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莲娜·尤里耶夫娜·C，地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十九岁

        有两个人在等我，叶莲娜本人和她的朋友安娜·依琳尼奇娜。这次访问是我和叶莲娜约好的，而安娜是从莫斯科来她家做客，马上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早就想有谁能给我说说，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两人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名人的名字。不过她们两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她们自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还需要谈论社会主义吗？和谁讲？大家全都是证人。老实说，我很惊讶您会来到我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干部……他们现在不让我说话，叫我封口。说列宁是匪帮，还有斯大林……说我们全都是罪犯，虽然我手上从没有过一滴血。但我们身上打着烙印，我们所有人都有烙印……

        也许在五十或一百年后，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那段生活，将被客观地写下来。没有眼泪，也没有咒骂。人们将开始挖掘它，像挖掘古代特洛伊一样。不久之前还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连西方人在苏联崩溃后都明白马克思的理想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发展。不是为之祈祷。马克思在西方从来就不是偶像，不像我们这里把他封为圣人！我们先是把他尊为上帝，然后又对他大加诅咒。抹杀了他的一切。科学也曾给人类带来过无数灾难，那时候怎么没有灭绝科学家！我们诅咒原子弹之父，最好从火药发明者开始，先诅咒他们……我说得不对吗？是的……走出莫斯科是对的，这么做才可以走进俄罗斯。当你在莫斯科散步时，觉得自己是在欧洲：豪华轿车、高档餐厅……金碧辉煌！但你听听我们外省人怎么说的吧：莫斯科并不是俄罗斯，萨马拉、陶里亚蒂、车里雅宾斯克，还有罗宾斯克这些地方才是俄罗斯。在莫斯科厨房里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在聚会中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哇啦哇啦，夸夸其谈……莫斯科，那是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不是外环路之外那些地方的首都。莫斯科只是个旅游天堂。不要相信莫斯科……

        来到我们这儿的人马上就可以看出：对，这是些“苏联分子”。甚至按照俄罗斯标准，这儿的人生活也很贫穷。这里的人都痛骂富人，大骂国家，诅咒一切，大家都认为自己受了骗，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要搞资本主义，他们还以为在改善社会主义呢。这里的人所知道的生活，就是苏联式的生活。当他们在集会上扯破喉咙大喊“叶利钦！叶利钦！”时，他们已经被洗劫了。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工厂就被分掉了。正如俗话所说，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啊。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而在1991年，大家都参与了革命，纷纷设置路障。人人都想自由，可是最终得到了什么？叶利钦式的强盗革命……我女友的儿子差点儿因为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杀死。“共产党员”几个字成了一种耻辱。那小伙子在院子里几乎被其他男人杀死，他们本来还都是熟人、朋友呢。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起聊天弹吉他，忽然有人说我们去收拾共产党吧，把他们吊到灯笼上去。米沙·斯鲁采尔的爸爸在我们区委会工作，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男孩，给他们引用英国作家切斯特登的作品：“没有乌托邦的人比没有鼻子的人更可怕……”就为了这句话，他挨了一顿靴子和皮鞋的痛殴……“你这个犹太佬。1917年革命是谁干的？”我还记得改革初期，人们眼中那灼灼的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人准备对共产党员动私刑，把他们押解出去……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书籍都被扔进垃圾箱，列宁著作被当成了废纸。都被我收集起来了。是的！就要这样！我绝不会抛弃！永远不会惭愧！绝不改变颜色，绝不会把红色变成灰色。就是有这样一种人：“红军”来了，他们就喜庆地欢迎；“白军”来了，他们又喜洋洋地欢迎。

        这种人变脸之快令人惊讶：昨天还是共产党，今天就变成了激进民主派。我眼看着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变成东正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很爱“同志”这个词，这种爱从未停止过。多么美好的词汇！知道“苏联分子”吧？品味一下这个词吧！苏维埃人是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去乌拉尔山外，去戈壁荒漠，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美元，不是为了外国人的绿钞票。第聂伯水力发电站，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进入外太空，都是苏维埃人做的。伟大的苏联分子！至今我最喜欢写的几个字母就是CCCP（苏联的缩写）。那曾经是我的国家，而现在我所身处的，不是自己的国家，我是住在别人的国家里。

        我生来就是苏维埃人。我奶奶不信上帝，只信共产主义。我爸爸至死都在盼望社会主义复辟。柏林墙都倒塌了，苏联都解体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等待……他一遇到最好的朋友就吵架，那位说红旗变成了红抹布，爸爸说那永远是红旗！永远是我们的旗帜！爸爸参加过苏芬战争，他至今也还是不明白当时是为何打仗，只知道是必须的，他就去了。关于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沉默，不称其为战争，只叫芬兰战役。可是爸爸讲给我们听过，在家里悄悄讲的。其实他讲得很少，但是一喝酒就会回忆一番。他记得的战争景象是在冬天：茂密的森林和几米厚的积雪。芬兰人踩着雪橇打仗，穿着白色的掩护服，出其不意地到处出现，就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爸爸就是这样说的。芬兰人总在夜间除掉我们的哨所，有时杀死我们一整连的人。死者遍地……在爸爸的回忆中死者总是躺在血泊中，像睡着了一样，但血流得很多很多，几米厚的白雪都染红了。战争之后爸爸甚至从来都不去杀鸡，一只小兔子都不伤害。只要看到任何被杀死的动物，闻到热血的气味，他就大发脾气。他特别害怕进入有灌木丛的森林，这些森林里那时候通常隐藏着芬兰狙击手，他们叫作“杜鹃”。

        我还想补充一下，从个人角度说……胜利后我们这个小镇都被花海淹没了。最重要的花是天竺牡丹，必须保证它的茎秆冬天不被冻坏。上帝保佑！我们就像是照顾婴儿一般包裹它，呵护它。花在房子周围生长，在房子后面生长，沿着篱笆种植，还要靠近水井。恐惧之后特别想过幸福的生活。后来，那种花消失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我一直记得，直到现在都记得……

        再说爸爸……我们的爸爸只打了半年的仗就当了俘虏。是怎么被俘的？他们在冰冻的湖面上进攻，敌人用大炮打碎了冰层。很少有人游到对岸，到达对岸的人已经没有力量、没有武器了，几乎赤裸着上身。芬兰人向他们伸出双手。芬兰人救了他们。有的人抓住了伸出救助的手，也有人没有……很多人没有接受敌人的救助。上级是这样教他们的。但我爸爸就抓住了那只手，他被拉上了岸。我记得爸爸很惊讶地说：“他给我杜松子酒喝，让我暖身子。又给我穿干衣裳。他们还笑着拍打我肩膀：‘你活下来了，伊万！’”爸爸从没在这么近看过敌人。他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

        1940年芬兰战役结束，苏联和芬兰交换战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换。芬兰人走到自己人那边时，互相拥抱握手。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就像遇到敌人一样对待我们。“弟兄们！同胞们！”爸爸他们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边去，否则我们就开枪了！”士兵带着军犬把自己的战俘队伍包围住，赶入特别准备的木板营房中，四周绕着铁丝网。审讯开始……“你怎么被俘的？”调查员问爸爸。“芬兰人把我从湖里拉上岸的。”“你是叛徒！只顾自己的性命，而不管祖国。”爸爸也认为自己有罪。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连个审判都没有，就把他们都赶到操场上宣读命令：以叛国罪判处六年劳改。马上押送到沃尔库塔。他们在那里的永久冻土上修建铁路。天啊！那是在1941年……德国人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城下，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开始——因为他们是敌人，会为此而高兴的。白俄罗斯已经全部被德军控制，他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当爸爸他们得知这一切，马上希望上前线，于是给集中营的领导写信，给斯大林写信。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这些猪，就在后方工作到胜利吧，我们不需要叛徒上前线。于是他们……当然有我爸爸……我是从爸爸那儿听到这些故事的，他们全都哭了。

