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1991），苏联元帅，苏联英雄（1982），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84—1988），列宁奖章获得者（1980），自1990年起担任苏联总统军事顾问。

        ——我当时是个女大学生……一切发生得那么快，三天后革命就结束了。电视新闻报道：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内政部长普戈自杀，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自缢。我们家里对此讨论了很久。记得爸爸说过：“这些人是战争罪犯。他们应该遭到德国的赫斯和施佩尔将军的命运。”所有人都等待“纽伦堡审判”……

        ——我们那时还年轻……革命了！当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坦克时，我开始为自己的国家骄傲。之前在维尔纽斯、里加和第比利斯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维尔纽斯，立陶宛人保护自己的电视中心，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而我们是什么，是白痴吗？早先哪儿都不会去，只会坐在厨房里愤怒的人们，现在走上了街头，他们终于走出去了……我和好朋友带着雨伞，既是为了挡雨，也是为了打架。当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时，我很为他自豪，我明白了：这就是我的总统！我的！真正的总统！那里有很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我们都是读《星火》杂志上维塔利·科罗季奇的文章，还有《六十年代》杂志成长起来的。形势在朝着军事镇压发展……扩音器中响起一个男人的声音，用请求的口吻喊道：“姑娘们请走开。他们将会开枪，将会有很多尸体。”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把怀孕的妻子送回家了，她哭着说：“那你为什么留下来？”“我必须这么做。”

        我错过了很重要的时刻。这一天是如何开始的？那天早上我是被妈妈的哭声惊醒的。妈妈问爸爸：“这个紧急状态是怎么回事啊？你觉得他们会对戈尔巴乔夫做什么？”外婆从电视前跑到厨房听广播：“谁都没有被捕吗？没有开枪吗？”外婆生于1922年，她一辈子看够了杀人、被杀和抓人捕人。一辈子就是这样过来的。外婆不在了以后，妈妈才给我讲述家庭的秘密，幕布这才揭开……1956年，他们把外公从劳改营释放，带回来交给外婆和妈妈时，他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他是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出来的，有人陪同他回家，他病得很严重。她们都不敢承认这是父亲、这是丈夫，因为害怕……她们对外只说，他只是个远亲，和我们家没什么关系。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她们把外公送到医院。在那里，他上吊自杀了。得知这些家史后，我需要……现在我需要的是在这些往事的伴随下生活下去，带着这些知识生活下去，我必须理解这些……要和这些历史一起活下去。我们的外婆最害怕出现新的斯大林和战争，她一生都在为应付逮捕和饥荒做准备。她在窗台上摆上盒子，在里面种大葱；她总是熬一大锅白菜，买很多糖和油储备起来。我们的阁楼上堆满了货品和粮食。她总是教训我：“你别说话！闭上嘴巴！”我在中学从来不说话，在大学也不说话……我就这样长大的，在这样的人群中。我们没有理由喜欢苏维埃政权。我们全家都拥护叶利钦。可是我女友的妈妈不放她离开家门：“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你难道不知道一切都会变成原样吗？”我们在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学习。那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他们中许多人学习，只是带着这样的认识：苏联是巴拉莱卡琴和原子弹的国家。我们却为此感到难堪。我们还想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呢……

        ——我那时在工厂当技师……我是在沃罗涅日州得知政变的，我去那儿看望姑姑。那里的人们都声嘶力竭地大声歌颂伟大的俄罗斯，丰盛的疆土。人人都是乔装的爱国者，都坐在电视旁边，每天看动画片。驶离莫斯科五十公里开外，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些房子，看到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看到他们那里过节日是如何一醉方休……村里几乎没有男人，都死掉了。就是往死里喝，人的意识都降到了畜生的层面，就是喝到死。只要没有倒下就一直喝。能够点燃的东西他们都喝：从蔬菜洗洁剂到汽油。喝完酒就打架。每家都有人进过监狱，或者正在蹲监狱。警察根本不管。女人也什么都不问，就知道闷头在菜园子里挖地。如果还有几个不喝酒的男人，那也早已经去莫斯科找工作了。（我开车去的那个村庄）只剩一个农民，他三次被人放了“红公鸡”，直到下了地狱！眼红！自然的嫉妒、生理上嫉妒……

        莫斯科的坦克、路障，在农村没有人因此而特别紧张，都不太介意。人们更担心的还是地里的科罗拉多甲虫和小菜蛾。科罗拉多甲虫存活力很强……而在年轻小伙子脑子里，只有嗑瓜子和姑娘，只关心晚上去哪儿泡妞。但是人民毕竟还是更多地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我明白这个，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都支持伟大的国家。大家都害怕改变，因为每一次改变之后，农民都是被愚弄的对象。我还记得我们的爷爷说过：“以前我们的生活还马马虎虎，之后就越来越糟。”从战前到战后，这里的人们都没有护照。上边不给乡下人身份证，不许他们进城。简直就是奴隶，就是囚犯。打完仗回来，挂满了勋章，征战了半个欧洲，却没有身份证！

        在莫斯科，我知道朋友们全都站到了街垒上，好像在参加大派对。而我只得到一个小纪念章……

        ——我是工程师……他是谁，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吗？狂热的“苏联分子”。我以前也是“苏联分子”，但是我不想再做“苏联分子”了。这个狂热分子，是真心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他是我的敌人。他的讲话在我心里激发了仇恨。我明白：这个人会战斗到最后。他是自杀的吗？显然这是一种非凡的举动，他唤起了尊重。死亡应该得到尊重。但是我问自己：如果他们胜利了呢？您可以看看随便哪本教科书……历史上没有一次政变能避免恐怖，一定会以流血结束。在中世纪要割下舌头，剜去眼睛。这都不必让历史学家说……

        我一早就在电视上听到“戈尔巴乔夫由于严重疾病而没有能力控制国家”……看到窗口下都是坦克。我打电话给朋友，大家都支持叶利钦，反对军政权。我们要去保卫叶利钦！我打开冰箱——拿出一块奶酪放进口袋，抓起桌上放着的面包圈。武器呢？必须带点儿什么……桌子上放着一把菜刀，我把它拿在手上，又放回原处。担心要是……要是他们赢了呢？

        现在的电视上放的都是这些画面：指挥大师罗斯特罗波维奇从巴黎飞来，座位边放着一把枪，女孩子们用冰激凌安抚士兵……画面上还有坦克上的花束……我看到的是另外一些画面……莫斯科的老奶奶们给士兵们送来三明治和水，并且让他们给家里写信。他们把一个坦克师开进首都，却既没有干粮也没有厕所。从坦克舱口探出头来的都是长着细嫩脖子的男孩，就是这样子！——他们睁着胆怯的大眼睛，一脸茫然。到了第三天，他们还坐在装甲车上，饿得面露凶相，都睡不着觉。女人们把他们团团围住：“乖孩子，就你们，还会向我们开枪？”士兵们不说话，一个军官大喊了一声：“上面下命令时，我们就会开枪。”士兵们马上就不见了，都躲进舱口里了。就是这样！我记忆中的画面与你们的不一样……我们站在人链中，等待进攻。传言纷纷：快要放瓦斯了，狙击手就在屋顶上……一个妇女走向我们，上衣满是勋章：“你们要保护谁？保护资本家吗？”“是的，老太太你来干什么？我们在这儿是支持自由的。”“我曾经为苏维埃政权作战，为工人和农民作战。不是为了商人和公司。要是上级现在给我一把自动步枪的话……”

