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说说张廷玉的父亲是做什么的。

        张廷玉的父亲是康熙皇帝在位时期的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

        张英，祖籍江西鄱阳。明朝初年的时候，张英的先祖搬到了安徽桐城居住，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张英是安徽桐城人。

        张英出生于1637年。1667年，张英中二甲四名进士。此后他历任工部尚书、礼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1701年，刘英致仕归里，1708年病逝于桐城，享年72岁，赐谥文端；世宗即位，赠太子太傅；高宗初年，又复加赠太傅。

        张英为学以朱子本义为宗，立论坦易明白，不务艰深，曾任国史馆《国史》、《大清一统志》、《渊监类函》、《政治典训》、《平定朔漠方略》总裁官；有《笃素堂文集》、《笃素堂诗集》、《笃素堂杂著》、《存诚堂诗集》、《学圃斋诗话》、《南巡扈从纪略》、《易经衷论》、《书经衷论》、《聪训斋语》、《恒产琐言》等行于世。

        张英为官清正谨严，一生深受康熙宠信，康熙称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为人又极谦和，遇同僚“善气导迎，未尝有迕”，家居则乡邻以至仆隶“常得其和……无所寄怨”。

        有名的“六尺巷”故事就源于张英。此巷位于桐城文庙西南不远的西后街，巷南原为张英府（旧称宰相府），巷北为吴氏宅。巷长100米，宽2米。话说张英在京担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时候，邻居吴氏欲侵占他老家的宅边地，家人驰书北京，要张英凭官威压一压吴氏气焰。谁知张英却回诗一首曰：“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很明白：退让。家人得诗，主动退让三尺。吴氏闻之，受到震动也后撤三尺。于是形成了今天著名的“六尺巷”。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此诗可作佐证。不与人计较斤两得失，大度处之，六尺巷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

        如今，在六尺巷立有两座刻有“礼让”和“懿德流芳”的牌坊。行走于六尺巷间，有一种别样的清凉雅静，仿佛灵魂受到一次洗礼。试想以首辅之尊礼让三尺，恐怕不光吴氏深为感动，就连天下人也都要为之感动了。桐城人在这样一种礼让之风里生活，真是够幸福的了。

        大学士，从唐到清都有此官职，是内阁长官，任务是起草诏令，批阅奏章。直到雍正皇帝设军机处，才代替了大学士的职权。大学士又有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之分。张英是文华殿大学士。既是内阁长官，人们也称他为“宰相”，正一品。面对如此大官，吴氏也敢侵犯，敢于虎口拔牙，说明他也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地头蛇”。

        张英在桐城城郊两条小河交汇之处建“双溪草堂”，书斋门联为“俭勤自是持家本，和顺端为受福基”。他强调“俭勤”、“和顺”，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美德。康熙皇帝也给双溪草堂题了一联：“白鸟忘机，看天外云舒云卷。青山不老，任庭前花落花开。”这倒也说出张家一门淡泊、致远、少与人争的处世哲学。张英、张廷玉父子看完荷花，在荷亭共撰一联曰：“白藕入泥，斜插玉簪通地理。红莲出水，倒悬朱笔点天文。”道出务实，勤勉，志在高处之意。

        所以，六尺巷现在成了名胜古迹，也使世人从中学到东西。如果当年张英以官势压人，也就没有今天的六尺巷了。

        张英的长子张廷瓒和三子张廷璐是康熙年间的进士。张英的五子张廷瑑是雍正年间的进士。因此在桐城当地几百年来就有“父子宰相府”、“五里四进士”、“隔河两状元”的说法。

        张廷瓒，字卣臣，号随斋，1678年举人，1679年赴会试获二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迁日讲起居注官、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士，入值南书房。1687年奉命主持山东乡试，秉公取士，慧眼选才，朝野俱称。后随康熙皇帝三征绝漠，备受恩宠。但不幸先于张英而卒，朝野上下均为惋惜，所著《传恭堂诗集》存世。