        本来可以带您去见一些当事人的……不过爸爸已经不在了。劳改营缩短了他的生命。再加上改革。他内心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国家怎么了，党怎么了。我们的爸爸……在劳改营六年中间，已经忘记了苹果和卷心菜，忘记了床单和枕头，每天三顿只给他们吃粥和面包渣。二十五人睡在一起，木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没有床垫子。我们的爸爸……他行为很古怪，和别人的爸爸不同。他不允许鞭打马或牛，也不许踢狗。我总是觉得爸爸很可怜。其他男人就取笑他：“嘿，你算是什么男人啊？娘儿们似的！”妈妈为他这样子而哭。因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对手上拿着的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起初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十年之后他才开口，就是不久之前……是的。有段时间他在劳改营搬运死尸。一天要处理十到十五具尸体。活人要自己走回到营房，死了的就放在雪橇上。上边还下令他们必须把死者身上的衣服剥下来，躺在雪橇上的裸尸，就像一只只跳鼠。这都是我爸爸说的，我听到很困惑。那种感觉……让人心里很乱。在劳改营的头两年，谁都不相信能活着出来；刑期五六年的人还会回忆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从来不提家庭。他们谁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或者父母，都从来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话，那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爸爸的原话。但我们一直在等着爸爸。“爸爸会回来的……爸爸会不认识我了吧……”“我们的好爸爸……”我们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终于回来了，那天奶奶在篱笆门外看见一个穿着士兵大衣的人，就问：“当兵的，你找谁呀？”“妈妈，你都不认识我了？”奶奶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突然就晕倒在地上。爸爸就这样回来了。他全身都冻僵了，腿脚和手臂都不能够暖过来。妈妈呢？妈妈说，爸爸从劳改营回来以后变得和善了。她本来很害怕，别人吓唬妈妈说，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变得很凶恶。可是我们的爸爸回家是想过好日子的，在所有情况下，他嘴上都挂着那句谚语：“鼓起勇气吧，更坏的事情还在前面呢！”

        我忘记了……忘了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在劳改营吗？人们四肢着地在大院子里爬行和吃草。满眼都是皮肤粗糙的营养不良者。爸爸活着的时候，从没有任何抱怨，他知道“一个人要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洋葱和肥皂”，只有三样东西……这就是全部。我们父母这代人已经不在了，如果谁留下来，那么他们应该被送进博物馆，存放在玻璃后面，不能用手去碰。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啊！当爸爸平反时，只给他发了双倍的士兵军饷，就补偿了他全部的苦难。但我们家里很长时间里都高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很长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活得很大度，他认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是人们建设了强大国家，战胜了希特勒！这些都是爸爸的话……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女孩子，是一个真正的少先队员。现在人们都认为以前加入少先队都是被迫的，其实从来没有被迫。那个时候所有孩子都梦想成为少先队员。走在一起，敲着小鼓吹着小号唱着歌曲：“亲爱的边疆多美好/亲临其境更可爱！”“百万雏鹰飞向高空/我们为国家而自豪。”可是我家毕竟有个污点，就是爸爸进过监狱，妈妈因此很担心我不能加入少先队，或不能很快入队。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进步，这是必须的。“你支持谁：月亮还是太阳？”班级里的男孩们对我进行审讯。回答可得非常小心：“月亮。”“正确！你支持苏维埃国家。”要是你说“太阳”，那就是你“支持该死的日本人”，他们经常这样对我进行嘲讽和捉弄。我们那时候彼此发誓都会这样说，“以少先队员的诚实”或“向列宁保证”。最毒的发誓是“向斯大林保证”。连父母都知道，如果我说向斯大林保证，那就说明我没有说谎。天啊！我现在回忆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我报名参加课外小组，学习演奏手风琴。妈妈也因为工作优秀而获得过突击手奖章。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缺点，就像在兵营生活一样……在劳改营时爸爸经常看到有教养的文化人，他在别处再也没见过这么有知识的人。有些人会写诗，他们往往都能生存下来。他们还祈祷，就像圣徒一样。我爸爸也想让他所有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他的梦想。而我们四个孩子真的都大学毕业了。但是他也教我们犁地和割草。我很擅长干草装车和晒草堆。爸爸一直认为“身有薄技，走遍天下”。他是对的。

        我现在很愿意回忆往事……我想弄明白过去是怎么过来的。不仅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苏联的经历。我不是一味赞扬自己的人民，既不夸耀共产党员，也不很喜爱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们。今天尤其如此。他们打碎了一切，全都资产阶级化了，人人只想过好日子，生活甜蜜。除了消费还是消费。都是在掠夺！我们的共产党也不是原来那些人了。有的共产党员年收入几十万美元，成了千万富翁！在伦敦有公寓，在塞浦路斯有宫殿。他们还是共产党员吗？他们的信仰都去哪儿了？但是你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都像看傻瓜一样看你。“不要对我们讲苏联童话。现在不需要这个了。”他们把这个国家毁了！把国家贱卖了。这是我们的祖国啊……有人可以一边骂马克思一边环游欧洲。这个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一样，都很可怕。我会为自己的话负责！您写下这个了吗？我不信。早就没有了区党委，也没有了州党委。人们和苏维埃政权分手了。可是又得到了什么？戒指、巧克力……小偷政权，抢劫一样啊，谁够快谁就能抢到馅饼。我的天！那个丘拜斯，他搞“工头式改革”，现在他到处吹牛，周游全世界演讲。说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资本主义要几百年，而在我们国家用外科手术方法，只用三年时间……如果有人偷窃，谢天谢地，但愿他们的孙子辈成为遵守秩序的人。呵！这些民主派……他们按照美国体型剪裁西装，他们听山姆大叔的。可是美国西装不适合我们，一坐下来就出洋相了。不是吗？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牛仔裤，追逐大超市，买的是鲜艳包装。现在我们商店里倒是什么都有，琳琅满目，但是香肠堆成山与幸福无关。这是荣誉问题。曾经的伟大人民！如今却产生推销员和强盗，产生店铺伙计和经理。

        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他们开始大谈列宁主义原则回归。这相当鼓舞人心，激发全社会的热情。人民早就期待变化了。当时大家很相信安德罗波夫，对，他是一个克格勃……怎么和您解释呢？人们已经不再害怕苏共。男人们可以在啤酒馆内外大骂共产党，克格勃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你说怎么办！都变成记忆了。我们都知道铁腕，烧红的铁，叶若夫的手套，这些家伙能够维持秩序。我们不想重复平庸，但是鞑靼人毁了我们的基因，建立了农奴制……我们都习惯于打压人民，不打压就一事无成。为此安德罗波夫开始“拧紧螺丝帽”，因为所有人都游手好闲了：工作时间去看电影，去澡堂洗澡，去购物喝茶。民警展开了突击搜查，检查身份文件，直接上街纠察，在餐厅、商店抓住懒散游荡者，勒令他们去工作。要么罚款、要么辞退。可惜安德罗波夫患了严重疾病，很快就去世了。我们那时一直在为领袖们送葬、送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流传最广的笑话是：“现在播出塔斯社消息。你们以为是个大玩笑，但是排队上岗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又去世了……”哈哈哈，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我们也在自己的厨房里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交谈时一定要大声开着电视机或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互相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聊天的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盘），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当然用手指也可以，不过指尖会很累。也许您也学过这招吧？还记得吗？需要说一些“秘密内容”的时候，就要距离电话听筒两三米远。那时候，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情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区党委的人也互相猜疑：我们当中谁会告密？后来弄清楚了，我怀疑过的一个人其实是无辜的，但是告密者往往不止一个人，而是有好几个人。有些人是我从来都想不到的……其中之一竟然是我的女清洁工。一个友善和气的女人。她倒是很不幸，丈夫是酒鬼。我的天啊！连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我读过他的一篇专访，说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的动作。要是有很认真的谈话，就得邀请人家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我就一直很害怕。

