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先来读一段格林自己的话，那是《哈瓦那特派员》书中透过那位卖吸尘器于哈瓦那的小商人吴模德讲的：“我不会为我的国家杀人。我不会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国家、福利国家而杀人。我会因为卡特杀了某某人而杀掉卡特。为了家庭的恩怨杀人，比为了爱国或喜爱哪种经济体制杀人理由更充分。我爱，我恨，都是我个人的事，我不会在什么人的国际战争之中扮演五九二〇〇之五（书中英国情报单位赋予吴模德的特派员编号）。”今天，住台湾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这段话背下来，尤其是“南国以南”的勇敢台湾人。

        米兰·昆德拉在谈欧洲现代小说时，把时间上推到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说那时候小说是“人在无限大的土地之上一种幸福无所事事的冒险旅行”。

        好小说家应该有国籍吗？

        当然，在现实之中小说家还是得有出生地点、有纳税义务对象，尽管不见得在意、喜欢、认同或效忠，但不容否认这很难完全逃离，在这层意义上，格林是英国人殆无疑议；但是除此之外，小说家往往有一种更难以逃遁的隐藏国籍，可以完全无涉于象征国族的某个抽空名字、歌曲、旗帜乃至于意识形态，而就只是一方素朴的、有着生活现实质感的上地。对于和生活细节有千丝万缕联系需求、甚至于倾向于在具象的人事时物之上书写的长篇小说而言，这一方土地和小说家本身的联系总是远远早于小说意念启动之时（没有哪个小说家是一生下来就打算或直接开始构思小说的），因此，它和小说家的关系是浑然的、整体的，在理知选择之先且一先就是二三十年不可逆的时间，难以检视、难以在他日重建仿制、也就再难以替代。

        长篇小说的书写因此总是农民式的书写，在同一方土地之上深耕密植，就像契诃夫和他的旧俄小城小镇与农村，巴尔扎克和他的封建巴黎，以及更清楚的，直接讲自己就是个农夫、只会在“一块邮票大小土地上反复书写”的福克纳和他南北战争所在的美国南方原乡。

        这方面，格林完全逆向行驶，他是个持续逃离家乡的人。

        一九三四年，也就是格林三十岁之时，他徒步旅游了利比里亚，据此写了《没有地图的旅行》这部游记，预告了他日后的出走生涯，往后，他的长篇小说便持续由行走的脚、凝视的眼睛和书写的手所联合完成：《权力与荣耀》是墨西哥，《问题的核心》是斯里兰卡，是中南半岛，《哈瓦那特派员》是古巴，《喜剧演员》是海地，《麻风病人》是他自己所说“形状就像人的心”的非洲正中心的刚果，而晚期的《吉诃德阁下》则当然只能回转欧陆的西班牙云云。

        这是“格林之国”之所由来，意思是格林小说足迹所及的全数土地的总和，由此组成一个虚拟国家，论这个国家的总面积，可能并不比殖民鼎盛时期、号称日不落之国的大英帝国小多少，但它不是通过欺骗、谈判、征战和杀戮所缔建起来，而是由一个了不起的小说家，就凭着他的一身小说家本事，让这个国从伟大的文学地图之中熠熠浮现起来。

        有关这个史无前例的小说之国，据了解格林自己并不见得领情，甚至，他还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宣称：“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斯里兰卡。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的特派员。我向你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小孩就是那副模样，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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