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怒吼的十月，凌晨时分，在德文郡南部沿海一个似乎已遭人遗弃的小镇，马格纳斯·皮姆跨出老旧的乡间出租车，付了钱，等车子开走了，才举步穿越教堂广场。他的目的地是某家有着“美景”“舰长”或“优瑞卡”之类名字、灯光昏暗的维多利亚式旅店的露台。他体格强健，仪表堂堂，一看便知是个人物。他步履灵巧，身体秉承盎格鲁-撒克逊行政人员的优良传统，略向前倾。英国人无论是在遥远的殖民地扬起国旗，发现大江大河的源头，还是站在行将沉没的船头甲板，也无论是动是静，都是这样的神态。

        他风尘仆仆历经十六个小时的旅程，但没穿风衣，也没戴帽。他提着一个鼓鼓的黑色公文包，另一手拎着一只绿色的哈洛德手提袋。强劲的海风鞭挞着他身上的都会西装，带咸味的雨丝刺痛了他的眼，一圈圈的泡沫从他前方的路面上撇过。

        皮姆一路向前。他走到一家标示着“客满”的公寓前廊，按门铃，等着，门外的灯会先亮起来，接着是门里解开链锁的声音。就在他等候的当下，教堂的钟敲响了五声。皮姆仿佛回应钟声召唤似的，旋过脚跟，回头定睛看着广场。看浸信会教堂耸立在奔腾云朵间毫无美感的尖塔。看装饰庭园引以为傲的智利猴嘴树。看空荡荡的音乐台。

        看公交车候车篷。看小街巷的幽暗阴影。看一扇又一扇的门廊。

        “怎么，坎特伯雷先生，是你啊。”他背后的门开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尖锐地响起。

        “你真坏。你又坐夜车了，我就知道。你为什么从来不打电话？”

        “哈啰，杜柏小姐。”皮姆说，“你好吗？”

        “别管我好不好，坎特伯雷先生，赶快进来，你会冷死的。”

        但强风吹袭的丑陋广场却似乎使出魔咒，锁住了皮姆的脚步。

        “我以为‘海景’还在待价而沽，杜柏小姐。”被她拉进屋里时，他说，“你告诉我说，库克先生在他太太过世后搬走了。他不再踏进这个地方一步，你说的。”

        “他当然不会再来。他会触目伤情。快进来吧，坎特伯雷先生。我来泡茶，你先擦干脚。”

        “那么，他楼上卧房的窗户为什么有盏灯亮着？”皮姆任由老妇人拉他踏上台阶，问道。

        就像许多专制暴君一样，杜柏小姐个头娇小。

        她年岁已高，仿佛会随时碎成粉末似的，重心倾向一侧，佝偻着背，弄皱了身上的晨袍，也让她周遭的一切似乎都斜歪着。

        “库克先生把楼上租出去了，赛莉亚，范因租了来画画。你真是够了。”她滑上门闩。

        “三个月不见踪影，突然在三更半夜回来，竟然只关心别人窗里的灯光。”她又闩上另一道锁。

        “你永远不会改变，坎特伯雷先生。我真不知道我干吗费心。”

        “赛莉亚·范因到底是谁？”

        “范因医师的女儿，傻瓜。她想看海，画画儿。”她的声音陡然一变，“坎特伯雷先生，你怎么这么大胆？还不快脱下来。”

        杜柏小姐锁好最后一道门链之后，尽可能地直起身子，准备给一个心不甘情不愿的拥抱。但她却未如往常那样皱起眉，这时一定没人会相信，她那无精打采的脸上竟出现了一丝惊恐。

        “你那条可怕的黑领带，坎特伯雷先生。我不要死亡踏进屋里。我不要你打那条领带。你是为谁打的？”

        皮姆是个英俊的男子，带点孩子气，但很出众。五十出头，正当盛年，充满热情与急迫感，即使在这个既无热情也无急迫感的地方也不改本色。但在杜柏小姐看来，他最大的优点是那可爱的微笑，散发着温暖与真诚，让她感觉舒畅。

        “为了白厅的一位老同事，杜柏小姐。无关紧要的人，不是什么亲近的人。”

        “到了我这个年纪，每个人都是亲近的人，坎特伯雷先生。他叫什么名字？”

        “我根本不太认得那个人。”皮姆加重语气说，一面解下领带，塞进口袋里。

        “我才不会告诉你名字，让你去搜寻讣闻呢，就是这样。”他的目光游移到摊开在门厅桌上的旅客登记簿，登记簿沐浴在橘色的夜灯里，那盏灯还是他上回来的时候帮杜柏小姐装天花板上的i“有什么临时住客吗，杜柏小姐？”他一边搜寻着名单，一边问。

        “私奔的情侣，或神秘的公主？这两个复活节来的男恋人是怎么回事？”

        “他们就只是男孩，不是恋人。”蹒跚踱向厨房的杜柏小姐严厉地纠正他。

        “他们各要了一间单人房，每天晚上看电视播的足球赛。你怎么说，坎特伯雷先生。”

        但皮姆没答话。有时他的沟通渠道就像受制于内部检查的电话，话没说完就被切断。他翻回前一页，又一页。

        “我想我不会再接临时住客。”杜柏小姐点燃煤气，透过敞开的厨房门廊说。

        “有时候我和托比坐在这里，门铃响了，我就说：‘托比，你去开门。’他当然不会去开。斑纹猫怎么会开门。

        所以我们就坐着不动。就这样坐着，等脚步声又走远。”她丢给他狡黠的一瞥。

        “你想，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该不会是陷人情网了吧？托比。”

        她顽皮地问她的猫。

        “今天早上如此开朗，如此灿烂。从外表看起来，我们的坎特伯雷先生年轻了十岁。”没从猫那儿得到任何有益的回应，她又转向金丝雀。

        “但他才不会告诉我们呢，对不对，迪奇？我们会是最后知道的。吱吱？吱吱？”

        “温布尔登的约翰与西维雅·艾利吉伯。”

