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加·卡里莫娃，音乐家，四十九岁
玛丽亚·沃杰肖诺克，作家，五十七岁
奥尔加·卡里莫娃：一段爱情故事
不……不，这不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想过，也许什么时候，我会对什么人讲述的，但不是现在，绝不是现在。我的一切都锁死了，砌在墙里，抹上了墙缝。就像是……压在了石棺下，都用石棺盖住了……里面已经不再燃烧，也许有些化学反应，也可能形成水晶。但我不敢触碰，我害怕……
初恋……可以这样称呼吗？我的第一个丈夫。这是个很美丽的故事。他追了我两年。我也很想嫁给他，是因为我必须全部地拥有他，哪儿也不放他去。整个人都必须是我的！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需要他整个人。我就是想每时每刻都不和他分开，时时刻刻都要看到他，不停地做那些亲密事儿。做爱，做爱，没完没了地做。他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人生第一次，通常都是这样……就是简单的情欲，还能有什么事情？再来一次也是这样……后来也有了一些技巧，但还是肉体，肉体，肉体……肉体就是一切！我们就这样持续了半年。他本来并不是一定要这么迁就我的，他可以找另外的事情去做，可是我们稀里糊涂就这样结婚了，那年我二十二岁。我们是音乐学院的同学，我们干什么都在一起。后来事情就发生了……我身心中的某种本质也显露出来，可是我没有注意到那个因素……当你喜欢上一个男人的肉体，就会要求他全部都属于你……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故事，它可以不停地发展下去，也可以半个小时就结束。结果就是……我离开了，是我自己要离开的。他恳求我留下来，但我就是决心要走。我突然厌倦他了，上帝啊，我怎么会厌倦他了呢！我那时已经怀孕了，已经有了肚子……我们只是做爱，后来就吵嘴，再后来我哭了。于是我就不能再忍受了。我就是不善于宽恕。
走出房子关上门，我突然感觉到一阵愉悦，因为我现在离开了，我完全解脱了。我乘车回到了妈妈家，他也紧跟着来了。一整夜，他一直大惑不解：都已经怀孕了，怎么还总是那么多不满意啊，总是想要某种东西，你到底需要什么啊？反正我已经翻过去了这一页……我非常高兴曾经拥有他，也非常高兴不再拥有他了。我的生活，永远像一个小小的硬币储存罐。满了，就清空；又满了，再清空。
哈，我生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安妮雅，我真是太高兴了。首先，我身上的水分都消失了。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在森林里走了很久，身上的水分都走光了。总之我完全不理解，现在真的要准备进医院吗？我等到了晚上。那是在严冬——现在想来简直不可思议——零下四十摄氏度的酷寒，树皮都冻得咔咔裂开了，可我坚持要去森林走走。医生看了看说：“你还有两天就要生产了。”我打电话回家：“妈妈，请给我送些巧克力来，我还要躺很久呢。”在医生早查房之前，护士匆匆跑进来：“听着，孩子的头已经出来了。我去叫医生。”可是我就这样，还坐在椅子上呢……他们对我说：“就这样吧，就这样。马上，马上好了。”我不记得到底过了多久，反正是很快……很迅速……他们就给我看了一个小肉团：“你生了个女儿。”称了一下，四公斤。“听听，一声都没有哭，她心疼妈妈。”第二天他们又把女儿抱来了：黑黑的瞳孔，眼珠滴溜溜地转。我已经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
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的生活。我喜欢自己新的样子。总而言之，我立刻就显得更好看了……安妮雅也马上占据了地位，我非常喜爱她，不过在我身边她是绝对不能和男人们有联系了，我从不提起她还有个爸爸的事情。她是天上掉下来的！天上来的女儿。她学会了如何回答别人的问话，比如有人问她：“安涅奇卡，你怎么没有爸爸啊？”她就会答道：“我有外婆代替爸爸啊。”“那你怎么没有狗狗啊？”“我有小仓鼠代替狗狗啊。”我就和她两个人这样过日子……我一辈子都害怕的是，我会不会突然间不是自己了。甚至治疗牙齿时我也要请求牙医：“请别给我打针，不要给我打麻药。”我必须要感觉到我是我自己，不管是好是坏，都不能把我和自己的身心割断。我和安妮雅互相也是很相爱。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突然见到了他，格列布……
如果他不是他，我是永远也不会再结婚的。我什么都有了：孩子、工作、自由。突然间，他出现了……真是荒诞，几乎是盲目的，他让我喘不过气来……我让一个有着岁月重负的人进入了我的世界——他在斯大林的劳改营里度过了十二年……他被抓走的时候还是个十六岁的孩子。他的父亲，一个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被枪毙了，母亲被放在水桶里，在严寒中活活冻死。他曾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一个终年大雪覆盖的地方。在认识他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还有这样的事情……我从少先队员到共青团员，生活美好！丰富多彩！我怎么能够下这个决心？
怎么能够？随着时间流逝，痛苦变成了知识，知识也是痛苦。从他离开人世起，至今又过了五年……我甚至很遗憾他没能认识现在这个我。现在我更加理解他了，我长到了他的年龄，但是他已经不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够独自生活，甚至完全不想活了。我不是害怕孤独，是别的原因：我活着就不能没有爱。我需要这样的痛苦，需要去怜悯什么人……没有的话，我会害怕。就像我很害怕一个人在海里，游得很远很远，往海底看，一片黑暗，我不知道下边有什么……
我们坐在阳台上。树叶沙沙作响，开始下雨了。
啊，海滩上那些的浪漫故事，其实并不长，甚至可以说很短促。这种生活的小插曲，可以美丽地开始，也可以美丽地结束。这是我们可遇不可求的，当然也是十分令人期待的。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出去旅行，想和什么人邂逅……就是这样。那一次，我梳着两个小辫子，穿着前一天在“儿童世界”买的蓝点连衣裙。大海啊……在天底下我最喜欢的就是游泳，总是游得很远很远。那天从早上起，我都在白色洋槐树下热身，一个男人走过来，外表非常普通，已经不年轻了。他看到我，显得很高兴。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他就对我说：“您愿意我晚上来为您读诗吗？”“也许吧，不过现在我要去游很远很远！”“我会等着您。”他真的等我了，等了好几个小时。他读诗并不好听，总是不断地扶眼镜，但是他很动人。我理解……我理解他的感受，他的动作、他的眼镜，都显出他有些激动。但是我完全不记得他读了什么。这有那么重要吗？
