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啤酒馆起义二十周年纪念前夕，约德尔将军坦率地将德国的战略地位透露给了100名左右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绝密会议上，他谈到了德军在俄国遭到的惨败，谈到了为何未能将西班牙拉入战争，因而也未能夺取直布罗陀的原因（就是那个“耶稣会外长塞拉诺·苏涅尔在作怪”）以及“历史上最大的叛卖”——意大利人的叛卖。约德尔即兴谈到了未来：他承认，西方具有空中优势，如在德国大规模着陆，按目前德国的防御力量，德军是无法加以阻挡的。这种讲法，使听众大吃一惊。他的结论是，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每个能扛枪的德国人都动员起来。他说，从东方抽调兵力和给养是不可能的，因为在那里事情“正在变得暖和起来”。为了解决西线人力不足的困难，他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我认为，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决心，在丹麦、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强迫成千上万游手好闲的人去修筑工事——这比任何工作都重要——的时候已经到了。关于这项工作的命令已经发出。”

        他描述的目前形势，可以说是一幅阴郁的图画。在结束时，他承认，“国内所受的最大的压力”是西方的恐怖空袭，以及由于敌人在大西洋享有空中优势的缘故，用潜艇进行报复的机会已大为减少。与此同时，他说，对最后胜利应坚定信心。原因有几个：他们幸运地有一位领袖，他“不但是在政治上而且也是在军事上如何进行战争的灵魂”，只有他的意志力，“才使德国的全体武装力量，在战略上、组织上和武器上”得以活动起来，“同样地，如此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也是由他体现的，体现的方式也是自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未曾见过的。”末了，他所用的夸张手法堪称无愧于希特勒。在未来的黑暗中隐藏着什么，这谁也无从预言；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德国永不停止为欧洲大陆的文化和自由而斗争，“在美国犹太人鞭子下或苏维埃政委统治下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

        政客们高声欢呼。约德尔的讲话可说是公正和希望相结合的力作。两天后，希特勒作了一次纯粹是为鼓舞人心的表演。演讲是在罗文布劳饭店作的；他所表现出来的炽烈信心，不但令现场听讲者，还使收音机前的听众都大受鼓舞。

        几星期后，由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这些旨在鼓舞党心和民心的表演都有些黯然失色。匈牙利人怀着嫉妒的心情看待意大利人的背弃，罗马尼亚人则因18个师在顿河和伏尔加河被消灭而痛苦万分。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德国陆军本身的死伤人数也高达168.6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员无法补充，原来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独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暂停执行，连50岁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被认为适合服役。

        东线可能再次出现灾难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变得阴郁不堪。元首对节日视而不见，完全不予理睬。没有圣诞树，也没有一支蜡烛去庆祝这个和平与爱的节日。1944年1月26日，他把数百名海陆军将领召至拉斯登堡。在解释了此次战争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后，他明确宣布，他的将领必须对国家社会主义采取毫不动摇的立场，必须从内心信念里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各项原则。说这些话时，他很平静，又把话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当他异常真诚地讲出下面的一番话时，听众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各位将领，”他说，“在这场生死存亡的战斗中，如果上苍果真不让我们取胜，如果全能的上帝的旨意是要德国人民在浩劫中结束这场战争，那么，你们作为我的三军将领，就应该举起战刀，团结在我的周围，为德国的荣誉战斗到最后一滴血！我说，各位，只能如此，别无选择！”

        室内出现一片死寂。人人都似乎屏住了呼吸。沉默终于被一个坐在第一排的军官打破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冯·曼斯坦因陆军元帅用讽刺的语调说：“我的元首，会是这样子的！”希特勒在等待着，以为他的三军将领会肃然起立，齐声高呼这句话的——即使这句话是用讽刺的方式说出的。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另一次沉默，可怕的沉默。没有一点声响，也没有一点动静。站在台上的希特勒，脸色一下子惨白了。他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搜索着全室，最终落在坐在第一排的曼斯坦因身上。“元帅，”他粗暴地说，“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在回答中含蓄地表达的忠诚。”室内又出现了长时间的、令人难堪的肃静。最后，他说，对陆军里的反希特勒运动的情况，以及众多军官所持的强硬的否定态度，他都了如指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有些先生拒绝执行元首的某些命令。是呀，被苏军俘虏的某些军官搞的“自由德国”运动的情况，他是一清二楚的！

        这些即席作的指责打乱了他的注意力，使他再无法按计划作完演讲。他突然宣布散会，昂首离开会场。片刻后，曼斯坦因奉命立即前往元首的书房。希特勒瞪着眼睛盯着他。“元帅，”他说，“我不准你再打断我的演讲。你向下级讲话时，若有人打断你，你会怎么样？”

        在那些凄凉乏味的冬日里，希特勒生活中有一项乐趣，就是新来的厨子给他做的可口的饭菜。玛莲娜·冯·艾克斯纳不但是维也纳人，而且年轻动人。他很愿意与她在一起，常聊起奥地利和她的家——在国社党处于非法时期，她的家曾支持过国家社会主义。她唯一不满的是，希特勒的食谱很有限。她私下对特劳德尔·荣格抱怨说，光靠喝素汤，吃胡萝卜、土豆和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过活，这日子多么单调！她怕希特勒会吃烦她做的饭菜，将她打发走——而她已爱上了一个党卫军青年副官。她之注定要走还有一层理由，因为提拔受到冯·艾克斯纳小姐阻挠的鲍曼，发现她母亲的家族中有犹太血统，便进行报复，紧追硬逼，弄得原想将此事压下的希特勒只好将她解雇。但他多给了半年的薪金，还将艾克斯纳一家封为名誉雅利安人。

        为防俄机空袭，“狼穴”需进行加固，希特勒遂于2月下旬回到上萨尔茨堡。然而，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却并不愉快。“强打起的欢颜，轻松的谈话以及各色客人的来访，”特劳德尔·荣格回忆说，“却掩饰不了我们感觉到的内心的不平静。”爱娃未见她的情夫已颇有些时日了，他的容颜令她大吃一惊。“他已变得这样苍老和忧郁，”她私下对荣格说，“你知道是什么使他烦恼吗？”

        这个秘书被问得很狼狈。“对元首，你比我了解得多。元首未讲的你也一定猜得出来。”她说，军事形势就够使他深为忧虑的了。当天晚些时候在喝茶时，爱娃骂他老，腰直不起来。希特勒借机将它变成笑话：“这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钥匙太多的缘故。另外，我还背着一满包的麻烦。”他滑稽地笑，“现在，你我可更好地相处了。你总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微弯弯腰，我们便很和谐了。”

        2月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贝格霍夫。来客是汉娜·莱契，是个飞行员和滑翔机驾驶员，来访的目的是要告诉元首如何赢得战争。她说，新型的V1火箭太不准确了。解决的办法是：火箭必须有人驾驶；她自告奋勇，愿第一个去驾驶火箭。希特勒当场予以拒绝。他说，要德国人民接受这样一个自杀主意，在心理上，这还不是时候，他将话题转向喷气式飞机——他的秘密武器之一。汉娜知道，喷气推进技术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话说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谈的还是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说，关于喷气式飞机的情况，他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她再次提到让飞行员自杀的问题。奇怪的是，他竟怒冲冲地答应开始就此进行试验——条件是，在开发阶段，他不受干扰。

        上萨尔茨堡的大雪下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绝，但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时，他讥笑了他在维也纳作的、现在售价昂贵的那些水彩画。他说，这些都是业余之作，人家出200马克，这已是疯狂之举了。“我当时并不真是想当画家，”他承认，“是为了生活和学习我才画的。”这些画他早已处理掉了，但他还保存着建筑设计草图——“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脑力财富，我永远舍不得丢掉。不要忘记，我现在的许多想法，我的建筑计划，都可追溯到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的那些年头”。

        贝格霍夫的生活似乎重新给了他信心。3月，戈培尔来到贝格霍夫，对美机首次在白天轰炸德国表示忧虑。元首不得不用未来的希望去为他打气。然而，到了次日，神经紧张的却是他本人了。在3月17日于邻近的克莱施海姆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指责匈牙利在计划搞意大利式的叛卖。守候在外边的施密特，看见年迈的霍尔蒂满脸通红地急急出来，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边还跟着个希特勒——他又生气又难堪，还高声叫霍尔蒂回来！

