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西里·彼得罗维奇·Н，八十七岁，1922年加入共产党。

        是的……我是想走的……但医生从那边把我救回来，但是他们是否知道从哪里把我找回来的？我知道。当然，我是无神论者，可是晚年的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无神论者了，当你是独自面对……一直想着要离开人世走向何方的问题。是的，是另一种观点……对，走入地下，走入沙土……我不能平静地看着普通的沙土。我早就老了，每天和猫咪坐在窗边，开着电视。

        当然，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活到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居然开始给“白军”将领建立纪念碑。以前的英雄是谁？都是红军指挥官，伏龙芝、肖尔斯……而现在英雄成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我们还清楚记得高尔察克的人怎么把我们“挂灯笼”，我们现在可还活着呢。现在“白军”又胜利了。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打了一辈子仗，转战南北，为了什么？我建设国家……又为了什么？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要亲自写回忆录。最近听到广播里在讲我的工厂，我是那里的第一个厂长。但是他们谈到我的时候好像我不存在，好像我已经死了。可是我……我活得好好的……他们根本就不敢去想我还在这里呢……是的！我还健在……（三人都笑起来，他的孙子也坐过来，听我们说话）我感觉自己就是博物馆仓库里被忘记的展品，落满灰尘的碎瓷片。

        我们有过伟大的帝国，从大海到大海，从北极到亚热带。可是现在她在哪儿呢？现在我们没有被轰炸就战败了，我们没有遭遇广岛原子弹啊。是香肠陛下把它打败了，是美味佳肴把它打败了，是奔驰汽车把它打败了。人类不需要更多东西了，也不要向他们提更多的建议了，没有其他需要，只要面包和舞台秀。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开放，满足了所有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克里姆林宫的梦想家们。而我们呢，我们那一代人……我们有宏伟的规划。我们梦想世界革命：“我们要让所有的资产阶级/吃些苦头/我们要燃起全世界的火焰。”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现在是觉得不可能了，但我内心里真心相信过，绝对真诚！哮喘病折磨我。请等一下……瞧，我已经活到了我们梦想中的那个未来，为了这个未来，我们很多人牺牲了，很多人战死了，血流成河，有自己人的血，也有敌人的血……“前进！不畏惧死亡/你不会白白死去，事业永存/鲜血构筑了事业的根基……”“这颗心还没有学会爱，却已经恨得太累。”（）我都还记得……忘不了！脑硬化并不能消除所有记忆，并不会完全彻底忘记。我们在政治文化课上学的诗歌——过了多少年？都不敢说出来……

        我被什么所震惊？为什么而悲愤？因为思想被践踏！共产主义被诅咒！一切都崩塌了！我已经老眼昏花了。嗜血的疯子、连环杀手……怎么都出来了？我已经活得太久，其实没有必要活得这么久。不需要……没必要，长寿是危险的。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我应该和自己的时代共存亡。看看我的同志们……他们牺牲得很早，只有二三十岁，他们是幸福地死去的……带着信念死去的！就像那时候说的，心中怀着革命理想！我真羡慕他们。你们不会明白，我真羡慕他们……“我们年轻的鼓手牺牲了……”死得光荣！为了伟大的事业！我那时每天与死神为伍，但是很少想到死亡。这个夏天他们把我送到别墅。我一遍遍地看着土地，它还是那么有生机……

        （我说，死去和被杀，难道这是同一件事吗？你们是在被杀者当中生活。）

        为了这种问题，您都有可能变成劳改营的尘土的，流放北极或者被枪毙——选择余地很小。我那个时代，人们是不问这些问题的。从来没有人问这些问题！我们这些人，只想着创造公正的生活，消除贫富分化。我们为革命而牺牲，作为理想主义者而殉难，死得廉洁无私……我的战友们早就不在了，只留下我孤独一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每到深夜我都和死去的人们对话……你们呢？你们不理解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词汇：余粮征集制度、征粮队、富农、穷人协会、失败者、还乡团……对你们来说，这都像梵文、象形文字吧！衰老，首先是孤独。住在我附近的最后一个老战友是五年之前去世的，可能更早，大概七年多以前吧……我周围再也没有熟人了。不少博物馆和档案馆的人，还有百科全书的编辑来找我。我只是一个问询处，一个活档案，却没有交谈者了……我还能够和谁说上话呢？我应该能够和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聊到一起……我们这代人留下来的已经很少，没有颓废的就更少了。卡冈诺维奇比我更老，已经九十岁了。我是在报纸上读到的。报纸上说，养老院的老头们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牌，总是轰他走：“杀人凶手！”他就委屈地掉泪。他曾经是铁腕的人民委员，签署了无数的杀人名单，害死了多少万人啊。他三十年代就和斯大林一起，晚年都没有人愿意和他玩牌，一只替罪羔羊……连普通的工作人员都鄙视他……（往下就说得很轻，我听不清楚，只捕捉到几个词汇）太可怕了，活得久太可怕。