那天也是下雨，下大雨。我都记得，一切都忘不掉……因为感情。我们的感情，痛苦、爱情、温柔都是单独存在着；它们各自存在着，并不依赖于我们。为什么你突然选择了这个人，而不是另一个人，虽然另一个人甚至更好一些？或者你成为了别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你对这些没有料到。但是这些独立存在的情感已经找上了你，向你发出了信号。“我已经在这儿等你了。”第二天早上他见到我就说。他说话的那种声音，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一下子就相信了他，虽然我还完全没有准备好，甚至恰恰相反。周遭的事物在发生变化……这还不是爱情，但这是一种感觉，就是我突然得到了很多很多。一个人听懂了另一个人，息息相通了。我每次都游得很远很远，返回来时总看见他在等我。他又说了：“我和你，一切都将会很好。”不知怎么，我又马上相信了这句话。我们晚上一起喝香槟：“这是很好的香槟，但是价格和普通香槟一样。”我喜欢他说这话的语式。他还会煎鸡蛋：“跟鸡蛋打交道时也很有趣，一次买几十个鸡蛋，两个两个煎，最后一定会剩下一个。”真是些让人喜欢的事情。
所有人看到我们，都会问：“这是你爷爷吗？这是你爸爸吗？”我穿着一条超短裙，其实我已经二十八了……后来他变得英俊了，当然是因为和我在一起。我觉得我知道其中的奥秘。这扇门只能被爱情打开，只有爱情能打开它……“我记住你了。”“你怎么会记住我？”“我希望和你一起去任何地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我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想感觉到你在我身边。我对你有一种柔情，就是想看到你，一直在你身边。”我和他度过了幸福的几个小时，绝对纯洁的几个小时。“或者，我们一起到某个岛上去，一起躺在沙滩上。”幸福的人们永远都像孩子一样。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脆弱得可笑，毫无防备。我和他的关系就是这样，但是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我还不知道。感情关系是因人而异的，要看你如何去做……“不幸，才是最好的老师。”我妈妈这样说过，但是我渴望幸福。夜里睡觉时我都在想：我该怎么办？我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紧张……我……我的紧张被他发现了：“你神经总是绷得太紧。”他发现了。我该怎么办？我在向何处坠落？那里有一个深渊。
他是个面包箱子……只要一看到面包，他本能地就想吃。无论有多少面包，都不能剩下。都是必须吃的。吃啊吃啊，他可以有多少吃多少。我起初还不理解……
他给我讲他在中学时的故事。在历史课上，他们打开课本，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布柳赫尔元帅的照片上都画上监狱的栅栏，这是校长下令做的。那时，同学们一边唱歌一边嘲笑他，好像游戏一样。下课之后同学们还打他，在他后背用粉笔写上“人民公敌的儿子”。
朝那边走一步，他们就会开枪；跑到森林里去，野兽就会把你撕碎。在劳改营木板房里，夜里可以杀掉自己人。就这么简单，抓住就砍死。什么话语也没有，什么都不说……这就是劳改营，每个人都只顾自己。我应该会理解这些……
冲破列宁格勒大围困之后，他又遭遇了另一种人的围困。个个瘦骨嶙峋，简直没有了人样……有人因为私藏死去母亲或孩子的每天五十克粮食卡而被投入监狱，判刑六年。有那么两天，劳改营里寂静得可怕，连监狱看守们都一声不响……
有一段时间他在锅炉房干活，这是有人暗中救助已经精疲力竭的他。锅炉工以前是莫斯科大学的哲学教授，格列布帮他用独轮车运送木柴。他们还常常争论起来：一个能背诵普希金诗歌、听巴赫音乐的人，也能枪杀手无寸铁的人吗？
为什么就是他？偏偏就是他？俄罗斯女人都爱寻找这类不幸的男人。我的奶奶曾经爱上一个人，但是她的父母要她嫁给另一个。可是她实在不喜欢那个人，不愿意嫁给他！主啊！于是，她决定当教堂里的神父问她“你是不是自愿”的时候，说出否认的回答。不料神父当天喝高了，在仪式上忘了提问既定问题，却说了句：“你可不能伤害他，他在战争中被冻掉了双脚。”这样一来，她就只能嫁给那个人了。我奶奶就这样接受了我爷爷，过了一辈子，虽然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这对后来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是个很重要的开篇……“你可不能伤害他，他在战争中被冻掉了双脚。”那么我妈妈是否幸福呢？说起妈妈……我爸爸是1945年从战场上回来的，浑身是伤，精疲力竭，还因为受伤而重病缠身。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者们！只有他们的妻子知道，和胜利者的日子到底是怎样过来的。自从爸爸回来之后，妈妈就经常以泪洗面。胜利者们要经过许多年才能够进入正常的生活，习惯正常的生活。我记得爸爸说过，起初他们听到“我们烧水洗澡”和“我们去钓鱼”这些话时，都会发疯。我们的男人都是蒙难者，他们全都带着创伤，是在战场上、在监狱中或是在劳改营中受到的创伤。战争和监狱，这是俄语中两个重要的词汇。是俄语特有的！而俄罗斯女人从来就没有过正常的男人。她们一直在给男人医病。她们既把男人当作英雄照顾，又当作孩子爱护。她们拯救了男人。一直到今天，她们仍然在承担这个角色。
苏联倒了……现在我们成了帝国垮台的蒙难者、破产的受害者。甚至格列布在后古拉格时代也勇敢起来。他本来就很高傲：我活下来了！我经历过了！我全都见识过！而我在写书，亲吻俄罗斯女人……他固然是骄傲的。但是在他们这些人眼中有恐惧，只有恐惧……军队裁员了，工厂停产了，工程师和医生出去摆摊卖货了。还有科学家，我周围有好几个这种人。他们从“火车头”上被扔了下来，坐在路边上，等待着什么。我的一位女友的丈夫是个飞行员，飞行中队长，被裁员待聘。她自己失去工作时，立刻转去学习别的职业：本来是工程师，现在成了理发师。她丈夫坐在家里喝闷酒，因为他这个阿富汗战场上的飞行员现在只能在家里给孩子们烧土豆……他怒气冲冲，怨气影响到所有人。他到兵役办公室去，要求去打仗，哪怕执行特殊任务也行，但是被人家拒绝了。想回战场的人挤满了兵役办公室。我们这里有数千名没有工作的退伍军人，他们只会摆弄冲锋枪和坦克。另一种生活对他们不合适。我们女人其实要比男人坚强得多。女人们背着格子编织袋满世界到处跑，从波兰到中国，又买又卖。她们身后拖着一个家，上有老下有小，还有自己的丈夫，甚至整个国家。真是很难向外人解释其中甘苦，不可能说清楚。我的女儿嫁给了一个意大利人，他叫赛尔德罗，是个记者。他们两个人来看我时，我和他在厨房进行了一次辩论。我们用俄语辩论，一直争到第二天早上……赛尔德罗认为俄罗斯人民喜欢痛苦，这是俄罗斯精神的焦点。说是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痛苦是“个人的斗争”，是“救赎之路”。而他们意大利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愿意吃苦，他们热爱生命，生命是为了欢乐而存在，不是为了苦难而存在。我们俄罗斯人没有这些。我们很少说到快乐，一说到幸福，就谈起世界大同，要把全球来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世界上有多少角落、窗户、门，就要有多少的钥匙去开启。而我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蒲宁笔下那些幽暗的林荫小径上了，而现在……这个意大利人和我女儿从超市走出来，是他拎着购物袋。晚上她可以弹钢琴，而由他来准备晚餐。我们这里则是另外一种样子。男人拿起购物袋，女人就赶紧上去抢下来：“我自己来，这不需要你。”男人进厨房，女人又赶紧说：“你的位置不在这里，快坐回办公桌前吧。”俄罗斯女人之光，总是男人之光的反射物。