        一切都命悬一线。我闻到了血腥味，我可不记得那是节日……

        ——我，只是个爱国者。请让我也说几句。皮外套，胸前挂着大十字架的男人走过来。）

        我们生活在国家历史上最可耻的时代。我们是懦夫和叛徒的一代人。我们的孩子以后会这样说：“我们的父母出卖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去换牛仔裤、万宝路和口香糖。”我们没有能捍卫我们的祖国苏联。这是可怕的罪行。我们出卖了一切！！我永远都不会适应俄罗斯三色旗，在我们的眼前将永远飘扬着红旗。伟大国家的红旗！那是伟大胜利的旗帜！我们总应该做些什么吧，苏联人民要做些什么吧……难道就让我们闭上眼睛跑进这个恶心透顶的资本主义天堂？用花里胡哨的图片，用货架上的香肠，花里胡哨的包装，就把我们给收买了。盲目，欺骗。我们把一切都拿去换汽车和服装了。连故事都不用编……说中情局就这样毁掉了苏联，说这是布热津斯基的阴谋……为什么克格勃没有干掉美国？不是愚笨的布尔什维克糟蹋了国家，也不是浑蛋知识分子们为了出国和阅读而消灭了国家……更不要去搜集证据说这是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是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摧毁了一切。我们异想天开，只要让他们来开麦当劳，出售热汉堡包，我们每个人就都可以买奔驰车，买磁带录像机了，在报亭里就可以出售色情影片了……

        俄罗斯需要一只强壮的手，铁腕，需要一个提着棍子的监工。能做到的，只有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乌拉！阿赫罗梅耶夫可以成为我们的皮诺切特，可以成为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巨大的损失啊……

        ——我是共产党员。我是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苏联的。我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喜欢生活在帝国。“辽阔的国家，我的乡土……”1989年我出差去维尔纽斯。出发之前，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已经在那边了）打电话警告我说：“你不要跟他们说俄语啊。如果你说俄语，在商店里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你还没有忘记乌克兰语吧？就说乌克兰语吧。”我当时还不相信，怎么可能啊？他说：“在食堂都要小心可能被下毒啊，或者饭里面有玻璃碴子啊。你在那里现在是占领者，明白吗？”我还满脑子的各民族友谊呢，和苏联兄弟情谊什么的呢。一直到抵达维尔纽斯火车站，我都还不相信。结果，我刚刚下车踏上月台……没过几分钟，他们一听到我说俄语，就让我明白，我已经来到了外国。我就是个占领者。从肮脏落后的俄罗斯来的占领者。一个俄罗斯的伊万，野蛮人。

        电视上只是跳着小天鹅舞……总之，我是早上在商店听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的。我赶紧跑回家，打开电视机：他们干掉了叶利钦没有？电视台在谁手里？谁在指挥军队？一个熟人来电话说：“嗯，这帮狗日的，现在又拧紧螺丝了。我们又成了齿轮和螺丝钉。”我一听就冒火了：“我双手赞成，我支持苏联！”他的态度一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脸上有胎记的那个米哈伊尔完了！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您明白吗？应该和人民对话，说服他们。要有动作，首先应该拿下康斯坦丁诺电视中心，昼夜广播：我们要拯救国家！苏维埃祖国在危机中！尽快处理那些走狗，阿法纳西耶夫们和其他叛徒。人民一定会赞成的！

        我不相信阿赫罗梅耶夫是自杀的。一个军官不可能用绳子上吊……死在一条蛋糕盒子的丝带上……像犯人一样。在监狱牢房里才这么上吊呢，坐着，腿弯曲着。孤独一人。这不是军人的传统，军人讨厌绞索。所以这不是自杀，肯定是他杀。是那些扼杀了苏联的人杀害了他。他们害怕阿赫罗梅耶夫在军中的崇高威望，害怕他组织抵抗运动。人民那时还没有被分化，只是不知所措，像现在一样。很多人还像往常一样生活，只在家读报纸。而现实状况是：一批人在喝稀粥，另一些人喝珍珠粉。

        就是这样，我亲眼看到的……在老广场上，一帮年轻人把梯子架上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那儿已经没人保护了。长长的消防梯子，他们就钻了上去……用铲子和凿子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金色字母敲下来。另一批人在下面，把字母锯开，把碎片分发给人们留念。路障拆除了。铁丝网也成了纪念品。

        我对苏联共产主义倒台的记忆就是这样的……

        1991年8月24日21时50分，警卫值班军官克罗捷耶夫，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一号楼19号A办公室发现了苏联元帅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阿赫罗梅耶夫（1923年出生）的尸体。他生前任苏联总统顾问。

        遗体呈坐姿，位于办公室窗台位置，背靠隔开暖气的木制栅栏。死者身着苏联元帅军服，服装没有损坏。脖子上有双股合成麻线勒过的痕迹，环绕整个颈项。绳子上端固定在窗框的手柄上，手柄贴有苏格兰牌胶带。除了与上吊有关的线索，尸体没有发现任何受伤痕迹……

        对写字台表面的调查发现，在写字台明显的位置有五张便条，都是手写。便条摆放整齐。按照摆放位置，可以清点书写的顺序……

        第一张便条，阿赫罗梅耶夫希望转交给家人，内容是他宣布决定自杀：“对我来说，主要职责永远是战士和公民。你们是在次要位置。今天我在你们之前首先履行第一责任。请你们勇敢度过这些日子，互相支持，不要给敌人以幸灾乐祸的理由……”

        的。内容是请索科洛夫和陆军将军留波夫帮助安葬，不要让家人沉重度日。

        第三张便条的内容是，请求代他偿还所欠克里姆林宫食堂的50卢布代金券。

        第四张便条没有收件人：“当我的祖国即将灭亡，当我视为生命意义的一切都在毁灭，我已经无法继续活下去。年龄和过去的生活赋予了我放弃生命的权利。我已经斗争到底。”

        最后一张便条是单独放置的：“选择自杀工具时，我真是个糟糕的专家。第一次尝试（9时40分）失败了，绳子断了。我努力再重复一遍……”

        笔迹专家认定：便条上所有手迹都出自阿赫罗梅耶夫本人……

        ……阿赫罗梅耶夫的最后一夜是和小女儿纳塔莉亚一家度过的，她告诉我们：“8月之前我们就曾多次问父亲：我们国家会发生政变吗？很多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满，对于他的夸夸其谈、软弱、在苏美裁军谈判中的单方面让步，还有经济状况的恶化不满。但是父亲不喜欢这些对话，他肯定地说不会政变：国家政变绝对不会发生。如果军队想政变，只需两小时。但在俄罗斯动用武力不会成功。拿下领导人并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

        8月23日那天阿赫罗梅耶夫下班回家挺早。家人在一起吃饭，还买了一个大西瓜，大家在桌旁谈了很久。女儿说，爸爸很坦率，承认自己在等着被捕。在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接近他。他说：“我明白你们会很难，现在这么多污水抛向我们家。但是我不能不这样做。”女儿问他：“你不后悔飞回莫斯科吗？”阿赫罗梅耶夫回答说：“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诅咒自己一生。”

        睡觉之前阿赫罗梅耶夫还答应明天带孙女去公园荡秋千，还担心明天谁去机场接妻子，妻子原定第二天早上从索契飞回莫斯科。他还要求妻子抵达后立即通知他，他为她预订了克里姆林宫车队的车……女儿上午9时35分给爸爸打过电话。他的声音很正常，女儿知道父亲的性格，不相信父亲会自杀……

        “我发过誓，毕生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服务……现在我应该做什么？我要为谁效力？但是，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将为苏联奋斗……”

        ——电视专题片《观点》，1990年

        现在所有人都变得很颓废……否定十月革命后国家发生的一切……是的，当时是有斯大林，有斯大林主义。当时是有镇压，虐待了人民，我都不否认。所有这些都发生过。然而，这需要客观研究，公正评价。攻其一点，并没有说服力，我就是那个年代出生的，我亲眼看到过人们怎么工作，怀着怎样的信念……任务不在于要抹平或隐瞒什么。什么都不可能隐藏和遮盖。在那个背景下发生在这个国家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有可能捉迷藏吗？但是我们确实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我们没有打输。我们有胜利日。

        所写的，在战前只有斯大林主义存在。他是反对共产党的，而今天在我们国家“反共”已经不是骂人的话。我是共产党员，他是反共分子。我是反资本主义分子，他是不是资本主义的辩护者？我不知道。这并不是通常的事实查证。这是思想争端。我不只是被批评，还受到公开谩骂，因为我说他是“变节分子”，直到不久前沃尔科戈诺夫还和我一起捍卫苏联捍卫共产主义理想呢，但他就突然转向了。要让他说说为什么改变了军人的誓言……