        我不是历史学家，连普通人文工作者都不是。没错，我曾经在本市大剧院当过一段时间的剧院经理。党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好好服务，对党忠心耿耿。我对生活想得很少，只有工作。国家就是个建设平台、炼铁高炉……大熔炉！现在人们都不像我们那样工作了。那时我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只有三个小时啊……我们落后先进国家五十到一百年，整整一个世纪。斯大林的计划是十五到二十年就赶上去，著名的斯大林式大跃进。我们也都坚信一定会赶上去！现在的人什么都不信，我们那时候总是确信不疑，轻信不移。我们的口号是：“以革命的梦想痛批生产崩溃论！”“布尔什维克必须掌握技术！”“赶超资本主义！”我那时候都不在家里住，都住在工厂，住在工地。就这样，在夜里两三点钟还电话不断。斯大林夜里不睡觉，很晚才休息，和他一样，我们也不能睡觉。领导干部们都是这样，从上到下。我得过两次勋章和三次心脏病。我当过轮胎工厂厂长，建设项目总指挥，后来又从那儿把我调到肉联厂，主管过党史资料馆。第三次犯心脏病之后，才把我调到剧院。我们的时代，我的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谁都不是为了自己而生。所以……不久前一个漂亮女士给我做的专访令我受到了伤害。她一开始就“启发”我，说我们当年是生活在一个何等可怕的时代。她是在书里了解到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我确实是那时出生的，来自那个年代。于是她对我说：“你们曾经是奴隶，斯大林的奴隶。”乳臭未干的小丫头！我才不是奴隶呢！不是！虽然我现在也满腹狐疑……但是我不是奴隶……那些人脑子灌了粥，搞乱了一切：高尔察克和恰巴耶夫，邓尼金和伏龙芝……列宁和沙皇……成了红白沙拉大杂烩。简直是在棺材旁边跳舞！那是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将来再也不会生活在那样强大的国家中了。苏联解体的时候我哭了……他们马上就诅咒我们，诽谤我们。庸俗者胜利了，虱子和臭虫赢了。

        我的祖国叫十月。有列宁，有社会主义……我热爱革命！对我来说，党是最珍贵的。我入党七十年了。党证就是我的圣经。“我们把暴力的世界/彻底砸烂/建设一个属于我们的新世界/那些最底层的人将成为所有者……”我们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天国，这是个美好但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类还没有准备好，它终于没能完成。……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直到列宁，人人都梦想一个平等的兄弟社会。如果没有正义的理想，这里将是另一个俄罗斯，人们也将成为另一种人，完全会是另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患上严重的共产主义幼稚病。不要过分期待。世界也没有患病。人类永远幻想“太阳之城”，当人类还披着兽皮，住着洞穴的时候，就已经渴望正义。请记住苏联歌曲和苏联电影吧，其中有多么美好的梦想和信念！奔驰车，那不是梦想……

        他的孙子几乎在整个对话中都保持沉默。只是说了几个政治笑话作为对我这些问题的回答。

        1937年，两个老布尔什维克在牢房里对话。一个人说：“不行了，我们是等不到共产主义了，可是我们的孩子……”另一个说：“我们可怜的孩子！”

        我老了，已经老了……可是年老也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知道，人其实就是一种动物……现在忽然显露出很多动物性来……这个年龄，就像拉涅夫斯卡娅所说的，命名日蛋糕上要插那么多蜡烛，买蜡烛的钱都比蛋糕贵了，撒出的尿有一半都送去化验了。什么东西都不能延缓人的衰老，不管是勋章还是奖章……不行的……电冰箱在嗡嗡地低鸣，钟表在嘀嗒地走，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趁孙子起身到厨房去准备茶水，我们谈起了他的孙子）后代长大了，他们头脑里只有电脑……我这个孙子上九年级了，人还很小，却对我说：“我想读伊凡雷帝，但不想读斯大林。你那个斯大林，我厌恶透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说已经厌恶了。我们才是过来人！所有人都咒骂1917年。“一群笨蛋！他们为什么要搞革命？”人们就这样说我们。但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那些人有怎样炙热的目光，我们的心灵怎样燃烧！现在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可是我并没有疯掉……我记得……是的，我记得我们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不像今天的人们，总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锅碗瓢盆、小房子、小园子，就是我们的全部了。这就是我们！我们那一代！有时候我儿子的朋友来看我，他是大学教授，经常到国外讲学。我和他吵嘴吵到声音沙哑。我问他对图哈切夫斯基的看法，他回答说，这位红军集团军司令用瓦斯毒杀了坦波夫的农民，吊死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他说，起初你们只枪毙贵族和教徒，那是在1917年，可是在1937年又开始杀自己人……你们孜孜不倦地读列宁，我可不向任何人推荐列宁！我想着列宁的那颗心早就死了！现在……等一等……（他剧烈咳嗽起来，停止后又继续说，但声音不太清楚了）我们很早就建立了海军，我们征服了宇宙，而现在呢，都是豪宅和游艇……坦白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些东西。肠胃工作还是不工作？这才是早上起来最重要的事。生命就将这样结束。