一年过去了，可能更久了……格列布应该和我来家里看看了，对，和家里所有人见面。我事先提醒他，我妈妈是个好人，但是我女儿不一定令人满意，她与所有人都不同，她能不能有好的表现，我可不敢保证。唉，我的安妮雅，整天都会把一切拉到耳边去听：玩具、石头、汤匙……别的孩子都用嘴巴说，她却用耳朵听，好像那些东西能说话一样！我很早就开始教她音乐，但她真是个奇怪的孩子，只要我一放唱片，她就转身离开。她不喜欢普通的音乐，只喜欢那些能够在她自己心中奏起的声音。就在这时，格列布来了，他一副愁苦相，剪得挺失败的短发尤其使他显得不很好看。他带来了几张唱片，开始唠叨他是怎样买到的。没有想到，安妮雅竟然听进去了……她不是听语言，而是听语调。她立即抓起了唱片：“多么美丽的唱片啊。”就是这样……又经过一段时间，她忽然把我逼到了死胡同：“我怎么就不能叫他爸爸呢？”他并没有努力去讨她的欢心，但他很有兴趣和她在一起玩。他们马上就喜欢上了对方，我甚至都有些嫉妒了，他们之间的爱都超过了我。后来我就让自己确信，我是另外一种角色……听听他这样问她：“安，你结巴吗？”“现在已经好多了，以前结巴得厉害。”他们的对话一点儿都不闷，都可以跟在她后面记录了。这句话很有意义：“我怎么就不能叫他爸爸呢？”那天我们一起坐在公园里，格列布离开去抽了颗烟，回来后问我们俩：“姑娘们，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啊？”我对安妮雅使了个眼色：无论怎样都要全力装傻。可是她却对我说：“你就直说了吧。”
还说什么啊？还有什么能保留的吗？我只好向他承认：她害怕忽然会控制不住叫你一声爸爸。他说：“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可是如果很想叫，就叫吧。”我的安妮雅却很严肃地说：“你必须明白，我还有一个爸爸，但是我不喜欢他。妈妈也不爱他。”我和她永远都是这样子，自己断了自己的后路。于是在回家的路上，他已经是爸爸了。她一边跑着一边喊：“爸爸！爸爸！”第二天她到了幼儿园就向所有人宣布：“爸爸教我读书了。”“谁是你爸爸啊？”“他叫格列布。”刚刚过去一天，她的小朋友就从家里带回了新闻：“安妮卡你说谎，你没有爸爸。你这个爸爸不是亲爸爸。”“不对，另一个不是亲爸爸，这个是亲爸爸。”和安妮雅争论是没有用的，他就是她的“爸爸”，那我是什么呢？我还不是妻子，不是……
后来，我争取到一个假期，就又去索契玩了。他追着车厢跑，不断地挥手。可是我的艳遇在火车上就开始了。有两个从哈里科夫来的年轻工程师也是去索契，和我同行。我的天！我还是那么年轻！大海，阳光。我们一起游泳，亲吻，跳舞。我轻松而简单，因为世界就是简单的，恰——恰——恰，哥萨克舞蹈一跳起来，就够了，我又陶醉在自己的诗情画意中。他们都爱上了我，他们轮流抱着我，两个小时，一直抱着我登上山……年轻的肌肉，年轻的欢笑。篝火一直燃烧到早上……我做了个梦，房顶打开了，天空很蓝很蓝，我看到了格列布……我和他一起走到什么地方。我们沿着海岸边走，那里没有被海浪磨光滑的鹅卵石，只有像钉子一样尖利的石头。我穿着鞋子，但是他赤着脚。他还解释给我说：“打赤脚，声音好听。”可是，我知道，他心里很痛苦。由于痛苦他开始腾空而起，在地面上空滑翔，我看到他飞了起来。只是他的双手蜷起来了，就和死人一样……上帝！我真是疯了，不应该对任何人说的……我最常有的感觉，就是我这一生很幸福，很幸福！我来到墓地去看他……我记得我是怎样去的。我觉得他现在也就在这里。幸福感是如此强烈，我都想为了幸福而大哭。人们都说，死人是不可能来找我们的。不要信他们的话。
假期结束了，我回家了。一个工程师一直把我送到莫斯科。我发誓要把一切都告诉格列布……我走进他的房间，桌子上放着他的日记本，写得很乱，房间的壁纸上也写满了字，甚至他读过的报纸上也是，有大写、小写、印刷体、手写体，但是全部都只是三个字母：К、Э、В……我问他：“这几个字母都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解释了这三个字母的意思： Кажется（看来），Это（这就是），Все（全部）。他是在向我发问：看来我们该结束了吧？是的，就算我们分手，也应该向安妮雅解释一下吧。我们一起去找安妮雅，而她之前离开家时就已经想到了！不过她还没有走远，正坐在汽车上大哭呢。他已经习惯了她经常失去理智，还说这就是天才。这种情景在我们家常常上演：安妮雅大哭，格列布安慰她，而我就夹在他们中间……此刻，他又以这种表情看着我，看着我，而我呢……事情全过程只有一分钟，甚至一秒钟……我明白了：他是个极度孤独的人。极度孤独！于是我决定嫁给他，我应该这样做……（）这是多么幸福啊，我们没有相互错过。我没有从旁而过。多么幸福！是他给了我一次完整的生命！意义在于我又想结婚了。但他却害怕了，因为他已经结过两次婚。女人们背叛过他，因为她们厌倦了，不能怪罪她们……爱情，这是一种沉重的劳作。对我来说，这首先是个工作。没有婚礼，没有白色婚纱，仪式办得很低调。其实我从小就幻想婚礼和婚纱，幻想着我从桥上往水里扔下一束白玫瑰。这些曾经是我的梦想。
他很不喜欢人们盘问他的经历……有些一贯的逞强，也让人觉得有些可笑。而隐藏在这种严肃后面的，是劳改营犯人们特有的东西，另外一种观念。比如他从来不说“自由”，永远都说“小自由”。“我现在有了些小自由。”在很难得的时刻，他会讲得津津有味，非常激动，使我也感受到他那时的快乐：比如搞到一片橡胶轮胎，把它绑到毡靴上，可以把鞋子垫高一截，他得到这一片橡胶是多么兴奋开心；还有一次别人带来了半口袋土豆，他们趁着工作中有些“小自由”的工夫，又弄到一大块肉，夜里他们就在锅炉房熬肉汤。他说：“你不知道啊，简直是美味无比！好极啦！”平反之后，他收到了父亲的赔偿金。他们对他说：“我们还欠你们房子，欠你们家具……”算下来是很大一笔钱。他先买了一套新西服、新衬衫、新皮鞋，又买了一部照相机，进入莫斯科一家高级的“民族餐厅”，叫了所有最贵的菜，喝白兰地，还点了各种名贵的点心，外加咖啡。酒足饭饱后，又请人为他在这个最幸福的时刻拍了一张照片。他回忆道：“我回到了我住过的公寓，但我突然想到：我其实并没有感觉到幸福，穿着这身西装，挎着这个照相机，可为什么没有幸福感呢？那几片橡胶轮胎、锅炉房里的肉汤深深留在记忆中，那才叫幸福感啊。”于是我们又企图弄明白，……幸福到底在哪里？他应该不会以劳改营的经历交换任何东西，这是他的秘密宝库，是他的财富。从十六岁到近三十岁，他都是在劳改营里度过的，请想一想吧……我曾经问过他：“如果你不被关进去呢？”他开玩笑说：“那我可能就是个开着最时髦的红色跑车四处飙车的傻瓜。”只有在最后时刻，在临终前，他躺在医院里才头一次和我严肃交谈：“这就像是在戏院里。你从大厅看美丽的童话——装饰好的舞台，闪亮的演员，神秘的灯光，可是当你回到后台，帷幕的后面马上就是另一片景象：破碎的木片，乱堆的抹布，没有画完及废弃的布景板，还有伏特加瓶子、剩饭剩菜……童话没有了。只有昏暗和肮脏……他们只是把我带到了帷幕后面而已，你明白吗？”