        今天很多人丧失信仰。我首先要点的名字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这位俄罗斯总统，曾经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现在他公开说不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认为共产党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成了反共斗士。还有其他人，就是说这类人并不是少数。但你们听听我的看法……我原则上不同意……我注意到国家面临生存危机，这是真的。现在的危机就和1941年一样……

        ——Н. 泽恩科维奇：《二十世纪动荡年代的高级将军们》，

        七十年代苏联生产的坦克比美国多二十倍。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的顾问沙尔纳扎罗夫提问：“为什么需要生产这么多武器？”

        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回答：“因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才建起第一流的工厂，绝不比美国人差。难道您要命令他们停止工作，去生产电饭锅？”

        ——伊戈尔·盖达尔：《帝国的灭亡》，

        俄罗斯政治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第一次全苏人民代表大会第九天，会场大厅出现了传单，说是萨哈罗夫在接受加拿大一家报纸采访时指出，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直升机向陷入包围圈的本国士兵开火，为的是防止他们投降被俘……

        切尔卡斯共青团市委第一书记切尔沃诺比斯基登台演讲，他是阿富汗战争老兵，失去了双腿，在别人帮助下登上讲台。他宣读了阿富汗战争老兵的声明：“萨哈罗夫先生声称，有证据显示苏联直升机枪杀苏联士兵……大众媒体对苏联军队前所未有的中伤令我们严重不安。而一位著名科学家发表这种不负责任的公开煽动使我们内心深处受到伤害，这是对我军的恶意攻击，对军队荣誉和尊严的亵渎，是又一次企图分裂党、人民和军队的神圣统一……（掌声）与会者有80%以上都是苏共党员，但是包括戈尔巴乔夫同志在内，没有人说出过这样几个字眼——共产主义。可是有三个词汇，我认为是我们全世界都要为之战斗的，今天再次喊出来：大国，祖国，共产主义……”

        除了民主派和阿列克谢大牧首外，全场代表起立热烈鼓掌。

        一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女教师发言：“院士同志！您的一个行为抹杀了您全部的业绩。您侮辱了我们所有的军队，侮辱了我们所有的烈士。我鄙视您……”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萨哈罗夫院士说的全是谎言。阿富汗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我负完全责任说明此事。首先，我在阿富汗服务两年半；第二，作为第一副总参谋长，之后作为总参谋长，每天都研究阿富汗战况，了解每一道指令，了解每天的作战行动。完全没有此事！”

        ——B.柯列索夫：《改革纪事1985—1991》，现代文学网站Lib.ru

        元帅同志，当您得知自己因为阿富汗战争而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时候，有何感想？萨哈罗夫院士说了一个数字：阿富汗人民战争中死亡了一百万人……

        您以为我得到金星英雄荣誉很幸福吗？我在恪守职责，但是那里只有血迹和泥土……我反复说过，军队领导层是反对这场战争的。我们深知自己是在艰苦陌生的条件中卷入战争的。东方伊斯兰的崛起是针对苏联的。我们正失去在欧洲的存在。有人严厉地对我们说：“从什么时代开始，我国的将军开始参与政治了？”我们输掉了支援阿富汗人民的战争……但这不是我们军队的罪过……

        ……在此报告我参与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犯罪行为的程度……

        今年8月6日，按照您的指令我前往索契军人疗养院休假，一直住到8月19日。出发之前，以及在疗养院期间，直到8月19日早上，我都完全不知道密谋的准备情况，甚至没有人对我暗示过它的筹备和组织者是谁，我也没有参与其组织与行动。8月19日早上，我从电视上听到“委员会”的文件，自行决定飞往莫斯科。当晚8点，我和亚纳耶夫见面，告诉他我同意“委员会”在《告人民书》中提出的计划，并提议与他一起工作，我开始担任苏联代理总统的顾问。亚纳耶夫表示同意，但是他说他当时很忙，于是确定了下次会面的时间，大概在8月20日12点。他说，“委员会”还没有组织收集与形势有关的信息资料，如果我能做这项工作会很好……

        8月20日上午，我会见了巴克兰诺夫，他也得到了同样的任务。我们决定就这些问题一起工作，召集一个来自政府部门的工作小组，组织收集信息和分析形势。这个工作小组实际上编写了两份报告，分别于8月20日晚上9点和8月21日上午在“委员会”会议上审议。

        此外，8月21日，我为亚纳耶夫起草了他将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上的报告。8月20日晚上和8月21日早上我参加了“委员会”会议，准确地说，这是“委员会”的一个分会，只有受邀才能出席。8月20日和21日，我的工作就是这样。此外，20日下午3点我应亚佐夫的请求到国防部见了他。他说，形势很复杂，他对成功表示怀疑。谈话后他要我跟他一起去见国防部副部长阿恰洛夫将军，那里的工作是策划占领俄罗斯联邦的最高苏维埃。亚佐夫只听了三分钟阿恰洛夫关于军力组成和行动时段的报告。我没有提任何问题……

        为什么我自行来到莫斯科——从来没有任何人召唤我从索契回来——又为什么开始为“委员会”工作？其实我确信此次冒险会失败，来到莫斯科，再次确信这一点。事实上，从1990年开始，我已经如同今天一样，确信我们国家在走向灭亡，不久将分崩离析。我是想找到一个大声疾呼的方法。我认为，参与“委员会”的保障工作和后续与此相关的审查，提供了让我得以直抒胸臆的可能性。听起来也许牵强和天真，但这是真的。在我的决定中没有任何自私动机……

        ——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信，1991年8月22日

        ……戈尔巴乔夫珍贵，但祖国更珍贵！我们为了不使如此伟大的国家走向灭亡做了抗争，就让历史中哪怕留下一点点的痕迹吧。而历史已经在评判孰是孰非了……

        ——摘自一个笔记本，1991年8月

        他请求不要透露他的姓名以及他在克里姆林宫机关内的职位。

        这是一位罕见的证人。他来自圣地中的圣地：苏联共产主义的头号城堡克里姆林宫。他见证了从来都对我们屏蔽的那种生活，这种生活受到严密保护，就像古代中国帝王的生活那样，人间天堂的生活。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了他。

        ……这里有没有故事？给您一个爆炸性的事实，一些刺激的消息吧？人人都好像蚊蝇争血，追逐快感。死亡也是商品，什么东西都有市场。庸人也将乐不可支地给自己喷洒肾上腺素……帝国不是一天崩塌的。人人嘴巴中都满是污秽和鲜血！也不是每天都有帝国的元帅以自杀结束生命，在克里姆林宫的暖气栅栏上自缢……

        ……他为什么离去？因为他的国家离去了，他也就和她一起去了，因为在这里他再也找不到自己。我想，他一定会想象到一切将会怎样，社会主义如何被砸烂，空谈如何以流血结束，盗贼如何横行；想象到纪念碑纷纷倒塌，苏联诸神变成一堆废铁，人们开始以“纽伦堡审判”威胁共产党……可法官又是谁？不过是一批共产党审判另一批共产党，星期三退党的审判星期四退党的。他也一定想象到列宁格勒——这个革命的摇篮将如何改名……咒骂共产党如何成为时尚，全民开骂。他还会想象到大街上到处招摇的标语：“消灭共产党！”“权力归鲍里斯！”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个个脸上欢天喜地！国家灭亡了，他们幸灾乐祸。打烂一切！推倒一切！对俄国人来说，造反永远是个节日，可爱的节日！只要下令“进攻！”袭击就马上开始；“把犹太人和政委们推到墙边！”人民就等待这一天，欢天喜地。他们甚至想去猎杀已经领了退休金的老人们。我在街上找到了一份传单，上面是党中央决策者的姓名、家庭住址、房屋、公寓，他们的照片贴得到处都是。他们很清楚，就是为了那种情况的发生。党政干部们都夹着一个塑料袋或者网兜就从办公室逃出来。很多人不敢在家过夜，躲到了亲戚家。我们已经得到消息，知道发生在罗马尼亚的一切……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枪决，安全人员和党内精英被一批一批抓走枪毙，扔在深坑中……而他（阿赫罗梅耶夫）……他是个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共产党员。他相信“光明的共产主义之巅”，坚定不移，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种认识今天看来很盲目……白痴一样可笑……当时正在发生的一切，他就是不接受。看到那些年轻的大鳄胡作非为……那些资本主义的先锋，脑袋里已经不是马克思和列宁，只有美元……