        关于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我还记得什么？挥之不去的羞辱感。因为胸前挂满奖章和红星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因为被人民称为舒适养老院的克里姆林宫，因为空空的柜台。我们总是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但是商店还是空空如也，我们的牛奶去哪儿了？猪肉去哪儿了？我现在还不明白，这些东西怎么都消失了。商店开门一小时后牛奶就没有了。午饭过后售货员就待在洗得干干净净的盘子架子旁边了。在货架上，三升的桦树汁罐和盐包不知何故总是湿漉漉的。罐子里原来装的是鲱鱼。真相大白！香肠刚刚摆上柜台就马上被一抢而空，小灌肠和饺子这些美味佳肴也都是这样。区委会总是会分发一些东西给下边：给这个工厂十台冰箱和五件皮大衣，给那个集体农庄两套南斯拉夫家具和十件波兰女式小包，还有锅和女性内衣、裤袜……这样的社会只有在恐惧中维持。在非常时期，就得有较多的枪决和逮捕。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集中营劳改营一起结束了。需要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改革开始了……有那么一瞬间人们再次被我们所吸引，一些人要求入党，大部分人抱有期待。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那么天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共产党员还是反苏分子，全都是浪漫主义者。今天我们才为这些而羞愧，为天真而惭愧。大家都在为索尔仁尼琴，那位从美国佛蒙特州回来的伟大老人祈祷！不只是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已经明白，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活着，不能这样生活了。我们都在自欺欺人。共产党员们也都明白这一点，您相信不相信我？共产党中有不少聪明诚实的人，心地真诚的人。我就认识这样的人，尤其是在外省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不过父亲没有被接受入党，党让他吃过很多苦，但是他却依旧相信党。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他每个早晨都是从读《真理报》开始，一份《真理报》从头看到尾。没有党证的共产主义者比持有党证的党员要多得多，他们是精神党员。在所有的游行中，他们都高举这样的标语：“党和人民融为一体！”——这不是空话，是真的。我这么说没有偏向任何人，我实事求是。大家全都忘记了……很多人入党是凭着良心，不仅是为了找份职业或务实考虑：如果我不是党员，要是偷了东西就会把我抓起来；如果我入了党，再偷东西的话，就不会入狱而只是开除党籍。我很反感有些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那种轻蔑和不屑的样子，他们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扔进垃圾箱！送进废品场！这是个伟大的学说，经受过所有压制，也一定能够承受我们苏联这次失败。因为很多理由……社会主义不仅仅有劳改营、政治告密和铁幕，也是正义和光明的世界：公平分享、同情弱者、善良待人，而不是自私自利。

        领导们都是这样对我说的：在别人都没有汽车时，我们是不能买车的。那时候没有人穿范思哲西装，也没有人在迈阿密买房产。我的天啊！当时苏联领导人生活水平也不过就是现在商人的平均水平，远没有寡头那么高。甚至可以说挺清贫的！他们也没有为自己建造那种用香槟淋浴的豪华游艇。想想看吧！像电视广告播出的那样：一个镀金浴室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了。您能告诉我这是给什么人准备的吗？连房门把手都是镀金的。这就是自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什么都不是，等于零，在生活的最底层，但是苏联时期他可以写信给报纸，走进区委会投诉，给领导或者不好的服务提意见，也可以举报丈夫不忠……我不否认这些也都挺愚蠢，但是今天有谁还会听普通人说话？谁还需要普通人？您还记得苏联时期的街道名称吧，冶金学家大街、爱好者大道、工厂街、无产阶级大街……那时候，小人物是受重视的，可以发表宣言，上电影屏幕。就像您说的，现在谁都不必遮遮掩掩了。没有钱就走开！躲到长凳下面去！街道重新命名了：小市民大街、商人大街、贵族大街，我甚至看到连香肠的商标上写的也是“公爵夫人”牌，还有“将军”牌红酒。反正就是拜金主义和成功者崇拜。强者生存，实力制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大脑有智慧，很多人只能用蛮力掠夺他人。一部分人的天性就是，如果他们自己不行，就和别人作对。

        女友力图说服我，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需要有理想的人，但是现在没有这种人。理想都是废话和童话。我们的人不论怎样都不会用进口旧汽车和申根签证护照去交换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了。而我仍旧相信，人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公平公正，没有其他道路。您看看德国，看看法国，还有瑞典方案。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价值？对“小人物”那么蔑视，对没有百万金钱、没有奔驰的人们那么蔑视。取代红色旗帜的是基督教复活和消费崇拜，人们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没有买到什么东西。想想看，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难道只是因为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写书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人类，正常的人类不是活在历史中的，他们活得很简单——恋爱、结婚、生子、盖房子。一个国家居然会由于缺乏女靴和厕纸而垮台，因为买不到橙子，因为买不到该死的牛仔裤而消失掉！现在我们的商店像博物馆一样，像剧院一样。他们想让我确信范思哲和阿玛尼的那些碎布片是人类所必需的，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生活就是金融骗局和票据。自由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自由。而我们的生活一钱不值。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您明白吗，我甚至找不出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我很同情我的小孙子们，他们真可怜，每天在电视上被灌输这些东西。我很不认同。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长时间地中断了谈话。茶也没有换，不过这次端来了女主人自己制作的樱桃果酱。

        1989年，那时候我已经是区党委第三书记了。我从一所中学被调专职去做党的工作，在学校时我教的是俄语和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当上级提议我当区委书记时，我很害怕。这是一种责任！但是我毫不犹豫，我有一种真诚的冲动，就是为党工作。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家乡。我平时不戴首饰，但那次我给自己买了一些廉价项链，妈妈看着我惊奇地说：“你看着像女王一样。”她为我而欣喜，当然不是因为项链！爸爸对我说：“我们谁都不会来找你要求任何照顾。你必须廉洁奉公。”父母为我骄傲，为我幸福！而我呢，我……我还担心什么？我是否相信党？诚实地回答：我那时相信，现在也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和我的党证分开过。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坦白地说——我不会说谎——我相信公平社会的建立是有可能的。即使是现在我也相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很糟糕，这些话我都听厌了。我为苏联时代骄傲！那时候当然没有奢华的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是有的，爱和友谊是有的，裙子和鞋子是有的……那时候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作家和艺术家的演讲和歌唱，现在都不再有了。在体育场里，那些原本属于诗人的位置被巫师和通灵者占据了。现在人们就像非洲人一样相信女巫。而我们呢，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激情，我们的苏联生活追求的是另一种文明，权力属于人民！反正我心里很不平静！今天您在哪里还能看到挤奶女工、车工和地铁机械师？没有了。报纸上没有他们，电视屏幕上没有他们，克里姆林宫颁发勋章奖章也没有他们，哪儿都没有他们了。到处都是“新英雄”：银行家、商人、模特和电影女星，还有经理。年轻人还能适应，老年人只能在沉默中死去，被挡在新世界大门外，在贫困中死去，被人遗忘。我的退休金只有五十美元……我从报纸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也是五十美元。有人还这样说我们：“共产党员住在豪华宫殿里，用大调羹吃鱼子酱。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共产主义。”天哪！我带你们到我的“豪华宫殿”来看看吧：普普通通的一套两居室，总面积只有五十七平方米，什么都没有隐藏：苏联式的水晶器皿，苏联式的金饰品……

        （那么特权医院、特供口粮，还有内部排队分住房和官方别墅，还有党干疗养院什么的呢？）

        实话实说？这些么……是有过的……在那边更多。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层，是最底下的一层。和基层群众在一起，永远受到群众监督。如果确实在哪些地方有你说的那种情况，那我不争辩，不否认！和你们一样，我也是在改革派报纸上看到的，说中央书记的孩子们飞到非洲去打猎，买钻石。不过那也比不上现在的“新俄罗斯人”的那种生活，比不上新俄罗斯人的城堡和游艇！看看他们在莫斯科周围建造了什么：宫殿！两米高的石头围墙，电网，电视监视器，武装警卫，就像是国中之国或者秘密军事目标。难道是电脑天才比尔·盖茨住在这里？还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反正是赢家。国内战争没有打，胜利者却已经出现。他们就用石头墙防御，他们要防范谁？防范人民？那时候人民只想赶走共产党员，盼着美好时光来临，过上天堂般的日子。不料自由的人民没有出现，却出现了这些千万富豪和十亿富豪，黑帮！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开枪……在我们这里，人们砸了一个商人的阳台。但他们不害怕任何人，他们乘坐装了镀金厕所的私人飞机，还到处自夸。我在电视上亲眼看见，有个富豪还显摆他那块价格等于一架轰炸机的手表。另一个富豪的手机上镶满了钻石。整个俄罗斯没有一个人高喊这是一种耻辱！卑鄙！曾几何时有乌斯宾斯基和柯罗连科，还有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捍卫农民的利益。现在我也想这么做……您问我，可是我倒是想请问您：我们的精英都在哪里？为什么我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顺着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的理由写的观点，而不是奥库扎瓦、伊斯坎德尔……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让出了自己的位置？放弃自己的椅子，却第一个奔到寡头的桌子上去吃面包屑，去为他们服务？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前是不逃跑，也不做仆人的。现在谁都没有留下来，没有人再谈精神，除了牧师。到底那些改革分子都在哪里？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和保尔·柯察金很少有共同点，与挎着皮包、带着左轮手枪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有一些军事术语：“党的战士”“劳动前线”和“丰收会战”。我们早已感觉不到自己是党的战士了，只是党的服务员和职员。留存下来的只剩下“光明未来”的礼仪：列宁画像挂在大礼堂，红旗放在角落里，只有典礼和形式。已经不需要战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来吧，干吧！”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党证放在桌子上。”上级下令，立即执行，随时报告。党已经不再是军事指挥部，而是一部机器，官僚机器。我党很少招募人文科学家，从列宁时代起党就不完全相信他们。关于知识阶层列宁曾经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大脑，而是国家的糟粕。”所以像我这样学习文学的干部是很少的。干部都是从工程师、畜牧师中培养出来——从制造机器、生产肉类和谷物的专家中提拔起来的，而不是从人文学者中提拔。集体农庄大学是干部的熔炉。需要的就是工农子弟。干部要来自于人民，这项政策已经贯彻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征召一个兽医做党务工作，一个全科医师却不行，绝对不行。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担任党的干部。怪吧？党的内部从属关系，就像军队一样，提升很慢，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爬：先是区委的文员，然后是科室主任、指导员、第三书记、第二书记……我在十年时间里走过了所有阶梯。现在呢，初级科研员或者实验室主任就可以执掌国家，集体农庄主席或者电工直接可以成为总统。从集体农庄一步就升到国家级别！这种情况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又像是针对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1991年的事情。

