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资料来看，莫尔是极倾慕乌托邦前辈柏拉图且熟读一书的，但他显然并没柏拉图那种根本性视现实一切为恶、专注于完美抽象概念严格推演的理论乐趣，这使他乌托邦的建构并不具备今天我们乌托邦概念的超越性，莫尔的乌托邦国严格来说只是现实英国的一面大镜子，和他毕生钟爱献身的英国紧紧绑在一起。乌托邦概念以莫尔的书为名，但莫尔自己的乌托邦国却是普世乌托邦系谱中最不在人类普遍层面着眼、最不具末世意义的版本之一。

        现实有苦难，人有希望，这是乌托邦想像的真实基础——毕竟，凡有井水之处，总是就免不了就会有苦难有挫折，并由此催生出来相应的希望，而当苦难和挫折巨大到某个临界点（至于临界点何在，则因人的忍耐力、敏感程度和未来预期的不同而异），人的希望便跟着膨胀到产生质变：它或者更接近绝望，不再眷恋并彻底挣脱苦难的现实而去，冥想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美好世界来，这是某种宗教救赎的、或说某种心理治疗意义的乌托邦概念，这种乌托邦的建构者比较自由比较轻松，他只要穷一切想像可及的尽可能美好就行了，不去考量其实践的可行性，更遑论拿回到现实世界来使用，因此，他所揭示的与其说是一个世界，倒不如讲是某种境界，比方说《阿弥陀佛经》中释迦对他的大弟子舍利子的乐土描绘便是这样，美到极点，同时但凡还有一点理智的人也都晓得不可能到极点。而另一种乌托邦的建构者，则选择在彻底绝望之前一步硬生生煞住脚步，他们还愿意最后一搏，某种又像预留遗书又像终极社会工程蓝图的最后一搏，因为苦难已巨大到一种地步，说明问题的纠结盘缠已不是任何局部性的纠正改良所能解决了，事情必须彻底地重新来过，这于是成为某种社会总体工程的，乃至于召唤着革命的乌托邦概念，建构者不能只凭愉悦的想像力，他还得面对可行性的难题，从政治、经济、家庭结构、道德、法律乃至于人的日常三餐、衣着和行为举止云云，柏拉图的便是这样子，我们晓得，这个历史上人气排名第一的乌托邦便开启于一场有关“正义”定义的辩论，而正方主辩的哲人苏格拉底很快发现，在眼前这个问题丛生的粗陋现实世界中，完满的正义概念是不可能成立的，因此世界得重新打造，从最基础处开始一步也不能省。

        是的，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乌托邦”一词，便来自托马斯·莫尔的这本书，但乌托邦这个概念不是，莫尔这部据说完成于一五二八年的历史名著其实只是普世性乌托邦概念的一个版本而已，只是乌托邦概念长河的中途一站而已，只因为人对更好或甚至完美世界的渴望是遍在的，久到几乎和人的存在等长，广到几乎等同于人在地球之上散居分布的实况。

        然而，这本书却让我们对这位温厚的良相、公正的法官、宗教的圣者有更深沉的感受，尤其是本书的第一部，莫尔通过虚构人物拉斐尔之口，所谈俱是对彼时英国现况的批判，从英王对内残暴镇压对外穷兵黩武，到贵族游手好闲的食租者特权，到朝臣的谄媚腐败，到法律的严酷不行等等，莫尔的批判是全面性的，甚至对于教会皆有微辞，这样的清醒、理性、激烈、而且不容砂子的是非分明，乍看实在很难和他温柔的人生、尤其是甘心殉教的抉择联在一起——但莫尔代表的正是英国知识分子传统最好的典型：理性，但非常务实；清醒，但不尖利；激烈，但不改足够的耐心；是非分明，但很愿意化整为零地妥协；步伐看起来迟缓，但心志坚定大方向明确，因此短期仿佛没什么漂亮进展，但百年时间结算下来，我们往往发现他们遥遥走在前头。

        在莫尔这段批判中，最锐利也最名留青史的是他对彼时英国羊毛纺织业抬头的著名“圈地运动”的抨击——莫尔说的是：“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原因很简单，因为每一只吃人的羊后头，都有“贵族豪绅，以及天知道什么圣人之流的一些主教”（还是很奇怪，能说这话的人怎么可能殉教？），是这些原本就既贵且富的人还要更多，把农民从土地赶走，让他们沦为流民、沦为乞丐、沦为小偷盗匪、沦为无产阶级（当然，这个名词尚未出现，但实质意义莫尔差不多已完全讲出来了），整整二百五十年后，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所引述的正是莫尔这番话。

        莫尔还借用智慧的旅行者拉斐尔说，奇怪柏拉图的为什么没想到要采行这么要紧的共产制度？

        所以说，以空想为名的乌托邦当然都是有当下现实基础的，不论它是文学性的愉悦想像或者是社会工程的沉重蓝图，一定残留了建构者身处特殊时空的特殊现实成分，由那个特殊时空的特殊重大难题所指引、所刺激出来的某一特殊解答方式。这不是要不要、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人的思维和想像必然受限于他自身特殊的存在。如此历史时空的特殊着色，一方面使得任何乌托邦版本皆饶富历史的趣味，可供我们看出当时困扰人的焦点难题所在，并因解答的不完备（不可能完备）暴露出当时的思维水平和经验水平；另一方面，它也预告任何乌托邦版本的宿命脆弱，不管它谦逊隐藏了或大言宣称着超越一切时空的终极完美，它都不可能真正挣脱和完美不共容的历史时间，因此，乌托邦永远是一时一地的，像不同的花，开放在不同的土地不同的季节一样，比方说生长于湿热印度半岛的佛家乐土必要的“清凉”（大陆五台山清凉寺寺名便是由此不假思索套用过来的），对北极圈住冰屋的爱斯基摩人不仅毫无意义，毋宁像是惩罚。

        据说，临行刑之际，莫尔提醒刽子手：“我的脖子很短，请小心下手，免得失手损了你的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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