        ……连枪都没开，算什么政变？军队狼狈地逃离了莫斯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捕后，他预料到他们很快会追捕他，给他戴上手铐。在总统所有的助手和顾问中，只有他一人支持“政变”——公开支持。其他人都在等待、观望。官僚机构是一部有操纵能力和生存能力的机器。哪里有原则？官僚们从来没有信仰、没有原则，这是所有官僚机构的灰色形而上学。重要的是坐稳位子，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白纸里包着羊肉，小狗就跑得欢。官僚主义是我们的坐骑。列宁说过，官僚主义比邓尼金还可怕。官僚主义的衡量标准就是对个人忠诚，不要忘记谁是你的主人、喂你的手是谁的手。“委员会”的真相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在撒谎。如此而已……其实是玩了一个大把戏，它的秘密动机和所有参与者，我们全都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谜一般的角色。当他从福罗斯回到莫斯科时对记者说了什么？他说：“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事情的全部。”他绝不会说！也许这也是他下台的原因之一。数十万人的示威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已经很难保持正常状态……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而感到害怕……他不能接受，很快发生的一切——苏维埃制度，伟大的工业化、伟大的胜利……全都被踩平，浇灌上混凝土。最终“阿芙乐尔”号并没有开炮，冬天的狂飙没有出现……

        ……大家都痛骂时代，现在的时代卑鄙、下流、空虚，填满了抹布和录像机。伟大国家又在哪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今天没有战胜任何人，加加林并没有飞上太空。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最后我终于听到一句话：“好吧，来我这儿吧。”我们约定第二天在他家见面。第二天，虽然天气很热，但他穿着黑色西装，打着领带，这是克里姆林宫的制服。

        您去过某某人的家啊，还有某某（又说了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版本说是他杀！我不相信。好像传说有目击者……有物证……说是不可能用那根细细的绳子，只能是被闷死的，钥匙被丢在办公室外面……各种版本……人们喜欢听“宫廷秘史”。我告诉您另一件事吧：证人也是可操控的。他们不是机器人，电视就可以操控他们，还有报纸和朋友，大家都有共同的利益，谁说的是真相？所以我认为（应该由）专业人员——法官、学者、牧师等，寻找真相。其余所有人都陷入权力野心……感情用事……我读过您的书，您不该这么相信人类，相信人的真相……历史，才是思想的生命，不是人在写，而是时间在写。关于人的真相，就像是一个挂钩，每个人都可以去挂自己的帽子。

        应该从戈尔巴乔夫开始说……要是没有他，我们可能仍然生活在苏联。叶利钦，现在也不过是斯维尔德洛夫州的党委第一书记，而盖达尔，也就是《真理报》经济版的主编，坚信社会主义。而索布恰克，充其量就能在列宁格勒大学当个讲师吧……苏联还能够延续很长时间。泥足巨人？一派胡言！我们是强大的超级大国，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很多国家。这正是美国人害怕的。女紧身衣和牛仔裤不够？要赢得原子战争，需要的不是紧身衣，而是现代导弹和轰炸机。这些我们都有，世界一流。任何战争都可以打赢。俄罗斯士兵是不怕死的。现在我们成了亚洲人了……斯大林创建的国家是不能朝下走的，是不会被打败的，可惜的是顶层脆弱而无助。没有人想到，国家会从顶层开始崩溃，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走上背叛的道路。第一书记都变种了！坐在克里姆林宫的总书记原来就是主要革命者，从上面毁灭国家很容易。严格的党纪和等级结构，反倒是起到了毁掉党的作用。历史上的偶然反常……就像是……恺撒本人开始摧毁罗马帝国……不，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俾格米人，也不是被形势掌控的玩物，当然也不是中情局特工……但他到底是谁？

        “共产主义掘墓人”和“祖国叛徒”，“诺贝尔奖得主”和“苏联破产者”，“六十年代精英群领军人物”和“最佳德国人”，“先知”和“犹大”，“伟大改革者”和“伟大艺术家”，“伟大的老戈”和“戈尔巴契”，“世纪伟人”和“背叛者”……都说的是同一个人。

        阿赫罗梅耶夫自杀前几天就开始做准备。有两份遗书写于22日，一份写于23日，最后一份是8月24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就是8月24日那一天，广播电视播出了戈尔巴乔夫关于放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权力的声明，呼吁苏共自动解散：“必须做出这个艰难但诚实的决定。”总书记不战而退，不去关照人民和千百万共产党员……这就是背叛。他出卖了所有人。我可以猜到阿赫罗梅耶夫在这一刻的痛苦。不排除他在上班路上看见政府机构降旗，看到克里姆林宫钟楼降下红旗的可能。他情何以堪啊？一个共产党员，前线老兵，他整个生命都失去意义了……我不能想象他会过我们今天这种生活。没有苏联了，在主席台上的是俄罗斯三色旗而不再是红色的旗帜，不再有列宁画像而是换上沙皇双头鹰。他不适合任何新的装饰。这是一位苏联元帅……您明白吗……他是苏——维——埃——人！所以只能是这样的结果，没有别的。这是唯一的结局……

        他在克里姆林宫很不舒服。人们叫他“白乌鸦”……“大兵狂”……这让他很不习惯，他说：“真诚无私的同志情往往只存在于军队中。”所以，他整个的生命都是在军中度过的，他十七岁穿上军装，和军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半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几乎是一辈子！从总参谋长职位上退休，搬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是他自己写报告要求的。一方面，他认为到时间了（似乎都看到灵车了），应该给年轻人让路；另一方面，他开始与戈尔巴乔夫产生矛盾。戈尔巴乔夫与赫鲁晓夫很像，不喜欢军队。赫鲁晓夫曾经说，将军们如果不打仗，就好像寄生虫。但我们国家是个军事国家，有70%的经济学家都以各种方式为军队服务。最好的大脑也用于军工——物理学家、数学家……都在坦克和炸弹研究领域工作。思想体系也是军事化的。而戈尔巴乔夫是纯粹的文官。以前的总书记都有战争背景，只有他是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毕业的。他曾经问过军方：“你们一直想打仗吗？我可不想。”要知道，仅仅莫斯科这一个地方的陆军将领和海军上将就比全世界其他地方加起来的还多。以前没有人这样同军人说话，他们都是重要人物。在政治局会议上，不是经济部长而是国防部长先报告工作：出了多少新军事武器，而不是多少录像机。所以我们这里一部录像机价格相当于一套公寓。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军人们当然就要站出来了。我们需要更大更强的军队，我们的领土太大了！——我们的边境线长度相当于世界各国总长度的一半。我们认为，我们只能有力量，要是我们软弱的话，任何“新思维”都不能战胜任何人。

        阿赫罗梅耶夫本人多次向戈尔巴乔夫报告他的想法，但他们之间有着重要的分歧……关于冲突细节，我现在就不回忆了。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每个苏联人都耳熟能详的话语已经消失了：“国际帝国主义阴谋”“报复性打击”“海外大亨”……都被他删除了。他只提“公开化的敌人”和“改革的敌人”。阿赫罗梅耶夫在自己的办公室破口大骂（他可是老手！），说戈尔巴乔夫的演讲都是“浑蛋话”，老戈是“外行”“俄罗斯甘地”……克里姆林宫走廊里的遭遇还不是最令人难过的。让“老顽固”们吃惊而越发强烈地预感到的巨大灾难是：戈尔巴乔夫不仅会淹死自己，还会毁灭所有人。我们被美国视为“邪恶帝国”，他们威胁要对我们“十字军远征”……发动“星球大战”……可是我们的总司令却像佛教僧侣一样大谈“世界是一个共同家园”“没有暴力和流血的改革”“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等等，阿赫罗梅耶夫斗争了很久，但是他精疲力竭。起初他以为这是有人向高层谎报实情，后来才明白这是一种背叛。于是他提交辞职报告，戈尔巴乔夫接受了，但是没有让他离开，任命他做了军事顾问。