是他们把他丢到了一个残酷世界中。把一个男孩子扔到那里……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从来没有人想过要弄清楚。
那里有难以描绘的北方美景！沉默的雪地，甚至在夜晚也明亮如昼，而你，就是一个干活的牲畜。他们把你送回大自然，把你踩进那里。“美丽的折磨啊。”他这样形容。他最喜欢说的口头禅是：“在上帝那里，花草树木都比人过得好。”
关于男女之事，他的第一次是这样的……他们当时在大森林里工作，一天，有一支女劳改犯队伍经过。女人们看到男人，就停下不走了，一动不动。看守队长说：“继续往前走！前进！”女人们就是站着不动。“他妈的，快走啊！”“队长公民，让我们去见一下男人吧，我们不行了。我们会号叫的！”“你们想干什么？这么凶！真让我恶心！”女人们还是站在那儿：“我们不会逃跑的。”于是队长下令：“给你们半个小时。解散！！”队伍瞬间就散掉了。然后大家都按时回来了，十分准时。她们带着满满的幸福感回来了。幸福到底在哪儿呢？
他在劳改营里写诗。有人向劳改营的领导打小报告：“他在写东西。”领导就把他叫到办公室：“你用诗的语言替我写一封情书吧。”他还记得，那个领导说这话的时候，还有些羞赧。他的情人远在乌拉尔山那边。
他是躺在火车上铺回到故乡的。火车开了两个星期，横跨了整个俄罗斯。他一直躲在上铺，不敢下来，只有夜里才下车抽根烟。他很害怕：如果同行人拿东西来招待他，他就会哭起来。他们一路都在说啊说啊。他们知道他是从劳改营回来的。父亲的远亲接收了他，他们有一个很小的女儿。他一抱她，她就大哭。他的身上有一种东西……他曾经是个极度孤独的人，和我在一起也一样。我知道：他和我在一起也是孤独的……
现在他见到谁都会骄傲地宣布：“我有一个家了。”他每天都为正常的家庭生活感到惊喜，通常他都是很以此为荣的，但是仍然有恐慌感。恐慌如影随形，似乎没有恐惧他就活不下去。每天夜里他都会由于恐慌而醒来：害怕不能把书写完（他在写一本关于父亲的书）；害怕收不到预付的翻译费（来自德国的技术翻译合同）；害怕不能供养家庭；害怕我会突然离开他……他总是先产生恐慌，然后又因为这种恐慌而羞愧。我安慰他：“格列布，我爱你。哪怕你想要我为你跳芭蕾舞，我都能学。我为了你什么都能做。”他在劳改营都活过来了，但是在平常生活中，就连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叫停汽车，或者房屋管理处的一个电话都能使他心肌梗死……“你在那里是怎么活下来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得到了很多爱。”正是大量的爱拯救了我们，成了我们的能量储备。是的，只有爱能够拯救我们。爱是一种维生素，没有它人就无法活下去，血液就会凝结，心脏就会停止跳动。我做过护士、看护、艺术家……什么都做过。
我们很幸运，我认为时机很重要……改革了！有种节日的感觉，觉得我们马上就要飞起来了。自由在空气中传播。“格列布，你的时机到了！什么都可以写了，什么都可以出版了。”这是他们的时代——六十年代精英群的时代，是他们的胜利。我看得出他很幸福：“我终于活到了全面战胜苏联共产主义的这一天。”他最重要的梦想成真了：苏联共产主义垮掉了。现在人们要铲除布尔什维克的纪念碑，还有红场上的列宁墓，街道也不需要再用杀人犯和刽子手的名字命名，这是希望的时代！六十年代精英群，现在所说的一切都和他们有关，我喜欢他们所有人。天真幼稚吗？罗曼蒂克吗？是的！！他整天整天地读报纸。大清早起来就到附近的报亭去，报纸把购物袋塞得满满的。他听广播看电视，一刻不停。那个时候人们都这么疯狂。自——由——啦！这个单词本身就令人陶醉。我们这些人全都是读地下出版物和手抄本长大的，在语言文化中长大的，读文学刊物长大的。我们当时的语言多棒！那时候所有人都是语言大师！我在准备午饭和晚饭时，他就坐在旁边，拿着报纸选些内容读给我听：“苏珊·桑塔格说过：共产主义，就是挂着人面的法西斯主义……还有，你听……”我和他一起读了别尔嘉耶夫、哈耶克……以前我们没有这些报刊书籍到底是怎样生活的？如果我们早些知道这些，一切都可能不同……就像杰克·伦敦一篇小说的主题：身穿紧身衣也可以活着，但是你必须收紧自己、压迫自己，并且要习惯禁锢。我们甚至只靠梦想支撑着也活过来了。但是现在我们将怎样生活？我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活，但是我想象我们全都会生活得更好，毫无疑问……格列布死后，我在他的日记本中发现了这样的笔记：“反复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去交换幸福。一个鞋匠心目中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就是坐着四轮马车，穿着新外套和皮革靴子，旁边坐着一个丰满的女人，再一只手拿着火腿，另一只手上拿着一瓶粮食酒。别的都不需要了……。”但是他对此显然是不接受的。那时周围那么多亲切的面孔……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人！我怀念那个时代，我知道很多人都怀念。我和他第一次乘火车到国外旅行是去柏林。两个德国青年听到我们说俄语，就走到我们这边来：“是俄国人吗？”“是的。”“改革！戈尔比！”他们拥抱我们。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九十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
得知他患上癌症后，我一整夜都躺在床上以泪洗面，一大清早就赶到医院去看他。他坐在窗台上，面色蜡黄，但很愉快的样子，当生命中有变化的时候，他总是很幸福，不管是在劳改营，还是在流放中，还是获得自由的时候，而现在又出现了新东西……死亡，就像生命中又一次改变……“我要死了，你害怕吗？”“我怕。”“好吧，首先，我什么都没有向你许诺。其次，死亡不会很快到来。”“真的吗？”我还像以前一样相信他的话。我马上擦干眼泪说服自己，我必须再帮他一次。我不再哭泣，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再哭……我每天早上都去病房，在那里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以前在家里，现在在医院生活。我们在肿瘤中心度过了半年……
那时候他已经很少阅读了，但是说得更多……