        皮姆仍然查看着旅客登记簿说。

        “约翰做计算机，西维雅设计程序，他们明天离开。”她有些愠怒地说。因为杜柏小姐很不愿意承认，她的世界中除了亲爱的坎特伯雷先生之外还有别人。

        “你这次又给我带什么来了？”

        她生气地大叫，“我不要，收回去。”

        但杜柏小姐并没生气，她会收下，皮姆不会拿回去：一条白色与金色细密交织的克什米尔披肩，仍放在哈洛德纸盒中，裹着哈洛德的原装棉纸。杜柏小姐对这张棉纸的珍视程度，似乎比礼物更甚。一拿出披肩，她就先抚平棉纸，顺着原来的痕迹折好，放回盒里，再把盒子放进她用来珍藏宝贝的柜子里。这时候，杜柏小姐才让他把披肩围在她肩上，裹着她，嘴里还不断叨念着他的奢侈浪费。

        皮姆喝着杜柏小姐为他泡的茶，安慰她。皮姆吃了一块她的酥饼，赞不绝口，尽管她说酥饼烤焦了。他答应在这期间要替她修补水槽塞子，疏通排水管，并查看一楼的储水池。皮姆很爽快，有些过度殷勤，也一直保持着她精敏觉察的开朗态度。他把托比放在膝上，轻抚着它，这是他从未有过的举动，托比也不见得喜欢。他听着杜柏小姐的老艾儿姑妈的最新消息，通常只要一提到艾儿姑妈，他就急急地要上床睡觉去了。他像往常一样，问她近来的本地要闻，并颇表赞同地倾听杜柏小姐的长串抱怨。他一面对她的回答点头称是，一面莫名所以地自顾自地微笑，再不然就变得昏昏欲睡，用手掩着嘴打哈欠。最后，他突然放下茶杯，站了起来，仿佛要赶另一班火车似的。

        “这回我会多待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杜柏小姐。我有很多东西要写。”

        “你每次都这么说。上回你还打算永远住在这里哩。结果呢，时间一到，就急急赶回白厅，连蛋都来不及吃。”

        “可能会待两个星期。我得请几天假，才能安安静静地工作。”

        杜柏小姐装出惊骇不已的样子。

        “但我们的国家怎么办？没有坎特伯雷先生掌舵，托比和我还能安全吗？”

        “那么，杜柏小姐有何计划？”他迷人地一问，同时提起他的公文包，就像拎起一大块面包似的毫不费劲。

        “计划？”杜柏小姐重复道，神秘地嫣然一笑。

        “到了我这把年纪已经没有什么计划了，坎特伯雷先生。我让上帝来计划。他可比我在行，对不对，托比？可靠得多啰。”

        “你常谈起的邮轮旅行呢？这该是你好好犒赏自己的时候了，杜柏小姐。”

        “别闹了。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我已经没劲了。”

        “我还是会帮你出钱。”

        “我知道你会，上帝保佑你。”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社。事实上，我已经帮你查过了。

        有一艘‘东方发现号’一个星期之后从南安普顿启程。刚好有人取消订位。我问过了。”

        “你是想赶我走吗，坎特伯雷先生？”

        皮姆大笑起来。

        “上帝和我合力也赶不走你，杜柏小姐。”他说。

        杜柏小姐从玄关看着他走上狭窄的楼梯，赞叹着他步履的年轻活力，尽管手上还有那只沉重的公文包。他将出席高层会议。非常重量级的会议。她听着他的脚步声轻轻踏过走廊，走到面向广场的八号房，这是她租期最长的一间房，在她漫长的一生里，就属这间房出租的时间最久。她听见他打开门锁，又轻轻地关上房门，不觉松了一口气，丧友并未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只是部里的老同事，不是什么亲近的人。她不想有任何事情干扰他。他还是多年前出现在她门前的那个完美的绅士，正找他所谓的没有电话的庇护所，虽然她厨房里就有一部完好无缺的电话。他预付六个月的租金，此后一直如此，现金，不要收据。她生日那天下午，他替她在庭院小径旁筑了一道小石墙，作为生日惊喜，技艺之精，远胜泥水匠与砖瓦匠。三月的暴风雨过后，他亲手把瓦片一片片砌上屋顶。也出人意料地从世界各地寄给她鲜花、水果、巧克力和纪念品，但从未清楚说明他在那些地方做什么。每当她有太多临时住客时，他还会帮她准备早餐；他也听她絮叨她那个不时有赚钱计划却一事无成的侄儿：最近的一个计划是在艾塞特盖一间宾果游戏馆，但他首先需要一笔资金来弥补透支。他从无信件与访客，不弹奏乐器，只收听外国的电台；除了打给本地商家，他也从不用电话。他从不对她透露自己的事，只说他住伦敦，在白厅工作，但常常出差旅行，他与城市同名，叫坎特伯雷。儿女，妻子，父母亲，女友——在这个世界上，他什么都没有，只有他的杜柏小姐。

        “他现在可能是个爵爷了。”她把披肩贴近鼻子，深吸一口羊毛的气息，一面大声地对托比说。

        “说不定还是首相呢，我们一向只能从电视上听说的人物。”

        在风声飒飒间，杜柏小姐隐约听见一阵歌声。

        男人的声音，不成调，也不悦耳。起初，她以为是从院子里传来的《绿袖子》，接着她又觉得是广场传来的，于是打算探头到窗外制止。但就在此时，她突然发觉，这是从楼上传来的坎特伯雷先生的歌声。这令她万分惊奇，原本打开房门要斥责他的，却不禁凝神倾听。歌声自动停了。杜柏小姐露出微笑。现在，他正在听我的动静，她想。不愧是我的坎特伯雷先生。

