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读一位作者最边缘、最失败的作品是很有趣的，我们往往最能由此看清楚他的边界、他的限制和他真正的苦恼——对本雅明来说，这本书就是《莫斯科日记》。

        这本日记如今日命名所显示的，记录的是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六日起至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的莫斯科之行，是本雅明留给我们最没“灵韵（aura）”的文字——即使是私人日记原来没要发表，即使下班后不谈公事，但合理来说，以本雅明这样一个人，在那样一个年代，进入到苏俄这么一个国家，无论吉凶休咎，怎么说都应该是动人的大事才对，而且依据资料，本雅明此行除了主要目的追求阿莎亚·拉西斯之外，尚有替报社记行供稿的小任务，以及要不要就加入共产党甚至不回头从此定居苏联的人生大决定，然而，也许是这个从气候、体制到街景皆酷冷的国家让本雅明实在提不起劲来，整整两个月时间，我们看到的本雅明要说是深度忧郁，不如讲是昏昏欲睡，惟一可令他精神一振的，除了阿莎亚·拉西斯的偶然现身（彼时她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便是本雅明自己的购物时刻了。

        终本雅明一生，他说好听是收藏家，说难听是购物狂恋物癖者，收集的主要是书，另外就是一些小东西小玩意儿，比方说玩具、邮票、带图的明信片或甚至那种骗小孩的、一摇动就大雪纷飞的玻璃球内冬景云云，尤其对愈细小的东西愈有某种古怪的依恋甚至崇拜之情，这个形象执迷不悟地叠合在他不事生产的拮据边缘人身份上，形成一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不知死活没落贵族败家子模样，偏偏，他又同时还是个所谓的马克思理论学者。

        对此，不论有多少借口的成分，本雅明的确有一番动人而且诗意十足的论述，比方说，他那些拼老命买来、竞标来的书，并不一定非读不可（本雅明曾坦承读不到十分之一的比例，“难道你每天都用你的塞弗勒瓷器吗？”）更不加以分类收藏，而是自然的置放，只因为，恰恰是这样的无用和不参与秩序，才是这些书的解放，让这些书取回了完整的自身——汉娜·阿伦特的解说是：“一个收藏物只有一种非专业的价值，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而且由于收藏活动能够集中于任何类型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艺术品总是能够脱离日常的有用物品的世界，因为它们没有任何用途），因而也就拯救了物品，因为它不再是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具有内在的价值。本雅明因而能够把收藏热情理解为一种近似于革命热情的态度……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

        收藏是物品的拯救，也是对人的拯救的补充（老实说，就本雅明，我很怀疑阿伦特所揭示的这个顺序，我比较相信本雅明对人的拯救，是包含于物之拯救之中而已），这里，我们倒回来把物再易回为人，便成为——把人从分类秩序中（如市场）分离出来，让他不再只是使用价值，或甚至只是交易价格，从而让人恢复了人的完整尊严及其价值，这便是我们在这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书中屡屡见到的救赎论述。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再清晰不过地听见了“远方的雷声”——这就是马克思著名的商品拜物教严正控诉，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之中，并不存在“人”这个单位，人只是一个劳动力（即资本主义认为他的有用部分），而劳动力又只得以单纯的商品形式参与市场，其价格（即资本主义的价值丈量）乃至于存废亦只由市场供需所决定，这种人不再成其为人、只是商品的可怖处境，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终极之恶。

        然而，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如此“物/人”的替换所必然显现的忧郁缺口，心思细密的本雅明不可能不察觉出来——收藏家将物品由市场中分离出来，让这些“无用之物”置于他的关怀之下，恢复了它的自由，然而，人从市场中分离出，成为“无用之人”，他却只能得到一种被遗弃的完整，一种从此朝不保夕的自由，只因为在这些无用之人上头，并不存在一个“人的收藏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存在，曾经多少扮演如此收藏家角色的国王、贵族和僧侣云云，已随资本主义的发达永远失去了。

        这里，我们多少看到了本雅明忧郁地望向过去，而马克思则兴高采烈地注视未来，他们在此交会，但却像古罗马的两面神杰努斯一般，本雅明的面容苍老，而马克思则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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