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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长夜之后

        多余的人,说真的,事情倒没有字面上所显示的那么不堪,而是同时包含了几分自嘲的幽深意味。这类人,我们应该说,其实是古老沉睡如万古长夜的老俄罗斯帝国中第一批醒过来的人,负责叫醒他们的闹钟是彼时领先发展、领先自省也领先革命的西欧。但几无例外的是,由于当时阶级分割森严如死水的俄国现况,真正有机会在此第一时间听见西欧革命召唤的人,只限于拥有贵族身份、有食租者财富才可能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大学读书、没事持续思考、阅读舶来文字乃至于出国旅游赴西欧实地朝圣之人,而且通常他们的年纪不会太大,在沙皇大致呈同心圆的权力结构中不杵于太接近中心的位置,因此他们有充足的道德热情,有够用的时间、金钱和未竟野心,又没牵制着脚步的各式包袱,包括得用力护卫的既得权位、烦人的经验细节,以及要求舒适轻暖的不中用身体云云。

        问题是,他们要做的事、要拯救的人还不止这些。这是一批胸怀广阔如山如海的人,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不了他们,他们同时同情并串联整个欧陆各地的革命者,关心着全体人类的生活和未来命运。

        如此的“错置”,是屠格涅夫终身痛苦纠缠的原因,问题是,他又真的是一个温和到绝对可称之为软弱的人,当他那异于常人的聪明、敏锐和纤细感受,撞上野蛮反智的强大力量时,他总选择屈服,宛如宿命。从他生下来就有、那位不止一次活活打死奴仆的沙皇似贵族母亲,到他生前就有的、古老专制的俄国沙皇体制,到最后俄国年轻一代崛起、预告了日后布尔什维克的民粹主流——在这每一种斗力不斗智的历史现场,屠格涅夫总不战而溃。逃避,遂成了他一生最体面的应对策略。

        屠格涅夫的错置和人生现实溃败,于是给了他一个,我们事后清楚知道,绝佳的小说书写位置,一种糅合了旁观者清的冷静理性位置和狂暴扯入的痛苦感性位置,由此,屠格涅夫不至于真如他人格特质地成为昏昏欲睡的自然主义小说家。他有自然流般和风细雨缓缓而来的作品如《猎人手记》、、云云,但也有像这样结实而强悍的作品,更有趣的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家最狂暴、最引发如火燎原议论攻讦的,也居然出自于这位软弱如苇草的小说家之手。事实上,即便是这样貌似柔美的田园牧歌小说,我们仍不难察觉出其间自然主义小说所没有的俄罗斯老风雷,就滚动在那些无知无识仿佛认命了千年以上的老农民老农奴生活底层。

        至此,俄国的进步力量掉过头来了,浮上主流地位的是年轻一代的民粹主义者,他们轻视议论,强调行动,并对上一代的这批人展开严酷的批判,让他们真成了“多余的人”。

        还好他是一位天生的小说家——半开玩笑来说,小说家在这方面有点像殡葬业者,基本上,他们都是在苦难中才方便找到工作机会的人(如此,我们就知道格雷厄姆·格林在他《喜剧演员》中最终让叙述者布朗流亡成为殡葬业者,是多么有趣而且自嘲的隐喻选择了),惟一不同的是,小说家得利的苦难还包括自己,他还可以收自己的尸,当他输掉人生全部时,只要一支笔还在,他还是有机会在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战场讨回来,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屠格涅夫都是如此,只是输法的狂暴优雅程度不同而已。

        是一部结构严谨、宛如一出戏的小说,清晰到几近肖像画般绘制出一种典型人物来,小说中他名叫罗亭,但却是彼时俄国上流社会和智识界遍在的人物,也就是所谓“多余的人”。

        其中,我们尤其要说的是巴枯宁,这位最华丽也最空言的俄国革命过动儿于一八四九年在撒克逊一地被捕,一八五一年解送回到俄国,系狱期间,他甚没骨气地写了一篇忏悔告饶的自白书上呈沙皇——巴枯宁正是罗亭。

        十九世纪的俄国伟大小说家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契诃夫等等,每个人都有而且都得有众多的身份,不光光是我们今天职业分工概念里的小说家一项而已;他们也都得做诸多的事,写诸多种类和意图的文字,而不仅仅只是小说一种而已——这是彼时俄罗斯祖国苦难的召唤和严酷要求,也是小说家自身的决志而行,外来的和内在的驱力两者都有。

        在他们中间,屠格涅夫原来是比较“纯粹文学”的一位,也是最情非得已的一位。屠格涅夫是彼时俄国小说家中最欧化的一个,有一个相当纯粹的西欧灵魂不当窝居在一个老俄罗斯的躯体之中,他的小说“气质”,毋宁更接近当时已不再参与革命、并开始向袖手旁观的自然主义倾斜的法国小说,事实上,屠格涅夫日后大半辈子也就住在巴黎(表面上为了追逐一段近乎荒唐的爱情,但不只如此),交游的也是巴黎一干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如左拉、莫泊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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