他知道是谁告发了他。一个男孩子，和他同在少先队之家的一个小组。也许是他自愿的，也许是有人逼他写了那封检举信：格列布咒骂斯大林同志，为他的父亲，一个人民公敌辩护。在审讯过程中，调查员向他出示了那封信。格列布后来一辈子都在害怕，害怕那个告密者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一切……当别人告诉他，那个人生了一个先天残疾的孩子时，他感到很恐惧——难道这就是报应吗？后来的事情是这样：我们有段时间还是邻居，经常在街上相遇，在商店里面互相打招呼。格列布死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她还不相信：“是他？这不可能，他总是说格列布怎么怎么好，说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我明白了，我应该保持沉默。是的……给人知道这件事是很危险的，格列布懂得……劳改营的难友们很少来我们家，他也从来不找他们。可是每当他们出现在我家里，我就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他们是从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地方来的。他们对那里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发现他一定还有过别的某种生活……我明白，女人更容易承认，因为在身体里的深处，她对于暴力有所准备，甚至性行为本身……女人每个月都重新开始一次新生，这是周期，大自然在帮助女人。在劳改营的女人当中有很多单身者。我很少看到过夫妻二人都是从劳改营回来的。劳改营不会使男人和女人结合，一些秘密只能使人分开。他们都叫我“小女孩”……
“你和我们在一起有趣吗？”客人离开后，格列布问我。“这算是什么问题？”我感到受了伤害。“你知道我害怕什么吗？当它很有趣的时候，我们的嘴里好像塞了根木棍，被堵住了，现在，当我们什么都可以说出来的时候，为时已晚。似乎没有人要听了，也没有人要读。”他们把写劳改营的手稿送到出版社，都被退回来了，编辑们甚至都没有读过就说：“又是斯大林和贝利亚？这赚不到钱。读者已经读够了。”
他习惯了死亡，对小小的死亡并不害怕……看守和盗贼勾结起来，把他们的配给口粮倒卖出去赚了钱，他们就只能吃沥青，黑色的沥青。许多人因此而死于胃梗阻。而他根本就不吃，只喝水。
他说一个男孩子逃跑了，是故意逃跑的，好让他们朝他开枪……男孩在雪地上跑，在光天化日下跑，无所遁形。他们射中了他的头部，用绳子拖回来，丢在简易木板房的外面，故意展示给所有人看！男孩的尸体在那里放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春天……
……选举日，上演劳改营大合唱。站在那里的都是政客、有权势的人物、妓女、扒手。他们一起唱歌颂斯大林的歌曲：“斯大林，我们的旗帜！斯大林，我们的幸福！”
他在流放途中遇到过一个女孩，她给他讲了调查员怎样劝她在笔录上签字：“你会下地狱的……但是，你很漂亮，一些首长会喜欢。所以你有机会被救下来。”
春天特别可怕，自然界中一切都在改变，万物更新……但是最好不要问任何人他们还有多少年的刑期。以春天而言，任何刑期都是无期的！鸟儿在天上飞，没有人会抬起头看一眼。春天的天空是不能看的……
我走到病房门口，又回头看了看，他朝我挥了挥手。几个小时后我回来时，他已经失去了意识。他好像在对什么人说话：“等一等，等一等。”后来就不说话了，躺在那里又过了三天。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就是这样，他在这里躺着，我在这里生活。医院在他旁边给我放置了一张床。到了第三天，已经很难做静脉血栓穿刺了……我应该下决心让医生停止一切，让他别再受罪了，他已经听不到我说话了。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就我们俩，没有仪器，也没有医生。不再有人来看他。我躺在他的身边。感觉冷，我就钻到他的毯子下睡着了。醒来时……那一瞬间我恍惚觉得我们是在家里睡觉，阳台门开着，他还没有睡醒……我害怕睁开眼睛，但是还是睁开了，回想起一切……我焦虑地站起身，把手放在他的脸上：“啊，啊，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他生命垂危，我坐在那儿握着他的手，听到了他的最后一次心跳。之后我仍旧久久地坐在他身边……我叫来看护，她帮助我给他穿上衬衫，淡蓝色的，他最喜欢的颜色。我问她：“我可以继续坐在这儿吗？”“是的，请吧。不过你不害怕吗？”我有什么好怕呢？我了解他，就像母亲了解自己的孩子……那天早上他很漂亮，恐惧从他的脸上消失了，紧张感离去了，活着时的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我又看见了那个瘦削的、线条优美的轮廓。东方王子的面孔。这才是他！这才是真实的他！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这个样子。
他的遗嘱只有一项：“请在我安息之处的石碑上写下：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得到过很多爱。世间最可怕的痛苦就是人们都不爱你。”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么短暂……短短的一瞬！我看到我那位容颜衰老的妈妈晚上在望着花园，以一种异样的眼神……
我不行了……没有他我已经不会生活，现在仍然有很多人追求我，不断有人给我送花。
第二天我接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
我哭了一整夜，疼得说胡话……我过去总是要离开家，离开家……跑去别的地方。我勉强活了下来……昨天我又回到那里……他们把我送回来……我身上全都被绷带包住了，我解开过这些绷带，发现什么都没有愈合。往事没有离开……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我不敢把这些传达给任何人，没有人经得住，普通的双手是承受不了的……
玛丽亚·沃杰肖诺克：一段童年故事
我是“流放移民”的后代。我出生在一个波兰军官——流放移民的家庭。在1939年（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秘密协议）西白俄罗斯并入苏联后，成千上万的流放移民与家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危险的政治因素”（摘自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这是一段大历史，而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己的小故事……