        我们那时候都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我们那时候都谈些什么？我们谈论革命谈论爱情。我们都是革命的幻想家。当然，好多人也争论当时的热门书，比如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工蜂之爱》。作者捍卫自由恋爱，就是没有杂质的爱情……“就像喝一杯水”……没有叹息，没有鲜花，没有嫉妒，没有眼泪。这种只有亲吻和情书的爱情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偏见。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战胜自己身上的这种东西。我们甚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主题。一派赞成自由恋爱，但是要有“红樱桃”，就是说要有感情。另一派就认为完全不必要有“红樱桃”。我属于赞成“红樱桃”的一派，就是接吻也可以。是的，是那样的……我那时候正好恋爱了，在追求我未来的妻子。怎么追？我们在一起读高尔基：“暴风雨，暴风雨就要来了！……蠢笨的企鹅，胆怯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到悬崖底下……”天真吗？可是也是很美好。真他妈的美好！（像年轻人一样笑了。我发现他现在依然很英俊）……那时也有人跳舞，就是正常跳舞，但那时我们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还为此设立法庭审判跳过舞的人，要求惩罚那些跳舞或者向姑娘们献花的共青团员。我甚至还做过跳舞案件的审判长。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我是绝对不学跳舞的。但后来我后悔了。我从来都没能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好跳一曲，像个狗熊一样！我们举办的是共青团员式的婚礼，没有蜡烛，没有花环，没有宗教仪式，取代圣像的是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我的未婚妻有一头长长的秀发，但是为了参加婚礼必须剪掉。我们那时候鄙视美丽。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就像通常说的，太过分、太极端了……（他又咳了起来。一边咳嗽，一边挥手叫我不要关闭录音机）没什么，没什么……我拖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分解为磷、钙和其他物质了。您还能从谁那儿知道真相？只会有一批档案留下来，一堆纸。其实……我就在档案馆工作过，知道那些纸张都是胡说八道的，比人还糟糕。

        我说什么来着？对，在说我的爱情……在说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的大儿子出生时，我们给他起名叫“十月”，纪念伟大十月革命十周年。我还想再要个女儿。“如果你还想我生第二个孩子，就是说你还爱着我。”妻子笑着说，“但是我们给女儿起什么名字呢？”我喜欢柳波列娜，这个名字取自于“我爱列宁”。妻子就在一张纸上写下她中意的所有女孩名字：马克思娜、斯大林娜、恩格斯娜，还有伊斯科拉……都是当时最时髦的名字。这张纸至今还摆在我家桌子上。

        我是在村里第一次见到布尔什维克的。他是一个大学生，穿着一件军大衣。他在教堂前的广场上对我们演讲：“现在是一部分人穿毡靴，另一部分人穿草鞋，等到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所有人将会一样。”男人们高喊：“那又怎么样呢？”“一个美好的时代将会到来，你们的妻子将穿上丝绸裙子和高跟鞋，不再有富人和穷人之分，人人过上好日子。”我的妈妈会穿上丝绸裙子，我的妹妹能穿上高跟鞋，我将到学校学习……所有的人都将像兄弟一样，人人平等。这样的梦想我怎能不喜欢？穷人和受苦人都相信布尔什维克，年轻人都跟着布尔什维克走。我们那个时候在大街上游荡着高呼：“打下教堂的金钟，去开拖拉机！”关于上帝，我们只知道一点，就是没有上帝。我们都嘲笑神父，取代宗教弥撒的是挥舞红旗的示威……好像这些我已经讲过了吧？脑袋僵了，我已经老了……对了……马克思主义成了我们的宗教。我十分幸福，因为我和列宁生活在一个时代。我们一起集会高唱《国际歌》。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就加入了共青团，之后又成为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我不怕死，都到了这个年龄……我只是不太高兴，不高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谁来处理我的遗体……有一次我走进教堂，认识了一位神父。神父说：“应该忏悔。”我都这么老了，到底有没有上帝，很快我就会知道了。

        我们半饥半饱，衣衫褴褛……可是一整年都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冬天也是如此。冰冻三尺！我妻子只有一件薄外套，她还怀着身孕。我们俩在火车站装卸煤炭和木柴，拉手推车。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和我们一起劳动，她问我妻子：“你就这一件夏天的外套？不暖和吧？”“不暖和。”“我有两件，一件是很好的外套，还有一件是刚从红十字会领到的。告诉我你住在哪儿，我晚上给你送去。”晚上她就给我们送来了外套，不是她自己穿过的旧外套，而是一件新的。她和我们素昧平生，但只要一点就够了：我们是共产党员，她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像兄弟和姐妹一样。我们的家里住着一个失明的姑娘，从小就失明。但如果没有人带她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她就大哭。我们不让她多干，她就给我们唱歌，革命歌曲！

        我的同志们，他们都已经躺在石板下了……墓碑上刻着：192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还有，死后非常重要的是：你的信仰是什么？如果是党员就要分开安葬，棺材上要盖红布。我还记得列宁去世那一天……什么？列宁死了？不可能的事情！他是圣人啊……（老人让孙子从书架上取下几个列宁半身像给我看，有青铜的、铸铁的，也有陶瓷的）这些都是陆续积攒的，全都是别人赠送给我的。昨天广播里说，市中心的一座列宁纪念像深夜被人锯下来一只手臂，当作废金属卖钱了……那可是圣像啊，是我们的上帝！现在成了有色金属，有人拿去论公斤买卖……我现在还活着，他们就诅咒共产主义了？！社会主义已经是废品了！他们对我说：“瞧，今天还有谁真的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历史课本中找到位置了。”可是你们当中有谁能说自己读过列宁晚年的著作？有谁完全了解马克思？有早年的马克思，也有晚年的马克思……今天大家都把它当作社会主义谩骂的那些事情，其实和社会主义理想完全没有关系。理想没有罪过……现代人失去了自己的历史，活得没有信仰……不管你问什么，目光中只有空虚。领导人都学会祷告了，右手举着一支蜡烛，就像端着一杯伏特加。他们把陈腐的双头鹰又请了回来……战旗上都有圣像……我最终的愿望，就是请你写出真相。而我说的真相并不仅仅是我自己的。让的声音保留下来吧……