        那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甚至没有人尝试解释一下，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除了香肠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思想？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向前进，走向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这样的吗？我们骂资本主义骂了一个世纪：怪物、魔鬼……现在我们又因为要与他们一样而感到骄傲了。如果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了，又有谁对我们有兴趣？替天行道的民族，全体人类的希望……所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感觉就像不久前对共产主义的感觉那么美好。都在做梦啊！他们审判马克思，谴责理想……理想成了杀手！但我认为应该加罪于那些执行者。我们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现在我们则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不是东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共和国。东闯西撞，就像是……我还是闭上嘴吧。斯大林！斯大林！大家都要埋葬他，埋葬他……可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埋葬他。不知道在莫斯科怎么样，反正在我们这里斯大林肖像都放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挂在公共汽车上。拖车司机们尤其喜欢他，穿着大元帅礼服的斯大林。人民！人民！人民是什么啊？人民就这样说自己：大棒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就好像木刻一样，想要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劳改营和暴乱之间摇摆，现在这个钟摆正好悬在中间，全国一半人都期待出来一个新的斯大林。只有他来到，才能带来秩序。在我们区委，当然也有很多人议论斯大林。党的神话代代相传。大家都喜欢谈论以前是如何在大老板管制下生活的。斯大林时代的规矩是这样的：要是中央部长级干部喝茶配三明治的话，一般干部就只有喝茶，但是副部长这个级别的呢？喝茶的时候也没有配三明治，不过可以配有一块白色餐巾。他们已经够显赫了，都爬到奥林匹斯诸神和英雄的地位了，也还要争先恐后地挤位置……这种状况不论是在恺撒大帝还是彼得大帝时代都是一样的，而且将永远如此。你们欣赏那些个民主派，可是他们抓住权力后也是马上就利用起来，干什么呢？也是要为自己多吃多占，找一个聚宝盆。没有一次革命能消除这种非法谋私。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叶利钦曾经与特权斗争，自称民主斗士，可是现在呢，当人们奉承他是鲍里斯沙皇时，他不是很喜欢吗？他成了民主教父……

        伊凡·蒲宁的《该诅咒的日子》我读了好几遍（她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找到书签读起来）：“我记得，就在《敖德萨新闻》所在的那幢楼门外，曾经有一个老年的工人，那是布尔什维克当权的第一天。突然从大门里跳出一帮男孩子，带着一包包刚刚印出来的‘号外’大声叫卖：‘敖德萨的资产者捐出500万！’那位老工人气喘吁吁，好像被愤怒和幸灾乐祸呛得说不出话来：‘太少了！太少了！’”您不觉得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吗？我觉得……是的，似曾相识。在戈尔巴乔夫年代，第一波造反开始的时候，人民聚集到广场上要求面包、要求自由、要求伏特加和烟草，真可怕啊！很多党员干部发了中风和心肌梗死。就像党教导我们的那样，“在敌人环伺下”，“在陷入围困的要塞中”。我们一直为迎接世界大战做准备，更担忧核战争，却没有料到内部的崩溃。没有预料到，从来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五月和十月的队伍和标语：“列宁事业永存！”“党，我们的舵手。”而现在的人们并不是有组织的队伍，而是自发的势力。他们不是苏联人民，而是另一种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标语也完全不同：“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审判！”“打烂共产主义害人虫！”让人立刻想起新切尔卡斯克。当时的消息是被封锁了，但是我们都听说了，就像赫鲁晓夫时代饥饿工人走上街头一样，当时对他们开了枪……那些活下来的人都被送到了各个劳改营，至今他们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现在……现在是改革了，不可能开枪，也不能镇压，必须对话。但是我们当中谁能够走到人群中去演讲？对话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我们只是机关工作人员，并不是演说家。我也在课堂上痛斥过资本家，捍卫美国黑人。我的办公室里摆着五十五卷的《列宁全集》，但有谁真正读过吗？在大学里都是考试之前浏览一遍而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啦，“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恋尸癖”啦。

        恐慌变成了恐怖。普通干部、指导员、区委和州委书记们——我们都不敢走到工厂面对工人，走到校舍面对学生。连电话铃声都让我们害怕。如果他们突然又问到萨哈罗夫或者布科夫斯基，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了？如何评价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沙特罗夫的短剧集？上面没有任何指令下来。早先上级对你说：你完成了任务，在生活中贯彻了党的路线。可是现在呢，教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年轻导演在工厂俱乐部排练被禁的话剧。上帝啊！在一个纸板工厂，工人们用手推车把厂长推到了大门外。他们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铁索绕上列宁纪念碑，拉倒了它。人群向列宁做出轻蔑的手势。党组织消失了……我还记得失魂落魄的党员们，拉下窗帘坐在办公室里。在区委大楼入口处，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装的民警值班。我们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习惯性地害怕我们。后来他们不再害怕了……数千人聚集在广场上，我还记得他们的标语：“来个1917吧！革命吧！”我都惊呆了。专业技校的学生怎么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年轻的孩子们，还是一群小公鸡啊！有一次，一群人民代表到区委来了：“给我们看看你们的特供店！你们那儿应有尽有，我们的孩子却饿得晕倒在课堂上。”他们在我们的餐厅没有发现貂皮和黑鱼子酱，但还是不相信：“你们在欺骗老实的人民。”一切都动摇了，被撼动了。戈尔巴乔夫很软弱，摇摆不定。他应该是想捍卫社会主义的，但是又想搞点儿资本主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欧洲受赞扬，在美国受欢迎。在欧美那边，人们对他拍手称好：“戈尔比！戈尔比！戈尔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谈改革……

        社会主义就在我们眼前死亡了。这些铁血小青年冲了出来。

        这虽然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但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国家了……我们的天真和我们的浪漫都留在那里了。那个时候我们太轻信。有的人不想回忆它，因为那是令人难过的，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可是谁又能说我们什么变化都没有？过去连《圣经》都不能带过境，难道忘记了？我从莫斯科把面粉和面食带到卡卢加作为礼物送给亲戚，他们还开心得不得了。都忘了吗？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排队买糖和肥皂了。买外套也不用票证了。

        我当时是立刻就爱上了戈尔巴乔夫！现在他们都谴责他：“苏联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为了比萨饼就出卖了国家！”但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惊奇和震撼！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正常的领导人。我不为他感到羞耻！那时候大家彼此传颂戈尔巴乔夫如何在列宁格勒叫停了保安随从的阻挡，走到人民中间，还在一个工厂拒绝了昂贵的礼物，在一个传统的晚宴上只喝了一杯茶，等等。他总是微笑，讲话从来不念稿子，年富力强。我们没人会相信，就在商店里出现香肠的时候，就在人们不必为了购买进口胸罩而排上几公里队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却竟然终结了。我们以前都习惯于办事找熟人：预订博览会入场券，买巧克力和德国运动服。为了买到一块肉，就得和屠夫交朋友。苏维埃政权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它突然就终结了。现在很清楚的是，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还在想继续改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谁都没有准备，没有人做准备！甚至想推倒这堵墙的人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不是英雄，不是……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感谢我的丈夫，他是个艺术家，所以我早就进入了波西米亚圈子。那里有诗人、画家，我们中间没有英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异见分子，没有勇气为了自己的精神信念坐监狱或者住进疯人院。我们只能在衣袋里伸出中指去表达愤怒。

