䜣甚至想设立一个专门学习西方文化的学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不消说，是请洋人来教的。
不过，这个时候的中国，不想变革、不正视西方存在的士大夫还是相当多。尽管接二连三打了败仗，但是他们总觉得中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依然不可动摇，就算洋人占了北京，不也最后吐出来了吗？就算不吐出来，取清朝而代之，在某些士大夫看来，早晚也得跟满人一样，学习汉人，尊孔读经，开科取士。每次洋人进来的时候，总有传说出来，说洋人在占领地开科取士，考的居然还是四书五经、八股文章。所以，当变革到来之际，顽固守旧的人没有失语，他们发声抗议了。抗议声一边是流言蜚语、街头巷议、讽刺嘲骂，一边是一个重臣的奏折。重臣名叫倭仁，是蒙军八旗的底子，科举高第，从翰林院的庶吉士一直做到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也是朝中有名的理学家，跟曾国藩齐名。为人清正，学问也不错，弟子门生满天下。
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出来抗议，所依仗的武器，却是理学的陈年旧货，连词句都没更新。在他看来，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学习西方，只要发挥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文化，中国就可以在战争中获胜，仁义忠信可以为干戈舟楫。而中国近来一连串的失败，不是武器不如人，而是道德没有发挥作用。如果真的非要学天文历算，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本土人才，何必从外面聘请？
当年垂帘听政的西太后，虽然没有上过学，更不知道西学是什么东西，但却亲身经历了中国军队在洋人面前的惨败，伴随自己的夫君咸丰皇帝逃到了热河，过了好一阵衣食不周，连肉都吃不上的日子。仁义忠信为干戈舟楫的大话，说说可以，当真则成了笑话。不过，倭仁说中国自己有西学人才的说法，倒是有吸引力，至少，聘自己人，花费要少些。于是，太后下令倭仁赶紧推荐这方面的人才。没想到反倒将了倭仁一军，他老先生不过随口一说，哪里找人去，理学家的帽子戴着，又不好撒谎，于是只好承认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有这样的人才。西太后看在皇帝老师的份上，也没有追究他的“欺君之罪”，只是让他随时留心，如果发现了，赶紧推荐上来。但是，不知是奕䜣有心恶作剧，还是西太后要用倭仁牵制奕䜣，突然之间，倭仁发现自己得了一项新的官衔——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有这样头衔的人，在朝中还有几个，都是热心洋务之人。此时，把一个反对洋务，极不喜欢跟洋人打交道的人任命为这样一个专门办洋务，跟洋人办交涉的衙门的大臣，看起来很像是在搞笑。
可是，做人很认真的倭仁，却受不了这样的搞笑。如果西太后真的想用倭仁来牵制奕䜣的话，她找错人了。因为一想到要和洋人办交涉，倭仁就要变大头娃娃了。结果任命下来不久，倭仁差点没从马上栽下来，从此了痰厥之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风。后来虽然经过治疗，好了一点，但两年之后，还是因此而翘了辫子。现在史家流行的说法是，倭仁故意从马上摔下来，好借此推掉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这是不对的，倭仁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理学家，不会玩这样的诈术。
倭仁之死，标志着中国相当一部分思想顽固的士大夫，开始患上了失语症。
初患失语症的人还是能发声的，声音最大的是一个名叫刘锡鸿的人。不过，此人仅仅是位做过留洋副使的光禄寺少卿，人品和学问都比倭仁低了不止一个档次。他做过郭嵩焘幕僚，是郭一手提拔上来的人，在出使的任上，却跟郭嵩焘反目成仇，非常无聊地拼命攻击他昔日的恩人。而他反对洋务的借口，则是所谓的风水迷信。比如说，在中国修建铁路，是败坏中国的风水，会惹怒山神水怪。这样的说法，显然比起倭仁的夷夏之防、仁义忠信低了一个档次，不过是民间底层文化怪力乱神的陈词滥调。可以说，到此为止，顽固保守的声音，已经因病而嘶哑了。
只是，在当时，不管什么样的陈词滥调，都有市场，也都能给改革制造麻烦。由于中国真正的危机还没有到来，八股取士还在吸引着全国士子的注意力，顽固保守的士大夫人多势众，李鸿章和郭嵩焘所谓的不明事理之人，仗着人多的优势，在话语权逐渐丧失的情况下，依然充分地活跃。而顽固派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失语，因为政府也并没有真心信奉改革，一直处于三心二意的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改革叫停。让中国的自主改革，不是走到半途就走不下去，就是橘越淮北而变枳，即使有成效，也往往流于形式。
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两个同时在学习西方的东方大国的较量，学得好的优等生，以大比分战胜了中等生。战胜的日本，不仅掠取了二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两块中国的领土，而且暴露了有朝一日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东方崛起一个吞掉了中国，变得如此庞大的新日本，它们遏制日本的办法，居然是趁早瓜分中国。所以，甲午之后，中国第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边疆危机，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强租港口，划分势力范围。这样，已经跟西方打了将近六十年交道的中国，第一次这样明晰地面临被瓜分豆剖的危险。