        （他给我看了很多照片，不时评论几句。）

        ——他们把我带去见指挥员。“你几岁了？”指挥员问我。“十七岁了。”我脱口而出，其实我还没有满十六岁。就这样，我成了一名红军战士。他们发给我一副绑腿，还有一颗红五星，是佩戴在帽子上的。布琼尼军帽还没有，但是红五星发给我了。没有红五角星算什么红军？上级还发给我一支步枪。这样我们就感觉自己成了革命的保卫者。我们被饥饿和疾病包围，反复发高烧，腹腔内伤寒，斑疹伤寒……但是我们都很幸福。

        ——有人从一个被打跑的地主家里拖出一架钢琴，把它放在院子里，风吹雨打淋坏了。一群放牧的孩子赶着牛群走过来，用棍棒敲打钢琴。酒庄被烧毁，洗劫一空。男人们有谁需要钢琴？

        ——教堂被炸毁了。现在我的耳朵里还有老太太们的声音：“老总们，不能这样做呀！”她们抱住我们的腿苦苦哀求。那座教堂都有二百年了，她们说那只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在教堂的原址上，我们建起了一个城市公共厕所。我们强迫神父们去打扫厕所，清理粪便。现在……当然了，我现在明白了……而在当时，我是很开心的。

        ——牺牲的同志躺在野地里，他们的额头上和胸前是刺刀划出的红星。红色的五角星。肚子被剖开，内脏散落一地：你们想要土地？拿去吧！我们的感觉就是，要么死亡，要么胜利！我们可以去死，但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而死。

        ——我们在河里看到被刺刀刺死的白卫军军官，“尊敬的老爷”都被太阳晒得发黑了，肚皮里露出的是皮带，他们吃的是皮带……不值得同情！我见过的死人和活人一样多……

        （我说，可是今天，所有人都值得同情，不管是白军还是红军我都同情。）

        你同情……同情吗？（我觉得至此我们的对话可能快结束了）是的……当然了，所谓的“全人类的价值”……“抽象人道主义”……我也看电视读报纸。可是在我们那时候，仁慈只是牧师的语言。我们说的是击溃白匪！建立革命的秩序！革命头几年的口号是：我们要用铁腕将人类带进幸福天堂！只要是党说的，我就相信！我相信党。

        在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我们没日没夜地追赶载着富农的火车。在西伯利亚，我们守卫一个火车站，我打开过一个车厢，看到车厢角落里有一个男人用皮带上吊死了。母亲在摇晃手中的小孩，身边坐着一个大一点儿的男孩，正在像喝粥一样喝粪尿。“关上车门！”指挥员对我喊道，“这些人都是富农恶棍！他们不配过新生活！”未来应该是美丽的，以后一切都会美好……对，我相信！我们相信某种美丽的生活。乌托邦，确实是乌托邦……那你们呢？你们也有自己的乌托邦，就是市场。市场是天堂，市场会给所有人带来幸福！都是幻想！黑帮分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穿着深红色的西装，珠光宝气，大腹便便。资本主义就像苏联《鳄鱼》杂志上的漫画。巨大的讽刺！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是弱肉强食的规矩：谁弱小我就吃了谁，谁强大我就恭维谁。这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法则……

        我儿子戴着一顶有红星的布琼尼军帽。在他童年的时候，这是最好的生日礼物。我早就不去商店了，那里还卖布琼尼军帽吗？人们好长时间都戴着这样的帽子，赫鲁晓夫时期都还戴的。可是现在的时尚是什么呢？我是落后了，已经是老古董了……我唯一的儿子，他死了……现在只剩我跟儿媳，还有孙子们活下去。儿子是历史学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孙子们呢？孙子们读喇嘛的书，《摩诃婆罗多》取代了《资本论》，还有卡巴拉神秘主义……现在大家的信仰是五花八门。是啊，现在就是这样，人类总要信些什么。相信上帝或者是相信技术进步，相信化学分解或者相信高分子化合物，或者相信宇宙智慧。现在一切都由市场决定。只要我们得到了，只要我们吃够了，管他以后怎么样！我走进孙子们的房间，屋里全是外国货：衬衫、牛仔裤、图书、音乐、牙刷，没有一样是国产的，书架上是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的空罐子……跟太平洋岛民一样！他们去超市就和逛博物馆似的，过生日要到麦当劳，多任性！“爷爷，我们去比萨店吧！”我的天啊！他们还问我：“你真的相信共产主义吗？为什么不相信日本机器人？”我曾经幻想过“和平给农舍，战争归宫廷”的社会，可现在他们都想做百万富翁。他们的朋友来做客，我听到他们的对话：“我最好生活在一个弱国，只要有酸奶和上等啤酒就成。”“共产主义就是渣滓！”“让俄罗斯实行君主制吧。上帝和沙皇保佑俄罗斯！”他们还瞎唱歌：“一切都会很美好，格里岑中尉/政治委员们都咎由自取……”可是我还活着，我还在这里……我还没糊涂呢……（他望着孙子，孙子默不作声）商店里满是香肠，但是人们没有幸福。我再也看不到人们炽热的目光了。