        我们坐在厨房里骂苏维埃政权，说政治笑话，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在凌晨两三点，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那里有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懦夫和叛徒……有我们自己的快乐。这无法向圈外人说清楚。首先，我无法解释我们为何开心，又不能细说别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完全不同，丝毫不一样！一到早上，我们就都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上班。要么你顺从，要么你就去扫院子当保安，没有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等到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受到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维索茨基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但那个时候我们徜徉于无休止的浪漫、恋爱和分手的循环中。当时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国家的良心，认为自己有权开启民智。可是我们对人民了解吗？也就是从屠格涅夫的中，从我们的“乡村作家”那里，还有拉斯普京和别洛夫的作品中，才有些了解。我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理解，我曾经对着他大叫：“爸爸，如果你不把党证退给他们，我就不和你说话了。”爸爸哭了。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比沙皇还大。他有无上的权力，但他都出来这样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名言。于是国家变成了一个辩论场所。人们在家里争论，在工作中争论，在公交车上也争论。有的家庭因为不同观点而瓦解，子女与父母因争吵而分离。我的一个女友就是这样，与儿子儿媳因为列宁而争吵，最后把他们赶到街上，儿子儿媳大冬天只能住到城外冰冷的别墅去。剧院已经空空如也，人们都聚集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全苏首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还有在此之前我们如何选出人民代表的完整故事。那是首次自由选举啊！真正的民主选举！两名候选人在我们区四处游说，一个是党的干部，一个是青年民主派、大学教师。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叫马雷舍夫，尤拉·马雷舍夫。我现在还偶尔能看到他，他现在从事农产品生意——西红柿和黄瓜的买卖。当时他是一个革命者，到处演讲，鼓动造反，说些闻所未闻的事情！他把马列主义文献称为“小薄书”，说它们散发着樟脑味，还要求废除宪法第六条，而正是这一条规定了苏共的领导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基石……我听到他说的话，真是不可想象。简直是疯了！谁让他……允许他这样说？全都崩溃了……这简直就是重创……我们以前真是太僵化了……我这么多年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苏联人，付出了多少啊。

        我们组织了团队，聚集了二十名志愿者，下班后我们就到区内的一个个公寓楼进行宣传鼓动。我们在标语上写“请投马雷舍夫一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胜利的！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然后我们全都看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电视直播，我们欣喜雀跃：代表们发言比我们在厨房里的言语更加坦率大胆，或者说和我们的厨房言论很相近。所有人都像发了毒瘾一样留在电视前，舍不得离开：瞧啊，特拉夫金要教训他们了！是啊！波尔德廖夫呢？噢，现在他上台了……真是好样的！

        那时候人们对报纸杂志的激情简直无可描述，远远超过读书。那些厚厚的刊物动辄发行量突破数百万册。从早到晚在地铁上总是同样的景象：全车乘客，坐着的、站着的，都在阅读。素不相识的人们也都互相交换报纸看。我和我的丈夫订阅了二十种杂志，一个人的工资全花在订杂志上了。我一下班就跑回家，换上浴袍开始阅读。不久前我妈妈去世了，她说过：“我会像一只垃圾场中的老鼠似的死去。”她那个一居室的住房简直就是一个阅读室：从书架到壁橱，从地板到走廊，堆满了杂志、报纸，其中有珍贵的《新世界》《旗帜》和《道加瓦》……到处是装剪报的盒子。大盒子。我把所有的盒子都运到了别墅，因为扔掉太可惜，可是能送给谁呢？现在全都是废纸了！我就一遍一遍重读，许多内容都用红颜色笔和黄颜色笔画线。红色标的是最重要的内容。我想我的报纸杂志总有半吨多吧。别墅全都塞满了。

        那时候的信仰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我们都相信：时候到了，停在街上的公共汽车把我们载去参加民主集会。我们憧憬着住进美丽的房子，而不是赫鲁晓夫的灰色建筑中，我们会建成高速路取代破旧的公路，一切都将变得美好。但谁都没有去寻求合理的证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证明。但是为什么还要相信？因为我们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我们是用心去投票站投票的。谁都没有具体说应该做什么，反正自由就是一切了。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那么你的梦想就只有一个：打开电梯门。而当电梯门开启时，你就会感到幸福，无比幸福！这时你还不会去想自己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终于能够畅快地呼吸了，你只是感觉到快乐！我的女友嫁给了一个在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法国人。那个人只是听她说啊说：“看看吧，我们俄罗斯人现在多么有干劲。”可是他问她：“你能告诉我，这种干劲是要做什么呢？”其实不管是她还是我都不能对他说清楚。我只是这样回答他说：干劲就是攻击力，就是这样。我看见周围都是生气勃勃的人，生气勃勃的面孔。那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昨天他们都还不存在啊！

        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从来都不关，每小时都要看整点新闻播报。那时候我刚刚生了儿子，每次抱着他到院子里，也一定要带个收音机。居民们连外出遛狗时也要带着收音机。现在我总是要拿儿子开玩笑：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来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整天就是听音乐，学习外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完全都不像我们，他们到底像什么人啊？只有同一时代的人，彼此才是相像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样子的：哇噢！索布恰克登台演讲了，于是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奔到电视机前。我喜欢索布恰克那身漂亮西装，看上去像是灯芯绒的，还喜欢他用欧洲的系法扎领带。萨哈罗夫登上讲台了。就是说社会主义也有可能“人性化”？是这样说的……对于我来说，人性的社会主义，就是利哈乔夫院士的面孔，而不是雅鲁泽尔斯基大将的样子。而在我说到戈尔巴乔夫时，我的丈夫必须补充一句“戈尔巴乔夫……还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时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总书记的妻子，从来没有为她不好意思。秀美的身材，漂亮的服装，他们夫妇相亲相爱。有人给我们带来一本波兰杂志，上面写道：“赖莎，是一种范儿！”我们为此多么骄傲啊！人们没完没了地参加集会，街道都被传单覆盖了。一个集会结束了，另一个又开始了。人们都像赶场一样奔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去得到某种启示。这正是正确的人寻找正确的答案的时刻。前方还有未知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它吸引了所有人，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自由天国的大门口。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快，除了书籍，什么都买不到了。货柜上只剩下书籍了……

        1991年8月19日，我照例来到区党委。在走廊里我就听到各个楼层所有办公室的收音机都开着。女秘书告诉我，“一号”（第一书记）让我去他那儿一下。我过去了。“一号”的办公室开着电视机，音量很高，他一脸愁容，坐在收音机旁边，一会儿调到“自由电台”，一会儿调到“德国之声”和BBC，有啥听啥。桌上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单。他对我说：“只有瓦连尼科夫让我尊敬，毕竟是将军，在阿富汗打过仗。”这时，第二书记和组织部长陆续进来了，我们开始谈话。“太恐怖了！会流血的。血流成河。”“不会所有人流血，但必须有人流血。”“早就该挽救苏联了。”“会堆尸如山啊。”“瞧吧，老戈玩砸了，终于有正常人出来了，将军登场掌权了。胡闹该结束了。”最后“一号”发话了，决定不开每天上午例行的工作会议，有什么可报告的？任何指令都无法执行了。当着我们的面，他又打电话给警察局问：“你们有什么消息吗？”“什么消息都没有。”大家接着谈戈尔巴乔夫，他到底是真的病了，还是被逮捕了？结果呢，大家越来越倾向于第三种可能——戈尔巴乔夫和家人一起溜到美国去了，不然还有哪里可去啊？

        我们就这样整天坐在电视机和电话旁边，心惶惶然：上面到底谁在掌握权力呢？大家都在焦急等待。实话告诉您，那时候我们只有等待。一切都有些像赫鲁晓夫被推翻时那样。又开始了往事的回忆……当然现在的谈话有了新主题——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就像猴子想戴眼镜一样，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都是小商小贩，但是他们不需要精神啊。我记得前几天遇到以前给我开车的司机，这可是一个精彩的故事……那个小伙子退役后直接就到我们区委了。当司机关系广路子多，他开心死了。但改革开始后，允许搞公司了，他就从机关离开去做生意。这样一来，我简直认不出他了：他剃一个光头，穿皮夹克和成套的运动服。我明白那是他们这种人的标准服饰。他吹牛说他一天赚的钱超过区委第一书记一个月的工资。他做的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牛仔裤。他和别人合伙租用了一家普通洗衣店，在那里仿制名牌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工艺很简单（真是穷极智生）：把普通廉价牛仔裤扔进氯漂白剂溶液中，里面加上碎砖头，煮上几小时，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渍、图案，就成了抽象艺术。烘干后再贴上“西部牛仔”的标签就成了。我忽然间产生一个念头：如果一切都不变的话，这些个牛仔裤的“倒爷”很快就会来管理我们的，他们可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啊！会由他们来提供所有人的吃穿用，不管这有多么可笑。工厂建在地下室里，产品就这样出货了！现在这个小伙子已经是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了（对我来说一百万和十个亿是一样的），还是国家杜马议员，在加那利群岛有一幢楼，在伦敦也有一幢楼。沙皇时代，在伦敦居住的是赫尔岑和奥加辽夫，现在变成了这些人，我们的“新俄罗斯人”……牛仔裤、家具和巧克力大王，还有石油大亨。

