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非常清楚地知道，乾隆皇帝毕竟是一代明君，在他面前展现才华，并不仅仅是靠夸夸其谈、纸上谈兵就能实现的，必须要拿出真实才干，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才能真正打动乾隆的心。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就成为和珅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五项基本条件。

        能够典型体现和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使之无人能敌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李侍尧案”。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李元亮担任过户部尚书。李侍尧在乾隆初年曾被乾隆接见，先后出任军机处章京、热河副都统、工部侍郎、户部侍郎、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等职，此人精明干练，颇有才略。史书上记载他：“短小精敏，过目成篇。见属僚，数语即辩其才否。拥几高望，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从皆悚惧。”说他有过目成篇的本领，接见下属的时候，只几句话就可以从中看出下属的才干如何。因此，乾隆对他颇为倚重，曾先后委以重任，历任两广、湖广、云贵三省总督。这样的人难免恃才傲物，再加上年高位重，更是看不起别人，尤其像和珅这样的青年官吏，他从未放在眼里。

        曾任云南粮储道与贵州按察使的海宁，因为与和珅关系不错，经过和珅的关照被调任奉天府尹。他上任之前，特意到和珅府上拜望，感谢和珅把他调离了西南蛮荒之地，连同丰富的礼物一同带给和珅的，还有李侍尧在云南贪赃受贿的消息。海宁求见和珅之后，对和珅说：“当今圣上对纳贿、贪赃深恶痛绝，几番下圣谕要官员洁身自好，奉公守法，可那李侍尧在云南作威作福，横行无忌，我有心要向皇上参奏李侍尧，又恐怕自己官卑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不知如何是好，所以特来求教。”说完还向和珅呈上了他平日搜罗的李侍尧受贿的证据。和珅听罢大喜，立刻把海宁夸奖了一番，并鼓励他不必畏惧李侍尧的淫威，尽管上奏，一切都有他照应。

        第二天早朝，海宁来到殿上，跪拜乾隆皇帝之后，把自己书写的奏折呈递上去。乾隆皇帝读罢勃然大怒，说他对李侍尧在云南贪赃枉法早有察觉，只是念他征战多年，立功无数，才网开一面，孰料他竟然愈发不成体统，当即命和珅赴云南查清李侍尧贪赃一案。

        和珅到达云南之后，先向李侍尧宣读了圣旨，将他暂且革职，然后就再不过问此案，游山玩水去了。因为他明白，云南毕竟是李侍尧的地盘，他在此地经营多年，定然耳目众多，根底深厚。寻找他贪赃的证据，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事。他先装作懦弱无能、不思公务的样子来麻痹李侍尧，暗地里派出得力亲信细心查访。这办法果然奏效，几天下来，他就收集到了一些证据，然而，这些证据全都不怎么重要，远不足以置李侍尧于死地。和珅不肯就此罢休，开始打李侍尧的大管家赵一恒的主意。赵一恒身为李府的大管家，所有财物交易必经他手，如果能撬开他的嘴巴，整个案件就可以水落石出了。和珅命人绑来了赵一恒，严刑逼供，赵一恒起初还拼死抗争，拒不招认，后来终于耐不住痛楚，把李侍尧的所作所为一一向和珅作了交代。和珅有了坚实的证据，心里就有了底，踏实下来。他把赵一恒交代的事项笔录下来，又命人召来了云南李侍尧属下的大官员，当着他们的面宣告了赵一恒的供述，一桩一件全都清清楚楚。那些原来忠于李侍尧的官员见和珅已然掌握了全部证据，自己顽抗下去也毫无意义了，还不如从实招来，也许还能保全自己呢。于是他们纷纷倒戈一击，出面指控李侍尧的种种罪行，就连那些曾向李侍尧行贿的官员，也申明自己是迫于李侍尧的淫威，是被迫行贿的。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和珅才提审李侍尧。他就在总督府的堂中央摆下公案，声势逼人。李侍尧来到公堂后还有恃无恐地强辞争辩。和珅见状，命人将赵一恒带上公堂，让他当面与李侍尧对质。和珅每问一句，赵一恒就机械地回答一句，李侍尧的心也就往下一沉。等和珅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李侍尧感到大势已去，放弃所有希望了。关于李侍尧的认罪，史书上写道：