        ……触动权力结构是危险的，斯大林的架构、苏联的架构……您怎么说都行……从第一天起，我们的国家就一直存在于一个动员体系内，这个体系不是为和平生活设计的。一直如此……想想看，我们难道真的不能模压出那种时尚女靴和美丽胸罩，真的造不出磁带录像机吗？这是两笔账。我们是有其他目标……可是人民呢？人民只是盼望有普通生活物品，有充足的面包糕饼就够了。人们还需要沙皇！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做沙皇。他拒绝了，于是皇位给了叶利钦……1993年，当叶利钦感到总统的位子不稳时，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下令向国会开炮。连共产党在1991年都不敢开枪……戈尔巴乔夫交出权力的时候没有流血，叶利钦的坦克却开炮了。就是因为……有民众支持他。我们国家在心态、潜意识和基因方面都是个沙皇国家，所有人都需要沙皇。伊凡雷帝（欧洲称他为“恐怖沙皇”）使很多俄罗斯城市血流成河，又在利沃尼亚战争中遭到失败，但人民对他只有恐惧和崇拜，像对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那样。可是那位赋予俄罗斯自由的“解放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却被刺杀了……在捷克人那边可以有哈维尔，但是我们俄国人需要的不是萨哈罗夫，而是沙皇。大主教一样的沙皇，或者总书记和总统，在我们的国家里，他们就是沙皇。

        他给我看他的笔记本，上面抄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语录。我为自己抄写下来一段列宁语录：“只要那里是苏维埃政权，哪怕是猪圈我都愿意在其中生活。”我承认我没有读过列宁的书。

        嗯，这是另一方面了……换个话题吧……放松一下……我们谈话，就像人们常说的，在狭窄的空间里，在餐桌旁。克里姆林宫有自己的厨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向他预订小鲱鱼、腊肠、鱼子酱等，戈尔巴乔夫常点粥和沙拉。他要求厨师不要给他鱼子酱：“鱼子酱配伏特加酒是最好的，但我不喝酒。”和赖莎一起进餐，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间。他和以前的总书记都不一样，完全没有苏联体制的味道，他对自己妻子爱得很温柔，总是手牵手散步。而叶利钦呢，他大早上就要来一小杯，加上酸黄瓜，这就是俄罗斯男人的风格。克里姆林宫就是个水晶球。我会详细说给您听……只是不要打上我的姓名……是的，要匿名……反正我已经退休了……叶利钦打造自己的团队时，搜罗了“戈尔巴乔夫分子”，不管什么人，统统收编。今天我和你坐在一起，是因为我出局了，本应该像游击队员一样沉默吧。我不怕录音机，但是它会妨碍我说话。这是习惯，你懂的。他们就像用X光一样监视我们……似乎很多都是琐细的小事，但是这反映出人的个性……阿赫罗梅耶夫搬到克里姆林宫后，几次拒绝提高薪水，只是请求保留他原来的水准，他一直说：“我够用了。”我们当中可以有堂吉诃德吗？谁把堂吉诃德视为正常人？开展反特权斗争后，苏共中央和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必须把高于五百卢布的外国礼品上缴国库，阿赫罗梅耶夫是为数不多的最早执行这一命令的人之一。克里姆林宫有一种趋炎附势的风气……在那里工作，要很谦卑；知道该对谁呵斥，同时对谁憨笑；跟谁打招呼，跟谁微微点头。一切都要预先精打细算，你的办公室安排在哪里？离总统近吗？在同一层楼吗？如果没有，你就不算是人物，这样子……就是小角色……你的电话是什么样的？有“直升机”（直线）吗？要是你的电话上印有“总统”字样的按键，表示你有直线。还有，你有没有克里姆林宫车队提供的专车？……

        ……我在读托洛茨基的《我的生活》，这本书出色地展示了革命的厨房。现在所有人都在认真研究布哈林。他的口号是：“丰富自己吧，积累自己吧。”家喻户晓，真是恰逢其时。这位“布哈林奇客”（斯大林这样称呼他）提出“扎根社会主义”，把斯大林称为成吉思汗，但有些语焉不详……布哈林和所有人一样，准备不假思索地把人扔进革命的火炉。在杀人中培养人才，所以这并不是斯大林的首创……可以说他们都是军人，经过革命战争和国内战争，经历过血腥的搏杀……列宁有句名言，革命是它自己想来就来到的，而不是什么人想让它来的。是的，就是如此……改革、公开化……所有都是我们从手中放出来的……为什么？最高权力层其实不乏智慧者，他们都读过布热津斯基……但是当时的认识是这样：自己修补一下，加点润滑油，我们就可以继续走下去。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苏联的一切厌恶到什么程度。他们自己也很少相信“光明的未来”，却以为人民是相信的……不是的，阿赫罗梅耶夫不是他杀。我们抛弃了阴谋论……自杀就是他最后的力争。离开人世之前，他毕竟说出了要害：我们正在坠向无底深渊。一个强大的国家，赢得过最严酷的战争，就这样崩溃了。中国没有崩溃，朝鲜也没有崩溃，古巴依旧屹立，但我们消失了。不是敌人用坦克和导弹干掉的，他们摧毁的是我们最强的一点，我们的精神。因为制度腐烂了，党腐烂了。也许，这应该才是症结所在，这也是阿赫罗梅耶夫离开的原因之一……

        他出生在莫尔多瓦一个偏僻的乡村，早年失去父母。他是作为海军军校学员参加战争的，一个志愿者。他在医院迎来了胜利日——那时他重度神经衰弱，体重只有三十八公斤。一个备受折磨、伤病累累的军队打胜了。我记得这支军队，深陷于疲顿、咳嗽、坐骨神经痛、关节炎、消化器官溃疡、胃病……我和他是同一代人——都是战争人。他从学员一路升到军队金字塔的最顶端。苏维埃政权给了他一切：元帅最高军衔、金星英雄、列宁勋章……他不是世家王储，只是一个从农民家庭出来的男孩，来自穷乡僻壤。是苏维埃政权把机会给了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人，给了穷人、小人物……他热爱苏维埃政权。

        门铃响了，来了一位熟人。他和来人讨论一件事，谈了很长时间。N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有些沮丧，不是那么愿意说话了。幸运的是，后来他又谈得起劲了。

        我们（N与来人）在一起工作，我打电话叫他来的……但是他拒绝了，说这是党的机密，不能泄露出去，不让外人接触机密。我不是阿赫罗梅耶夫的朋友，但我认识他多年。没有人为了拯救国家而去殉难，他是唯一一个。而我们却都开始为个人养老金和保住我们的公家别墅而忙碌奔波，所以我不能保持沉默……