        一个教授和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一次占卜中聊天。教授说：“共产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错误，您记得那首歌吗？‘我们的火车头向前飞吧/在公社车站……’”老布尔什维克说：“我当然记得。可是哪里错了啊？”教授说：“火车头是不能飞的呀。”

        他们先抓走了我的妻子。她去看歌剧，就再没有回家。我下班回到家里，看到儿子和猫咪一起睡在走廊的地毯上。他在等妈妈回来，等得睡着了。妻子在一家制鞋厂工作，是一个红色工程师。“出事了，”她说，“我所有的朋友都被抓走了。这是一种背叛……”我告诉她：“我和你都很清白，他们不会抓我们的。”我很相信这一点，绝对确信，真诚地相信！一开始我是列宁的信徒，后来是斯大林的信徒。在1937年之前，我一直是斯大林主义者。我相信斯大林说的和做的一切。是啊，他是最伟大的天才，是所有时代和各民族的领袖。甚至当他宣布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是人民的敌人时，我也相信他。那时有大救星的想法，确实是盲目愚蠢……我这样以为：一定是有人蒙骗了斯大林，是上面潜入了叛徒，党在进行清理。但他们就这样逮捕了我的妻子，一个诚实的、忠诚的党的战士。

        过了三天，他们又来找我了。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是在炉灶上闻闻有没有烟味，检查我是不是烧过东西。他们一共三个人。一个人进来后到处搜刮：“这些您已经不需要了。”挂钟也被他取下来了。这令我吃惊，真没想到……但与此同时，这当中也反映出某种人性，带来了希望：说明这些人都是人类渣滓，也可以说，他们身上是有人的情感的……搜查从深夜两点开始，一直到早上才结束。我家里有很多书，每本书他们都翻了一遍。衣服也要摸一遍，枕头都撕破了……这倒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了。我回忆起那个时候多么狂热，监禁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每天都有人被捕，状况非常可怕。一个人被抓，周围的人都沉默不语。上诉是没有用的。第一次审讯时调查员就对我解释说：“您的罪过就是没有检举您的妻子。”可是这时我已经在监狱里了……一切都要重新回忆，所有事情都要回想一遍……我只想起一件事，我想起在最后一次全市党代会上，宣读了对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与会者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胜利的组织者和鼓舞者！”“光荣属于斯大林！”“光荣属于领袖！”掌声持续了十五分钟，持续了半个钟头。所有的人都站着，互相观望，没有人敢第一个坐下。我不知道怎么地就坐下了，完全是下意识的。这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人就走过来对我说：“同志，您为什么坐下了？”我马上跳起来，就像被烫着了一样。中间休息时间，我一直四处张望，我在等待着：他们应该来抓我了……

        搜查在早晨结束。搜查人员下令说：“收拾一下东西吧。”保姆已经叫醒了儿子，在离家之前我还来得及跟儿子小声说一句：“不要告诉任何人关于爸爸妈妈的事情。”这样他才活了下来。（他把录音机挪得离自己更近些）请录下来吧，趁着我还活着，趁我……还活着……

        我在写贺卡，其实已经没人可寄了……经常有人来问我说：“为什么您一直保持沉默？”“当时就是那样的时代。”我当时认为罪人是那些叛徒——亚戈达、叶若夫，而不是党……但五十年后很容易判断出到底是怎么回事……呵呵，人民都嘲笑我们这些老傻瓜……那个时候我和大家一起前进，可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

        我被单独关了一个月。禁闭室和石头棺材一样，头宽腿窄。我和落在窗外的一只乌鸦混熟了，常常喂给它一些面包渣吃。从此以后，乌鸦就是我最喜欢的鸟儿。在战争中……战斗结束了。一片寂静。伤员得到救治，死人躺在地上。其他的鸟儿都没有了，只有乌鸦还在飞。

        他们审问了我两个星期，问我是否知道我妻子有个姐姐在国外。我只回答说：“我妻子是一个诚实的共产党员。”调查员的桌子上放着检举材料，签字人竟然是我们的邻居，我怎么都无法相信！我认识那个签名的笔迹。他是我国内战争时期的同志，一个军人，军衔很高，他甚至还一度爱上了我的妻子，引起我的嫉妒。对，是的……我很嫉妒……我非常爱妻子，我的第一任妻子。调查员详细地向我转述了我们的对话。我明白了，我没猜错，就是这位邻居……我们夫妻俩所有的对话他都听到了。我妻子的故事是这样的：她出生于明斯克，是白俄罗斯人。《布列斯特合约》后，那块白俄罗斯土地归了波兰。她的父母和姐姐就都留在那儿了。她父母很快就去世了，姐姐还曾给我们写信说：“我去西伯利亚也比留在波兰好。”她就是想生活在苏联。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在全世界都很流行。很多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不只是普通人，还有西方的精英，比如作家阿拉贡、巴尔布斯……十月革命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这句话是我在哪儿读到过的——我现在还读很多书。我的妻子成了“敌人”，就是说她得参加过“反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就想编造一个“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地下活动”……“您妻子都和谁见面？她把图纸转给谁？”哪有什么图纸啊！我一概否认。他们就打我，用皮鞋踢我。他们全都是自己人。我有党证，他们也有党证。我妻子也有党证。