        在维也纳，三个钟头前，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站在卧室窗前，望着窗外的世界。

        窗外一片静谧，与她丈夫所选择的世界恰成对比。

        她没拉窗帘，也没开灯。她已着装准备待客，她母亲一定会这么说。她穿着蓝色的两件式毛衣站在窗前已一小时，等待车子，等待门铃，等待丈夫的钥匙在锁孔轻轻转动。此刻在她心中，等待的是马格纳斯与杰克·布拉德福的不公平竞赛，看看谁能先得到她的接待。初秋的白雪仍覆盖着山顶，一轮满月高挂，在房里映出一条条黑白相问的光影。沿着大街的一幢幢优雅别墅，外交官笙歌夜舞的灯火正逐一熄灭。米尔霍夫部长夫人为裁军谈判筹办了一场有四件式乐团伴奏的舞会。玛丽应该到场的。冯·雷曼夫妇为布拉格的老友办了一场自助餐宴，先生太太都欢迎，而且不排座次。她应该去的，他俩都该去，在餐后狂饮威土忌与苏打水，还有马格纳斯的伏特加。然后放唱片，翩然起舞直到现在，甚至更晚——长袖善舞的外交官皮姆夫妇，这么受欢迎——如同马格纳斯在华盛顿担任情报站副主任时那般悠游自在，一切都如此完美。当马格纳斯乐此不疲地讲笑话，打探消息，交新朋友时，玛丽便为他煎培根和蛋。此时正是维也纳的旺季，整年沉默低调的人开始兴奋地谈论圣诞节与歌剧，莽言愚行纷纷出笼，就像旧衣出清。

        但这一切都已是千古往事。这一切到了上周三便已不复存在。此刻惟一要紧的是，马格纳斯应该开着那辆停放在机场的“大都会”轿车回来，在大门口击败杰克·布拉德福。

        电话响了。床边。他睡的那一侧。别跑，你这白痴，你会跌倒的。别太慢，否则他会挂断。

        马格纳斯，亲爱的，噢，亲爱的上帝保佑是你，你只是一时迷乱，现在已好多了。我甚至不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我不会再怀疑你。她拿起话筒，但不知为何，竟无法安稳落坐在堆起的被褥上，重重一跌，她另一手抓起便条纸和铅笔，以备有电话号码要记，或是地址、时间、指示。她没脱口叫出“马格纳斯？”因为那会透露她为他担忧。

        她没说“哈啰”，因为她无法相信自己的声音能保持平静。她用德文说出他们的电话号码，这样马格纳斯就会知道是她，听见她一切正常，安然无恙，没生他的气，所有的事都完好如初。不大惊小怪，没有问题，我就在这里，一如既往，等候你归来。

        “是我。”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但那不是我。那是杰克·布拉德福。

        “没有一点消息，我猜？”布拉德福用军人嘹亮、自信的英文问道。

        “没有任何消息。你在哪里？”

        “大约半小时就会到，我会尽量快一点。等我，好吗？”

        火，她猛然想起。天哪，火！她急忙冲向楼下，不再能辨别大小灾难的轻重缓急。她让女佣外出过夜，却忘了把客厅的炉火养在灰中。火一定已经熄了。但并没有。火焰熊熊燃烧，只需要再加一根柴火，让清晨时分不致冰冷如葬礼。

        她放进一根柴，然后在房间里绕来绕去，四处拾掇整理——花，烟灰缸，杰克的威士忌托盘——让她之外的一切都完美无缺，因为她的内在，连一丝一毫的完美都称不上。她点一根烟，愤愤地咬着，没吸进肺里就吐出来。接着，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威士忌，这才是她下楼的首要目的。毕竟，如果我们现在还在跳舞，我一定会喝上好几杯的。

        玛丽的英国气质，和马格纳斯一样，明显得不容错认。金发碧眼，脸型刚毅。坦白率直。

        她对人讲话，特别是对外国人，有一种略带滑稽的卑屈，那是遗传自母亲的特质。玛丽的生活里记录了一桩又一桩的死亡。她的祖父死于帕斯尚坦尔，不久之前，她的弟弟山姆死于贝尔法斯特，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玛丽一直觉得把山姆的吉普车炸成碎片的炸弹，也炸死了她的灵魂，但结果因心碎而死的却是她父亲，而不是玛丽。

        她生命中的这几个男人都是军人。他们留给她宝贵的遗产——强烈的爱国心与多塞特闻的一幢小领主宅邸。玛丽聪慧且具野心，她可以梦想，可以渴求，可以贪得，但远在出生之前，她的生命就已立下规则，并以一桩桩的死亡让她无法逾越：在玛丽的家庭里，男人征战沙场，女人则提供后援，哀悼守丧，继续活下去。她的尊崇礼拜，她的晚宴餐会，她与皮姆的生活，都遵循着相同的铁律。

        直到去年七月。直到我们在莱兹波斯岛的假期。马格纳斯，回家吧。我很抱歉，因为你没出现而在机场闹得满城风雨。我很抱歉，用你称为魔音传脑的大嗓门对着英国航空公司的职员大吼大叫。我很抱歉，拿着我的外交人员通行证四处招摇。我很抱歉——真的非常抱歉——我打电话给杰克，问他我的丈夫到底在哪里？所以，拜托——请回来，告诉我该怎么办。什么都不重要了。只要你在这里。此时此刻。

        玛丽发现自己站在饭厅的双扉门前，便推开门，点亮枝型吊灯，一手拿着威士忌，凝望着空无一物如湖水粼粼闪耀的长餐桌。桃花心木。

        18世纪的复制品。领事等级，平庸的品位。十四张舒服的椅子，如果在桌角处多摆两张，就可以放下十六张椅子。

        那个该死的焦痕，我什么方法都试过了。记住，她告诉自己。把你的心思拉回来。在杰克·布拉德福按门铃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在你愚蠢的小脑袋里清理出头绪。走到外面来，看个清楚。现在。那是个像今夜一般的夜晚，活泼，兴奋。那是星期三，我们请客的夜晚。