我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甚至连哪一年都不知道，我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大概。我没有过任何身份文件。我存在，又不存在。我什么都不记得，又记得一切。我想，妈妈一定是怀着我的时候被流放的。为什么？因为火车鸣笛和枕木的气味总会令我不安，还有站台上哭泣的人群……我可以乘坐设备良好的火车，但是如果旁边出现货运列车，我就会流泪。我不能看运送牲畜的车厢，不能听到动物的叫声……因为当年我们就是用这种车厢被押解的。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是已经有了我。我在梦中没有看到过人脸，我所有的见闻都来自于声音，还有气味……
阿尔泰边疆区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市兹梅耶夫卡河畔，来自各地的流放者都在这里下车。在湖边，在地下，开始了生活，住的都是地窖。我是在地窖里出生，在地窖里长大的。从我的童年起，土地就给了我家的味道。屋顶上的漏水不断地滴下来，地上就出现了一个坑，青蛙跳到坑里又蹦到我身上。我那时候很小，还不知道害怕。我和两只小山羊睡在一起，小山羊的身体就是我温暖的床垫……我学会说的第一个词不是“妈”而是“咩”……我的姐姐芙拉佳还记得，我对于小山羊不会像我们一样说话而感到惊讶。我很困惑，它们对我来说是平等的人。这个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到现在也不觉得人和动物之间有什么差异，总是会和它们说话，它们都能理解我……我和小甲虫、小蜘蛛也是朋友，它们也都和我相伴。那么多黑黑红红的甲虫，它们是我的玩具。春天，我们一起在阳光下玩耍，在地上爬行，寻找食物，暖洋洋的。到了冬天，花草树木都冻僵了，动物们由于饥饿而冬眠了。我有我自己的学校，但教我学习的不只是人。我还倾听树木花草的声音。我一生中最感兴趣的是动物，真的很喜欢。我怎么能够和那个世界、和那种气味分开呢……我不能。最喜欢的是太阳！是夏天！我在地窖的上面，周围都是耀眼的美丽，谁都不用给别人准备任何食物。一切都在声音中，一切都在颜色中。我尝过各种草叶的味道，还有每片花朵、所有根茎……有一次天仙子吃多了，差点儿死掉。在我记忆中保留了所有的景色。我还记得“蓝胡子”山，山体周围有一圈蓝光，亮亮的，但是光亮只从左侧照过来，从斜坡上，又是从上往下照，多么奇特的景象呀！我恐怕自己没有足够的天赋来表达那种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神奇。文字在这种状态下，只能是对我们感官的补充。红色罂粟花、红白百合、窄叶芍药……遍地盛开，布满眼前，踩在脚下。或者还有另外一种景色，我坐在一幢房子旁边。阳光的影子在墙上爬行，变成不同的颜色，时刻在改变着，我久久地坐在原地看着。如果当时没有这些色彩，我可能早就没命了，无法活下来。我不记得那时我们吃过饭，当时我们哪里有什么人类的食物啊……
每天晚上我都看到黑色的人们来来去去。黑色的衣服，黑色的面孔。这是流放者们从煤矿回来了，他们全都像我的父亲。我不知道我是否爱父亲。难道有什么人爱我吗？
我很少回忆，我记忆力不够。我在黑暗的往事中寻找，试图从那里找回更多东西，但很稀少。我没有记住的东西，很难突然间再想起来。这让我痛苦，但也令我很高兴。所以我非常幸福。
关于冬天我没有任何记忆……因为冬天，我整天坐在地窖里。白天和夜晚一样，全都是昏沉沉的，没有一点儿色彩。除了碗和勺子，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吗？没有衣服，没有任何可以穿的东西，只有一些破布。没有一点儿色彩。哪里有什么鞋子？套鞋……我见过套鞋，我也有过一双套鞋，又大又旧，好像是妈妈的，也许就是我妈妈的……我在儿童院得到了第一件外套、第一双手套，还有一顶小帽子。我还记得，在黑暗中，芙拉季脸色苍白，一连几天她都躺在床上咳嗽。她在矿里病倒了，得了肺结核。我很早就知道这个词了，妈妈没有哭……我不记得妈妈哭过。她很少说话，后来，她更不怎么说话了。不咳嗽时，芙拉季就叫我：“跟着我朗读，这是普希金的诗。”我就跟着她重复：“寒冬和暖日，多么美好的一天！多么奇妙的一天！你还在打着瞌睡，我多么可爱的朋友！”我对冬天的想象力就是从普希金那里来的。
我是语言的仆人，我绝对相信语言……我总是等待人们说话，陌生人也行，我甚至更加期待听陌生人说话。对于陌生人可以有更多的希望。其实我自己也很想说话，我暗暗下了决心，准备好好说话。可是每当我开始对某人说话的时候，却又找不到我想说的要点了。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失去了记忆。在那一瞬间，大脑里出现一个黑洞。总要等很长时间，记忆才能回来。所以我只能沉默。我在自己的大脑里反复加工制作自己的记忆。平时的活动，复杂的思绪，狭小的地穴……
碎布片……我那些各式各样的碎布片和补丁都是从哪里来的？五颜六色，大多是绯红色的。是什么人送给我的？我用这些碎片缝制了很多小人，还剪下自己的头发，做成他们的头发。这些都是我的小朋友……我从来没见过玩具娃娃，不知道娃娃是什么。我们那时已经住在城市里了，但不是在楼里，而是在地下室住着，那里只有一个小窗。但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有了地址：斯大林大街十七号。和别人一样，和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有了地址。那时候，我常和一个小女孩一起玩。她不住地下室，而是住在楼里。她穿着好衣服、好鞋子，我还是穿着妈妈那双套鞋……我给她看我的碎布片，它们在外面看起来比在地下室更漂亮。女孩问我要这些补丁布片，想拿别的东西来换它们。我怎么都不换！她的爸爸过来了。“不要和这个小乞丐做朋友。”他说。我意识到，我是被人家推来搡去的人。我应该悄悄离开，尽快远离这个地方。当然，这是大人的语言，不是孩子的话。那是一种感觉……我记得那种感觉……当你突然有了很多自由，已经不受欺负，也没有自怨自艾，没有顾影自怜的时候，反倒会难受。只要存在同情感，一个人就还不能看得很深刻，他就还没有离开人群。如果他离开了，就完全不需要人群了，他自身的思想就会很多很多。我就是看得太深了……想伤害到我很难。我很少哭。一切日常的烦恼或者女人的抱怨在我看来都很可笑，对我来说它只是做做样子，是生活的表演。但是如果我听到孩子哭就不一样了……我从来不会无动于衷地从乞丐身边走过，从来不会。我记得这种气味，贫穷的气味。某种情绪时常起伏，我至今还是很受这种情绪的影响。这是我童年的味道，襁褓的味道。