这种时候，中国的整个中上层，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有没有政治态度，都知道变革不可避免，不变则没有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严峻的情形下，中国不想变革的人依旧人数众多，一些内地的士人和官僚，尤其是满人阶层，都不期待自己的生活有哪怕一丁点的变化。对他们来说，变革就意味着失去，而他们特别惧怕失去，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任何迎接挑战的意志和能力。此时的守旧，是完全意义上的因循守旧，害怕改变往昔的生活轨道，置国家民族的未来于不顾。只是，在严峻的国难危机面前，他们已经彻底失语，连刘锡鸿那种陈词滥调，也已经说不出口了。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对于朝廷发动的戊戌变法，从公开的反对，转为暗中的权术杯葛，私底下的窃窃私语。然而，这样的杯葛和私语，恰好赶上变法期间独特的帝后二元权力结构，担心因改革而失去权力的西太后，在权欲的驱使下，变成了顽固派的“首领”，在变法一百天后，寻了一个借口，以完全没有道理的方式，吞噬了改革。
然而，在政变之后，保守势力为西太后提供的挽救危局甚至维持政权的法宝，居然只是所谓的“民气可用”，而所谓民气可用的民粹诉求，其核心的成分，竟然是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即使是刀枪不入的法术，最终能让西太后相信，也是义和团与顽固派合作的阴谋。因为他们讲不出道理，只有靠欺诈和权术。而义和团恰好被顽固势力所利用，充当了他们抗阻变革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根稻草，由于有当时最有权势的西太后的加持，于是变成了一场彻底灭洋的疯狂反扑，中国的顽固势力，妄图借助一种莫须有的民间巫术，彻底消解他们对于变革的忧虑。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的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在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
其实，近代中国的命运，自从西方列强开始叩门之际，就已经确定了。只要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亚非拉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也已经定了——或迟或早都会被拖入它们的体系，或者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或者变成它们的小伙计。由于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相对发达的政府，对于以商立国的西方列强而言，将中国拉入自己的体系，比征服之使之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更加合算，成本更低。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西方对中国的战争，看起来就是让中国进一步对它们开放，并跟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虽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世界体系、自己的天下，但是中国的天下敌不过人家的世界，我们只能一步步地被拖入它们的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所有的东方国家，自强的唯一途径，就是面对现实，学习西方，逐步改革，在改革中寻求自新自强之路。中国如此，奥斯曼帝国如此，埃及如此，日本也是如此。可惜，在这些国家中，只有日本通过自身的变法维新，让改革话语最终成为政府的主流话语，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学习西方的改革，一跃成为东方强国。而其他国家的政府，都没有完全掌控改革的话语权，一会儿失语，一会儿说话，始终在进步还是保守，改革还是因循之间徘徊，最终导致旧政权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迟迟不能完成自身的转型。而这个转型，在今天看来，是迟早都要完成的，甲统治完成不了，乙也得面对，乙不行，丙还得接着面对。拖得越久，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不管谁来统治，只要意图保守、意图向后转，就注定失语。一旦失语，统治行为就必然变形，处处被动挨打，在国际上如是，在国内也如是。最终，会连自己本来有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都丧失殆尽，败得非常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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