        月亮也像今晚的月亮，只是更偏斜一些。在卧室，拿过一次A、没念过大学的笨蛋玛丽·皮姆双腿岔得大开，忙着戴上她的家族珠宝；而她的丈夫，牛津大学第一名的才子马格纳斯，已穿好晚宴外套，吻着她的颈背，哼着他的巴尔干舞男乐曲，培养她的宴会情绪。马格纳斯，不消多说，随时都准备好该有的情绪。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她原本没打算这么厉声制止的，“别闹了，帮我把这该死的钩环扣好。”有时我的军人世家背景比我的言辞更有用。

        马格纳斯听命行事。马格纳斯总是听命行事。

        马格纳斯修补，整顿，搬运，比管家还行。而马格纳斯听命行事时，把手放在我胸前，贴在我赤裸的颈背上哈着热气：“拜托，我的小傻瓜，我们有没有时间销魂片刻呢，有？没有？”

        但玛丽一如往常，紧张得连微笑都挤不出来。

        她命令他下楼去，确认临时雇来的男仆温泽先生已经从威伯的鱼店取回冰块了。马格纳斯听命离去。马格纳斯总是听命离去。就算比较明智的做法是一巴掌打过她脸颊，马格纳斯仍然听命离去。

        玛丽停了下来，抬头倾听。一辆汽车的引擎声。在这纷飞的雪里，像痛苦的回忆向你驶来。

        但与痛苦的回忆不同的是，这辆车过门而不入。

        晚宴，外交圈的欢乐时光，和乔治敦的那段岁月一样美好，当时马格纳斯还是前景看好的副主任，主任职位已近在眼前。马格纳斯与玛丽之间的一切都已修好弥平，除了日日夜夜悬在玛丽心头的那片乌云。即使玛丽有时并未意识到，但乌云一直都在。那片乌云就叫“莱兹波斯”，爱琴海上的希腊小岛，萦回着恐怖异常的回忆。

        马格纳斯是维也纳英国大使馆担负某些不言可喻职务的领事，事实上每个人都心照不宣，他是派驻本地的情报站主任。玛丽·皮姆，马格纳斯的妻子，透过纯银的枝形吊灯，骄傲地看着丈夫，而仆人正端上玛丽以母亲秘方烹调的鹿肉，为十二位本地情报圈不言可喻的贵宾上菜。

        “你也有个女儿。”玛丽用流利的德文对奥地利国防部的丁寇尔顾问说，“叫厄秀拉，对不对？上回我听说她在音乐学院主修钢琴。跟我说说她的事吧。”而仆人则在一旁静静聆听她的指示：“温泽太太。过去两个位子的雷德勒先生没有红酒了，快添酒。”

        这是个美好的夜晚，玛丽听着顾问家族的沧桑史，心中暗自评断。这是她努力筹划的那种夜晚，她的整个婚姻生活里都不断在筹划这样的夜晚，无论是他们犹在力争上游时的布拉格与华盛顿，或是守成待时的此地。她很快乐，她神采飞扬，莱兹波斯的乌云几乎已飘远。汤姆在寄宿学校适应得很好，很快会回来过圣诞节假期。马格纳斯在莱奇租了一幢山中小屋，可以滑雪，雷德勒一家说也许会跟他们一道去。那些天，马格纳斯机智横溢，虽然为他父亲的病情担心，但仍对她关怀备至。到莱奇之前，他会先带她到萨尔斯堡看《帕西法尔》，如果她略施压力，他也会带她去参加歌剧院的舞会，因为就像玛丽家人常说的，姑娘爱跳舞。幸运的是，雷德勒一家也可以和他们同行——晚上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打发时间，共享一位保姆——而且，这些日子以来，对马格纳斯来说，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安慰。在烛光下，她抓住皮姆走开去照料左侧一位沉默寡言的人的瞬间，给了他一个微笑。很抱歉，我刚才那么暴躁，她这样说。都忘了，他告诉她。等他们都离开了，我们会做爱，她这样说，我们会保持清醒，做爱，一切都顺利美好。

        就在此时，她听见电话铃响。刚好就在这一刻。就在她传送爱意给马格纳斯，并沉醉在无比喜悦中的这一刻。她听见电话铃声响了两次，三次，开始心浮气躁，然后她听见温泽先生接了电话，才松了一口气。皮姆先生稍晚会回您电话，除非是紧急事件，她在心里复诵着。不该打扰皮姆先生的，除非不得已。皮姆先生正忙着用完美的德语讲述他惹恼大使馆并令奥地利人惊讶不已的有趣故事。皮姆先生也会用奥地利腔，或更好笑的瑞士腔，那是他在瑞士念书时就会的把戏。

        皮姆先生会为你摆上一排瓶子，用餐J1敲击，奏出像瑞士老火车的钟声，还一面学当地老站长的腔调吟唱出茵特拉根与少女峰之间的站名，让听众忍不住发思古幽情，笑得掉下泪来。

        玛丽抬起视线，凝望已空无一物的长桌另一端。马格纳斯——那一刻，他除了和玛丽眉来眼去，又在做什么呢？

        大展身手，这就是答案。

        坐在他右边的是可怕的丁寇尔顾问夫人，一个即使用官太太的标准来看都太过平凡粗俗的女人，大使馆里有些最强悍的骑兵面对她时也只能变得目瞪口呆。然而，马格纳斯吸引了她，就像太阳吸引了花朵一般，她永不餍足。有时，看着他这样表演，她会不由自主地对他的全心投入涌起一丝怜悯。她希望他更轻松些，哪怕只有一时半刻也好。

        她希望他知道，只要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得到平静，不必再不停地付出。如果他是一位真正的外交官，一定很容易就可以当上大使，她想。

        在华盛顿时，格兰特·雷德勒曾私下向她保证，马格纳斯比他的主任或那个糟糕透顶的大使都更有影响力。维也纳——诚然，他在此地受到极度尊敬，也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却显然是个反高潮。尽管如此，当一切尘埃落定，马格纳斯就会回到正轨，此时只需要耐心。玛丽希望自己对他来说不是这么年轻。有时他为了我试着降格以求，她想。在马格纳斯左边，同样心醉神迷的是奥伯斯特，马赫夫人，她的德裔丈夫在维也纳新城区的通讯局服务。但马格纳斯真正的战利品，一如以往，是格兰特·雷德勒三世。