        受到侵犯的霍尔蒂连忙把专列叫来，但列车还未开动，里宾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袭。这次假空袭搞得很像，连城垒上空都放了烟幕弹。这样，这位摄政王便做了俘虏。待他冷静下来后，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读一份联合公报——公报称，经双方同意，德军可开进匈牙利，而且已做出了安排。“你还可加上这句话，”海军上将抗议说，“说是我乞求希特勒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军队去占领匈牙利的！事实上，这是他的另一个威胁！”这句话被删了去。待霍尔蒂抵达布达佩斯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德军占领，兵力达11个师！

        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这却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不得不将兵力从东西两线调走，而种种迹象表明，西线即将遭到入侵；东线呢，据情报专家格伦报告说，敌人即将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攻，这次反攻“对欧洲其余战场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反响”。格伦说，他重新获得主动权的唯一希望是大胆的战略撤退。元首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执行其“在占领区寸土不让”的政策。

        他这个决定也许是受了恶化的健康状况的影响。爱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过久，双膝便会发抖；左手抖动，尤其连茶盘里的杯子都会咯咯作响。5月初，他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格鲁卡德和特斯托维隆）。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65级的楼梯，躲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但并没有炸弹掉在上萨尔茨堡——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爱娃哀求允许她乘车前往慕尼黑，看看坐落在华塞布格大街的房子是否安全。元首开始不允，但她坚持要去，他只好答应。她回来后，大受震惊，希特勒也立誓为她报仇。“英国将会一片惊慌！”他保证说。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她，“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毁灭日耳曼文化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由于空袭警报响得过于频繁，贝格霍夫的某些客人开始对它不予理睬了。一天清早，特劳德尔忽地从床上爬起，到防空洞后，却不见一人。她转身回去看个究竟，发现希特勒站在门口，像是蛇尾三头的冥府守门犬，焦急地瞧着天空。他用手指点她，进行忠告：“别大意呀，小妮子。快回地堡去，警报还未解除。”她未告诉他其他客人仍未起床，乖乖地顺着长长的楼梯走了下去。午餐时，希特勒又对不钻防空洞的愚蠢性发了一通议论。“与我一同工作的人，有些人是无法替补的，他们有义务到防空洞里去，”他斥责说，“让自己蹲在有挨炸弹的危险的地方，以证明自己如何勇敢，这完全是愚蠢的做法。”

        然而，他自己却置身于险境——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除服用其他药物和打别的针剂外，他还服用一种心肝精，以及每天4片多种维生素。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不过，他却也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一天，他向贴身人员保证，整个局势会得到改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终将明白，他们的利益与他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息息相关。事实如此！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5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汽油从5850吨猛降至4820吨。“敌人猛击了我们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我们的唯一希望是，敌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的一样疏忽大意！”

        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来了一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里，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300个师500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200个编制不足的师计200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卢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望尘莫及的。希特勒的东方政治的根基如何，这自不必说了。1944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6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说话时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那么，这种行动便不能也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发生。也就是说，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在西方不能采取对峙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若后退一步，都意味着在法国境内将战线拉宽。由于没有战略后备兵力，要沿这条战线部署足够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敌军一开始入侵便必须将他们打败，”但他并未将他私下里对豪辛格将军讲的话也说出来：“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须用政治办法结束战争。”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致），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这些军队未站稳脚跟，甚至有可能晕船，”他辩解说，“他们不熟悉地形，能启用的重武器也不够。这是打败他们最好的时刻。”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们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6月4日上午，隆美尔乘小车前往德国作一短暂的休假，此段时间也由于巴黎的空军气象站刚预报有暴风雨，预计两星期内不会发生入侵。他此行表面上是为庆祝夫人的生日（6月6日），主要目的却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以说服希特勒再调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旅至诺曼底。“最迫切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是用交谈的办法把元首争取过来。”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入侵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24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待在拖车房里——位于朴次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是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冒险进攻呢，还是等到7月？20多万士兵业已听过了关于此次战役的命令，若待至7月，秘密肯定会泄露出去。当晚，新的天气预报传来了：天气较好，6日则恶化。艾森豪威尔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见。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认为，云层可能会阻碍其计划的实现；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说，行。”艾森豪威尔做了裁决：6月6日，盟军进攻诺曼底海滩。

        6月6日的0点6分，空降开始，一个18岁名叫慕菲的伞兵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这就是Ｄ日的开始。1小时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德国时间凌晨3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其时设在上萨尔茨堡）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3小时后，伦斯德的参谋长通知瓦尔利蒙说，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4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战罢了。在此之前，他曾上过盟军代号为“警卫员”的秘密战役的当：一个伪战争计划，巧妙地泄露给了最高统帅部。该计划表明，登陆地点选在更北的地方，在加来附近，即海峡的最狭窄处。因此，约德尔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据作战部长说，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换一名司令官，可能会直接给希特勒拨电话，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请求一事留给下级去做——他们缠住统帅部不放，企图叫约德尔回心转意，将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9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提索、霍尔蒂和安东奈斯库——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接见地点在克莱施海姆堡）。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嗯，是，还是不是入侵？”他喊了起来。喊完，他扭头便走。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他喊着，还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车前往克莱施海姆堡的1小时途中，他的情绪很高，“我可以挡住俄国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对同伴们说。接着他又吹嘘，他将会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在“大西洋墙”前。

        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会议结束后，他便会见那三个独裁者去了。）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是呀，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级官员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讯社宣布，入侵已经开始了。显然，戈培尔对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闻发布官威乐弗莱德·冯·欧文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参加一次聚会，戈培尔要在聚会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钢琴二重奏：“他坦率地发表了对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边弹钢琴去了。”他记载说，“她唱了不少歌。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4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一起用茶点。茶点的最精彩的场面是他对吃素的评论：“大象是身体最强健的动物，它连吃肉都受不了。”吃完茶点后，与通常一样，人们又前往茶馆。元首喝的是莱姆花茶。然后，他小睡了1小时；于晚间11时召开了另一次军事会议。他说，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当，将兵力分散到错误的地方去。肯定地说，入侵主要将集中在加来，因为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捷径在于此地。通过“警卫员”如此煞费苦心散布的谎言他是难以忘怀的——也许那条路正与他计划入侵英格兰时所选择的路线相同，不过是方向相反罢了。

        当天深夜，盟军已在30英里长的战线上攻进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垒”。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海空两军无能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敌人以折兵不到2500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但德军仍来得及将他们赶回英吉利海峡——假如立即做出正确的决定的话。

        6月3日，戈培尔戒了烟。3天后，他喝得酩酊大醉。7日，他向他的新闻发布官保证，这是货真价实的入侵。同日中午，据前大使哈塞尔的日记记载，他向一群高级官员和工业家发表讲话，说：“终有一天‘各大国’将同席而坐，‘互相握手’，并彼此明智地互问：‘喏，这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番话使在座者大吃一惊，这里，戈培尔不过是转达他的主子的观点而已。到了10日，他又极力劝希特勒说，德国的希望在于“抗击入侵，流血在所不惜”。到那时，西方便会急于寻求谅解。

        希特勒仍然坚信，诺曼底登陆系一出把戏。因此，他未采取坚决的行动拔除这个桥头堡。另外，由于拒绝给战地指挥官们以自由行动权，他便将他们采取主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也剥夺了。这次战役业已失败。至此，盟军显然已取得了在法国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希特勒尖酸刻薄地问几天前他曾夸奖过的戈林，他所吹嘘的空军是否真的已向西方按“一架对一架”的条件投入保险。

        在绝望中，元首提前两天于6月12日开始用Ｖ1火箭向伦敦发动攻击。然而，发射场的士兵仅发射了10枚飞弹，4枚立刻爆炸，2枚失踪，其余4枚只击毁了一座铁路桥。在这次惨败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说，这是米尔契的事，与他无关。两天后，在第二次发射中，他们共发射了244枚火箭，把伦敦变成一片火海。这一下，这位元帅又急急忙忙地声称，这是他的功劳。

        所有的这些，对诺曼底的局势均毫无影响。不到10天，盟军便有100万人和50万吨军用物资登陆。由于局势严重，希特勒急忙于6月17日乘车西行至苏瓦松北面的一个村庄。在这里，自D日以来，他首次与伦斯德和隆美尔会面。“看上去，他脸色苍白，缺乏睡眠，”汉斯·斯派达尔将军回忆说，“神情紧张地玩弄着眼镜和夹在手指中间的几支有色铅笔……之后，他大声地说，对盟军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兴。他试图让他的将领为此负责。”