        又把我关到普通牢房……一间牢房里关押五十个人，每天只能放风两次。其余时间呢？该怎么向女性细说这种事情？在监狱入口处有一个大桶。你们去试一下，坐在那儿，当着众人的面排便！吃的东西就是一盘子鲱鱼，但是不给水喝。牢房里有五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有日本间谍，还有一个不识字的农村老头——他是因为一个马厩失火被抓起来的，还有一个大学生是因为说政治笑话：墙上挂着斯大林的相片，喇叭里播送着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合唱团在唱斯大林的颂歌，艺术家朗诵斯大林的颂诗。这是什么场合？是纪念普希金去世一百周年的晚会。大学生被判处十年劳改，不得减刑。还有一个司机，他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他长得像斯大林，确实长得太像了。还有一个洗衣房管理员，一个剃头匠——他不是党员，还有一个磨光工人——大多数都是普通人，不过也有一个民俗学家。一到晚上他就给我们讲故事，童话故事，所有人都来听。检举这位民俗学家的是他自己的母亲，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在他被转押别处之前，只有那么一次，母亲托人给他送来一包烟。是啊……一个老社会革命党人幸灾乐祸地说：“我真开心啊，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居然也坐在这儿，和我一样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反革命！我当时以为苏维埃政权没有了，斯大林也不在了。

        在一个火车站里，挤着好几百人。一个穿着皮衣的人绝望地在人群中寻找着谁。可找到了！他走到另外一个穿着皮衣的人跟前：“同志，你是党员还是群众？”“我是党员。”“那么请你告诉我，这里有公共厕所吗？”

        东西全收走了：腰带、围巾，连皮鞋上的鞋带都抽走了，凡是能够用来自杀的都收走了。但是如果想自杀还是可能的。我有过这个想法，对，是有过……用裤子或者内裤松紧带都可以。他们用沙袋击打我的肚子，肚子里的东西都出来了，就像虫子一样。还把我挂在钩子上。简直就和中世纪一样！打得你全身流血，身体几乎不受控制了。到处都出血，要忍受痛苦，还有羞辱！还不如死来得简单……在监狱我见到了一位老同志，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党员。他在专科学校教书。全都是熟人……在小圈子里聊天，有人大声读《真理报》，上面有一条消息：中央政治局听取关于母马受精问题的报告。他就拿起报纸开了个玩笑说，现在党中央没有别的事情，只有处理母马受精。他白天说了这番话，晚上就被抓走了。他们用门夹他的手指头，手指就像铅笔一样被夹断了。拷打者们日夜都戴着防毒面罩。

        我不明白今天怎么说起这些事情……简直是太野蛮，太侮辱人格了。你就像是一块肉，躺在粪便中……维尔霍夫采夫遇到的一个调查员是虐待狂。这些人以前也都不是虐待狂，但是上级给他们下达了任务指标，有个揪出敌人的计划，每月每年都有额度。调查员们也轮班工作，喝茶，给家里打电话，和女医生调情。当他们把人打得昏死过去时，就要找医务人员来帮忙。他们要值班，要轮班……但是我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毁了。这些坏东西……负责我案子的调查员以前是个中学校长，他劝说我：“您真是个天真的人。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打死你，然后做一个现场，说是你企图逃跑。您知道，高尔基说过，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可是我不是敌人。”“您要明白，我们不怕的就是悔过的人和被打坏的人。”我于是和他讨论起这个主题来……第二个调查员是一个军官，我感觉他是懒得填写那么多张纸——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写着什么。有一次他给我一支香烟。人们坐牢时间太久，几个月后，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也建立了一些人情的联系……对，不应该叫人情，但是确实是某种关系。可是一种事并不能抵消另一种事。“您还是签字吧。”我在看审讯记录时他们总是说。我就回答：“我并没有说过这些啊。”他们就打我，拼命地毒打。后来也都是自己人枪毙自己人，或者是送到集中营。

        一天早上，牢房门开了。看守说：“出来！”我当时只穿了一件衬衫，想穿上外衣。“不用了！”他们把我押送到一个地下室，那里已经有一个调查员拿着一张纸在等我：“签字吧，签还是不签？”我还是拒绝签。“那好，站到墙边去！”啪地一枪，他们射到我头顶上方，“怎么样？签字吗？”啪地又一枪……就这样连续打了三枪。然后又把我押送回去，像是走迷宫一样……原来监狱里有这么多地下室！我毫不怀疑，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被关押的人看到里面的东西，任何人都不能知道。如果迎面遇上人，看守就喝令：“脸转向墙站着！”可是我已经有经验了，我能够偷偷地看。就这样，我看到了一位红军指挥员训练班的领导，还有我在苏维埃党校学习时的教授……我和维尔霍夫采夫说话很坦诚：“他们是罪犯！他们在破坏苏维埃政权。他们要对此负责。”好几次他都是被一个女调查员审讯：“当他们拷问我的时候，她就变得很美丽。你明白吗，她那个时候看上去真美。”真是一个敏感的人。从他口中，我知道了斯大林年轻时候也写诗……我现在常常会惊醒过来，吓出一身冷汗：那时候上级也有可能会把我送去内务部工作的啊，那我也会去的。因为我身上揣着党证，那本红色小册子。