        “他有小小的黑色胡须，小小的黑色眼睛，和小小的黑色思想”，马格纳斯如是说。雷德勒六个月前刚接掌美国大使馆的法律部门，但实际的职务当然恰与“守法护纪”相反。他是情报单位的新人，虽然他与马格纳斯早在华盛顿时就已是老友了。

        “格兰特是个狗屁艺术家。”马格纳斯会如此抱怨，就如同他抱怨其他朋友一样。

        “他每个礼拜把我们弄到一张大圆桌上，创造一些我们二十年没见过也没啥损失的字眼。”

        “但他很有趣，亲爱的。”玛丽提醒他，“而且碧伊美呆了。”

        “格兰特是个登山客。”另一次马格纳斯说，“他把我们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才能踩着我们的背往上爬。你等着看好了。”

        “但至少他很聪明，亲爱的。至少他可以跟得上你，对不对？”

        事实上，尽管任何外交情谊都有其极限，但皮姆夫妇与雷德勒夫妇却是极好的朋友，只是马格纳斯表达喜欢的方式非常怪异，不时埋怨、挑毛病，发誓再也不和他们讲话。雷德勒的女儿贝吉与汤姆同龄，两人已是一对恋人；碧伊和玛丽兴奋不已。至于碧伊和马格纳斯——坦白说，玛丽有时不禁怀疑，他俩的友谊是否有些太过密切。

        但另一方面，她也注意到，每一个四人组里总是有两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尽管可能什么暧昧情事都没发生。而倘若他俩之间真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十分坦白地说，玛丽将很乐意在格兰特身上寻求报复。她日渐发现格兰特潜藏的热情，将是有力的反击。

        “玛丽，敬你，好吗？好棒的宴会。我们都很喜欢。”

        是碧伊，永远都在向每个人敬酒。她戴着钻石耳环，身穿低胸露肩的晚装，让玛丽整晚看得目不转睛。有三个孩子，竞还能保持这样的胸部：真是该死的不公平。玛丽也举起杯子回敬。碧伊有打字员的手指，她注意到，指尖弯曲。

        “格兰特，老小子，拜托，”马格纳斯半戏谑地说，“饶了我们吧，公平点。如果你们那位英勇的总统告诉我们关于共产国家的事全都是真的，那我们到底该拿他们怎么办？”

        玛丽的眼角瞥见格兰特浮现小丑似的滑稽微笑，仿佛对马格纳斯的机智不胜欣羡。

        “马格纳斯，如果我有办法的话，就会把你请到大使馆的一大块飞毯上，送上一罐装满马丁尼的摇杯，和一本美国护照，魔法一变，把你送回华盛顿，当上民主党的候选人。我从没听过这么精彩的煽动言论。”

        “征召马格纳斯选总统？”碧伊愉快地轻声说，她坐直身子，手抚胸口，仿佛有人请她吃巧克力似的。

        “我的天哪！”

        此时，夸张作态的仆人温泽先生出现了，对马格纳斯深一鞠躬，在他左耳低声说是紧急事件——原谅我，阁下——伦敦来的电话——领事先生打来的，请原谅。

        马格纳斯致歉。马格纳斯对每个人致歉。马格纳斯小心翼翼地穿越想像的障碍向门走去，微笑着，如置身乐园，轻声致歉。而玛丽则更加活泼愉悦地谈笑，为他提供掩护。但当门在他背后关上，出乎意料的事发生了。格兰特·雷德勒瞥了碧伊一眼，碧伊·雷德勒也瞥了格兰特一眼。

        玛丽看在眼里，浑身的血液都冰冷了。

        为什么？在不留神的一瞥里，他们传递了什么讯息？马格纳斯真的和碧伊上床吗——而碧伊告诉格兰特了？他们两人在那一瞬间对起身离去的主人涌起复杂困惑的欣羡之情吗？尽管心潮汹涌，但玛丽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却一直确信不移。

        不是性，不是爱，不是嫉妒，不是友谊。而是共谋。玛丽并不是异想天开。玛丽亲眼目睹，了然于胸。他们是一对密谋的凶手，告诉彼此说“快了”，马格纳斯就快成为囊中物了。我们就快得到他了。他的傲慢就快荡然无存了，我们的荣耀就快重见天日了。我看见他们憎恨他，玛丽想。

        她当时这样想，她现在还是这样想。

        “格兰特是急于寻找恺撒的卡修斯。”马格纳斯曾说，“如果他不能及早找个人的背来刺，局里就会把他的匕首给别人。”

        然而在外交圈里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即使是谋杀密谋也不能成为打断谈兴的理由。忙着谈笑风生，聊着孩子与购物——为何雷德勒夫妇会有那样充满恶意的表情，她疯狂地搜寻理由——最重要的是，等待马格纳斯回到晚宴上，同时用两种语言在长桌的那一端重施魅力——玛丽还找得出时间揣想，这通伦敦打来的紧急电话，会不会就是她丈夫这几个星期一直引颈企盼的电话。这段时间以来，她知道他有大计划正在进行，她祈祷那会是前景看好的再获重用。

        而就在此时，玛丽记得，当她仍不住谈笑，仍不住祈祷丈夫能有职务异动的好运时，她感觉到他的指尖划过她光裸的双肩，他走回主位。她甚至没听见门声，虽然她一直倾耳聆听。

        “一切都还好吧，亲爱的？”她越过烛台叫他。她刻意公开这样做，因为皮姆夫妇十分恩爱，幸福非凡。

        “女王陛下一切安好吧，马格纳斯？”她听见格兰特用谄媚的语气慢条斯理地说，“没得佝偻症？喉咙炎？”