        承担反驳这个重任的是隆美尔，而不是伦斯德。他“坦率地无情地”指出，联军占有海、陆、空的压倒优势，与之做斗争，是毫无希望的。机会只有一个：放弃寸土必争的自杀性的政策，让德军立即撤退，将所有的装甲部队重新整编，在敌海军的炮火射程外进行决战。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保证，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国人愿意和平”。这是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心痛的话题，因为他们曾要求用这些火箭去轰击为这次入侵提供物资供应的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绝，理由是，所有的火箭必须集中用来轰击某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然而，这两位陆军元帅却只批评了空军：连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得不到，地面部队怎能打赢？希特勒的回答是：“成群结队的喷气式战斗机”将会把英机和美机从空中扫除净尽。他未做解释的是，不顾米尔契的强烈反对，正在生产的喷气式飞机，其实是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混种，对完成这两种任务的效能都不高。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特勒抿嘴听着，一声不吭。隆美尔进而预言，东线也将崩溃，帝国在政治上将受到孤立。因此，他紧急要求结束战争。“战争未来进程如何，这用不着你操心，”希特勒尖刻地说，“注意你自己被入侵的防线好了。”

        休息时，他们进午餐。午餐只有一盘食物。在希特勒进餐前，两个站在他身后的党卫军先尝了一口饭菜。斯派达尔说，这是希特勒不信任军方的明证。会晤刚完，一枚飞往伦敦的Ｖ1火箭，竟奇怪地掉转头来，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伤，急忙返回上萨尔茨堡的隐蔽所。回来后，他非常生气地宣布：“隆美尔已被吓破了胆，成了个悲观主义者。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乐观主义者才会有所作为。”

        不到两天，他又收到了另一悲观主义者打来的令人失望的电话。伦斯德解释说，美军已突破了防线，正横跨科唐坦半岛向前推进。德军必须紧急地从瑟堡撤出，否则便有被切断的危险。“瑟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说。他接着又指示，守军须坚持至最后一分钟，若实在无法固守，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这是明智的。

        他虽然做了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决心已有所减弱——尽管从他的强大的日本盟友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在菲律宾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损失重型巡洋舰3艘，飞机475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希特勒仍面无惧色，表现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诧不已。说他对批评意见已置若罔闻，这也是不真实的。在6月23日晚举行的会议上，希特勒就芬兰投降俄国一事讥笑了芬兰。这使狄特尔将军大怒，以拳击桌。“我的元首，现在我必须像一个巴伐利亚人一样跟你说话！”他用方言喊道。他指责希特勒讲话不公平。使大家目瞪口呆的是，希特勒对狄特尔说，狄特尔是绝对正确的。他热情地与他告别，还对众人说：“先生们，我希望我的所有将领都像他那样。”

        对海军上将邓尼茨从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对他表示钦佩，情况与对狄特尔相似。邓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强硬地反对过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对他彬彬有礼，满怀信任地倾听他的意见。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轻的秘书的批评意见。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袭情况的照片时，特劳德尔·荣格禁不住说，照片永远也反映不出现实中的真正痛苦。他应该走出去，哪怕是一次，看看人们“如何在烧焦的椽木上烘手取暖，因为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硝烟了”。希特勒一点儿也不生气。“情况我都知道。”说着，他叹了一口气，“不过，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变。我已造了许多新飞机，用不了多久，这个梦魇全都会结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听的。他们是在诺曼底的陆军指挥官。结果，诺曼底的局势变得不可救药。6月26日，瑟堡陷入美军之手。德军已无法再掌握主动权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希特勒总怕主要的入侵会发生在加来；其二，“超级”机密截获的电报——常常是，在原电发出后不到几分钟，伦敦便读到了它们。由于德军此时打的完全是一场消极抵抗的消耗战，第三帝国正面临一场灾难。

        在普拉达霍夫饭店的咖啡室里（就在贝格霍夫上方不远处），元首在向近百名军火工业的代表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将予以保留。元首好像有点张皇和心神不定。在演讲就快结束时，元首向商人们保证，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将再次向他们表示感激。但是，由于掌声稀稀拉拉，希特勒便以威胁结束其演讲：“战争若失败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私营商业也就不能生存。”他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若失败真的来临，他的听众也无须为转向和平经济而操心，“到那时，大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成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是他自己自行解决呢，还是让别人将他绞死，或者，是饿死呢还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这些都是作为个人将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3天后，希特勒将伦斯德和隆美尔召至贝格霍夫。隆美尔建议，在塞纳河沿岸打一场后卫战，将法国南部的部队撤回，并沿塞纳河建立一条一直通向瑞士的战线。希特勒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相反，他还很乐观，说要再次反攻。总撤退是不可能的，连对战线做些战术调整都不行。

        他自言自语地说，这场战争会打赢的，因为他有奇迹般的新武器。这句独白，在伦斯德的参谋长听来，“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在承担了大胆顽强而又徒劳的抵抗义务后，两名陆军元帅离开了会场，心中老大不满。凯特尔也与他们一样垂头丧气，听天由命地向隆美尔承认：“我也知道没有办法了。”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你还有什么办法？”凯特尔向希特勒做了报告（其时，希特勒刚好在与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交谈）。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帖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那些用白兰地酒瓶盛炸药，企图炸毁希特勒的座机（未遂）的人，那些在大衣里藏炸弹，企图将他炸死的人，并未因失败而灰心丧气。在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11日之间，他们又做过4次尝试。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丧了胆。1个月后，一个名叫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命运以敌机投掷炸弹的形式进行了干预。在展览的前一天，柏林遇到空袭，展览的大衣样品被毁。布舍只好返回前线。

        1943年圣诞节次日，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其中一个阴谋发起人的儿子。英国皇家空军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览即将开始时，因英机空袭，展览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败后两星期，抵抗运动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希特勒下令将谍报局与党卫军保安处合并。这意味着阴谋的心脏部分已实际上被毁灭。奥斯特将军因涉嫌已被解职。他虽然仍行动自由，但因为已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看来，命运似乎真的在保护希特勒；在密谋者的营垒中充斥着绝望感。反对希特勒的秘密战争可能就此结束——若不是来了个新领导者的话。此人是个参谋，军衔为中校，名叫克劳斯·菲利普·沈克·冯·施道芬堡，还是一个伯爵。施道芬堡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1926年步入军界。与众多的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是“巴巴罗萨”使他丢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后来这项政策被压迫和谋杀代替了。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车子碾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若换一个人，肯定会退伍的，但施道芬堡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于是，在1943年底，他重新归队。圣诞节次日他提着装有炸弹的公事包进入元首的会议室。他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却促使他搞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与前者相似。这一次，他精心做好筹谋：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

        施道芬堡到柏林后，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使他得以将受到削弱的阴谋集团重新建立起来。他从年迈的领导人手中接过领导权，靠着坚强个性的活力，从陆军一个强大集团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他自己的上司，陆军后勤将军，最高统帅部信号长，在暗杀后将逮捕的柏林的将军，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级军官。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哪位陆军元帅全心全意支持这项计划。克鲁格态度暧昧，曼斯坦因又不愿过早地承担义务，因为他觉得“此类政变必导致东线的崩溃”。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隆美尔，但即使是他，也有很大程度的保留意见。“我相信，拯救德国是我的责任。”他说——但他反对暗杀一举。那只会将希特勒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烈士。陆军应将元首逮捕，将他交给德国法庭，让他为自己所犯的罪行负责。

        1944年春，由于来了一个新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隆美尔在这项阴谋中越陷越深。斯派达尔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曾以最优秀成绩获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说服了隆美尔，让他与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巴黎附近的乡间秘密会见。在他们的参谋长的积极帮助下，两人在这里制订了一项用签订停战协定的办法结束西线战争的计划。全部德军将撤回德国本土，盟军则停止对德国的轰炸。希特勒将被逮捕，德国由抵抗运动的军队暂时接管。与此同时，东线的战争仍将继续，估计英美两国的军队将加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隆美尔很热心，竟要把伦斯德也拉进来。伦斯德虽然同意这一计划，却不愿直接涉及此事。“你年轻，”伦斯德说，“你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你干吧。”