        张廷璐（1675年～1745年），字宝臣，号药斋。1702年，张廷璐应乡试列副贡；1713年再应乡试中举；1718年赴会试中一甲第二名（榜眼）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迁侍学士。1723年，出督河南学政，因罢试事坐落职，旋即又重新授为国子侍讲，擢国子祭酒，迁詹事府少詹事；1729年，擢江苏学政；1732年，典浙江乡试；1733年，擢礼部侍郎，再督江苏学政；1744年，主持江西乡试，后辞职还乡，被称颂为“三朝旧臣，后进楷模”；1745年，病逝于桐城。他一生好学，诗宗唐名家、文法宋诸子，著有《咏花轩制义》、《咏花轩诗集》传世。

        张廷瑑（1681年～1764年）字恒臣，号思斋。他1713年中乡试；雍正元年（1723年）恩科会试，获二甲十五名进士，授编修，历迁至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晋詹事府詹事；1736年，迁工部右侍郎，充会试副考官，仍兼日讲起居注官；1744年，改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典江西试，回京后即因病辞职告归，家居二十年，自奉俭薄，粗食布衣，再未出为官；1764年，病逝于桐城，享年84岁。

        张廷玉，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1672年，张廷玉生于北京，是大学士张英的第二个儿子。他幼承家教，并相继受业于同乡倪伯醇和宜兴唐起裁等先生。10岁能诵《尚书》、《毛诗》；16岁回乡应童子试，被拔置县学第六名；17岁与大司寇姚文然（谥端恪）第六女姚氏结婚；1697年抵京参加会试，因父奉命为总裁官而回避不与试。

        1700年，张廷玉中进士，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703年，“蒙御试清书一等第一，授翰林院检讨”，同年任《亲征平定朔北方略》纂修官；1704年夏，侍直南书房，任《御选物诗》、《佩文韵府》二书纂修官；1705年年初，任日讲起居注官。

        1705年以后，张廷玉多次随从康熙皇帝南巡阅视河工、北上口外承德等地避暑及巡行蒙古诸部落等，“抱书珥笔”，与康熙皇帝相去咫尺。

        1712年，张廷玉授司经局洗马，掌管局事兼翰林院修撰。所谓“司经局洗马”，也叫“太子洗马”。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子太傅、少傅的属官有洗马之官。颜师古（字籀，唐初儒家学者，擅长于文字训诂、声韵、校勘之学）引张晏说：“洗马原十六人，秩比谒者。”又引如谆注：“前驱也，《国语》曰：勾践为夫差先马，先或作‘洗’也。”

        “洗马”即在马前驰驱之意，为太子的侍从官。梁代以洗马隶属典经局。隋唐于司经局置洗马，一变而为掌管书籍的官，直至清代均沿设。清代司经局所设之洗马用满汉各一人，从五品。

        1716年，张廷玉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719年，张廷玉受命领修《骈字类编》，历七年而书成。1720年夏，张廷玉授刑部左侍郎仍兼内阁批本，任后“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每有重案，必披情愫以商榷”。该年冬，山东盐贩王美公等聚众劫夺盐店富户，又有青州生员鞠士林倡言异教，招集人数甚多，巡抚李树德下令捕缉，被捕者一百五十多人。奏到之日，康熙皇帝命张廷玉同都统陶赖、内阁学士登德前往济南，会同抚镇严审治罪。1721年春，张廷玉等奉命出都。张廷玉“私心惴惴，几废寝食，以不称任使为惧”，盗案归结，戮为首者7人，戍35人，无辜牵连者释放。1721年夏，张廷玉授吏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兼翰林院士。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底，雍正皇帝继位，张廷玉受命协同掌院学士阿克敦、励廷仪办理翰林院文章之事。雍正元年（1723年）年初，张廷玉升任礼部尚书，充《世祖仁皇帝实录》副总裁官。雍正皇帝说：“汝世受国恩，又系皇考多年侍从之旧臣，当年圣德神功，无不亲知灼见，今应纂修《实录》之任，记载详确，惟汝是赖。”同年，张廷玉复命值南书房，与朱轼、徐元梦、嵇曾筠为诸皇子师傅。这年夏天，张廷玉为顺天乡试主考官。此时张廷玉子弟数人及长婿姚孔在京乡试，张廷玉奏请一体回避。雍正嘉其公慎，加太子太保。这年秋天，张廷玉署理都察院事，兼管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又调户部尚书。这年冬天，殿试，开列读卷官，张廷玉以子弟应试例不列名，雍正皇帝不允，仍著读卷。张廷玉遂与诸大臣秉公校阅，取定甲乙，照例将前十卷进呈御览。雍正皇帝阅至第五卷，大为嘉赏并要拔置一甲。张廷玉以该卷为弟张廷珩卷恳辞不可，雍正皇帝点头命置二甲第一。次日授张廷珩翰林院检讨，入值南书房。该科张廷珩、张若涵被授为庶吉士。一门三人同科入选，相传为科举未有之盛事。同月，张廷玉任四朝国史总裁官。