        ……在戈尔巴乔夫以前，人民只能看到列宁墓观礼台上的国家领导人，看到的只是貂皮帽子和石头一样刻板的面孔。有政治笑话说：“为什么市面上不见貂皮帽子？因为官员的繁殖速度超过了貂鼠。”其实什么地方的政治笑话都没有克里姆林宫里面的多。政治笑话，就是反苏笑话……改革……我记不太清了，好像第一次是在国外从外国记者那儿听到这个词的。以前我们最常说的是“加快速度”和“列宁道路”。国外则开始刮起戈尔巴乔夫旋风，整个世界都患上“戈尔比热病”，国外把我国发生的所有事情、所有变化都叫作“改革”。戈尔巴乔夫的车队从大街上经过，数千人夹道观看，有人哭有人笑。我记得那一切……人民曾经热爱过我们党！克格勃恐惧消失了，主要是宣布结束疯狂的核竞赛……全世界都为此感激我们。几十年来人们害怕核战争，就连孩子也是。人们已经习惯于从战壕里通过瞄准镜互相看对方……欧洲国家的人们开始学习俄语……餐馆里开始卖俄罗斯菜肴，红菜汤、饺子……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了十年，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回国……看见很多人——诚实热情的人们，希望全身心参与到改革中去。我上次看见人们这样兴奋，还是加加林飞上太空那个时候……有很多与戈尔巴乔夫志同道合的人，但是在官员当中最少，在苏共中央和各州党委中都很少。他有个外号叫“度假区书记”，因为他是从斯塔夫罗波尔州调到莫斯科的，斯塔夫罗波尔是以前历届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都喜欢去度假的地方。他还因为推行禁酒运动而被称为“矿泉水总书记”“果汁之子”。有人在搜集戈尔巴乔夫的黑材料：他到伦敦访问，不去拜谒马克思墓……这可不寻常！他访问加拿大回来，见谁都夸加拿大好，这也好那也好……而我们呢，大家都明白我们的情况。有人不支持他：“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一百年后我们也将是那样的。”“哈，你过于乐观了。”顺便说一句，他刺激了所有人……我在一个“民主派”媒体上读到了这样的称呼：战争的一代……就是说我们这些人，抓住权力不放。战争胜利了，重建国家，我们就应该离开，因为除了军事标准，我们没有其他的生活观念。因此我们是如此落后于世界……“芝加哥男孩”……“粉红裤子”……伟大国家又在何处？如果是打仗，我们就会胜利。如果打仗的话……

        但越往后戈尔巴乔夫就越像个传教士，而不像总书记了，成了电视明星。大家很快听厌了他讲道：“回归列宁”啦，“跃入发达的社会主义”啦……问题是，那当时我们建设的是什么？“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吗？我们有的是什么？……我记得，在国外我们看到过另一个戈尔巴乔夫，与我们在国内认识的戈尔巴乔夫判若两人。他在国外感到自由，能自在地开玩笑，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在国内，他是迂回而隐晦的，看上去似乎软弱，语言空泛。但他并不软弱，也不是懦夫。那都不是真的。其实他是一个冷静而世故的政治家。为什么有两个戈尔巴乔夫？因为如果他在国内也像在域外那样坦诚，他可能随时会被“老人帮”抓起来吃掉。还有一个原因，我是这样想的，他或许早已不再是共产党，已经不相信共产主义……不论是秘密的还是下意识的，他都成了社会民主党人。虽然没有张扬，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是和“布拉格之春”的捷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及其战友姆雷纳什在一起的，他们成了朋友。姆雷纳什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他们在大学党委的闭门会议中听了赫鲁晓夫的二十大报告，受到强烈震撼，通宵漫游莫斯科。次日早上，他们在列宁山，就如同当年赫尔岑和奥加辽夫一样，发誓毕生与斯大林主义斗争。整个改革，就是从那儿来的，来自于赫鲁晓夫的“解冻”……

        我们已经说到这个话题……从斯大林到勃列日涅夫，国家领导人都是打过仗的，经历过恐怖时代。他们的心理是在暴力条件中形成的，他们经历了长期不断的恐惧。他们不能忘记1941年，苏联军队可耻地退却到莫斯科。他们记得那时是如何用言辞鼓动士兵上战场：夺取武器去战斗。那时候不计算人头，只计算子弹头。很正常……从逻辑上说，保存这种记忆的人们都相信，为了战胜敌人就必须制造出坦克和飞机，多多益善。所以世界上积累了这么多的军力，以至于苏联和美国可以互相毁灭对方一千次。但是武器还要继续抓紧。新一代人就是这时登台的……戈尔巴乔夫的整个团队在战争时期都还是儿童……他们的意识中只有欢乐世界的印象……骑着白骏马检阅胜利日游行的朱可夫……已经是另一代人，另一个世界了。第一代人不相信西方，视西方为敌人；第二代人要过西方人一样的生活。当然，“老人党”们很害怕戈尔巴乔夫，害怕他关于“建立无核世界”的谈话——害怕他告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恐怖平衡”学说。戈尔巴乔夫说的是“核战之中不可能有赢家”，意思是我们应该减少国防工业和裁军，让第一流的军工厂改去制作生产钢锅和榨汁机……这样怎么行？军方将领们与政治领导层、与总书记进入了战争状态。将军们不能够原谅总书记失去了东欧板块，不能原谅我们从欧洲撤出，特别是东德。就连科尔总理也对戈尔巴乔夫的慷慨感到惊讶，他们提出给予我们大笔金钱，协助我们从欧洲撤军，但是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这种天真令科尔惊讶。这是俄罗斯式的憨厚。戈尔巴乔夫是那么希望西方人喜欢他……为了法国嬉皮士穿印有他照片的t恤……却平庸而可耻地放弃国家利益。军队撤回到森林中，撤回到俄罗斯原野上。军官和士兵住在帐篷和地下掩体里。改革……如同一场战争，但这并不像是复兴国家……

        在苏美裁军谈判中，美国人总是得到他们正好想要的。阿赫罗梅耶夫在《元帅和外交官的眼睛》一书中描述了“奥卡”导弹（西方称为CC-23）的谈判过程。这种新导弹除了苏联谁都没有，美方的目标是销毁它。但它并不在苏美谈判条件中：建议销毁的只是1000至5500公里中程导弹，最少也是500到1000公里射程。“奥卡”的作战半径是400公里。苏联总参谋部对美国建议说：那么，我们可以表达一下诚意，我们可以不从500公里射程起，而是从400公里射程起，禁止400到1000公里范围的导弹，这样美国人就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现代化导弹，射程在450至470公里的“兰斯-2”。漫长的幕后斗争……可是戈尔巴乔夫却背着军方，自己做出了销毁“奥卡”的决定。正如当时阿赫罗梅耶夫所说的那段名言：“不如我们干脆在中立国瑞典申请政治庇护，别回国了？”他不能参与瓦解自己贡献了一生的事业……世界成了单极，强权现在属于美国。我们变得软弱，立刻被推向边缘。我们变成了三流国家，成了失败者。我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却输掉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不能忍受……

        ……1989年12月14日，萨哈罗夫葬礼。成千上万人走上莫斯科街头。根据警方的资料，大概有七万到十万人。守灵的有叶利钦、索布恰克、斯塔罗沃伊托娃……美国驻苏联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写道：这些人物出席“俄罗斯革命的象征”“国家级持不同政见领袖”的葬礼，是合乎逻辑的。可是当他瞥见稍远些的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身影，这位美国大使感到惊讶了。萨哈罗夫生前与阿赫罗梅耶夫是敌人，双方是不可妥协的对手。但是阿赫罗梅耶夫却来道别，除他而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人来，总参谋部也没有别人来……

        ……只要稍微给他们一点儿自由，小市民的嘴脸就无处不在。对于阿赫罗梅耶夫这位苦行者和无私者来说，这是巨大打击。在内心里，他不能相信我们真的会搞资本主义，我们有苏维埃人和苏联历史……我的眼前至今仍然有这样的画面：在阿赫罗梅耶夫那个住着八口之家的国家别墅外，一个金发女郎边跑边尖叫：“看看吧，两个冰箱和两个电视！这是谁？这就是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什么让他拥有两个电视和两个冰箱？”大家今天都沉默了，一声不吭……以前关于别墅、公寓、汽车和其他待遇的具体记录，现在早已刷新。什么豪华汽车、办公室的西方家具，不是去克里米亚而是去意大利度假……在我们当时的办公室，家具都是苏联货，我们开的车也都是苏联造，我们穿的西装和皮鞋也全是苏联产品。赫鲁晓夫来自一个矿工家庭，柯西金出身农民……就像我所说的，他们都是从战争中过来的，生活经验当然受到局限。不仅人民，就连领导人那时候也是住在“铁幕”后面，所有人都好像住在鱼缸里……还有一件事……也许这是局部的问题，说是战后朱可夫元帅失宠，不仅与斯大林嫉妒他的名声有关系，也和他别墅里大量从德国运回来的地毯、家具、猎枪有关。虽然这充其量也就是装载了两辆汽车，但是布尔什维克是不能够有这些破烂的……这些在今天听起来都很可笑……戈尔巴乔夫喜爱奢华，在福罗斯为他建造了别墅……大理石来自意大利、瓷砖来自德国……沙子来自保加利亚海滩……其实没有一个西方领袖不是这样。如果把斯大林的克里米亚别墅与戈尔巴乔夫的比较，那就只算是个宿舍了。毕竟，总书记变了……尤其是他们的妻子变了……