        隆美尔参与此项阴谋，施道芬堡及其集团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因战争失败了才背叛希特勒的纳粹分子。他们也不同意继续攻打俄国的计划，觉得单独与西方媾和是不现实的。再者，施道芬堡等人一心想暗杀希特勒而不是将他逮捕。时至1944年6月1日，他们觉得，必须在盟军入侵前了却此事；敌军一旦打进本土，任何一种体面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了。现在，他们已有了一个政变的详细计划。这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是以元首批准的一项措施为基础的。官方的行动叫“女神”，是希特勒用以镇压战时士兵和德国境内的外国苦役工人骚乱的一项计划。为了镇压任何一种叛乱或起义，计划要求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和立即动员足够力量。施道芬堡的计谋是，利用“女神”作为在全国和在每一条战线上发动政变的信号。希特勒曾明确说过，“女神”的警戒令将由后备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发布——而弗洛姆对抵抗运动却又半心半意。

        Ｄ日在密谋者中引起了惊慌。年长些的说，即使政变成功，德国也难以免遭占领。最佳办法莫过于依靠西方，希望他们能公正地对待德国，阻止俄国蹂躏本土。但是，施道芬堡却决心做最后一次暗杀的尝试——机会也几乎立刻出来帮忙。他被提升为上校，任弗洛姆的参谋长。现在，政变一事并不用靠这个半心半意的将军了。施道芬堡本人便有权向后备军发布命令，从而夺取柏林。这个新的职务也使他能常常接近元首。7月上旬，他便定下了行动计划：在每天举行的向元首汇报的会议上，在会场里放置一颗定时炸弹，将元首、戈林和希姆莱一齐炸死，得手后，他便飞回柏林，亲自指挥首都的军事接管工作。

        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他却进行得井井有条，使总参谋部的几个同谋倍受鼓舞。一名叫乌班·提埃希的青年中尉回忆说：“你看他打电话那股劲头，真叫人高兴！他的命令既简短又明确。对重要人物，他彬彬有礼而又自然得体。他总能把握局势。”

        施道芬堡的时机终于来了。7月11日，希特勒召见他，要他汇报补充兵员的情况。他带着公事包，里边装着许多文件和一枚英制炸弹来到贝格霍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姆莱不在会议室内。他找了个借口，给坐落在本德勒大街的总参大楼（在柏林动物园附近）挂了个电话。“我们是不是干？”他问陆军总办公室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道。这颗炸弹仍能炸死希特勒和戈林。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待能同时炸死三人时再说。

        4天后，机会又来了。施道芬堡再次奉命去见希特勒——他已将司令部迁至“狼穴”。他带着炸弹去了“狼穴”。这一次，密谋者们志在必胜；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上午11时，即会议前两小时，下令执行“女神行动”计划。这便可给会议后备军和邻近的机械化军校的坦克以时间，能够于下午早早地将部队开进首都。

        会议于下午1时准时开始。施道芬堡向希特勒简短地汇报后，便出去给本德勒大街打电话，告诉他们希特勒在会议室内，他立即回去安装炸弹。待他回会议室后，他发现希特勒因故离去，不再回来。15分钟后，施道芬堡才再次找到借口，将消息告诉柏林。此时是下午1时30分，部队已直扑柏林。奥尔布里希特匆忙下令取消“女神”，部队只好悄悄返回营地。

        新近的失败使一些密谋者锐气大减，产生了动摇。施道芬堡却不然，他约较年轻的同事们在他家中（位于万湖）议事。施道芬堡的表弟（与在法国的隆美尔斯派达尔集团联系的联络官）报告了一条让大家振奋的消息。他说，盟军即将突破（德军阵线），隆美尔已下定决心，不管接替伦斯德职务的冯·克鲁格元帅如何动作，他都支持他们的计划。然而，命运再次出面干预。就在次日，盟军的飞机炸中了隆美尔的小汽车，他身受重伤。

        返回“狼穴”的军官们再也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原来又矮又小的地堡，已经不翼而飞，代之而起的是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屋顶上还有移植的草木掩蔽。由于天气炎热，希特勒常待在新地堡里，因为地堡比木头建的兵营凉爽。“他的情绪很坏，”特劳德尔·荣格回忆道，“常说睡不着，头痛。”副官们为了使他开心，常让他与客人们玩。比先前喝酒喝得更凶的霍夫曼已令他生厌，但建筑师吉斯勒教授却常用制作巧妙的模型使他笑逐颜开。在这炎热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脾气可能不好，却表现出乐观情绪。他对戈培尔（又抽上了烟，靠安眠药睡觉）说，历史的钟摆很快要摆回来了——对德国有利。

        7月18日下午，“狼穴”命令施道芬堡两天内前来汇报。他要向希特勒汇报的内容是能向东线投进多少后备兵员。东线的中部战区，由于两翼新近连战皆败，已面临崩溃。19日整天，施道芬堡都待在本德勒大街，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下午，他主持了密谋者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匆忙地安排好了次日的行动信号；大家一致议决，大部分信息都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口头传达。用电话或电传时必须使用暗号，而且只准在传达重要事情时使用，因为整个电话系统都被盖世太保窃听。

        这密谋者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盖世太保的官员，包括在柏林接管了盖世太保主要办公室的党卫军将军在内。事实上，在整个党卫军内，都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反希特勒情绪。例如，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将军自己就大致想出了一个绑架元首的计划，得手后，便“宣布他精神失常”。不久前，他还与其他武装党卫军指挥官一起，向隆美尔保证，他支持任何反叛希特勒的起义。连党卫军保安处也充满了叛乱的气氛。为了德国的生存，外国情报处的主任舒伦堡也与陆军的密谋者一样，急于要除掉希特勒。1942年底，他曾诱使希姆莱签署一项实现与西方媾和的计划，如需要，可以叛变希特勒为代价。在希姆莱的同意下，抵抗运动的一名文官卡尔·兰格本在斯德哥尔摩分别会见了英美两国的代表，以探讨和谈的可能性；之后，他便前往伯尔尼，面见美国战略情报局瑞士代表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此人生在德国。这时，一切都弄糟了。盖世太保偶然截获并破译了一封电报，得悉“希姆莱的律师”已为和谈抵达瑞士。盖世太保将此电直接交给了希特勒。希姆莱当面向希特勒发誓，说自己完全无辜并永远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莱逮捕了兰格本，把他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立刻割断了与抵抗运动的所有联系，以免他的主子进一步调查。另一方面，舒伦堡仍在密谋，与美国在西班牙的军事人员搭上了关系，共同策划绑架希特勒，并将他交给盟国。这一精细的筹谋简直可以写成侦探小说。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7月19日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希姆莱，对陆军的地下阴谋即将实现一事，均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在保守的官员中，在退伍军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以及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客中，确有抵抗势力，但对施道芬堡及其年轻的伙伴却从未怀疑过。几个月前，舒伦堡曾就能否铲除希特勒一事问过威廉·乌尔夫——由党卫军支付薪金的一名占星学家。乌尔夫说：“只解除他的职务并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2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终将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杀致死，而且肯定是在‘海王星’——这是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在其中起作用的是个女人。对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详情，因为在希特勒的天宫图中，海王星对其他行星的方位历来很坏。另外，在他的天宫图中，海王星非常强。可以预料，他的军事计划的结果是值得怀疑的。”

        19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已为次日的行动做好了安排。他叫司机——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施道芬堡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手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无法承受任何麻烦事的发生。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有人能接替我。”