        雍正二年（1724年）春，张廷玉条奏江西、浙江等省“棚民”事。略言：“浙江衢州军府、江西广信等府与福建连界，江西赣州等府又与广东连界。福建、广东无籍与流移失业者，入山垦种，搭棚居住，人数日多，其强悍者，辄出剽掠。请敕江浙督抚查明情况严加约束，秉公拣选才能操守兼优之员，保题补授，并取具五家连环互结及严行保甲之法，不时稽查，以维护治安。”雍正皇帝阅后，下督抚议行。五月，张廷玉为《大清会典》总裁官。

        雍正三年（1725年）春，张廷玉任《圣祖仁皇帝治河方略》总裁官。不久，雍正皇帝躬耕籍田，张廷玉以大司农从耕。

        雍正四年（1726年），张廷玉实授内阁大学士，仍兼理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事务。吏部奏请兼衔，又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是年三月，充《圣祖仁皇帝实录》总裁官。

        雍正五年（1727年）冬，张廷玉晋文华殿大学士。雍正皇帝谓其“身兼数职，夙夜在公”。

        雍正六年（1728年）春，张廷玉晋保和殿大学士。不久张廷玉又兼管吏部尚书事务。

        雍正七年（1729年），张廷玉加少保衔。

        雍正八年（1730年）因西北用兵，雍正皇帝命设军机房，以怡亲王允祥、张廷玉和大学士蒋廷锡领其事。军机房后改称办理军机处。张廷玉定规制：“诸臣陈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内阁拟旨；要事用摺，自奏事处上，下军机处拟旨，亲御笔批发。”从此内阁权移至军机处，大学士必任军机大臣才能参与政事，每日奉召入对承旨，平章政事，参与机密。

        雍正九年（1731年）春殿试，张廷玉之子张若霭获一甲第三，张廷玉固辞不允。雍正皇帝闲论旧事时说：“大学士张廷玉，侍朕左右，敬慎小心，十一年如一日，其为人外和平而内方正，足办国家大事。”

        雍正十三年（1735年）秋，雍正皇帝病危，张廷玉与庄亲王允禄大学士鄂尔泰等同为顾命大臣，遗诏他日以张廷玉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康、雍两朝，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康、雍二帝对其恩宠有加，尤其是雍正皇帝更是将其视为股肱。据《张廷玉年谱》记载，某次张廷玉病愈上朝，雍正谕其曰：“朕前日向近侍曰：‘朕连日臂痛，汝等知之乎？’近侍惊问原因，朕曰：‘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张廷玉受宠的程度。

        说起张廷玉在康、雍两朝获宠的原因，在于张廷玉具备了他人所难以企及的素质和能力。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文思敏捷，主事干练。

        张廷玉自1704年入值南书房、充日讲起注官起，直至乾隆皇帝在位初期，遵旨缮写上谕皆能详达帝意。尤其康熙驾崩、雍正守丧的特殊时期，朝中政局不稳，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祸患。此时张廷玉每日奉旨入宫缮写谕旨，雍正口授后片刻，张廷玉即可拟就，每日十数次从未出过差错，其文思之敏捷实非他人所及，事后雍正曾就此对其大加赞扬。

        张廷玉的记忆力亦非他人所及，某次雍正向其询问各部院大臣司员胥吏的姓名，张廷玉奏对各人姓名籍贯及科目，无所差错。雍正初年，清廷对准噶尔大举用兵，值此军兴羽檄交驰之际，张廷玉兼领皆为要职，每日都有百数十人抱牍案环立于旁等待批答，即使坐在肩舆之中，张廷玉也不停地处理文书。虽然事务繁剧如此，但张廷玉没有使一件事出错或耽搁。对其办事能力，雍正皇帝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所不能也。”