        晚上九点，“一号”再次召集大家到他办公室开会。地区克格勃局长报告形势，他谈到人们的情绪。按照他的话说，人民是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没有表现出愤怒，所有人都讨厌戈尔巴乔夫。除了盐巴，市面上什么都要凭票购买，伏特加根本买不到。克格勃人员在整个城市奔走，到处记录人们的对话。人们一边排着队抢购，一边还在争吵：“政变了！国家会怎么样啊？”“你家里还能翻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空床了吧。还有伏特加。”“自由就是这样结束了。”“啊哈！自由就像香肠一样被切掉了。”“有谁还想嚼口香糖，还想抽万宝路香烟啊。”“早就应该这样啦！国家濒临崩溃！”“戈尔巴乔夫是犹大！他想把祖国拿去换美元。”“看来要流血了。”“我们不可能不流血……”“为了拯救国家，拯救党，我们需要牛仔裤、漂亮的女内衣和香肠，而不是坦克。”“想要过好日子？去你的吧！别想了！”

        一句话，人民在等待，等着看我们怎么做。党委图书室的侦探小说到晚上全都没有了，全都被拿走了。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读列宁著作而不是侦探小说的。列宁和马克思的书，就是我们的圣经。

        我还记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记者发布会，亚纳耶夫的手一直在颤抖。他还在那儿为自己辩护：“戈尔巴乔夫值得尊敬……他是我的朋友……”他的眼睛都不敢跟人对视……看到他胆怯的眼神，我的心一下就沉下去了。这不是能够成事的人，不是可以期待的人。他们是侏儒，是平庸的党务官僚……靠他们哪儿能拯救国家！哪儿能拯救共产主义！他们谁都救不了……从电视屏幕上看，莫斯科的街道上已经是人山人海，人的海洋！在火车总站和城外的火车站，人民都在涌向莫斯科。叶利钦站到了坦克上，向人们分发传单。“叶利钦！叶利钦！”人群像唱圣歌一样齐声高喊：“胜利了！”（她神经质地摩搓着台布的边缘）

        这桌布就是中国产的，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商品。中国就是成功处理紧急状态的国家……我们现在在哪儿？已经成了第三世界国家。那些曾经大喊“叶利钦！叶利钦！”的人现在都去哪儿了？他们以为我们将要生活在和美国德国一样的国家，其实是生活在哥伦比亚了。我们输了，输掉了国家……当时我们有一千五百万共产党员啊！党是能够做到的，但是人们背叛了它……一千五百万党员当中居然找不出一个领袖，一个都找不出来。而对方就有领导人，就是叶利钦！我们都输光了！至少有一半的国民希望我们能胜利吧。现在这个国家没有了，已经成了另一个国家。

        那些自称共产党员的人，突然宣称他们从小就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党证。一些人是默默地把党证交上来，还有一些人是砸着门进来的。也有人是夜晚悄悄溜进区党委大楼，像小偷一样。请来诚实地同共产主义告别吧，不要那样偷偷摸摸。早上看门人打扫院子时，收集到很多党证和共青团员证，用很大的玻璃纸袋装着交给了我们。该怎么处理呢？送到哪儿去？没有任何上级指示，上面没有信号，死一样的沉寂。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开始改变一切，绝对是一切，改得干净彻底。一些人离开了，改变了他们的国籍；另一些人改变了信念和原则；第三种人改变了家里的东西，改变了东西的质量，把旧苏联的产品扔掉，所有都买进口货。“倒爷”啥都能整来：水壶、电话、家具、冰箱，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弄来的散装零部件自己组装。“我有博世洗衣机。”“我买了西门子电视机。”人人谈论的都是松下、索尼、飞利浦……我遇到一个女邻居，她为有了一个德国咖啡机而开心，又有些不好意思：“我太幸福了！”可是不久前，就在不久前，她还彻夜排队购买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呢，现在却为一个咖啡机而疯狂，为了一些破东西而开心……他们与党证分手，就好像和什么废品告别似的。虽然很难相信，但是几天之内真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你在回忆录中读到的，沙皇俄国只有三天就消失了，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一样，都是几天而已。人们在头脑中还不能接受，真的，仍然有人把自己的小红本党证藏起来，用各种形式保存着。不久前，在一个朋友家里，他们从墙壁的夹层中找出列宁半身像给我看。他们都在保留着，以为说不定突然间又可以拿出来了。共产党一旦回来了，他们就会第一批戴上红色领结。我的书桌上放着几百份退党声明，很快就当成垃圾运走了，在垃圾堆中腐烂。（她在桌上的文件夹中寻找什么东西）我保存了一两页纸……终有一天人们会找我，要我把它们送交博物馆。他们会来的……

        “我是个忠诚的共青团员，又怀着真诚的心入了党。现在我想说，党对我再也没有任何权威了……”

        “……时代把我引入歧途，我曾相信伟大的十月革命。但是在我读了索尔仁尼琴之后，才明白‘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很血腥的。这是个骗局……”

        “……是恐惧促使我入党……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枪杀了我爷爷，斯大林的共产党员在莫尔多瓦的集中营毁灭了我的父母……”

        “我以自己的名义和我死去的丈夫的名义，宣布退出共产党……”

        这是必须要熬过去的经历，恐怖得令人窒息……人们在区党委排队，就像在商店排队一样。他们是排队交还党证的。一个普通的女人朝我走来。她是个挤奶女工。她哭了：“我该怎么办？该做什么？报纸上都说党证得扔掉。”她辩解说她有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担心。有人散布流言说要审判共产党员，把共产党员流放出去。说是在西伯利亚已经修复了劳改营的木板房，手铐都运到了警察局……还有人说看见从卡车上卸下的手铐，都是油布盖着的。真是惊心动魄的现实！但是我也记得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青年教师，他是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前不久被接受入党的，但是党证还没发给他，他就请求说：“你们马上就会被查封了。请赶快给我签发党证吧，不然我就永远都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人的个性显示得特别鲜明。有个老兵，全身挂满战斗勋章，胸前就像是一面圣像墙壁！他把战争前线发给他的党证退回来，说：“我不想留在叛徒戈尔巴乔夫的党里了！”人们都在展示着自己，鲜明，鲜亮。不论是生人还是熟人，甚至亲戚，以前相遇时都会说：“你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身体好吗，叶莲娜·尤里耶夫娜？”可是现在这里的人们大老远看到你，马上就穿越马路到对面去，就是不想打招呼。有一位是地区重点中学的校长，在这一切发生前不久，我们还按照勃列日涅夫的《可爱的土地》和两本书的精神在他们学校召开过党的科学工作会议。那时候他还发表过激情四射的报告，大谈共产党和勃列日涅夫同志本人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我还曾经授予他证书。忠诚的共产党员！列宁主义者！我的天啊！一个月不到，他在街上遇到我就开始辱骂：“你们的时代结束了！你们要对一切负责！首先是为斯大林负责！”我委屈得喘不上气，他这是对我说话吗？！我父亲曾经被关进劳改营……我从来没有爱过斯大林。爸爸原谅他了，但是我没有。我不原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报告之后，开始平反政治犯……但是真正的平反，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了，我被任命为地区政治镇压受害者恢复名誉委员会主席。我知道，一开始被提名的是其他人——检察官和区委第二书记，但是他们拒绝了。为什么？也许他们害怕。在我们那儿，人们至今仍然害怕与克格勃有瓜葛。但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好吧，我同意。我父亲受过苦。我为什么要害怕？第一次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地下室中，那里有成千上万的文件夹。一个案子只有两页纸，另一个却是厚厚的卷宗。像1937年的计划那样，按照《查出人民公敌并连根拔起》的文件进行分类……在八十年代，从区里到州里都规定了平反数字，计划必须完成或超额完成。还是斯大林的风格：开会、批评、处分。快做快做……我整夜整夜地翻阅那些卷宗。坦率地说，诚实地说……我恐惧得头发都竖起来了。兄弟告发兄弟，邻居陷害邻居……只是为了一个菜园，为了住房和公用空间。在婚礼上还举杯高唱：“感谢格鲁吉亚人斯大林，让我们穿上了橡胶鞋。”事情太多太多。一方面，是体制把人碾碎了；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人随时都可以……