        1944年7月20日。

        早晨6时刚过，施道芬堡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中尉）赶来与他会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10时30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3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2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1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200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门。这是安全圈Ａ，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这个公事包由施道芬堡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信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因为，一旦炸弹爆炸，此人便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这要靠他；切断电话、电机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这还要靠他。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做好了准备后，施道芬堡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难过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即在30分钟后。凯特尔叫施道芬堡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12时30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他的副官带着那个棕色的公事包在那里等候。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把引线塞进其中的一颗炸弹内，引线将一个小玻璃瓶压碎——玻璃瓶内盛着某种酸，这酸在15分钟内可将一根很细的铁丝腐蚀，从而将炸弹引爆。第二颗“后备”炸弹则由他的副官安装。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弗雷恩德也在厅内朝他们喊道：“快点，施道芬堡！首长在等我们呢！”施道芬堡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道芬堡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他们边走边聊，来到了通往安全圈的检查站。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他的耳朵有毛病。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走过中央走廊，从电话室前走过，由一双扇门进入会议室。会议室有10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长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施道芬堡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6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12时37分，再过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施道芬堡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楼。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施道芬堡进来时，他是看见了他的，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施道芬堡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海军上将普特卡默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心里正拿不定主意：墨索里尼下午就要来访，是否偷偷溜出去把最好的裤子换上？那时是12时41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12时42分，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蹿，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下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特卡默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我的上帝，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待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于是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特卡默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就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至少凸起了3英尺高。“元首在哪里？”他想。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施道芬堡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48号地堡内的通信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司令部的一名通信官员前来报告说，施道芬堡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施道芬堡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贝尔喊了一声。通信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施道芬堡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官那里吃午饭。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他不明白施道芬堡为何既不戴军帽又不系皮带）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施道芬堡一声不吭，急忙走进哨所，向一名值班的中尉（他们认识）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地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中午12时44分，施道芬堡一行便出了门。

        90秒后，里边响起了警报。施道芬堡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施道芬堡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我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兵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把电话匆匆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名军士长未被吓到，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施道芬堡松了一口气。

        当施道芬堡和副官坐车赶至海因克尔Ⅲ型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1时30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3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个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出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肘部严重扭伤。“有了，那些家伙！”他喊道，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想一想，我什么事也没有。想一想！”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荣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嗯，我的女士们，”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活不成了。”他的话很多，把这次阴谋归咎于某个“懦夫”，毫无疑问的是哪个建筑工人。“我不相信有别的可能性。”他加重语气说，还把脸转向鲍曼，要他证实。与通常一样，鲍曼点了点头。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施道芬堡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后来，不知谁想起，施道芬堡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施道芬堡已于下午1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施道芬堡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信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报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信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做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的参谋长说，“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通信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7月15日的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施道芬堡回来——施道芬堡仍在半小时飞机航程以外。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的；本应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有个密谋者阴郁地说，这不是搞革命的天气，但有人又指出，法国人是在7月间令人同样难熬的一天冲击巴士底狱的。他们坐等菲尔基贝尔把“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即使在简朴的餐室内无罩电灯的照射下，他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说着，他便向众人解释，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么，他知道，所有的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檐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似乎成了自身变的鬼；他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脑中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总理，”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在3分钟的行程中，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以罗马废墟向导的熟练技巧，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做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之后，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那里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被炸到窗外去了。“你看看我的军服！看看我的烧伤！”他还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他喊道。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我们的处境很糟，”他说，“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中间，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信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地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吸吮着颜色鲜艳的药丸，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3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3人在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刚从柏林北面的指挥部来）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里宾特洛甫连忙插话表示赞同。空军元帅戈林戳起司令杖，好像要打他似的，“闭嘴！里宾特洛甫，你这个香槟酒贩子！”“我还是外交部长呢，”他反驳说，“我叫冯·里宾特洛甫！”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有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卖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声音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不错，灭绝他们！”他的怒气生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凭着意大利人的、锐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觉得该由他去解围。他将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着看了看他。此举令元首从沉思中醒转过来。不知是谁把外边的门开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释说，下午一般会起东风，他不能让他的客人着凉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语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意大利的总理是不会着凉的！”但他却穿上了军大衣。

        下午3时42分，施道芬堡终于在柏林城外的一个机场着陆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敌是友，机场上无人等待他。他的副官给本德勒大街去了个电话，找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用暗语告诉他，暗杀已经成功。奥尔布里希特的答话很含混，这说明“女神”并未行动。施道芬堡夺过话筒，要他们立即行动，不必等他回来。他叫了一辆空军的车回柏林。

        时至下午3时50分，奥尔布里希特才开始行动，要陆军柏林军区司令科茨弗莱契将军立刻向警卫营各单位、施潘道卫戍区，以及两所陆军武器训练学校发出戒备令，要他们做好一切准备。并未参与这一计划的科茨弗莱契依命行事。

        为加速事态发展，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亲口向另一名密谋者、柏林的城防司令冯·哈斯将军发出戒备令。下午4时10分，他的部队已准备好开拔。柏林城外的部队亦然。在本德勒大街，哨兵们已做了戒备。奥尔布里希特向警卫营营长做了口头指示：若有党卫军强行进入，便以武力对待。不到几分钟，过境车辆被令停驶，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奥尔布里希特现在做的，理应在3个小时前做完。他突然闯入弗洛姆将军的办公室（对于这一阴谋，弗洛姆没有完全卷入，但也没有完全脱身出来），解释说，希特勒真的已死亡，他敦促弗洛姆，作为后备军司令，向各军区司令发出“女神行动”的戒备令。有野心又喜欢装腔作势的弗洛姆，与几个月来的表现一样，又犹豫不决。他坚持先给凯特尔挂电话，待证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说。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凯特尔从茶室回话说。弗洛姆说，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元首已被暗杀。听到这话，凯特尔发火了：“全是胡说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的参谋长冯·施道芬堡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紧张，连忙回答说，上校还未向他报到——他也就此暗暗放弃密谋，洗手不干了。

        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等待着施道芬堡。有人宣布：施道芬堡的车子已进了大院！片刻后，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施道芬堡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他说，“希特勒已经死了。”他们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他们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施道芬堡给他的表弟挂了个电话——他表弟在巴黎，在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司令部工作。他把爆炸一事告诉了他。“行动的道路已敞开了！”他说。听到这条好消息后，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命令在法国的高级通信官将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和电话通信全部切断——他们自己与柏林的通信除外。

        在本德勒大街，施道芬堡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与通常一样，陆军元帅凯特尔又在撒谎。”施道芬堡说。紧接着，他自己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的身体如此笨重，此举确实令人吃惊。他一边捶桌子一边高喊（像在操场上训话时那样）：“这分明是不服从上级。你说‘我们’这是什么意思？”他下令取消“女神”的戒备令。

        施道芬堡再次努力，试图让弗洛姆相信希特勒真的已死。“那屋里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的。”他争辩着。但弗洛姆却无动于衷。“冯·施道芬堡伯爵，”他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施道芬堡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便将永远地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么，我正式将你们2人逮捕。”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施道芬堡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5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以及楼后被炸的地段，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施道芬堡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或出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或有签字的命令，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虽然本德勒大街终于被密谋者完全控制，在“菩提树下”办公的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1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哈斯说，他确实已死，是被党卫军谋杀的。谁接替希特勒？雷麦问——因为他觉得“事情有点可疑”。哈斯要他别再傻问，赶快让警卫营行动。

        雷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就是在柏林向警卫营演讲国家社会主义者）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入伍前是个作家）已坐在摩托车的车斗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远远地听见戈培尔在喊，像是条顿人的似的：“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雷麦的一群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站岗。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未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难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哈根回答说，绝对可信！他不是在战场上8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么，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菩提树下”的卫戍区司令部。

        片刻之后，即下午5时30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兵学校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或者说吓坏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信了他——至少是他说他信任他——把电话挂了。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女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眼泪——喜悦的眼泪。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飞来。陆军元帅米尔契在电报中称，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难。未遭怯懦暗杀者之毒手，为德国人民和陆军保存了您”。这些欣慰之辞，并非全是为了自己。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民族的前途有赖于元首。

        在柏林，雷麦少校刚将政府区封锁完毕。他怏怏不乐，因为到现在他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后，他向哈斯做了汇报。对他所提的问题，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雷麦很是不满。后来，哈根前来找他，说戈培尔部长要立刻见他！此时，他已有心反叛他们了。雷麦暗想，这是内战。于是，他便同哈根上楼去见哈斯，把戈培尔的话又说了一遍。哈斯将军佯作吃惊，而当雷麦说哈斯必须立刻去见宣传部长时，哈斯竟命令他不准离开客厅。另一位少校，也是一个密谋者，出面干预了——他对哈斯眨了眨眼，心照不宣。他说，见戈培尔是雷麦的职责——还应将他逮捕。雷麦出了大楼，心下十分烦乱。“哎，我不得不拿命去赌博了。”他对副官说。之后，他便带了20个人，直奔宣传部去了。

        戈培尔正在核对时间。他曾几次打电话找雷麦，均未成功。现在，离截止的时间——晚7时——只有两分钟了。雷麦进来了。他并未告诉戈培尔他已奉命将他逮捕，他也不相信戈培尔之所云——戈培尔说，他刚与元首通话。他说，只有他亲耳听到元首说话他才相信元首还活着。

