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硬派侦探小说的诞生及代表作家作品

        还有什么比把一个肮脏的世界捏碎更值得高兴的事情。

        上一节我们提到，战争结束了，一群回家的人改变了侦探小说的命运。我们不妨先举一个普及程度很高的事例，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读者了解在这个时间段究竟发生了什么。

        1995年，视角极其平民化的经典电影击败了同样经典的，一举斩获了年度奥斯卡大奖。除了阿甘，相信另外一个角色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甘在越南战场上的顶头上司，那位酷爱香烟的丹先生。

        丹先生出身于行伍世家，他的祖先参加了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乃至他本人正在经历的越南战争。更令他沮丧的是，每次战争结束，他家族的人无一例外地会成为“烈士”。

        丹先生是个简单粗暴的家伙，但这并不妨碍他忠诚地对待国家和朋友，更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人。相比他的祖先，丹先生的结局要好得多——至少他活了下来。在一次行动中，丹先生不幸受伤。政府像对待所有伤兵一样，截去了他的双腿，然后把他送回家。

        终日与轮椅相伴，领取微薄的抚恤金，找不到工作，被所有的人嘲笑——这就是丹先生“精忠报国”的回报。他惊讶地发现，整个世界和自己离开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自己在战场上的英勇和忠诚，在现实中反而成了致命的弱点；周边没有了最起码的真诚和同情，取而代之是欺骗和利用。

        丹先生突然意识到，原来，战场才是最简单的“生活方式”，那里只有战友和敌人，只有胜利和失败，只有生和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而在现实里，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这里非常复杂，而且是那种十分肮脏的复杂。

        失去了忠诚的丹先生，只剩下了简单粗暴。他终日吃喝嫖赌，与酒精和妓女厮混；他三天两头被小混混或警察打得鼻青脸肿，因为在前者眼里他很碍眼，在后者眼里自己就是个混混；他骂政府和上帝是狗娘养的，因为世界对他太不公平了。

        丹先生出现了个人分裂：一方面，他无可救药地陪同这个世界堕落下去；另一方面，他又不断试图冲击、改变这个世界，尽管看上去非常可笑。

        好了，现在我们的丹先生的案例向前推移。读者会惊讶地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回来的英雄们，其处境和丹先生简直如出一辙。或者说，他们处境更加槽糕，毕竟，世界大战对心灵的创伤，不是越南战争可以比拟的。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引发的社会想象，人们找到一个专用名词来形容他们——“hard-Boiled”。在中文里，我们习惯把这个词翻译为“硬汉”。

        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侦探小说应运而生，并以风卷残云之势推翻了古典主义侦探小说的统治地位。这种新小说，被人们称为“硬汉派侦探小说”。

        硬汉派被诞生于美国。

        实际上，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利·金（1895—1963）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就尝试将传统侦探小说的内涵和形式颠覆，塑造一个全新的侦探小说流派——尽管戴利·金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古典主义侦探小说。正如上一节提到的，当时正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经济更是举步维艰。民众生活失去了最基本的经济保障，各种犯罪和暴力事件层出不穷。由于动机皆源于贫困，所以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犯罪几乎毫无“技术含量”，完全只是人性的写照和血腥的表象。戴利·金等人正是抓住这一社会现实，创作了大量的反映人性和社会现状的犯罪小说。而这一类小说也渐渐从传统的解谜式侦探小说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特点。

        到了20世纪中叶，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硬汉派侦探小说应运而生。而这一流派的创始人，毫无疑问应该是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

        达希尔·哈米特（1894—1961）是个独立、坚韧的激进分子，看上去并不像典型的美国人。他13岁离开学校，从事过各种工作，包括在平克顿侦探社做私家侦探。

        1929年，哈米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没有名字、在大陆侦探社工作的私家侦探，是个极具颠覆性的角色。他没有福尔摩斯或波洛那种敏锐的直觉和严谨的逻辑，有的只是常人的外表和一颗不大寻常的心。他游走于大街小巷，不断和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发生关联，经常参与殴斗和黑帮火并，完全没有“黄金时代”的神探风采和绅士气息。为了达到目的，无名侦探经常破坏侦探社的制度，甚至不惜践踏一切碍手碍脚的法律。单就他的某些行为而言，读者很难把侦探和罪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

        除了侦探的颠覆，哈米特的行文也与以往的侦探小说大不相同。他的文风极其简约，很少在情节的构筑和叙述的技巧上“耍花招”，几乎完全倚仗故事本身的魅力和深意吸引读者。在这里，侦探小说的类型化特征被削弱，文学性和社会价值则得到了空前的提升。

        之后，达希尔·哈米特先后创作了《戴恩家的灾祸》、、、等作品，无一不秉承了的颠覆性。其中，已经彻底超越了类型文学的范畴，升华为世界经典文学小说。时至今日，以这本书命名的“马耳他黑鹰奖”依然是侦探领域最知名、最权威的奖项之一。

        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的创作之路起步很晚。年轻的时候，他在英国为杂志撰写评论和诗歌。一战之后，他当上一家石油公司的美方主管，创作因此停滞。44岁时，他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开始创作，以便养家糊口。和哈米特一样，他的声望同样来自长篇小说。

        1939年，雷蒙德·钱德勒出版了第一部长篇侦探小说《长眠不醒》，这部小说为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耀。在书里，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登场——这同样是一位贪杯好色、敢于践踏一切规则、游走于正义和法律之间的中年男人。在将近一百年之后，美国侦探作家协会毫不迟疑地，将马洛评选为“最受欢迎的男侦探”。