        （门铃响了，进来一个护士给他量血压、打针。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但一直没有停下来。）

        我经常在想：社会主义并没有解决死的问题，没有解决老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命的形而上学意义，把这些都忽略了。只有在宗教中有相关的回答。是的……1937年我就应该有这样谈话的。

        您读过亚历山大·别利亚耶夫的《水陆两栖人》那本书吗？书中有一个天才学者想要自己的儿子幸福，就把他变成两栖人。可是儿子很快在大洋里感到孤独苦闷。他喜欢和所有人一样生活在地面上，去和人间的姑娘相爱。但这已经不可能了，于是他就死了。父亲却误以为自己探索到了秘密……他就是上帝！而这个故事就是对所有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回答！

        理想当然是美好的！可是你们怎么和人类打交道？从古罗马时代到现在，人类都是没有改变的……

        （护士出去了。他闭上眼睛。）

        稍等一下，我就要讲完了，再坐一个小时吧，我还有时间。我们继续说……我在监狱里边待了不到一年，已经要审判了，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可是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一直拖着我的案子做什么？我发现他们做事没有任何逻辑，有上千件案子……过了一年，又换了一个新的调查员，他们又重新审我的案子。结果他们把我释放了，取消了对我所有的指控。就是说，我的是个错案。党又相信我了！斯大林真是一个伟大的导演……和之前一样，这次他又收回了“嗜血精灵”，就是人民委员叶若夫。他受到了审判，最后被枪决了。恢复名誉运动开始了，人民松了一口气：斯大林终于知道真相了……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新的流血之前的一个间歇，是一个把戏！但是所有的人都相信了，我也相信了。我向维尔霍夫采夫告别，他给我看他被轧断的手指头：“我在这里已经十九个月零七天了。谁都不会放我出去的。他们都害怕。”尼古拉·维尔霍夫采夫，1924年入党的苏共党员，1941年被枪决，当时德国军队正在逼近这座城市，内务部处决了所有来不及疏散的被关押者。他们释放了流氓罪犯，但是所谓的“政治犯”却都被作为叛徒处决了。德国人进城后打开了监狱的大门，那里面尸体堆成了山。在尸体还没有腐烂之前，德国人把城市居民赶到监狱去参观——看看苏维埃政权做的事情。

        我在陌生人家里找到了儿子，保姆把他带到了乡下。儿子说话结结巴巴，怕黑，我就和他住在一起。我为妻子补充了一些证明材料。我恢复了党籍，他们重新给我发了党证。新年到了，家里竖起圣诞树，我和儿子在等待客人。门铃响了，我打开了门，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站在门外：“我是来向您转达您妻子的问候。”“她还活着？”“一年以前她还活着。有段时间我和她在同一个养猪场工作。我们偷吃猪食中的冷冻马铃薯，多亏这些才没被饿死。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我就不知道了。”她很快就走了，我也没留她。应该还会有客人来……钟楼上的大钟响了，我们打开香槟。第一杯仍然是“为了斯大林”。是啊……

        1941年……

        所有的人都在哭，而我幸福得要叫出声了。战争爆发了！我要去打仗！他们应该会批准我去，把我派上前线。我提出了上前线的申请，但是很久都没有被征召。兵役委员是个熟人，他告诉我：“不行啊，我接到的指示说，不能够征召敌人。”“谁是敌人？我是敌人？！”“按照法律第五十八条规定，你的妻子被判处反革命活动罪，正在劳改营服刑。”基辅陷落了，斯大林格勒在激战……我很嫉妒任何穿军装的人：他们在保卫祖国！连姑娘们都上前线了，可是我呢？我又写信给区党委会：要么枪毙我，要么派我去前线！两天后，我领到了通知书：二十四小时之内到达集结点。战争成了救赎，成了唯一能够还我清白的机会。我高兴极了。

        ……我以前回忆革命时，都记得很清楚。可是后来，对不起，记忆就变糟了。甚至战争也记不清楚了，虽然在时间上更近。我记得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在战争后期，我们有了新武器——不再是军刀和步枪，而是装备了“喀秋莎”。士兵生活呢？还和以前一样，我们几年间只能吃杂菜汤和米粥，一连几个月穿脏衣服，洗不上澡，只能睡在光秃秃的地上。要是我们是另一种人，我们又怎么能胜利呢？

        ……我们发起冲锋……遭到机枪扫射！所有人都匍匐在地。这时敌人又发射迫击炮，很多人被炸成碎片。我身边的政委倒下时还在喊：“你怎么卧倒了？反革命分子！给我冲啊！不然我毙了你！”