        “悉听尊便，少校。”说着，戈培尔便给拉斯登堡挂了个电话。不到一分钟，他便对希特勒说：“警卫营营长雷麦少校跟您说话。”雷麦机警地接过话筒。里面的声音可能是录音，也可能是某人模仿元首说话的声音。“是你吗，雷麦少校？”他听到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这声音当然是像希特勒的，雷麦把迄今之所为告诉了他。但他的话肯定露出了怀疑的破绽。“你是否相信我还活着？”雷麦回答说，他相信——实际是，他还不完全相信。

        希特勒说，他赋全权予雷麦，要他保证政府的安全。“你认为需要做的，你就做。每个军官，不管其军阶如何，都由你指挥。”他命令雷麦立刻全面恢复秩序。“如有必要，可动用暴力。”一个“暴”（ｂｒａｃｈｉａｌ）字，便使雷麦完全相信对方确是希特勒无疑了。他唰的一声来了个“立正”。“你仅对我负责。”希特勒重复了一句，并立即晋升他为上校。

        雷麦把宣传部变成了指挥部。他首先给冯·哈斯将军打了个电话，说他刚与元首通完话，元首给了他指挥全权。他命令哈斯立刻向他报到。哈斯愤怒地拒绝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大将军要跑到一个小少校那里去报到？”

        “将军，如果你不想来，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雷麦说完，便派人去占领哈斯的司令部。接着，他又通知柏林地区各部队，说现在他们全归他指挥。各单位的指挥官，不管军阶高低，未提一声抗议，全都接受了他的指挥，这他并不觉得奇怪。末了，雷麦上校将全营官兵集中在宣传部的花园里，听戈培尔亲口讲述暗杀的详细情形。

        此时，被制服的冯·哈斯将军也来了。他已不再生气，实际上，好像要拥抱雷麦似的。他满口恭维，还问题提个不休。雷麦无奈，只好客气地将他打发走，以便继续进行恢复秩序的工作。戈培尔对哈斯可有点降格以待，向他提了几个简短的问题。哈斯有点结结巴巴地做了回答。如果他给妻子打个电话，让她弄点吃的，部长会介意吗？“那就是我们的革命家，”将军出去吃东西后，戈培尔讥讽地说，“他们脑中装的全是吃、喝和给女人打电话。”

        本德勒大街的电话总机忙个不停。军官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新闻广播的详细情况。收到“女神”戒备令的各单位也想从弗洛姆口中证实早些时候关于希特勒已死的报道是真是假。问题是由施道芬堡答复的，他坚持说，希特勒已死。如果询问人是密谋者，他就说计划仍在执行。他告诉他们，广播新闻是一个把戏。陆军在掌权，一切都很好。

        最后，起义的名义领导者之一，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全副军装前来接管了。一整天，他都高高在上，但为了弥补他的姗姗来迟，在晚上7时30分左右，他以陆军新统帅的身份，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指示：

        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一群寡廉鲜耻的、非战斗人员的党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局势，企图对战斗力量背后插刀，夺取政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此危急关头，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帝国政府业已宣布处于军事紧急状态，委任本人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这封电报给另一位陆军元帅带来了新的希望。正要抛弃巴黎的密谋者的克鲁格喊道：“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他建议马上与西方签订停战协定。德国的新政权会同意停止用火箭对伦敦进行攻击的，如果盟军——作为报答——停止轰炸德国的话。克鲁格的热情被凯特尔发来的一份电报泼了冷水：元首仍活着，切勿理睬本德勒大街的维茨勒本贝克叛逆集团发出的命令。

        克鲁格的决心动摇了。他叫他们的参谋长设法弄清最高统帅部里发生的事情。但他无法用电话找到瓦尔利蒙，也找不到约德尔或凯特尔。他们蹊跷的缺席使克鲁格的希望重又复活。也许贝克说的是真话，希特勒果真死了！他给“狼穴”的一个密谋者挂了个电话，但他证实的却是坏到不能再坏的消息：希特勒活着！克鲁格失望地撂下电话。“嗯，”他说，“想要他的命的行动失败了！”就元帅而言，此事到此结束。“先生们，”他说，“别再来打扰我了！”

        在柏林，曾下令夺取政权的那个人也放弃了这项阴谋。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对本德勒大街的混乱表示厌烦，快步出了大楼，坐上小车，向设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驶去。到了那里，他对军需官格纳将军说，计划全失败了。说完，他又坐上汽车，回到他的农庄。

        在“狼穴”，凯特尔刚发出一道命令，让希姆莱担任后备军的司令。凯特尔补充说，“只有他和我发出的命令才必须服从。”这道命令于晚8时20分用电传发出。10分钟后，党的秘书鲍曼发出一封急电，将“某些将领企图暗杀元首的行径”通知所有的地方长官。他要他手下的人马只服从元首本人的命令。

        晚9时，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知，元首不久将亲自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然而，由于“狼穴”没有直播设备，广播大大延迟。离他们最近的录音车也只有在东普鲁士首府科尼斯堡才能找到，而这又得花上几个小时。

        希特勒最宠爱的突击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刚好也在柏林。当他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时，便立即前往维也纳视察他训练蛙人的学校。黄昏，正当他在安哈尔特车站要登上火车时，一个军官沿着月台跑了过来。他边跑边喊，说城内发生了军事叛乱，斯科尔兹内已被授命在那里恢复秩序。

        他匆匆赶至党卫军保安处总部。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说，某些反叛的陆军领导人正在夺取首都。“局势不明朗，而且很危险。”舒伦堡说。他脸色苍白，跟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做了一个戏剧性的姿式，说：“如果他们来这里，我就在此处保卫自己！”这是荒谬可笑之举。斯科尔兹内忍不住笑了。他劝舒伦堡把手枪拿走，别搞什么自杀了。

        斯科尔兹内向设在柏林郊区的一个专门训练破坏者的学校里的一个连队发出戒备令后，便亲自进城察看。政府大院里非常安静。有报告说，武装党卫军也在搞阴谋。为了核对这一情况，他便前往里希特弗尔德视察党卫军的兵营。全都非常平静。接着，他又驱车去党卫军的一个师部打听消息，没听到什么，便又开快车前往万湖附近的空降部队指挥部。斯科尔兹内在施图顿将军的别墅旁的土墩上发现了他。将军穿着一件睡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大堆文件，妻子在一旁做针线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真是一件滑稽事：在军事叛乱中，德国最主要的司令官之一竟这样悠闲自得。施图顿对斯科尔兹内所说的并不信以为真。直至戈林打来电话才得到证实。戈林说：除陆军司令部发出的命令外，其余一律不予理睬。施图顿将这份命令往下转达时，斯科尔兹内便跑回舒伦堡办公室去了。他一进门便被叫去听电话。“你有多少人？”约德尔问。知道只有一个连，他说：“好。把部队带到本德勒大街去支援雷麦少校的警卫营。他们刚奉命包围大楼。”

        在本德勒大街，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一直在保卫陆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营，在营长的命令下，正开赴戈培尔官邸的后花园集合。正门只有35名士兵留守。大楼内，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晚10时30分第三次将军官们召集起来，说，警卫营已撤走，他们应将保护大楼的任务接过来。他说，6个出口处都得有总参的军官把守。

        无人反对。不过，一群武装的忠诚分子，却暗暗下了决心，忠于他们对元首立下的誓言，晚10时50分左右，这些人（一共8人）腰间挂着手榴弹，手持冲锋枪或手枪，突然闯进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正当奥尔布里希特劝他们镇静时，施道芬堡进来了。他急忙转身逃走，冲进客厅。一阵扫射。施道芬堡身子一歪，好像中弹似的，接着便窜进隔壁一个办公室。但是，过了不久，他便与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生擒。片刻后，他们便见到了已被释放的弗洛姆。“呀，先生们，”身材高大的弗洛姆将军挥舞着手枪说，“我现在要像你们对付我那样对付你们。”他叫他们放下装器。