        第二，清廉谨慎，乐善好施。

        张廷玉身居要职数十年，始终保持清、忠、和、厚的品质，他对共事的僚友大多都能平心接待，对他们多有容纳。凡是别人馈送之礼，价值超过百金则严词拒绝。康、雍、乾三帝曾先后赐给张廷玉白银近万两，他将此银两或用于激励士子发奋学习，或将其寄回家乡购置公田以资助乡里的穷困者和灾民。1698年秋，桐城发生水灾，张廷玉在其父张英的支持下，在家乡设立粥场赈济灾民。1735年春至1737年夏，张廷玉用雍正皇帝所赐白银近五千两在桐城东门外建石桥一座，大大方便了过往的商旅行人，从而得到乡人的称赞，此桥亦被人称为“良弼桥”。1740年春，张廷玉闻知桐城一带歉收，米价暴涨，便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贫民。

        张廷玉平日生活无声色之嗜，一生遵循其父“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的教诲，每日处理完公事归家后便手持典籍，青灯古卷，独处一室细心阅读，旁若无人。

        第三，正直勤勉，缄默持重。

        张廷玉在为官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做到了勤勉持重、为官正直，这也是他能长期周旋于君臣之间的重要原因之一。康熙末年，吏治松弛、铨政不清，张廷玉时任吏部左侍郎，坚决摒除请托行贿之风，并顶住各方压力严惩了吏部舞文弄法的蠹吏“张老虎”，被时人称为“伏虎侍郎”。雍正年间，他无日不蒙召对，每有所建议便口奏或具折上奏，请皇帝颁旨宣播于外，从不留片稿于私室，也不让家人子弟得知。他很少交接外官，在朝中为官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即使是经他推荐而受擢用之人也始终不让当事人得知。同时，张廷玉对自己的子弟要求亦十分严格。1733年，其长子张若霭参加廷试，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以“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为由，恳请将其子列为二甲，雍正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

        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是清乾隆年间“钦定”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正史史书，也是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部。

        如果从1645年开设明史馆算起，到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止，前后历时94年。假如从1679年正式组织班子编写起，至呈稿止，为时也有整整60年之久。

        为什么这部史书前后费时这样久呢？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

        顺治年间，明史馆虽已开馆，但当时清朝和南明残余势力的战争尚未终止，在战乱时期，史料缺乏，“实录”不全，献书者极少。另一方面，此时负责编史的大臣主要是洪承畴、范文程和冯铨。洪承畴、范文程为明降臣，有许多顾虑，对万历以后明清关系如何处理，实属棘手，迟迟不敢下笔。冯铨则为明朝臭名昭著的阉党，其言行多为士大夫所不齿。因此当时修史得不到士人的支持。延至康熙年间，又出现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再一次牵延时日。

        真正动手修史，是1679年以后的事。康熙年间修《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家万斯同。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黄、顾等人虽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黄宗羲的儿子、顾炎武的外甥，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他“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王氏此举曾引起当时和后来文坛的非议和责难，史学家们一致认为王鸿绪实际上是掠夺了数十年来以万斯同等人为主力的几十个学者的劳动成果，属于剽窃行为。

        到1723年至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

        张廷玉费时几十年修纂的《明史》经过三次改稿的确有不少长处。

        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在《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再次，《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对袁崇焕被清太宗设反间计杀害一事，以及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

        最后，《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上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明史》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抱敌对和仇视的态度，在为他们立传的同时又诬之为“流贼”。这是作者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目的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虽坚持民族压迫的立场，对少数民族有许多污蔑之词，但其中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今日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此外，《明史》其他部分篇章，也为后人保存了不少可贵的史料，如《刑法志》中对明代特务机构厂卫的叙述等，都有助于后人对这段历史的考察研究。

        张廷玉负责修纂的《明史》也有明显的缺点：

        首先，它对纲常名教的宣扬和对农民起义的仇视，都达到极露骨的地步，比其他史书更为突出。其中有许多诬蔑农民战争的失实之处，已有不少史家为之辨证。

        其次，由于清朝实行文禁政策，《明史》的作者常常不得不用曲笔，尤其对清朝的兴起和南明的事迹，记事偏于笼统晦昧，有的地方甚至歪曲捏造。例如故意隐讳建州女真对明朝的从属关系，以及掩盖东南人民抗清斗争事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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