        谁来捍卫我们的共产主义？不是教授，也不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是列宁格勒的一个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她挺身捍卫共产主义……她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造成了轰动效应。阿赫罗梅耶夫也写作和演讲。他对我说过：“应该回击了。”有人打电话威胁他，说他是阿富汗的“战犯”。很少有人知道，他是反对阿富汗战争的。他从来没有从喀布尔运出钻石或其他宝石，也没有像其他将军那样从国家博物馆带走名画。他不断遭到中伤……是因为他阻拦所谓“新历史学家派”要证明我们一事无成，身后一片空白，连胜利也不是我们的，只是开上去小股分队和部队。战争是罪犯们打胜的，是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到达柏林的。那是什么胜利啊？通往欧洲的路上铺满了尸体……如此贬损和侮辱我们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在1991年莫非还能取胜？难道这个军队的元帅能够忍受这些吗？

        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参加，没有军人致敬，没有礼炮。《真理报》都不愿意刊登一个指挥过四百万军人的前总参谋长的讣告。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其他“政变分子”一起被关进了监狱，新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当时好像因为搬进亚佐夫的公寓并且急于赶走亚佐夫的妻子而备受关注。只顾自己的私利了……但是，我要说一下，这很重要：就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可以因为相关事情而被判罪，但他们绝不是追逐个人目标和私人利益……在克里姆林宫的走廊里又出现了关于阿赫罗梅耶夫的窃窃私语：“不就是那个内向老实的人吗。”官员们都转而投向叶利钦……有谁明白什么是尊严？不要问幼稚的问题了，正常的人都不时兴了……结果，美国《时代》倒是发表了周刊讣告文章了，文章作者是海军上将威廉·克劳福，里根时代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相当于我们的总参谋长）。他多次在军事谈判中会见过阿赫罗梅耶夫。他尊重阿赫罗梅耶夫，是因为他的信念，虽然对于他来说，这信念完全是陌生的。敌人也向他致敬……

        只有苏维埃人可以理解苏联人。其他那些人，我不会对他们说……

        9月1日，在莫斯科的特洛耶库罗夫斯基名人墓地（莫斯科新处女公墓的分支）举行了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的葬礼。

        当天夜里，不明人士挖开了阿赫罗梅耶夫的墓穴和旁边一周前下葬的斯雷德涅夫中将的墓穴。调查表明，斯雷德涅夫墓穴是先被挖开的，显然是误挖……盗墓者偷走了阿赫罗梅耶夫镶有金色边饰的元帅礼服、按照军事传统钉入棺木的元帅军帽，还有很多勋章奖章。

        调查员确信，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墓地被盗案，没有政治目的，纯粹出于商业动机。高级将领的制服特别受古董经营商的青睐。元帅制服更是抢手……

        ——我是设计师。1991年8月之前，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家，8月之后变成了另一个国家。8月前我的国家叫苏联……

        我是谁？我是捍卫过叶利钦的白痴之一。我曾站在白宫前准备躺到坦克下面。那时人们潮水般走上街头，群情汹涌。但是他们是愿意为自由而死，而不是为资本主义。我觉得自己被欺骗了。我不需要资本主义，我是被带进去的……是硬塞给我们的……它既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瑞典的模式，不伦不类。我不是为了别人的金钱赌博干革命的。我们以高呼“俄罗斯”取代了高呼“苏联”。我现在真遗憾他们没有用水炮把我们驱散，他们也没有在广场上架起几挺机关枪。应该抓他两三百人，其他人就会躲到角落里去了。那些当年召唤我们到广场上去“打倒克里姆林宫黑手党”的人，许诺我们“明天必将自由”的家伙们，今天都在哪儿呢？他们完全没有交代，早就跑到西方去了，现在在那边咒骂社会主义。他们坐在芝加哥实验室里继续骂，而我们，还在这里……

        俄罗斯……人们都在洗脚时谈论她，每个人都可以打她耳光。把她像用过的抹布和过期药品一样扔进西方垃圾场，废品收购站！她成了提供原材料的附庸国，天然气的开关……苏维埃政权怎么了？它并不理想，可是它好过现在这些东西，更公正。总之，是社会主义培养了我，那里没有超级富豪，但也没有乞丐……没有无家可归者和流浪儿，老人能靠退休金生活，不用在外面捡瓶子拾破烂，吃残羹剩饭。不必看别人的眼色，不必伸出双手乞求……改革杀死了多少人——还得计算一下呢。我们以前的生活被彻底夺走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很快我就会和儿子没什么话说了。“爸爸，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个蠢货，马拉特·卡泽伊是个怪胎。”我儿子从学校回来对我说，“都是你教我的……”我把我学到的东西教给他，很正确地教育他。但他说这是“可怕的苏联式教育”，而正是这个“可怕的苏联教育”教会我，不仅要考虑自己，还要想到他人，要关心弱者，关心穷人。对我来说，卡斯特罗是英雄，而不是那些穿着深红色夹克的家伙……他们的人生哲学是“自己的衬衫最贴身，自己的脂肪最温暖，自己的金钱最美好”。“爸爸，你别扔掉烤箱……”“人文主义面包渣”……这都是从哪儿学的？这里的人们都是异类……都是资本主义的人，您明白！他都吸收了，他才十二岁。我已经不是他的榜样了。

        为什么我要捍卫叶利钦？仅仅因为一个演讲，他说应该剥夺官僚的特权，这就给他带来数百万支持者。我都准备拿起自动步枪向苏联共产党开枪了。是他们说动了我……我们不明白他们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替代品。他们在偷换概念，是极大的骗局！叶利钦站出来反对“红军”并宣称自己是“白军”。这是个大灾难……问题是：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温和社会主义？人道社会主义？我们得到了什么？野蛮资本主义横行街头，杀人越货，厮杀火并，纷纷在混战——从小商贩到工厂主。匪帮爬到了最上面，倒爷和换汇掮客把持权力……周围环绕着敌人和掠夺者，豺狼当道！我不会忘记……不能忘记我们站在白宫外面……我们为谁火中取栗？我父亲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货真价实，在一家大工厂党委工作，参加过战争。我对他说：“自由了！我们要做正常人了，做文明国家……”他对我说：“你的孩子将来要去伺候贵族。你想要这个吗？”那时候我们都年轻，很傻……我还嘲笑父亲呢，我们真是傻透了。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切就这样发生了？不知道。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的是其他东西。改革，这当然是伟大的事情……一年后，我们的项目设计室关闭了，我和妻子流浪街头。怎么生活下去？我们把能卖出钱的东西都拿到市场上：水晶、苏联黄金，以及最宝贵的，我们的藏书。一连几个星期都只能吃土豆泥。于是我做起了“生意”，销售一种半成品“公牛牌”烟草，有一升一罐的，有三升一罐的。妻子的父母（都是大学教师）把货送到街市，我负责叫卖。很多人买。大家都抽烟，我也抽烟。妻子做清洁办公室的工作。有一段时间她还给一个塔吉克人卖饺子。我们为天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所有人……现在我和妻子做分销，她总是哭个不停。要是一切都回到过去就好了，不要向我扔鞋子……这并不是对两卢布二十戈比的干香肠的怀旧……