我总是和芙拉季一起外出。我们有绒毛披肩，对外部世界来说，这可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我们还收到订单。芙拉季有一双巧手，擅长编织，我们的生活费都靠这些。一个女人和我们结了账之后，又对我们说：“我给你们剪一束花吧。”什么？给我们一束花？我们两人站在那里，像穿着粗布的乞丐一样，又饿又冷，还有人想给我们送花！我们一直想要的只有面包，但是这个人以为我们还有能力去想其他事情。你本来是被禁锢的、被封闭的，后来有人为你打开了一个通风口……又打开了窗户……原来，除了面包，除了食物，我们还能得到别人赠送的一束花！就是说，我们与别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是一样的……其实这已经破坏了规矩：“让我给你们剪一束花吧。”不是摘花，不是采花，而是在自己的花园剪花。从这一刻起，也许我就开窍了，他们使我开窍了，让我开始转变……我记住了那束花，大大的一束鲜花，现在我的别墅里总是栽着这种花。（我们就坐在她的小别墅里，这里种着相同的花草和树木）我不久前又去了西伯利亚，回到兹梅伊诺戈尔斯克市故地重游，找寻我们的街道、我们的家、我们的地下室……但是房子已经没有了，拆了。见到每个人，我都要问：“您还记得我吗？”一个老年人想起来，是的，地下室曾经住过一个漂亮女孩，她生病了。人们更多地记得美好而不是痛苦。人们送花给我们，是因为芙拉季长得漂亮。
我去了墓地。门口有一个看更室，窗户是钉死的。我敲门敲了很久，走出来一个看门人，是个瞎子……“找什么人的墓？”“请问，这里埋着流放者吗？”“啊……是的，在那里。”他挥挥手，指指地，又指指天。一些人把我带到最远的一个角落里，那里长着一束草，只有一束草……夜里我睡不着觉，闷得喘不过气，全身痉挛，感觉有人要掐死我……我冲出旅店，逃往火车站。我徒步走过空荡荡的城市，车站还关着。我就坐在轨道上等着，直到早晨。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女孩在斜坡上坐着，接吻。天亮了。火车到了。我们上了车，车厢很空：只有我和四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他们剃着罪犯一样的光头。他们用黄瓜和面包招待我。“一起打牌吗？”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最近我又想起来一些事情……是乘车时记起来的，在电车上回忆的。我想起了芙拉季唱过一首歌：“我在为爱人寻找一个坟墓/但是找到它并不容易。”原来这是斯大林最喜欢的歌……听到有人演唱这首歌时，他都流泪了……但是我很快就不再喜欢这首歌了。我都想起来了，一些女孩子来找芙拉季去跳舞……当时我已经六岁或七岁了……我看到她们短裤上没有松紧带，而是缝上了一些电线，这样就不会被人扯断。那里是清一色的流放者，囚犯……经常有人被杀害。关于爱情，我也知道。芙拉季生病时，有一个小伙子经常来看她。她躺在破布中咳嗽，他就在旁边默默无语地看着她……
我很痛苦，但它是我的一部分。我从来不逃避……不能说我感激病痛，我应该换一种说法，但现在我还找不到。我知道，在这种状态下我远离了所有人。我孑然一身，把痛苦抓在自己的手中，充分地控制它，然后又摆脱它，而且从中获得些什么。这只能是一场理性的胜利，你并不是两手空空……否则为什么会沉沦地狱？
有人把我带到窗口：“瞧，你爸爸被带走了……”一个陌生女人用雪橇拉着什么，或许是东西，或许是人，裹在一条毯子里，还用绳子绑着。后来我和姐姐埋葬了我们的妈妈，只剩下我们两个人。芙拉季的状况很糟糕，她的双腿已经不行了，皮肤像纸一样脱落。有人送给她一个小瓶……我认为这是一种药，它是某种酸，有毒。“不要害怕……”她打电话给我，并把这瓶子给了我。她是想和我一起服毒。我拿这个瓶子……赶紧把它丢进火炉，玻璃瓶碎了……烤炉冷下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不再用它。芙拉季哭着说：“你跟爸爸一模一样！”有人找到了我们——也许是她的朋友们？芙拉季已经昏迷了……就是这样，她被送进医院，而我被送进孤儿院。至于爸爸……我总想要记住他，但无论如何努力，我仍然想不起他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没有他的面孔。后来我在姑姑家里看见他年轻时的照片，确实……我真是很像他……这就是我与他的联系。父亲娶了一个美丽的农家女，一个贫穷家庭的女孩。他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我妈妈以前总是戴着一条头巾，把它拉得很低很低，遮住眉毛。贵妇很难造出来。在西伯利亚，父亲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多久，就在我出生后没有多久，他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家，我生来就是一种罪孽，就是一种诅咒！人们都没有爱我的能力，连我的妈妈也没有这个能力。她的绝望和哀怨已经根植于我的细胞中，特别是缺乏爱的感觉。我总是没有爱的满足，即使有人爱我，我也不相信，总是不断地要求证明，必须要看到标志。每一天，每一分钟，我都需要爱。要爱我很难，我知道……我爱自己的回忆……我爱回忆大家都活着的那段时间，我的一切都在那个地方：妈妈、爸爸、芙拉季……我必须要坐在一张长桌边，桌上要铺着白布……就是我一个人生活，厨房里也要有一张大桌子，就像他们都和我在一起……我走路的时候，会突然重复做出某个姿势，那不是我的举动，而是芙拉季或者妈妈的举动……我觉得我们的手搭在一起。
我住在孤儿院……孤儿院把流放者留下的孤儿养到十四岁，然后就送到矿区。在十八岁时不少人会得结核病，就像芙拉季一样，这就是命运。芙拉季说，在很远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家，但它很远很远。那里还有个姨妈叫玛雷拉，是妈妈的妹妹，一个不识字的农妇。她到处求人帮她写信。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她怎么能做到呢？孤儿院收到了上级命令：把我和姐姐一起送到这个地址去，在白俄罗斯。第一次我们没有直接去明斯克，到了莫斯科就把我们赶下了火车。一切又在重演：芙拉季发高烧被送去医院，我也进了隔离室。从隔离室到单独诊室，都是在地下室，飘着漂白粉味。周围都是陌生人，我一直生活在陌生人中间……一辈子如此。我就给姨妈写信，一封又一封地写，半年后她在医院找到了我。我再次听到了“家”和“姨妈”这些词……他们把我带上一列火车，车厢黑漆漆的，只有通道里有灯。人影憧憧。和我一起的是一个女教师。我们抵达明斯克后又买票去博斯塔瓦。经过的所有地名我都记得……芙拉季要求我：“你必须记住，记住我们家在索夫奇诺。”从博斯塔瓦，我们步行到格利奇卡，然后才来到姨妈的村庄……我们在一座桥边坐下来休息。这时一个邻居下夜班骑自行车路过，他问我们是谁。我们回答说是来找玛雷拉姨妈的。他说：“是的，你们走对了。”他去告诉姨妈说遇到我们了，姨妈就跑来迎接。我一看到她就说：“姨妈长得就像我妈妈。”这就是全部。