        皮姆的笑容灿烂，一派轻松，但这不见得代表什么，玛丽非常清楚。

        “只是白厅的一件小事，格兰特。”他毫不在意地回答，“我想他们一定有间谍在这里，告诉他们我正在举行晚宴。亲爱的，我们没有红酒了吗？这点儿配额，可就太过吝啬了吧，我一定得这么说。”

        噢，马格纳斯，她兴奋地想：你真幸运。

        该是让女士们在喝咖啡之前上楼去洗手间的时候了。自许为摩登的顾问夫人想抵赖不去，但丈夫一皱眉就让她起身。而碧伊·雷德勒——今夜直到此刻都一直扮演伟大的美国女性主义者——却乖乖离去，让她那位性感的丈夫挽着她走出去。

        “现在有事了。”杰克·布拉德福满足地说。

        玛丽想像着。

        “没什么特别的。”

        “那你干吗抖个不停，亲爱的？”布拉德福说。

        “我没发抖。我只是给自己倒一小杯酒，等你来。你知道我总是把酒摇一摇的。”

        “我也要来一杯，拜托，和你一样的。就给我来一杯原汁原味的，没冰块，没泡沫，没乱七八糟的东西。”

        很好，去你的，拿去吧。

        这个晚上圆满落幕，和开始时一样完美。在玄关，玛丽和马格纳斯协助宾客穿上外套，玛丽无法不注意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马格纳斯，伸长手臂，弯曲手指，让每一只衣袖都服服帖帖的。

        马格纳斯邀请雷德勒夫妇留下来，但玛丽却暗中阻挠。她吃吃笑着告诉碧伊·马格纳斯必须早点儿上床。玄关空了。外交官皮姆夫妇，无畏风寒——他们毕竟是英国人——英勇地站在门阶上，挥手道别。玛丽一手环住马格纳斯的腰部，她偷偷把拇指伸进他后背的裤腰里，下探他的股沟。马格纳斯未抗拒她。马格纳斯从不抗拒。她的头爱恋地靠在他肩上，在他耳边甜蜜低语——就是温泽先生刚才请他去听电话时贴近说话的那只耳朵。她希望碧伊注意到他俩的温柔眼神。

        在门廊的灯光下——穿着蓝色长礼服的玛丽显得格外年轻，而穿着晚宴外套的马格纳斯也卓然出众——好一幅和谐的婚姻生活画面。雷德勒夫妇是最后离去，也是最絮叨的宾客。

        “该死，马格纳斯，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这么快乐过！”格兰特用他那古怪且费劲的激愤语调说。保镖跟在他们身后，坐进第二辆车。非常英国风范的皮姆夫妇肩并肩，享受这鄙夷美国风格的片刻。

        “碧伊和格兰特非常好笑，真的。”玛丽说，“但是，如果杰克给你一个保镖，你会不会要？”

        她问这个问题并不只出于好奇心。她最近常对那些似乎整日无所事事在屋外闲荡的人感到奇怪。

        “不太可能。”马格纳斯打了个寒战反驳说，“除非他承诺要保护我提防格兰特。”

        玛丽抽出拇指，他们转身，手挽着手回屋里。

        “一切都还好吗？”她问，惦记着那通电话。一切都好极了，他回答说。

        “我要你。”玛丽大胆地低语，让手刷过他的大腿，微笑着。皮姆点点头，拉松领带，做好准备。

        厨房里，温泽夫妇正等待离去。玛丽闻到香烟味，但她决定不管，因为他们工作很勤奋。躺在临终的卧榻上，她将会记得，自己意识清楚地决定不管他们的香烟味：她生命的此刻如此放松，莱兹波斯已如此遥远，她对服务如此满意，因此她才能考虑如此琐碎的事。皮姆已经把温泽的工钱放在信封里，并加上一笔为数不少的小费。马格纳斯会把他的最后一张五镑钞票拿来付小费，玛丽纵容地想。她学会喜爱他的慷慨大方，即使有时以她较为节省的上流阶级作风来看，他实在是给得太多了：马格纳斯很少表现出格调不高，即使有时她会怀疑他是否入不敷出，而她又是否该从自己的收入里拨出一些来支应。温泽夫妇离开了。明天晚上他们会在另一幢宅邸伺候另一场晚宴。皮姆夫妇步调一致地走向客厅，紧扣的两手刹时分开，准备来一场仪式性的前戏，喝杯睡前酒，聊一聊当晚的情况。皮姆为她倒了一杯威士忌，自己则喝伏特加，但异于寻常的是，他竞未脱掉外套。她毫不掩藏自己对他的爱恋。有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甚至不上楼去。

        “鹿肉太棒了，玛儿。”皮姆说。这总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恭喜她。马格纳斯随时都在恭喜每一个人。

        “他们都以为是温泽太太做的。”玛丽说，一面摸索着他的拉链顶端。

        “那么，把他们全给煮了吧！”皮姆殷勤地说，他前臂一挥，替她扫荡了整个外交圈的愚昧无知。有那么一会儿，玛丽怕马格纳斯力不从心。

        她希望不会，因为她并不是虚情假意：在整晚的担忧与愚蠢言行之后，她非常渴望他。马格纳斯递给玛丽一个酒杯，举起自己的杯子，静静地敬了她一杯：做得好，老女孩。他冲着她笑，他的膝盖几乎碰着她的膝盖，维持不动。他的紧张令玛丽感动，她迫切地想在此刻此地要他，她让自己的双手给了他更明确的暗示。

        “如果格兰特是三世，”玛丽霎时又想起那密谋杀人的表情，“前面两个会是什么德性？”