        “你没有资格叫我这样做，你原是归我指挥的，”贝克小声说，“这不幸局面的后果我自己会负责。”说着，他便伸手去手提箱内取手枪。

        弗洛姆警告他，要他将枪口对准自己。年迈的贝克回忆起往事，“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不禁想起了以往……”“我们现在不想听那个，”弗洛姆打断了他，“我叫你别说话，要你行动。”贝克喃喃自语了些什么，开了枪。子弹划破了他的头皮，他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帮帮这位老先生的忙。”弗洛姆对两名青年军官说。他们走到贝克跟前，试图夺下他的枪。贝克不允，想自己再射，却又跌坐在椅子上。弗洛姆对其他密谋者说：“听着，先生们，如果有信要写，你们还有几分钟。”5分钟后，他回来宣布，“以元首的名义”开的军事法庭，刚刚判处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和他们的两名副官死刑。袖口上沾满了鲜血的施道芬堡和他的3名同事一起被领到院子里，笔直地站立着。

        贝克的脸上沾满了血。他要一支手枪。枪给了他后，他自己一人待在客厅里。外边的人听见他说：“这次若还不行，就请帮帮我。”一声枪响，弗洛姆往里一瞧，只见贝克这次又失败了。“帮帮这位老先生。”他对一个军官说。军官拒绝了。一个下士将失去知觉的贝克拖到室外，朝他的脖子上开了一枪。

        外边，一辆军车的车灯把院子照亮了，由于车灯上了罩，院里并不很亮。这时已是深夜。被判处死刑的4人站在一个沙堆前——沙是防空时用的。奥尔布里希特很镇静。听见下令开枪时，施道芬堡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他死了（本德勒大街现在更名为施道芬堡大街）。

        弗洛姆庞大的身躯出现在大楼的门廊上。他打院子里走过，检阅了行刑队。他简短地讲了话，以“希特勒万岁！”一语作结束。然后，他便有点故作姿态地朝大门走去，把车叫了来，消失在黑暗中。在本德勒大街的电报中心，一封电传电报正在拍发出去：“不负责任的将军们试图政变，已被血腥镇压。所有罪魁已被枪决……”

        正当弗洛姆步出大门时，一辆白色的赛车嘎的一声在门前停住了。开车人是施佩尔，乘客是雷麦上校。“终究是个诚实的德国人！”弗洛姆说，好像他自己是个无辜者似的，“我刚把一些罪犯处决完毕。”当雷麦说要是他就不这样做的时候，弗洛姆咆哮了：“你是否要给我下命令？”

        “不。但你要为你的行动负责。”雷麦建议弗洛姆立刻向戈培尔报到。弗洛姆与施佩尔一起走后，奥托·斯科尔兹内带着人马来了。他不明白，一个如此重要的将军，为何在这样一个时刻离去。他问雷麦：“发生了什么事？”雷麦也一无所知，他只是奉命前来包围大楼的。

        斯科尔兹内说，他要进里边去。把连队在院里安插好后，他便大步流星地上楼了，朝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走去。在走廊上，他碰到了几个他认识的参谋。他们把情况简要地向他说了一下。这些听起来很放肆，却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试图给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却打不通，于是便决定自行其是，“为这紊乱的马蜂窝”恢复和平与秩序。为做到这点，最好的治理办法莫过于恢复大家的工作。他把认识的参谋召集起来，让他们继续原来的工作。前线仍急需援军和给养。

        参谋们一致表示赞同。但谁来签署命令？身居指挥要职的，不是死了便是失踪了。斯科尔兹内说，命令由他签，一切责任由他负。陆军总司令部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后，斯科尔兹内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约德尔让他继续指挥。“派个将军过来吧。”斯科尔兹内建议。约德尔却坚持让他以元首的名义进行指挥。斯科尔兹内于是下令取消“女神”戒备令，要所有的指挥官听候新的命令。

        施佩尔将弗洛姆拉到宣传部。弗洛姆要与希特勒私下通话，戈培尔对此不予理睬。戈培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命令在弗洛姆的房门口安一名卫兵。

        希姆莱也在部里。他带着希特勒授权镇压叛乱的命令，刚从拉斯登堡回到柏林。“敢于反抗者，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勿论。”希特勒曾对他说过。尽管握有如此大的权力——外加后备军的临时总司令衔——他却让戈培尔出面，自己则与先前一样，闲适而泰然自若。在戈培尔的助手瑙曼看来，希姆莱甚至是漠不关心，戈培尔则兴高采烈。这天他干了什么呢？按他的说法，人们有这样的印象，那就是，柏林的叛乱实际上是他赤手空拳粉碎的。“他们要不是这样笨的话！”他向希姆莱吹嘘说，“他们本来是有大好时机的。多笨呀！多幼稚呀！假若这事由我来干的话！他们何不夺取电台并散布最大的谎言？”

        希姆莱不动声色，客气地点点头。他没有泄露的是，到戈培尔这里来以前，他已开始了制造反政变的恐怖，并建立了调查此次叛乱的专门机构。

        在“狼穴”，菲尔基贝尔将军心里明白，他的命运已经决定，但又不想自杀，原因是，他拟在官方的法庭上证明他的动机。“假若你相信来世的话，”他向年轻的副官告别时说，“我们就可以说：‘再见！’”

        希特勒坐在茶室里，焦急地等待着科尼斯堡的录音车前来，以便向全国发表讲话。在等待的过程中，他把贴身人员召集起来，让他们听他宣读匆忙草就的讲稿。几个秘书和副官，还有凯特尔和打着绷带的约德尔都来了，但录音车还是没有来。希特勒便利用这段时间为此次谋杀事件添油加醋。“这些懦夫！”他喊道，“他们就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有胆量开枪把我打死，我倒有点尊敬他们！但是，他们不想冒生命危险！”

        录音车终于来了。7月21日凌晨1时，德国的每个广播电台都吹吹打打奏起军乐，略微停顿后，希特勒便开始广播演讲。他谈到了这个阴谋，谈到了他亲密同事的受伤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错误的信念，那就是，搞阴谋诡计者仅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们与德国军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一小撮犯罪分子将被立刻无情地处决。“我已避免了这样一个命运：就我自己而言，这并不可怕，但对于德国人民而言，它将带来可怕的后果。从这个命运中，我看到了上帝发出的信号，那就是：我必须，因而我也将继续我的工作。”

        他讲完后，戈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空军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诚和热爱；邓尼茨代表海军说，对于“暗杀元首的罪恶行径，海军无比愤怒”。接着，官方便正式宣布，发动这次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那些罪恶的军官，不是已经自杀就是被陆军枪毙，“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事变，一直没有。与这一罪恶行径有关的人员会被清洗。”

        这些话使身在巴黎的密谋分子全身都凉了——他们在拉法耶旅馆的军官俱乐部里围着收音机听广播。不久前，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地区党卫军的每个军营，逮捕了在法国的两名党卫军高级官员即卡尔·奥伯格和赫尔穆特·克诺森。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也是在宣判他们的死刑。不过，倒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奥伯格和克诺森二人会包庇他们。这两人均获释，还被送至拉法耶旅馆。当施图尔纳格尔起身致意时，奥伯格向他冲了过去。奥托·阿贝茨大使进行干预。“柏林发生的事是另一码事。”他说，“在这里，诺曼底战役正打得如火如荼，我们在这里的德国人理应搞统一战线才是。”奥伯格冷静下来，同意与克诺森秘密会师，共同反对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他们将伪称，党卫军人士和保安处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奥伯格和施图尔纳格尔共同玩的把戏，目的在于欺骗起义者。

        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尔医生再次为他做了检查。元首要他证实自己受的伤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结果。莫雷尔回来后宣布，希特勒的脉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虽然受到白天发生的事件的惊吓，却还未意识到反对他的阴谋范围有多广，对自己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兴，决定把被炸破的裤子送给身在贝希特斯加登的爱娃·勃劳恩保管。它将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证明上帝确要他完成他的使命。

        7月21日午夜过后不久，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施道芬堡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了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4时，调查结束。戈培尔满脸笑容地从办公室走出来。“先生们，”他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蹲在桌子上，倚靠着一尊元首的半身铜像。“这是一个纯化心灵的风暴，”他说，“今天下午可怕的消息传来时，谁敢想象，这一切竟能如此神速地结束，而且结束得如此漂亮？”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希特勒倘若死了，人民便会说是上帝的审判，“后果会无法估计。因为，在历史上，只有事实才能作为证据。这次呢，它们在我们这一边。”因此，应该指示报界将此次阴谋事件贬低。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3时40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11时35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换言之，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了由11个处400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在法国的两名强有力的党卫军官员奥伯格和克诺森的合作下——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但是，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光明之城”（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竟不坐飞机，而于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经过——狄埃里堡、阿尔贡森林，以及1916年许多达姆施塔特特种兵团的老同志血染沙场的地方色当。整个下午，他都在感伤的途中，最后走下车来“散散步”。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久，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也许是两声。他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无疑证明他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散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特卡默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惦念的是我，只有我。”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他说，7月20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1935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做个小手术，灸灸耳膜。”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由她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7月23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荣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4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的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4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的消息传到伦敦后，伦敦报界希望德国政府不日便会垮台。

