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笔下早期工业化的伦敦？契诃夫笔下革命之前的俄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历史时间超过一百年的时光回溯，如果我们用小说书写意义的语言翻译出来，意思则成了，这是小说大叙事传统的寻回，而我们都晓得，那是人类历史上所曾经有过最辉煌且可能不会再有的小说世代，除了狄更斯和契诃夫，那时还曾经有过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等等，都是最好的小说家，满满是今天排列出来仍最好看的小说。

        从这个角度看，格林的出走，就不仅仅只是空间的挪移而已，让不同社会、文化、人种的大板块撞击出小说书写所需要的新火花；这极可能也该视为书写者的一趟奇特的时光之旅——格林一个一个重新涉过被欧洲人侵入、启动、纳入发展，并等于是绝望一场一场重演已知灾难的国家，这趟旅程系以这些历史发展时间不一致的挣扎中社会一站一站排列起来。

        一九六九年在汉堡大学演讲中，格林说：“小说家的工作是当魔鬼的辩护律师，为那些处在国法之外的人争取同情和相当的了解。”

        格林一直是个实质的“左派”，是那种站权力反侧，大原则坚定不移、但实质生活细节充满同情，我个人最喜欢的真左派，但不真的如天真愚蠢美国人所相信的那样，是政治狭义的“共产党徒”（美国政府因此对格林甚为疑虑，很长一段时间不发他入境签证），他年轻念大学时是参加过共产党，但只待四个星期就跑了出来；另外，格林对宗教满满是省思、质疑、嘲讽乃至于并不留情的鞭打，尤其对人的罪恶和荒谬命运思索不休，但他仍一直是天主教徒，宁可分居并冒风险偷情而不脱离，也不以为有必要脱离——正如他通过《哈瓦那特派员》吴模德所讲的那番话，这些概念的、架空的，甚或只是标签意义的东西并不困扰他，困扰他的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所回归的大叙事传统从来就是在实相和隐喻上书写，而不是抽象的语意上书写。

        因此，有关格林何以一生浪迹天涯的猜测，那些“左派”政治理由的、罪恶驱赶宗教理由的，我想都太一厢情愿而且没太大必要，追根究柢，格林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宗教者，而是个小说家，他的文学自觉和书写方式，较之于二十世纪几乎已和职业身份完全重叠的小说家来看，的确是复杂许多，就像大叙事时代的小说书写者般延伸诸多的公共领域之中，但主体上，格林仍是个写小说的文学工作者。

        因此，与其讲格林离开的是英国，不如说出走的西欧——格林和大英帝国和女王陛下并没太大问题，事实上他还多少协助些情报收集工作以赚取经济待遇或仅仅是素朴的尽公民职责，当然，这也让他小说中经常有的情报工作书写栩栩如生，当代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因此对他推崇备至。

        格林所出走的西欧，是文学乃至于文化意义的西欧，这个现代小说发生并绵密发展的原生地，几百年下来，像过度耕种的上地，已不可避免地疲惫老去，而且还除魅殆尽，好的，坏的，神秘的，传统的，罪恶的，冲突的，信念的，理想的，什么都试过了不新鲜了，也什么都拆穿了不再可信了——这是一块已然完成、已成定论到几近全然透明的小说土地，几乎所有的可能耕地已全数改建成博物馆和研究室，是坐而言的舒服养老地方，而不再是起而行的实践场域。

        新的可耕沃土在拉丁美洲，在东欧，在亚洲和非洲，这些汉娜·阿伦特斥之为意识形态名词（非常有道理的讲法）、但一般仍沿用不疑的所谓“第三世界”，今天我们果真亲眼目睹还一直在生产好小说的地带，也恰恰是，没错，格林之国所涵盖的绝大部分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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