        钱德勒之后又创作了、《高窗》、《再见，吾爱》、《湖底女人》、《小妹妹》等作品，成为硬汉派侦探小说最佳代言人，并且获得了“侦探小说中的桂冠诗人”的称号。

        钱德勒善于把握文字的弦外之音和内在含义，对地点、事物、人物也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于行文和文字的驾驭堪称完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把读了十几遍，并亲自将其翻译为日文。

        对“黄金时代”的作家来说，情节就是一切，文风往往可以由编辑代劳；而钱德勒认为“情节也许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就算你擅长此道”，但是“一个不注重文风的作家对我来说，根本不算是作家”。我们阅读钱德勒的作品，首先是读他的文风，然后是加利福尼亚背景、笑话、社会观察以及马洛这个人物。另外，雷蒙德·钱德勒对卑鄙和腐败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愤慨，这对于他的创作也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毫无疑问，钱德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评论家，还是一个敏感、智慧的人。他为自己写了墓志铭，所用的正是他那种机智诙谐的文风：“能够接受一种普通的形式，并且使之毫不沾染文艺气味，也算是一种技巧……任何一个体面的作家或许偶尔将自己当成一名艺术家，但是终究要被人遗忘，这样更好的作家才能被人记住。”很明显，雷蒙德·钱德勒的作品不会有被遗忘的危险。关于他的贡献，下一节我们还会提到。

        好了，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些这种新派侦探小说的特征。

        1．小说描绘的重点从大脑调整到了心灵，故事从单纯的智力博弈变成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人性”这个命题被推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2．小说格外注重对社会问题的阐释，因为这是“人性”赖以生存的温床；

        3．无论是对于人性的描绘，还是对于社会的阐释，其结论十有八九是令人绝望的，即便不是黑色，至少也是灰色的。

        4．“文戏”渐少，广义上的“武戏”明显增多；

        5．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全面提升；

        6．小说里的侦探大都有以下特征：

        （a）以第一人称“我”登场；

        （b）身份为私家侦探，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执照，属于非法经营；

        （c）有着异常灰暗的经历，没有婚姻或离婚；

        （d）嗜酒如命，好色；

        （e）经常被包括警察在内的各色人士痛打；

        （f）经常和妓女、毒贩、黑社会接触；

        （g）接受的委托人大多比罪犯更肮脏，揭示出的真相往往比谎言更不堪。

        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硬汉派侦探小说完全依托于前面提到的“硬汉现象”而存在并发展。某种程度上，这种侦探小说是硬汉们对于世界的抗争。他们渴望得到应得的回报，他们渴望一切回到那个简单快乐的年代，他们不肯接受“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现状。

        相对于“穷途末路”的尴尬，也许，硬汉们更愿意战死疆场。因为，面对着陌生且一片漆黑的世界，他们的抗争必然是徒劳的。摆在面前的只有两种结局：毁灭，或者同流合污。

        这一时期，美国的硬汉派侦探小说大多发表在一些大众杂志上。这些杂志使用廉价、粗糙的木浆纸，因此，这类作品也被称为“廉价小说”。因为符合时代特色，里面又充斥着吸引眼球的感官描写，一时间，小说得到了市场认可，逐渐成为了主流。很快，硬汉派小说取得了对于传统侦探小说的全面胜利，以至于到了今天，西方世界专门从事古典主义侦探小说创作的作家凤毛麟角。

        评论者将这次侦探小说的改朝换代称为“美国革命”。鉴于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特质，这次革命也被称为“黑色革命”。

        革命的主力军，除了达希尔·哈米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之外，还有几位也贡献颇多。

        詹姆斯·凯恩（1892—1977）创作了《邮差总按两次铃》（1934），这是一部关于性和金钱的小说。作品辛辣而简洁，其中关于“性”的处理现在看来比较正常，在当时则相当出位。凯恩的作品给人一种“原生态”的感觉，甚至有些粗俗（这也是不足之处），十分符合三四十年代美国电影的口味。他的两部代表作《邮差总按两次铃》和《双重赔偿》不但是经典的小说，更被拍成了脍炙人口的电影。

        米基·斯皮兰（1918—2006）的情况和凯恩很相似。他的小说里充满了硬汉派小说最原始的性和暴力——这固然是深化主题的手段之一，但其负面影响是无法回避的。斯皮兰的小说在美国的销量超过了两亿册，但始终没有达到哈米特和钱德勒的高度。

        乔治·西姆农（1903—1989）的成就则足以比肩哈米特和钱德勒。他一生创作了300余部小说，塑造了侦探小说史上最伟大的侦探之一——梅格雷探长。西姆农的作品兼具古典派和硬汉派的特质，通俗却不失深刻。他是一位心理学大师，却不在作品里加入任何直观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成为了纯文学小说的典范，却一再声称侦探小说里要摒弃纯文学元素。在创作侦探小说之前，西姆农生活极度窘迫；而在其封笔的时候，已经可以坐在私人游艇上环游世界了。

        除此之外，像．R．伯奈特、康乃尔·伍尔里奇、乔纳森·拉蒂默等，都是硬汉派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而在今天，美国人比尔·普洛奇尼和劳伦斯·布洛克无疑是最佳的代言人，我们在下一节会谈到这两位作家。

        既然被称为“革命”，必然有着不朽的意义。除了“推翻了一个旧世界”，革命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西方世界侦探小说的格局，完全拜“黑色革命”所赐。我们喜爱的好莱坞大片、007系列、《达芬奇密码》等等，全部脱胎于这场大革命。而这些，也是下一节我们需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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