        地方长官作的报告表明，戈培尔的宣传有效地动员了人民。例如，在不伦瑞克的一家医院里，病人们自发地将元首的每幅画像都饰以鲜花；在许多城市里还组织了表忠游行；在中学里，教师们对学生们说，此次谋反解释了德国在非洲和俄国军事上失利的原因；是叛逆们在捣乱，使元首的命令达不到各师。

        7月25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他“只能再活2—3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具有良好记忆力并为此感到自豪的吉辛医生，偷偷地将希特勒的话全记在一个黄色的袖珍日历上。为了不使别人看懂他的笔记，他用暗语书写，用了拉丁文，还用了只有自己能懂的符号。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你们预谋好了，要把我变成病人！”

        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灸一下——不管有多痛苦。“我已不觉得痛了，”他想了想后说，“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他便证明了这点：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是呀，”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没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流氓。”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施道芬堡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他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如果把灯开着，我可把每个集团军的准确位置标出来。我知道每个师的位置在哪里——就这样，一小时一小时地下去，直到我入睡，但这已是五六点钟了。我知道这对我的健康不利，但这个习惯我又改不了。”

        炸弹爆炸后次日，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来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也许是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并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团结一致，陆军官兵也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走得更远了；他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兼军官，“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没有不服从者。于是，1933年开始组建的这支精锐的部队屈服了，得了个堕落的结局。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7月30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的必经之地。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但约德尔却向元首递交了一份命令草案，要求“在可能情况下，从海岸撤离”。

        次日傍晚，美军的坦克已涌进了阿弗朗什小道。希特勒想赶赴西线亲自指挥，但吉辛和埃肯两人都禁止他乘飞机。由于医生们只允许他在“狼穴”活动，对乔治·巴顿的第六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然而，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8月1日，3.5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各种年龄的都有）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次日，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他竭力将这些烦忧置之脑后。8月2日，他扮演了初次学医的学生的角色。他向吉辛医生提了许许多多有关内耳的问题，接着便穿起外科医生的白大褂，脑门上挂着一面镜子，专心致志地观看林格的右耳。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又看了看，还是什么也看不见。这时，吉辛便建议他用电镜。“呀！”他惊奇地喊道，“我看见东西了……我看到了一条淡黄色的线，很清楚；那大概是人人皆知的耳膜。”他让林格转过身去，把矫光器塞进他的左耳。他入了迷，用音叉和秒表去测试林格的听力。“你知道，医生，”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年轻时老想当医生。不过呢，我有了别的职业，才醒悟到我的真正使命是什么。”吉辛刚走，希特勒医生又研究起来了。他把林格和两名党卫军的卫兵召来，一一给他们做耳朵检查，直到他学会了使用电镜为止。然后，他要了一本尼克教授写的关于治疗眼、耳、喉的著作。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船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8月4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与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例如杜塞尔多夫的弗莱德里希·卡尔·弗罗里安，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你们不会误解我的，”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他要他们想象一下，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哀伤的演讲完毕后，大家便进午餐，一人一壶茶。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我要走了，”他说，“先生们，你们……”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地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施道芬堡全家，”他说，“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热烈鼓掌。“杀一儆百，坚定不移！”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8月7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8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希特勒称他为“我们的维辛斯基”。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

        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审判室。他们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地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像演戏似的穿着红衣服的弗赖斯勒，同他所钦佩的苏联法官一样，朝他喊道：“你这肮脏的老家伙，老在摆弄裤子干什么？”

        这次做给人看的审判的调子和水准就是如此。“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一个速记员回忆说。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像吹喇叭似的宣布，8人均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事实如此），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这却不是事实）。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8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陈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在那里，天花板上吊8个肉钩。被判处死刑的8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据施佩尔说，“希特勒爱看这个影片，让人反复放给他看”，但贝洛夫副官和其他贴身人员至今仍说希特勒从未看过。

        对这一事件，希姆莱还做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8人。另外还有5000人左右——男男女女，大部分人与7月20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也被处决。

        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古德里安就此评论说，机械化部队虽然强大，却弥补不了空军和海军的失败。这一说法触怒了希特勒，为遏制自己，他走到另一房间，与古德里安单独谈话。但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大，致使一名副官不得不提醒元首说，他说的每个字外边都听得很清楚。是否把窗户关上？

        当晚晚些时候，当希特勒得悉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早些时候的发怒，若与这次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克鲁格的失踪似乎是这样发生的：当天上午，这名西线总司令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儿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上，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盟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自从在俄国发生一次严重车祸以来，他一直精神萎靡。他常在自己的办公室走来走去，非常痛苦，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对上帝，对自己的民族，和对自己的良心，都负有责任”。

        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让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8月17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我的名誉全在阿弗朗什，”他指着地图对他的参谋长说，“现在，我全完了。”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像施图尔纳格尔一样，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与施图尔纳格尔一样，他也想自杀。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他将一封写给他兄弟的信交给了副官——然后便吞了氯化物。

        另一封写给元首的信已在途中。在简要地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盟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喻的痛苦。在“狼穴”，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这封信似乎要扼要地叙述陆军最后蒙受的耻辱，但这不是为了他自己。克鲁格没得到什么好处。他不过想最后一次做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

        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据艾希曼8月的报告说，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600万犹太人已被消灭——其中400万是在屠杀营里杀的，其余是在运动战中丧生的。由于红军进展迅速，加上康拉德·摩根不屈不挠地进行调查（他估计被杀的犹太人数已达600万），希特勒便让希姆莱拆除全部屠杀中心——奥斯威辛除外（拆除屠杀中心的命令是希姆莱于1944年11月24日下达的）。还有来自匈牙利、罗兹、斯洛伐克和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未被毒死，如果东部的军队能阻止苏军突破，指挥官霍斯是拥有足够的设备去完成整个工作的。

        军事形势已严重到只有怀有某种动机的人才会不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军刚将50个师的德军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冯·兴登堡总统的棺木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伟大胜利的地方坦能堡移走。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8月24日颁布了新的“德拉寇政策”：所有的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警告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的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他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次日，经德国占领4年后，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24小时后，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做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8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做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时刻只有在你取得胜利后才能到来。”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5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会，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要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尤其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1918年那样，受到玷污。”他的思想又暂时回到爆炸阴谋上去了。“死亡，”他说，“是忧愁、不眠之夜和精神痛苦的解脱。只一眨眼的工夫，人便从一切中解脱出来，永远安息。”

        他这种宿命主义的情绪可能是健康状况恶化的结果。他虽然也拿他的右手和秘书们开玩笑——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却受伤风的严重影响，而伤风又因不停的耳痛而加剧。几天后，他觉得头脑发涨，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他说胃痛，却又对吉辛医生的警告——此系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各种药丸的结果——置之不理。9月初，为了减轻瘘管疼痛，他同意按吉辛医生的处方使用10%的可卡因溶液，并且每天早晚老老实实地在吸入器上伏吸几个小时。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如同对莫雷尔医生一样，他对吉辛也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不久，他与元首的私交便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继续做详细的笔记。他甚至承担了更危险的任务：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自己竟是，用吉辛的话来说，“相当原始的心理试验”的目标。吉辛对他做的诊断是“恺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荣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但是，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眼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她暗想，是不是有人说了她的闲话。当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他，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地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9月上旬，埃肯教授再次前来检查。当听说莫雷尔给他打了那些针和吃了那些药后，他与吉辛医生和希特勒另外两名外科医生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一样，他也很担心。4名医生秘密商量，但埃肯教授担心元首也不会听他的警告，就像不听3位医生的一样，因为元首完全信任莫雷尔。

        一星期后，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瘘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而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健康的损坏又带来一个副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呢，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9月12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90秒后，这次病的发作——很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了，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3针；病暂时减轻了些。9月16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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