        “我自由了。”皮姆说。

        玛丽不懂。她以为他是在呼应她的笑话。

        “我不懂。”她觉得有些羞愧地说。对他来说，我太笨了，可怜的爱情。她心中突然掠过一个可怕的想法。

        “你的意思该不是说他们把你免职了吧？”她说。

        马格纳斯摇摇头。

        “瑞克死了。”他解释说。

        “谁？”他说的是哪一个瑞克？是柏林来的瑞克？还是兰利来的瑞克？哪一个瑞克的去世能让马格纳斯自由，谁知道，或许还能让马格纳斯有升迁的空间？

        马格纳斯又开口了。非常有条不紊。可怜的女孩当然不了解，她已经被这漫长的一夜搞得筋疲力竭。她太过力不从心了。

        “瑞克，我父亲，死了。他心脏病发死了，今晚六点，就在我们换衣服的时候。上一次发作之后，他们以为他已经没事了，结果不然。杰克·布拉德福从伦敦打电话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该死的人事官干吗打给杰克，让他来告诉我，而不是自己来通知我。但他们就是这么做。”

        玛丽却还没弄清楚状况。

        “你是什么意思——自由？”她狂乱地大叫，所有的矜持自制都离她远去。

        “什么自由？”接着，非常通情达理地哭起来。哭声之大，足以为他俩同悲。哭声之大，足以将她自己恐怖至极的问题从莱兹波斯引到此地。

        现在，她也有点想哭，因为杰克·布拉德福。

        大门的门铃像号角响彻全屋，三声短铃，一如往常。

        皮姆敏捷地拉下窗帘，打开灯。他已经不哼唱了。他觉得思绪畅快。咕咚一声，把公文包放下，他愉快地环顾周围，让一景一物依序向他打招呼。

        黄铜床架。早安。床头的绣像画告诫他要敬爱耶稣：我努力试了，但瑞克每次都在途中阻挠。顶盖可以卷收的书桌。曾用来聆听亲爱的温斯顿，丘吉尔演说的胶木收音机。在这个房间里，皮姆没摆任何自己的东西。他只是过客，不是殖民开拓者。回顾那些黑暗岁月，在那些生活之前，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即使到了现在，别的一切都已较清晰的现在，他只要开始回忆，无眠的夜仍会找上他。在外国城镇如此多次的孤独旅程与漫无目的的步行，引领他来到这里，享受这般闲适、与世隔绝的时光。他搭上火车，找个地方，好从另一个地方逃脱。玛丽在柏林——不，她在布拉格，华盛顿的职位已唾手可得。汤姆——感谢上帝，他已几乎不用尿布了。皮姆到伦敦开会——不，他不是，他是在史密斯广场一所恐怖的训练所参加为期三天的最新秘密通讯方法训练课程。

        课程结束之后，他搭出租车到帕丁顿。他漫不经心，任凭直觉引领。他的脑袋里还塞满无用的正极与压缩传输知识。他跳上一列正要启程的火车，在艾塞特跨过月台，搭上另一班车。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或为何而去，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自由？茫然无所去处的他，锁定一辆目的地似曾相识的巴士，搭上车去。

        这是老奶奶的家园。这是星期天，姑妈姨婆们从手套里掏出零钱，搭车上教堂的日子。从上层的宇宙飞船里，皮姆爱恋地凝望着烟囱、教堂、沙丘，和看似等待着以顶冠高举人天堂的石板屋顶。巴士停了下来。售票员说：“我们最远就到这里了，先生。’皮姆带着圆满成功的奇异感觉下车。我已经到了，他想。我终于找到了，我甚至没开始搜寻呢。就是这个小镇，就是这个海滩，与我多年前离去时一模一样。天很晴朗，世界空荡荡。很可能是午餐时间。他已记不清楚。可以确定的是，杜柏小姐的台阶刷洗得一干二净，让人舍不得踏上去，屋里传来赞美诗的音调，以及混合着烤鸡、布袋、石碳酸皂与虔诚的气味。

        “走开！”一个微弱的声音叫道，“我在梯子顶端。我够不着保险丝。如果再伸长一点，我就要掉下来了。”

        五分钟之后，这个房间就是他的了。他的庇护所。他远离其他所有安全房舍的安全房含。

        “坎特伯雷，我姓坎特伯雷。”他听见自己这么说，修好保险丝之后，他坚持要付给她保证金。一个城镇寻着了一个家。

        皮姆走向书桌，卷起顶盖，掏出口袋里的东西，放在仿皮的桌面上。这是准备转换人格与身份之前的清点动作。这也是回顾今天到此时一切事件的核查动作。一本马格纳斯·理查德·皮姆先生的护照，眼睛是绿色，头发是淡棕色，女王陛下的外交官员，出生日期已久远。一辈子不断使用密码、化名，乍然看见自己的本名赤裸裸、毫无伪装地出现在旅行证件上，总令他有些震惊。

        一个小牛皮的皮夹，玛丽送的圣诞节礼物。左侧放的是信用卡，右侧是两千奥地利先令和三百英镑，都是不同面额的旧钞，他谨慎组合的跑路钱，就在书桌上随时可用。

        “大都会”的车钥匙。她有另一套。在莱兹波斯的家庭照，每个人都好极了。潦草的手写地址，是某个他不知在何处遇见，也早已忘记的女孩。他把皮夹放在一边，继续清点，从同一个口袋掏出一张仍有效的绿色登机证，昨夜飞往维也纳的英航班机。这张登机证让他涌起复杂的情绪。这是皮姆用出走表达自己意见的时刻。这或许是他此生第一次做出全然自私的举措，当然，他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是个宝贵的例外。这是第一次他说“我想要”，而非“我必须”。

        在寂静的城郊火葬场，他怀疑那寥寥无几的送葬队伍里恐怕有某人派来的监视者。他无法证实。身为主祭者，他很难站在教堂门口一一盘问他的九个悼客。诚然，瑞克一生怪异的行径吸引了一大群皮姆从不认同，也绝不希望认同的人。

        开车往伦敦机场途中，相同的怀疑如影随形，甚至加深了，直到他在租车公司还车时，两个灰衣男子花了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填写租约表格，他的怀疑已近乎确定。他很顺利地将行李箱托运到维也纳，拿着登机证，通过海关，坐在凌乱的候机楼里，埋头读《泰晤士报》。班机延误时，他的烦躁几乎隐而不见，但他仍尽量努力地表现出来。