        他自任得道府以下贿赂不讳。震怒谕曰：“侍尧身为大学士、历任总督，负思婪索，朕梦想不到。”夺官，逮诣京师。

        乾隆皇帝接到和珅的奏折，见海宁弹劾李侍尧的奏章句句属实，恼怒非常，命和珅把他带回京师治罪。和珅有意置他于死地，几经审问，和珅上奏：“拟斩监候，夺其爵以授其弟奉尧。”后又建议将李侍尧“斩立决”。乾隆皇帝感念他曾屡立战功，又颇有才干，不忍心就这样把他杀了，就不批准“斩立决”的决议，让和珅等人再行商议。有江苏巡抚闵鄂元领悟了乾隆皇帝的本意，上书奏请道：“侍尧历任封疆、干力有为，请用仪勤议能之例，宽其一线。”乾隆皇帝遂判李侍尧“斩监候”，将他囚禁在刑部大牢之中，籍没了他的家产。和珅虽然没有达到将李侍尧斩首的目的，却向乾隆皇帝展示了自己办事的才干，可谓不虚此行。

        第二件事情是创建“议罪银”制度。

        乾隆皇帝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这大概是中国帝王普遍的规律。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想奢华，又怕人家说他挥霍；欲享受，又不想被人说贪图享乐。和珅为乾隆皇帝想了许多敛财的办法，甘心情愿地替乾隆皇帝背上奢侈的“黑锅”。他们之间好像形成了默契，乾隆一旦在朝堂上下令不要铺张，和珅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银子也多了起来。在替乾隆敛财的各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和珅创建了“议罪银”制度。

        “议罪银”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您要犯罪了，您拿一笔钱交到皇上这儿，然后皇上一看，本来应该流放你十年的，算了，流放你三年，您把钱交我这儿就行了。

        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您敢说您的一生不犯错误？和珅出了这么一招怎么样？所有的大臣还没犯罪呢，先把钱交给皇上——皇上，这是我的钱，我存这儿，将来我犯错的时候将来从这儿直接勾。您就甭朝我要了，我都先存在您这儿了。

        这个“议罪银”制度好吧？“议罪银”实际是您将来犯错误的时候用的银子。这个议罪银有数吗？在乾隆朝，谁出的主意这事就归谁办。谁出的主意？和珅出的主意。

        所以所有的大臣如果想交“议罪银”的话，就都要交到和珅这儿。这就等于是和珅给皇上创立了一个私人小金库。这金库里的金子、银子皇上不知道有多少，其实就连和珅自己也不大清楚，他只是知道小金库里面的金银多了去了。

        通过“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银两，有85%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这点儿钱除了乾隆皇帝使用就是和珅使用。您想想，在后来嘉庆皇帝抄和珅家的时候，怎么抄了那么多东西呀——就是这儿的钱啊，都是大臣们交给他的。

        钱有了，但是这个钱轻易还不能花，还得留着。所以和珅经营了内务府，一年就扭亏为盈，原来内务府可是一点儿钱都没有了。从这一点上看，和珅的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本事还是非常大的。和珅这一招，只用了八个月的时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了，内务府的钱就有了很多。皇上一看，和珅你牛啊，行，户部尚书的职务给你了——和珅就是这样当上户部尚书的，就因为他创立了议罪银制度。

        这个“议罪银”制度对乾隆皇帝是个好事，对官员们的前程是个好事，但是对老百姓呢？咱们真不敢恭维。俗话说得好：“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看来，这个“议罪银”制度真不是一个好的招数，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它会导致官场腐败，官场恶化。

        第三件事情是安排乾隆皇帝南巡。

        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曾经到过江南六次，康熙皇帝下江南的目的主要是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和民生疾苦，每次都很俭朴。而根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乾隆皇帝继位不久，听说苏州的景色美如天堂，便很想去江南巡游视察，并派大学士讷亲（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去江南查看道路。讷亲从心里就不赞成乾隆皇帝南巡，所以他在给乾隆皇帝的回奏中说：“苏州城外的虎丘还算得上名胜，实际上像一个大坟堆。苏州城里河道狭窄，粪便、船只拥挤在一起，过了中午就臭不可闻，根本不算什么风景。”乾隆皇帝听了讷亲的回报，只好暂时打消了南巡的念头。有个侍郎尹令一从江南回来，上奏说：“陛下南巡，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皇帝就怒气冲冲反问他：“你说民间疾苦，你具体指出什么人疾苦？说怨声载道，具体指出什么人有怨言？”还有个大学士程景伊，反对乾隆皇帝巡游湖州。乾隆皇帝说：“朕去湖州不是游玩，是去看那里种桑养蚕。”程景伊沉痛地说：“皇上这回去湖州，下回湖州就没有蚕桑了。老百姓元气一伤，几代都恢复不了呢！”尹令一和程景伊都因为直言而受到了处分。这一来，朝廷上下铺张奢靡、献媚取宠的风气就越来越滋长了。随后不久，乾隆皇帝就开始了先后六次的“下江南”：第一次下江南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二次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第三次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四次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第五次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第六次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