        ——我是商人……我诅咒共产党和克格勃……我痛恨苏联共产党。苏联的历史就是内务部、古拉格和死亡营的历史。我讨厌红色，讨厌红康乃馨……妻子买回一件红衬衫，我就说：“你疯了！”

        我们周围仍然到处是五角星。布尔什维克的偶像今天和过去一样竖立在广场上。我带着宝宝上街，她问我：“这是谁？”那是罗莎·谢姆利亚齐卡的纪念碑，她曾经血洗克里米亚，她喜欢枪杀年轻的白卫军军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的问题。

        ——我是糕饼师。我丈夫可以给你讲讲——他去哪里了？——我是做什么的？做点心馅饼的。

        你问1991年？我们那时候可好了，年轻漂亮……没有聚众闹事。我看见有人跳舞，一边舞蹈一边尖叫：“军政府滚蛋！军政府滚蛋！”哦，不要录像……哎呀哎呀！那些歌里的一些话不必抹去，但有些话是不能刊登出来的。我记得有一个中年男人，舞跳得可棒了……我们战胜了他们，兴高采烈。听说他们已经准备了暗杀名单，第一个就是叶利钦……不久前我在电视上还看到他们……这个军政府……老朽而愚蠢。那三天严酷到绝望：难道改革就这么完了吗？有一种生理上的恐惧。这就是自由精神……我们全都感受到自由……真害怕再次失去。戈尔巴乔夫是个伟人……他打开了禁区，大家那时候都爱他，但他很快又让我们不快了：他怎样说话，他说什么话，他说话的姿态，都让我们生气，特别是他的妻子。那时候全俄罗斯到处都流传三个卡：赖卡、米什卡、改革卡。于是我们就去喜欢叶利钦的妻子纳伊娜了。人们更喜欢她，因为她总是站在丈夫的后面。而赖莎总是站在戈尔巴乔夫旁边，有时候还要走在前面。我们那儿有句话说：要么你自己当女王，要么你别打扰沙皇。

        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纯粹的定律，理想很美好，但没有奏效。我丈夫这样说，红色神圣是有过的……读一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行，那时候多么神圣！但是热血都白白空淌了。俄罗斯在战争和革命中流尽了鲜血，对于新鲜血液已经没有任何力量或狂热。人们已经吃尽了苦头，饱经风霜。现在人们就是逛逛市场，挑选一下百叶窗、窗帘和壁纸，还有各式各样的锅碗瓢盆。我们喜欢一切有色彩的东西，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灰色的。有一台十七制式的洗衣机，我们就开心得像孩子一样。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妈妈是七年前去世的，爸爸是八年前，但我现在还在使用妈妈囤积的火柴、米面和食盐。妈妈是什么都买（那时候不说买东西，而是说弄到东西），一天忙到黑，现在我们去市场和商店，就像参观展览一样，边看边选，想好好宠宠自己，怜惜自己。这叫心理治疗……我们都有病……那时候吃了多少苦啊，都到了囤积火柴的地步。在我的语言中，那不叫世俗，不是拜物主义，那叫治疗……时间越长，关于政变的回忆就越少。我们变得羞于启齿，早就没有了胜利的感觉。因为……我不希望苏联毁灭。我们怎么就毁掉了她啊！欢天喜地！我的半生都是在苏联度过的……这可不是拿起来就能放弃的东西……您同意吧！在我的脑子里，现在做什么都是按照苏联思维。要改个习惯还要很长时间呢。现在人们很少去回忆糟糕的事情了，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为我们首次飞往太空而骄傲。商店空空荡荡的时代，已经被忘记了……甚至不相信还有过这种情景……

        政变刚刚结束后，我就去了乡下的爷爷家。收音机是绝不离手的。早上我去菜园子翻地，每过五至十分钟就把铲子放下：爷爷，你来听听，叶利钦发表讲话了……过了一会儿又喊：爷爷，你来啊……爷爷耐心地听着，后来终于忍不住了：“你挖深些吧，不要听他们的胡说八道了。我们的救星就是土地，就是看土豆收成好不好。”爷爷是个很有智慧的老头。晚上邻居来串门，我悄悄对他们说起斯大林的话题。邻居说：“倒是个好人，就是活得太久了。”我爷爷说：“这个歹人，他让我吃尽了苦头。”我还是拿着收音机走来走去，听得兴奋而激动。最大的痛苦就是莫斯科现场的代表们要去吃午饭，活动中断。

        我有什么东西，靠什么活下来？我有巨大的书库和录音资料库啊。我妈妈是化学博士，她也有很多书籍和稀有矿物标本。有一次，一个小偷进到了她家……夜里她醒来发现单间公寓中站着一个年轻壮汉。他打开壁橱从里面拿出所有东西，又都扔在地上：“倒霉的知识分子，连一件体面的大衣都没有……”然后他就从容地打开门走了，什么都没有拿走。我们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就这样活了下来。周围有人又是建别墅，又是买豪车。我从来没见过钻石……

        生活在俄罗斯，就像生活在小说中；但我就想生活在这里，和苏联人在一起，看苏联电影。哪怕这是个谎言，哪怕做什么都要循规蹈矩，但我还是爱他们。上帝可不要让我丈夫在电视上看到我哟……

        ——我是一名军官。我现在……请准许我发言。（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小伙子）请录下来吧：我是一个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爱国者。我是神的仆人，通过祈祷，用满腔热忱为神服务……是谁出卖了俄罗斯？是犹太人。那些断子绝孙的。因为犹太人，上帝哭了很多次。

        现在有一个世界大阴谋……我们正在与这个反俄罗斯的阴谋打交道。这是中情局的计划……不要告诉我这是假的，我不想听！安静！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计划是“制造混乱，把他们的珍品悄悄地换成赝品。我们将在俄罗斯内部寻找自己志同道合的盟友……我们会从年轻人中培养愤世嫉俗、庸俗堕落的都市达人”。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明白了吗？我们的敌人，是犹太人和美国人。那些个愚笨的美国佬。克林顿总统在美国政治高层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杜鲁门总统曾经想用原子弹得到的东西……我们兵不血刃地从世界霸权争夺战中赶走了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难道我们的敌人要在我们的头顶上崛起吗？耶稣说：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要坚定和勇敢。主是爱俄罗斯的，将把俄罗斯通过苦难道路引向伟大的荣耀……

        1991年，我从军事学院毕业，获得两个小五星，少尉军衔。我为此骄傲，也不想脱下军装。苏联军官啊！祖国卫士！可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后，把我改成了文职，换了服装。任何一个老大爷在公共汽车站都可以走过来质问我：“你怎么没有保卫住祖国？小王八蛋！你发过誓的啊。”军官也是饿着肚子服役，军官工资只够买一公斤廉价香肠。所以我就退出了军队。曾经有段时间，我的活计是在夜晚保护妓女。在一家公司做保安。犹太人！所有灾难都来自于他们……俄罗斯人却无路可走。就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读读吧，不管是警察还是军队，都不能保护索布恰克、丘拜斯或者涅姆佐夫们逃避正义人民的愤怒。“哈依姆，你听说没有，很快就会有大屠杀？”“我不害怕。我有俄罗斯护照。”“傻瓜，他们要痛殴你的脸，是不会先看护照的。”

        俄罗斯大地——需要俄罗斯秩序！阿赫罗梅耶夫的名字，马卡绍夫的名字，和其他英雄的名字，飘扬在我们的旗帜上！主不会遗弃我们……

        ——我是大学生……阿赫罗梅耶夫？这是谁？什么人？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月革命……

        ——对不起，不了解。

        ——十九岁。我对政治不感兴趣，远离政治秀。但我喜欢斯大林。把今天的统治者与穿军大衣的领袖比较一下，这很有意思。这种比较有什么用？这个这个……我不需要伟大的俄罗斯。我不会穿笨重的大皮靴，也不会在脖子上挂冲锋枪。我不想死！俄罗斯的梦想就是：手上拎着箱子，离开他娘的俄罗斯，飞到美国去！但是我可不想一辈子离开俄罗斯，更不会在美国做一辈子服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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