        在一个普通的公共住宅，五个家庭住在一起，二十七个人，共用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有个女邻居是朋友：一个有五岁的女儿，另一个是独身一人。在公共住宅中，很常见的事情就是互相监视和偷听。房间只有十平方米的人，就嫉妒那些有二十五平方米房间的人。生活……就是这样啊。于是有一天夜晚“黑乌鸦”来了，那个有小女儿的女人被抓走了。她被带走之前，还对自己的女邻居喊：“如果我回不来，请好好照看我的女儿。不要把她送到孤儿院。”于是她的女友就接手了那个女孩，房间也转到了她的名下。女孩开始叫她妈妈，安妮雅妈妈……十七年之后，真正的妈妈回来了。她感激得把女友从手到腿脚吻了个遍。童话通常都应该在此结束了，可是生活却有其他的结局，并不是幸福结局。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档案开放后，上面来人问这位当时的劳改营女囚犯：“您想看看自己的档案吗？”“我想。”她就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开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发者，那么熟悉的字迹……原来就是自己的邻居女友，“安妮雅妈妈”，就是她告的密……您懂了吧？可是我不明白。而那个女人——她也无法明白。回到家里之后，她就上吊自杀了。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上帝……我记得……我记得爸爸说过的话：“劳改营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他还说过：“要是你今天死，明天就会轮到我，我不是在劳改营里第一次听到这些话，是从我们的邻居卡尔普沙那儿听到的。”卡尔普沙一辈子都和我父母吵架，就因为我们家的鸡踩踏了他的小菜园。他还拿着猎枪跑到过我们家窗户下。

        8月23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被捕了。内务部长普戈开枪自杀。自杀之前，他先打死了自己的妻子。人们高兴地欢呼：“普戈自杀了！”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在克里姆林宫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上吊自杀。还有一些离奇的死亡……苏共中央总务部长尼古拉斯从五楼窗户跳了下去，自杀还是他杀？这至今还是人们纷纷猜测的未解之谜。怎么活下去？怎么敢上街？只要一上街，就会和别人碰面。我那几年都是独自生活。女儿嫁给一个军官，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丈夫死于癌症。每天晚上我独自回到空空的公寓。我不是一个弱者，但是想得太多，难免害怕……一些想法总是出现，说实话……想法很乱……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到区委上班，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看电视新闻，等待着事态发展，也抱有一些希望。我们的党在哪里？我们列宁的党是战无不胜的！世界崩溃了……有一个集体农庄打来电话说：一群男人带着镰刀和干草叉子，还有猎枪，聚集在农庄的办公室外，要捍卫苏维埃政权。“一号”下令说：“让人们都回家去吧。”恐惧……我们所有人都害怕，也有些人情绪很坚定。我知道几个这样的事实。但我们还是有畏惧感……

        果然有一天，有人从区委会打电话来了：“我们必须查封你们的办公室。给你们两小时过来收拾东西。”只有两小时，两小时……所有房间都要被一个专门委员会查封。那些民主分子，其实就是一个什么锁匠、一个年轻记者，还有一个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的妈妈，我之前就在集会上认识她了。她常常写信给区委，给报社投诉……因为她家人口多，住的板房很简陋，就到处找人要求一套公寓，也到处骂共产党。我记得她的模样……她这时候真是兴高采烈了。当他们来到“一号”的办公室时，第一书记抓起一把椅子扔向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一个委员会成员走到窗口示威似的撕开窗帘，就是为了我不能把窗帘带回家去，是吧？我的上帝！他们还逼着我打开钱包检查……几年后我在街上又遇见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甚至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名字：加琳娜·阿芙杰伊。我问她：“您得到公寓了吗？”她朝地区政府大楼挥舞着拳头说：“这些流氓欺骗了我。”我继续说……接下去怎么样了？……对，在区委大楼的出口，一大堆人等待我们：“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马上把他们赶到西伯利亚去！”“现在要是有机关枪，就朝那些窗口扫过去！”我一转身，发现身后有两个醉醺醺的男人，就是他们在大喊机关枪。我回答说：“你们教我一下吧，我就自己开枪了。”一个警察站一边，假装什么也没听见。这警察也是我的熟人。

        那段时间总有一种感觉……背后好像总是有鬼鬼祟祟的声音……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区委一位指导员的女儿在中学读书，她班里有两个女孩子来找她说：“我们不能再和你交朋友了，因为你爸爸在区党委工作。”“我爸爸是好人。”“好爸爸不会在那种地方工作。我们昨天参加了集会……”只有五年级的孩子啊，已经是雨果笔下的野孩子伽弗洛什，准备去运送子弹匣了。“一号”突发心脏病，没有来得及送到医院，死在了急救车上。我以为像以前一样，会有很多人送花圈，哀乐乐队。实际上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什么人来。送葬者只有我们一群同志。他的妻子想在墓碑上刻上镰刀和铁锤，第一行字是苏联国歌的歌词：“自由的共和国，牢不可破的联盟。”但人们都嘲笑她，我一直听到鬼鬼祟祟的声音。我想自己是有神经病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在商店对着我的脸大叫：“瞧，就是这些共产婆娘，毁坏了一个国家！”

        有什么能救我？一些电话救了我。一个女友来电话说：“要是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不必害怕。那里可美了。”她当时正在西伯利亚旅游，可喜欢那里了。表姐也从基辅打来了电话：“到我们这儿来吧。我把钥匙给你，可以在我们的别墅躲避一下。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你。”“我又不是罪犯，我不会躲起来的。”父母每天都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在腌黄瓜。”我那时候整天在家用开水煮腌菜的罐子。心情当然很纠结。不读报纸不看电视，只看侦探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读。电视机只能带来恐惧，报纸也是。

        好久都找不到工作。人人都以为我们分了党的钱，或者我们每个人都有石油管道的份额，至少也有个小加油站。反正我是既没有加油站，也没有商店，也没有摊位。那种人现在叫作“买办”。“买办”“倒爷”……伟大的俄罗斯语言里都找不到这些词汇：份子钱、兑换走廊、国际货币渠道……我们都用外语说话了。我回到学校教书，带学生们重读最喜爱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作品。其他人怎么样？我的同志们的命运各自不同。一位指导员自杀了，党委办公室主任得了精神分裂症，在医院躺了很久。有人成了商人——区委第二书记成了电影院院长。还有一个区委指导员成了牧师。我跟他见过面，谈了好久。人可以等待第二次生命。我很羡慕他。想起来了……我还在一家画廊工作过，我记得，有一幅画，画面很亮很亮，一个女人站在桥上看着散发着光芒的远方。看着这张油画，我久久不想离开，离开又转身回来，她太吸引我了。我也可以有另一种生命。只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又会是怎样的一种生命？

        我被轰鸣声惊醒，打开窗户。这是莫斯科吗？首都街道上停满了坦克和装甲车。听广播！我赶快打开收音机。正在广播《告苏联人民书》：“祖国正面临危亡……陷入暴力和不法行为的深渊……要清除市面上的犯罪……终止目前的混乱时期……”戈尔巴乔夫到底是由于健康原因辞职了，还是被逮捕了，一切都不得而知。我打电话给人在别墅的丈夫：“国家发生政变了，权力落在了……手中。”“傻瓜！快放下电话，他们现在就会把你抓走。”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在播放芭蕾舞《天鹅湖》。我眼前浮现出另外一组画面，我们全都是苏联宣传培养出来的孩子：智利圣地亚哥……总统府在燃烧，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声音……电话开始不断打来：城市里全都是军事装备，坦克已经开上了普希金广场和大剧院广场。当时正好我婆婆到我家来做客，她吓坏了：“不要上街啊。我是在独裁下生活过的人，我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不想生活在独裁下！