        我们当然知道，乾隆皇帝之所以先后六次“下江南”，是有很多原因的。

        第一，乾隆皇帝“下江南”，与黄河的治理的确有很大关系。康熙皇帝当年南巡主要是为了视察水利，乾隆皇帝也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在乾隆皇帝六次南巡中，有五次是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第二，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笼络人心。凡是乾隆皇帝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乾隆皇帝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的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在南巡途中，乾隆皇帝一方面多次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另一方面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第三，阅兵也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重要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技能。乾隆皇帝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皇帝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但是，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排场，正如曹雪芹的小说中告诉你的那样：银子花得就像淌海水似的。乾隆皇帝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靡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

        以道路而言，乾隆皇帝要经过的道路称为御道，极为讲究，要求帮宽三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路面坚实、平整，笔直；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据说，由于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

        等到出行时，乾隆皇帝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皇帝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30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皇帝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2000万两。

        正是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声音愈演愈烈。尤其是到了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之前。

        当然，此时的和珅是非常清楚乾隆皇帝的心思的。乾隆皇帝是极想出去走走看看，考察一下自己御宇这么多年来天下百姓的生活的，但是又怕被人冠以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的恶名。和珅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乾隆皇帝排忧解难。他向乾隆皇帝担保，说江南各地物产丰盛，官员和富商们久沐圣恩，早就一心图报。若乾隆皇帝南巡，一应费用，江南的官员和富商们都愿捐献，可以不必动用国库。这样一来，那些说乾隆皇帝享乐的人就无话可说了。乾隆皇帝听了大喜，他当即决定令和珅全权安排南巡事宜，御驾即刻启程。

        和珅接到圣旨，向江南各地发出通知，言明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要悉心准备，鼓励商人捐钱捐物，作为皇上南巡之需。虽然公文中没有强求的意思，可是，此事既是皇上南巡，又是和珅的主意，官员们若是还想坐稳自己的位子，谁敢怠慢，纷纷不惜国本大兴土木，就怕让皇上不满意。有的人还想趁这一机会讨好皇上，以谋得升迁。他们又怎会甘心掏自己的腰包呢？弄到最后，各种负担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百姓们被迫出工、出钱，疏通运河，建造行宫，修葺龙舟，将江南装扮得一派亮丽，在这亮丽下面却不知有多少百姓的哀叹。

        乾隆皇帝南巡开始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满意。他心中不禁感叹，大清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在是好不气派，比起圣祖康熙来也毫不逊色。

        在和珅的精心安排下，乾隆皇帝几乎没动用国库一分一毫就顺利、满意地完成了南巡，还到曲阜祭拜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向天下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仁德。

        乾隆皇帝将江南百姓的民脂民膏都当成了和珅的功劳，他还看到了和珅理财的天赋，任命和珅为户部尚书，把整个大清国的财政管理权都交到了和珅手中。

        乾隆皇帝愈是明令节俭，深深揣摩透了他心思的和珅就愈发加紧催官员捐贡进献，这样一方面可以让人觉得乾隆皇帝清明仁政，另一方面又足以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奢侈。

        但是，随后的乾隆皇帝也了解到，这许多花费，朝廷虽然不向民间征派，却交由商人承办。这些商人，多是两淮盐商。他们为讨好皇帝，不惜巨额花费，有的建造行宫，有的修桥铺路，有的购置珍奇宝玩，有的采买山珍海味，有的请来戏班，排演各种吉庆大戏。有的仅仅承办一次差务，就耗费白银10万两。商人大把花钱，乾隆皇帝乐得享受；乾隆皇帝赏赐官衔，商人得到实惠，变相卖官鬻爵，双方“皆大欢喜”。浮夸风愈演愈烈，造成国库空虚。南巡之外，乾隆皇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皇帝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皇帝亦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令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日后的乾隆皇帝对此也很了解，他在最后一次南巡后所写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皇帝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奢华美景，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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