        登机的广播响起后，他向前加入到一大群散漫走向登机门的旅客之中，好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在这么做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得到，即使他看不见，那两个人溜到主建筑后面喝茶打乒乓球：让维也纳那些杂碎去盯他吧，摆脱麻烦啰，他们对彼此说。他转过墙角，走近电动步道，但没踏上去。他慢慢地走，回头望，像在找寻落后的同伴，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加入反向而行的大群旅客之中。片刻之后，他在入境柜台出示护照，得到了一句特别保留给护照有特定序号的人士的“欢迎回国，先生”。他出于习惯地采取最后的防范措施，走到国内班机柜台，蓄意惹恼忙碌的柜台人员，漫不经心地问着飞往苏格兰的航班。不要格拉斯哥，谢谢你，只要爱丁堡。等等，你最好也给我格拉斯哥的班次。哈，印好的时间表。太棒了。瞧，实在太感谢你了。如果我要买的话，你可以开票给我吗？噢，了解，在那边，太棒了。

        皮姆把登机证撕成碎片，放进烟灰缸里。有多少是出于我的计划？又有多少是偶然天成？

        无关紧要了。我来这里是要行动，而不是来沉思冥想的。一张长途客车的车票，希思罗到瑞丁。途中下雨了。一张单程火车票，瑞丁到伦敦，没用过，买来骗敌用的。一张夜班卧车车票，瑞丁到艾塞特，在车上买的票。向那个喝醉酒的售票员买票时，他戴了贝雷帽，让脸躲在阴影里。

        皮姆把这些车票也撕成碎片，放进烟灰缸里，不知是出于习惯或其他更具谋略的理由，他在纸片里点了一根火柴，目不转睛地盯着火光。他有点想把护照也给烧了，但仅存的一丝审慎却制止了他，因为他突然对自己有种奇怪的感觉，而且相当钟爱这感觉。我计划到最后一个细节——我，一生从未自觉地下过决定的我。从加入“公司”的那一天起我就已作好计划，在我从未察知的某部分脑海里，直到瑞克去世。我计划了一切，除了杜柏小姐的邮轮之旅。

        火光渐微，他拍拍灰烬，脱下外套，挂在椅背上。从衣柜里，他拉出一件杜柏小姐亲手织的开襟毛衣穿上。

        我会再和她谈谈邮轮的事，他想。我要想一些她会更喜欢的东西。我会更谨慎地挑选时机。

        对她而言，最重要的事是转换场景，他想。到某个她无需烦心的地方。

        他突然迫切需要活动一下。他关掉灯，敏捷地溜到窗边，拉开窗帘，认真地查看小小的广场，当清晨唤醒一个又一个生命、一扇又一扇窗户时，他却搜寻着监视者明显可辨的踪迹。浸信会牧师的妻子穿着她可爱的晨袍，在厨房里，把儿子的足球服从洗衣绳上解下来，为今天的比赛做准备。

        皮姆迅速抽身退后。他瞥见牧师门前有道铁光一闪，但那只是牧师的自行车，仍然锁在智利松树干上，避免因不符基督教义的贪婪恶行而受害。

        在“海景”结霜的浴室窗里，一个穿灰色衬裙的女人弯腰在洗手台洗头发。赛莉亚，范因，想画海景的医生女儿，今天显然有客人要来。在她隔壁，八号，是盖房子的巴洛先生，他和太太一边吃早餐一边看电视。皮姆的眼睛有条不紊地扫视，一辆停着的厢型车吸引了他的注意。乘客席的车门打开，一个年轻女郎的身影悄悄地闪过中央庭园，消失在28号。爱拉，葬仪社承办者的女儿，正在探索生命。

        皮姆拉上窗帘，重新打开灯。我要创造我自己的白昼，与我自己的黑夜。公文包仍在他放下的地方，因钢衬而显得格外坚固。每个人都提公文包，他凝视着自己的公文包回忆道。瑞克的是猪皮的，莉普西的是硬纸板，波比的是印满像兽皮花纹的破旧灰箱子。而杰克——亲爱的杰克——你有你那个形影不离的神奇老公文包，忠心耿耿，就像那只你不得不射杀的老狗。

        有些人，你知道，汤姆，他们把身体留给教学医院。双手到了这个课堂上，心脏到了另一间教室，眼睛又在另一个房间，每个人都得到一部分，每个人都由衷感谢。然而，你的父亲拥有的却只是他的秘密。这些秘密是他的出处，也是他的诅咒。

        皮姆猛地在书桌旁坐下。

        一五一十地说吧，他心中预习着。逐字逐句，据实以告。没有借口，没有虚构，没有诡计。只是解放我这负荷过多承诺的自我。

        说吧，没有特定对象，对每一个人说。说吧，对每一个曾经拥有我的人，对每一个我不假思索宽大奉献的人。对我的指挥者和发饷员。对玛丽和其他所有的玛丽。对每一个曾拥有一部分的我的人，那些期望过高，却又黯然失望的人。对伟大的皮姆慨然分配之后所残余的自我。

        对我所有的债权人和股东，在此付清所有的拖欠账款，这是瑞克一直以来的梦想，却在此时才由他惟一被认可的儿子完成。无论皮姆对你而言是什么样的人，也无论你现在或过去是怎样的人，这是你自以为认识的皮姆的诸多版本中的最后一个。

        皮姆深吸一口气，又重重地吐出。

        你一次做完。一生中的一次，就是现在。不再改写，不再润饰，不再推托。不再“这样做会更好”。你是雄蜂。你一次做完，就此死绝。

        他拿起一支笔，接着是一张纸。他随着脑海中浮现的念头，顺手画着线。只知道工作，缺乏娱乐，让杰克变成一个枯燥乏味的间谍。波比，波比，墙上坐。杜柏小姐一定要去搭邮轮。吃好面包，可怜的瑞克死了。瑞克一稀奇父亲。他的手平稳垂放，没有交叉。有时，汤姆，我们必须做一件事，才能找出它的理由所在。有时我们的行动是疑问，而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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