        丈夫下午从别墅回来。我们坐在厨房，抽了很多烟。害怕电话被窃听，都把枕头压在电话上。在此之前，我们读了很多表达不同政见的文学作品，也听了很多言论。此时正恰逢其时，获益匪浅。我们好不容易吸到了一点儿新鲜空气，现在窗户却又砰的一声关闭了，又把人赶回笼子，又把我们砌在了沥青马路中。我们将如同水泥中的蝴蝶……我们又想起不久前发生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事件，想起第比利斯示威怎样被警察用工兵铲驱散，想起维尔纽斯电视中心的风暴……“当我们读沙拉莫夫和普拉托诺夫的时候，”丈夫说，“内战已经开始了。以前人们在厨房里争论，到广场去集会，现在要互相开火了。”情绪就是如此，某种灾难在降临。收音机一直开着，转啊转啊——到处都是转播音乐，古典音乐。突然间，奇迹出现了！俄罗斯电台说话了：“依法选举的俄罗斯总统被中止权力。这是一场厚颜无耻的政变企图……”我们从广播中得知有数千人已经走上街头，戈尔巴乔夫处于危险中。出去还是不出去，这不需要讨论了。出去！婆婆先是劝我说：“你疯了，为孩子想想吧，你要去哪里啊？”我无话可说。当她看到我们收拾好东西一定要去的时候，又说：“既然你们这么傻，哪怕带上些苏打水溶液呢，一旦施放瓦斯，你们可以用湿纱布捂到脸上。”我就准备了一个能装三升苏打溶液的罐子，又把一张床单撕成碎片。我们还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带上了，从橱柜取走了所有罐头。

        很多人和我们一样走向地铁站，也有人在排队买冰激凌，买鲜花。我们经过一对快乐情侣身边时，听到他们在说：“如果我们明天因为坦克的阻拦而不能去听音乐会，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迎面跑来一个男人，穿着内裤，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面都是空瓶子。他追上我们问：“建设大街怎么走，可以指个路吗？”我告诉他从哪儿向右转，然后继续往前走。他说谢谢。他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只要去扔空瓶子。这和1917年有什么不同吗？一些人在开枪，另一些人在舞厅跳舞。而列宁在装甲车上……

        闹剧！到处都是闹剧！如果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胜利了，今天我们就生活在另一个国家；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胆怯，他们就不会用轮胎、洋娃娃，还有洗发水发工资。工厂还是那样，制铁钉的制铁钉，做香皂的做香皂。我对所有人都说：看看人家中国人，他们就是走自己的路。不依赖任何人，不模仿任何人。全世界今天都怕中国人……我相信，您一定会删掉我这些话。

        我保证，每个故事都有两个版本。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点燃火炬的历史学家。让时间做法官吧。时间是公正的，但那是说遥远的时间，而不是最近的时间。要等到我们已经不在的时代，不会被我们的偏好所影响的时代。

        人们可能会嘲笑我们的那些日子，说那是一场轻喜剧、滑稽剧。但是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是十分严肃、认真和诚实的。全都是真实的，我们也都是真心实意的。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对坦克，准备牺牲。我就坐在街垒上看着这些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还有莫斯科的老妇人们，就像上帝派来的蒲公英，送来肉饼，带来裹在毛巾里的热土豆，送给所有人吃，也送给坦克兵吃。她们说：“吃吧，孩子。可不能开枪啊。真的会开枪吗？”士兵们其实也是什么状况都不明白。当他们打开顶盖钻出坦克时，也是看得目瞪口呆。大街上全是莫斯科人！姑娘们爬上他们的装甲车，拥抱亲吻他们，给他们烤饼吃。死于阿富汗的士兵的母亲们哭道：“我们的孩子死在了外国的土地上，你们怎么倒要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有一个少校被女人围在中间，精神崩溃了，大喊起来：“是啊，我自己就是个父亲。我不会开枪！我向你们发誓——绝不会开枪！我们不会反对人民！”当时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感人的眼泪。人群中会突然有人大喊起来：“谁那里有救心丸啊，这里有人发病了。”马上救心丸就出现了。有个推婴儿车的女人（她看上去特别像我婆婆！）拿出一块孩子的尿布，想在上面画一个红十字。用什么画呢？“谁有口红吗？”马上有人递给她廉价口红和兰克莫夫口红，还有克里斯汀·迪奥口红、香奈儿口红……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拍下照片，没有人把这些详细记载下来。非常遗憾。人心齐，有秩序，也很感动人……然后又出现了旗帜和音乐，众志成城……不过生活中的一切都支离破碎，泥泞肮脏，一片紫烟：人们彻夜坐在地上，围着篝火，睡在报纸和传单上。人们饿着肚子，愤怒不已。不少人一边骂人一边喝酒，但是没有醉汉。有人送来香肠、奶酪、面包，还有咖啡。他们说这是私人公司的商人送来的。有一次我甚至看见几个红鱼子酱罐头，当然鱼子酱马上消失在某些人的口袋里。香烟也是免费分发。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小伙子，身上文着老虎图腾，还有飙车族、朋克青年、弹吉他的大学生和教授，所有人都在一起。这就是人民！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在那里遇到了至少十五年没有见的大学同学。有人住在沃洛格达，有人在雅罗斯拉夫尔，他们都是乘火车来到莫斯科的！来捍卫对我们所有人都至关重要的东西。早上我们把他们带回自己家里，吃早餐，洗漱，再返回现场。每次从地铁出来，都有人发给我们一段钢筋或者一块石头。“鹅卵石——是无产阶级的武器。”我们都笑着说。我们构筑街垒，推翻无轨电车，锯倒大树。

        讲台也搭起来了。讲台上挂着大标语：“向军政权说不！”“人民不是脚下的泥土。”上台的人们都用扩音器演讲。不论是普通人还是著名政治家，他们开始还是用正常话语表达，但是几分钟后就觉得正常话语已经不够劲道，开始骂人了。“是的，我们都是浑蛋，妈的！”痛快淋漓的俄罗斯国骂！“他们的时代结束了……”威力巨大的伟大俄语！国骂就是战斗的呐喊，所有人都能明白，这和那个时刻很相符。多么亢奋的几分钟啊！这就是力量！旧的词汇已经不够用，新的语言还没产生，人们在期待风暴。但仍是一片寂静，特别是夜晚，寂静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所有人都异常紧张。成千上万的人，在寂静中等待。我记得还闻到了瓶子中流出的汽油味道。这是战争的味道……

        那里都是一些好人！优秀的人们！现在有很多人写文章，说那时候的活动与伏特加甚至毒品有关，说哪里是什么革命啊，街垒前都是一批醉酒者和瘾君子。这是在说谎！那里的所有人全都是真诚地去赴死的。我们知道，七十年了，这台机器把人都磨碎了，没人认为不经过重大流血牺牲就能将这部机器轻易打破。有传言纷纷说：政变当局在桥上布了雷，很快就会施放毒气。于是就有医学院学生到场给大家解释如何在遭受毒气攻击时保护自己。形势每半小时都在改变。有可怕的消息传来，三个男人死在了坦克下，但是没有人发抖，没有人离开广场。不管后来的结果是什么，但这些日子对人的一生都很重要。不管多么失望，毕竟我们经历过，我们在现场！晨光初现，广场上空响起一片欢呼：“万岁！万岁！”接着又是国骂、眼泪、尖叫……众口相传：军队倒向了人民，“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成员拒绝参与镇压。坦克离开了首都。当宣布政变分子被逮捕时，人们跳起来彼此拥抱，欢天喜地！我们胜利了！我们捍卫了自己的自由。是我们抱团一起做到的！就是说，我们能！天上下着雨，脚下一片泥泞，身体都湿透了，但是我们久久都不想解散回家。我们互相写下地址，发誓永不忘记，永远是朋友。地铁上的警察非常礼貌，我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之后也没有再见过如此礼貌的警察。

        我们胜利了……戈尔巴乔夫从福罗斯回到了完全不同的国家。人们走在城市大街小巷彼此挂着微笑。我们胜利了！这种感觉很久都没有消失。我经常回忆，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好像身边还有人喊道：“坦克！坦克来了！”大家手牵着手站成一条人链。又一次深夜两三点钟，身边有个男人拿出一包饼干递给我：“你爱吃饼干吗？”于是所有人都来拿他这些饼干。我们就都笑了。我们想要饼干，更想要生活！但是我，至今……都会为那时候的我感到幸福，为当时和丈夫在一起、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我感到幸福。那时所有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也为当时的我们感到遗憾，我们已经不是过去那时候的样子了……特别遗憾。

        临别前，我问她们是怎么维系着友谊的，据我所知，她们在大学时就是闺密。

        ——我们有个约定，不涉及这些话题，不能伤害对方。如果我们争论，就会破坏两个人的关系。我们许多年都没说过话。不过这都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只谈论孩子和孙子。只谈论谁的别墅栽种了什么东西。

        ——我们的朋友相聚时，也完全不谈政治。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走到现在。绅士和同志，“白军”与“红军”，大家都生活在一起了。已经没有人还想要开枪。血已经流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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