我被剃了个光头，坐在施塔赫舅舅家的长椅上，他是我妈妈的兄弟。大门是敞开的，可以看出外面人来人往。他们都停下来，朝里面静静地盯着我看，这场景完全是一幅画！人们都不说话，就站在那儿哭。绝对安静。全村人都来了，每个人都和我一起哭，给我擦眼泪。他们都认识我的父亲，还有人和他一起工作过。后来我不止一次听人说：“那时候在农场给我们记工分，总是安特卡（我父亲）算账。”就是这样，这就是我的遗产。我们家从小木屋迁到中央集体农庄，它现在仍然是村委会所在地。村里人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比我想知道的还多。就在那一天，当红军把我们的家人装上大车运往火车站时，就是这些人，有阿日贝达阿姨、尤泽法阿姨……还有马捷伊叔叔……他们把我们家所有东西都拿回自己家了，小木屋被拆除，连木头都瓜分了。小花园也给挖了，苹果树挖走了。姨妈跑过来，只从窗台上拿走了一口锅作为纪念……我不想回忆这些，想把这些从记忆中赶走。我只想记得村里人是怎样抚养我的，他们怎样拉着我的手。“到我们家来吧，玛丽亚，我们烧蘑菇吃……”“我给你倒些牛奶吧……”头一天我刚到，第二天整个脸上长满了水疱，眼睛都烧红了，睁不开眼睛。他们拉着我的手去洗眼睛。因为我身体里的东西都发了出来，都燃烧了，所以我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这个世界。这是从一个生命向另一个生命的转变……现在我走在街上，每个人都停下来说：“多么漂亮的女孩！嗯，多好的女孩！”如果没有这些话，我的眼睛恐怕会像刚被拉出洞的狗一样凶。我不知道那样的话我会怎样看人……
姨妈和姨父住在一间茅草屋里。木屋在战争中被烧毁了，他们就建起一个茅草屋，以为是临时凑合一段就好了。茅草屋顶有个小窗口，角落里有一个小灯泡——这是姨妈的原话，不叫“灯”而叫“灯泡”——另一个角落就是猪崽的尖叫声。地上没有木地板，铺着稻草。不久，芙拉季也被送到这里来了。她没有活多久就死掉了，但她仍然是高兴的：毕竟是死在家里。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小玛丽亚以后会怎样呢？”
我所认识的关于爱的一切，都是从我姨妈的茅草屋里知道……
“你是我的小鸟，”姨妈这样叫我，“我的小蜂鸟，我的小蜜蜂……”我总是缠在她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是有人爱的！有人爱的！你长大了，你得到别人的欣赏，这是一种奢侈。你所有的骨骼在增长，拉直了所有的肌肉。我给姨妈跳舞，跳《俄罗斯人》和《小苹果》。这些舞蹈是流放者们教给我的……我还会唱歌：“去楚伊斯卡有条路/很多司机来来往往……”“我要死了，将会埋葬在异乡/我的好妈妈会为我哭泣/妻子会去找另一个人/小儿子的母亲，永远离去……”我一天天就这样跑啊跳啊，腿都发青了，又酸又疼，脚也肿了，鞋子穿不上了。晚上躺下睡觉时，姨妈就用她裙子的下摆包住我的脚给我揉搓取暖。她就这样抱住我……我就像在肚子里，躺在子宫内……我忘记了邪恶，它躲到了离我很远的地方……我早上被姨妈的声音叫醒：“我烤饼给你吃，你唱歌给我听。”“姨妈，我还想睡觉。”“你先唱歌再睡觉。”她知道，食物……烤饼，对我就是良药。烤饼和爱就是我的良药。我们的维塔利克姨父是个放牧人，他肩膀上总搭着一条长鞭子和桦树皮管子。他总穿着一件军上衣和马裤。他从牧场给我们带回来一个口袋，里面有奶酪和熏肉片，全都是牧场主人给他吃的。高贵的贫穷！贫穷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既不是轻蔑，也不是侮辱。而对于我来说，这一切都很珍贵……有个女友抱怨说：“都没有钱买新车……”另一个女友说：“我一生的梦想，就是买一件貂皮大衣……”这些话我都充耳不闻。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已经不能穿短裙了……
我姨妈有着非同寻常的歌喉，像伊迪丝·琵雅芙一样会唱颤音。谁家办婚礼都找她去唱歌。还有葬礼。我总是跟着她，走哪儿跟哪儿……我记得，她站在棺木边，久久伫立……有些时刻，她还常常会离开众人，离棺木更近一些，慢慢地走近……她知道再也没有人能对死者说上最后几句话了。人们都希望能和逝者道别，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她就是这样开始对死者说话：“你要离开我们去哪里，阿尼娅？你放弃了白天与夜晚……谁谁将会看护你的院子，谁谁将会亲吻你的孩子，还有谁谁在晚上会照看你的牲畜……”她小心地选择语言，所有话都是家常的、简单的，又是高尚的、哀伤的，朴实中包含着最终的真实。这是终极的话语。颤抖的声音，大家都开始为之哭泣，忘记了牛还没有挤奶，忘记了家里还有喝醉的丈夫。人在不断变化，忙碌终将散去，人们的脸上又出现了光明。所有人都哭了。我都有些难为情……我很心疼姨妈。她回到家就病了：“哦，玛丽亚，我的头怎么嗡嗡响个不停。”其实这是姨妈内心里的声音……我从学校跑回来，看到一个小窗口，姨妈一只手捏着针，一边补着衣服一边唱道：“火在水中燃/没有不能爱……”这些回忆照亮了我……
我们曾经的住房，只剩下一堆石头。但是我听到了它们温暖的声音，吸引我过去。我回来了，就像走向我的墓地。我可以在那里的田野中过夜。我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敢用力踩在土地上。人没有了，生命还在。生活的嘈杂依旧，不同的芸芸众生……我走着，生怕破坏别人的家庭。我就像一只小甲虫，随遇而安。我崇拜家庭，我喜欢种花，我渴望美丽……我还记得刚进孤儿院时，我被带到我将居住的那个小房间，我看着一排排白色的床……用眼睛寻找：还有没有靠近窗户的床位？我会有自己的床头柜吗？我寻找的是我的家。
现在——我们要坐着谈多长时间？这段时间里，风暴停息了……女邻居进来了，电话铃响了，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到我，我也对这些一一做出反应。纸面上留下的只是话语，别的都不会有：没有邻居到来，没有电话铃声……没有我没说出的东西，但瞬间在记忆中闪过的，也成为真实的存在。第二天我说的可能全都不同。语言留在原处，我却起身继续走去。我学会了这样生活。我能够这样。我会走下去。
这些都是谁给我的？所有这一切……是上帝还是人类给我的？如果是上帝，他一定知道给了谁。苦难抚养我长大，这就是我的造物，是我的诵经。多少次我都想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全部倾吐，但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后来呢……还有吗？”我一直在等人，好人还是坏人我不知道，反正我一直在等。我一生都在等着谁来找到我，让我把一切都告诉他……然后，他会问我：“那么，后来呢？”现在人们都说社会主义有罪，说斯大林有罪……说得斯大林就像神一样，拥有无尽的权力。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上帝。他为什么要沉默不语？我的姨妈，我们全村人……我还记得玛丽亚·彼得罗夫娜·阿里斯托娃，一位实至名归的老师，就是她到莫斯科的医院去探访芙拉季。真是个奇特的女人……是她把芙拉季送到了我们村里。芙拉季已经完全不能走路，是她抱着芙拉季。玛丽亚·彼得罗夫娜还送我铅笔和糖果，写信给我。当时我被关在隔离病房里，人们给我冲洗，消毒。我发着高烧，浑身热汗……后来我滑倒了，撞在水泥上。我摔倒在地，缓缓爬动……这时候，是一个陌生的女人……一个看护……把我抱起来紧紧贴在身上说：“你是我的小宝贝。”
我看见了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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