        在库尔斯克战场，我遇到了审讯过我的调查员，就是以前当中学校长的那个。当时我心想：“好啊，你这个浑蛋，现在算是落在我手里了。我要在打仗的时候悄悄干掉你。”对，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没有找到机会。我甚至还和他说过一次话。用他的话说：“我们的祖国是同一个。”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英雄主义者，最后战死在哥尼斯堡城下。还能说什么……我只能说……我想这是上帝替我做主了……我不会说谎……

        我战后回到家乡，身上负了两处伤，得了三块奖章。区委把我找去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够把妻子还给您，她牺牲了；可是我们能把荣誉送还给您……”他们又发给了我党证。我太幸福了！幸福极了……

        我对他说我对此无法理解，从来都不理解。他发火了。

        你们不能按照一般的逻辑法则来审视我们，不能像会计师那样计算！你们必须明白，能够判定我们的只有宗教法则！这叫信仰！你们还会羡慕我们吧！对你们来说什么是伟大？什么都不是。只有舒适的生活。一切只是为了胃口，为了十二指肠，满足肚子，还有游乐玩耍……而我……我那一代人呢？你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建立的。工厂、水坝、电站……你们做过什么？希特勒是我们打败的。战后，不管谁生了孩子都非常高兴！不是战前那种高兴，是另外一种。我简直都要哭了……（）啊……我们是有信仰的，可是现在别人给我们下了这样的判决：你们信仰的是乌托邦，我们是真的相信！我最喜爱的长篇小说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现在已经没有人读它了，觉得枯燥。人们现在只读一个书名，就是永恒的俄罗斯问题：怎么办？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本教义问答手册，革命的教科书，我们都能够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薇拉·巴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水晶和铝建造的大房子……水晶的宫殿！各个城市之间是很多柠檬和柑橘园。几乎看不到老年人，因为生活实在太美好，人们衰老得很晚。机器在做所有的事情，人们只要乘车到处转转和操作机器就行……收获庄稼和针织布匹都有机器……庄稼茂密而丰富，鲜花就和树木一样茂盛。所有人都很幸福，都很快乐。不论男人女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男人和女人。人人都无拘无束，尽情享受生活。很多的位置，很多的工作，人人都有份。这难道就是我们？这是我们的人间？所有人都将这样生活？前途如此光明和美好……”就是这样……他又在嘲笑我了……在他看来我就是个小傻瓜。但我们就是要这样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这样回应车尔尼雪夫斯基：“去建设吧，建设你自己的水晶宫殿吧，而我只会拿起石头砸过去。这并不是因为我饥饿，住在地下室，而是出于很简单的原因：我自己的意志……”

        您也认为，就像现在报纸上写的那样，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用密封的车厢从德国带来的传染病吗？一派胡言！是人民站起来了。在沙皇统治下，从来就没有什么黄金时代。可是现在人们突然缅怀起沙皇来。那都是童话故事！是我们给美国输送了粮食，是我们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是俄罗斯士兵为全人类而牺牲，这些才是真相。在我们的家庭中，五个孩子只有一双鞋。我们吃土豆加面包，冬天连粮食也没有，只有土豆……你们还要问：共产主义者是从哪儿来的？

        我记得这么多，又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啊？现在我还说这些干什么？我们热爱未来，人类的未来。人们在争论这个未来何时会到来。再过一百年，没错。但是这似乎距离我们太遥远了……

        不录音了，好吧……我应该把这件事说出来……

        我十五岁那年，一群红军来到我们村，骑着大马，喝得烂醉，是来征兵的。他们一直睡到晚上，起来后就召集了所有的共青团员。指挥员发表讲话：“红军在挨饿，列宁在挨饿。富农把粮食藏了起来，要么就烧了。”我知道的，我妈妈的亲哥哥，谢苗舅舅，就把好几口袋小米运到森林里，挖坑埋起来了。我是共青团员，我发过誓的。所以夜晚我就找到了红军，带他们到了现场。他们装了整整一车。指挥官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快长大吧，小弟弟，快长大。”早上我被妈妈的哭声惊醒：“谢苗家的小屋着火了！”人们在树林里发现了谢苗舅舅，他被红军战士用军刀砍成了碎片……那年我只有十五岁。红军是太饿了，列宁也在挨饿……我都不敢到街上去，只是坐在家里哭。妈妈猜到了一切。晚上她给我手上塞了一小口袋吃的：“快走吧，我的儿子！愿上帝宽恕你，不幸的孩子。”（他用双手蒙住眼睛，但我还是看到他在哭）

        我想作为共产党员死去，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九十年代，我只出版了这部忏悔录的一部分。我的主人公把他的故事给别人看，征求别人的意见，人家劝他说，要是全文出版的话，“就会玷污党的名誉”。这是他最害怕的。在他死后，人们找到了他的遗嘱：他在市中心有一间宽敞的三室公寓，他没有留给孙子，而是“留给我最热爱的共产党，我全都属于党”。城市晚报甚至还报道了这件事。这个举动让人有些莫名，所有人都嘲笑这个疯子般的老头子。他的坟墓上甚至没有竖一块纪念碑。

        现在我决定把他的故事全部发表出来。因为这是属于一个时代而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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