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后，她离开了纽卡斯尔，所做的裁决已经公布，代办报告将延缓处理，留下那些或心满意足或忿忿不平的当事人，其中一些人被准许提出上诉，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些许安慰。至于那件她在晚宴上向查理描述的案子，她作了这样的裁决：同意两名孩子住在外祖父母家中，并允许孩子的父母每周分别在有他人监管的情况下与孩子接触，六个月后法院将重审此案。到那时，无论谁接手这件案子，都将受益于一份进展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儿童福祉、父母同意加入戒毒项目所做的承诺以及母亲的精神状态。小女孩将继续留在她原本就读的英国圣公会小学，在那里，她的情况最被了解。菲奥娜认为，地方当局的儿童福利部门对这一案子的处理方式堪称典范。

        星期五傍晚，她向其他法官道别。周六早上，在利德曼府邸，鲍林把一箱箱文件和她挂在衣架上的法袍装进汽车后备厢。他们的行李堆放在后座上，她自己则坐在副驾驶座上，开始向西驶往卡莱尔，途经泰恩峡谷，横穿英格兰，在他们的右侧是切维厄特丘陵，左侧是奔宁山脉。然而，地理与历史带来的好戏却被交通搅得沉闷无比，车流量、交通常规和道路设施整齐划一地定义了不列颠群岛。

        穿过赫克瑟姆桥时，他们的车速慢得如同步行，她的手机无所事事地躺在她的手里，此刻，她又像在过去一周的许多个工作间隙里做的那样，思索起那个吻来。她干了件多么冲动的蠢事啊，当时竟然没有即刻抽身。违背职业操守与社会道德的疯狂之举。然而肌肤和肌肤的真实触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在她的记忆中逐渐扩散。她又试图将记忆切回到那落在唇上的无可指责的轻轻一吻。但这吻很快又开始膨胀，直到她不再分得清她在冒着怎样蒙受耻辱的风险，或是会发生怎样的羞辱，或是这样的羞辱会持续多久。卡拉道克·鲍尔随时都可能走进大厅。更糟的是，他的某位守不住秘密的客人可能已经目睹此事，并且宣扬了出去。鲍林也有可能结束与出租车司机的交谈，返回室内，令她措手不及。那样的话，她和鲍林之间小心翼翼构筑的距离感——正是这距离感让她得以顺利工作——就会毁于一旦。

        她通常不会冲动行事，无法理解自己当时的行为。她意识到在她复杂的心绪中，有许多需要面对，但现在占据她身心的是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恐惧，荒唐、丢人，违反职业道德。她本该背负所有耻辱的。难以置信的是，竟然没有人看见她，竟然让她从犯罪现场全身而退了。比起这个，她宁愿相信真相——尽管如一枚苦涩的种子般坚硬乌黑——即将自动揭晓：她被发现了，只是她没有察觉到罢了。即便是现在，在几公里之外的伦敦，这件事也在被人议论着。不久后的某一天，她会接到一位比她职位高的同事的电话，对方的声音有些迟疑又不无尴尬。菲奥娜，是这样的，非常抱歉，但恐怕我还是得提醒你，嗯，有事情发生了。之后，当她回到格雷律师学院，等待她的将是一封来自司法投诉处调查官的正式信函。

        她在手机上按了两个键，想给丈夫打个电话。她害怕这一意外之吻，极力想保护自己身为人妻的名节和本分。出于习惯，她不假思索地拨通了电话，几乎忘了自己和杰克之间仍然存在的龃龉。她听见杰克踌躇地应了一声，从电话里的背景声音中可听出他身在厨房。广播正在播放，可能是朗克的曲子。以往的星期六早晨，他们总会早早地、悠闲地享用早餐：摊开的报纸、声音柔和的第三频道广播、咖啡、从兰斯康迪特街买回来的温热的法式葡萄干面包。他会穿件涡旋花纹的真丝睡袍，胡子拉碴，头发蓬乱。

        电话那头，他谨慎、冷静地问她是否一切安好。当她说出“还好”时，她不禁为自己听上去如此正常而感到惊讶。之后她开始自如地东拉西扯，就像鲍林突然满意地长出一口气，因为他想起了一条近路，于是驶离了拥堵的车流。她谈到了家务，以此提醒杰克她在月末的归期，这听上去十分合情合理，并且非常自然地——或者至少曾经是这样——建议在她回家的那晚他们应该一起出去吃个饭。附近他们喜欢的一家餐厅通常都会提前订满。或许他现在就可以去预订了。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她听得出他在极力压制自己声音中的惊奇，巧妙利落地将语气控制得既不热情又不疏远。他又问了一遍她是否一切安好。他太了解她了，显然她听起来并没有那么正常。她故作轻松地强调自己当然一切都好。之后他们又聊了几句工作上的事。最后，电话在他小心翼翼的“再见”中结束，这声“再见”听来几乎像是一句问话。

        这通电话还是起了作用。她得以从神经质的妄想中抽离出来，回到了现实中，开始考虑下一步安排，接下来的约会，他们有所缓和的关系。她觉得自己得到了更好的保护，也更理智了。如果真有针对她的投诉，她现在应该已经听说了。她很高兴自己能打这通电话，并且从那个难以定义的早餐时刻起，她可以做点事情了。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呈现出她焦灼想象的那副模样，这一点值得铭记在心。一小时后，当汽车开始缓缓行驶在拥堵的A69公路，即将进入卡莱尔时，她全神贯注地阅读起了法院文件。

        又过了两周，她的巡回审判结束，但在北方四城仍有更多的公平正义需要主持。她就这样在克勒肯维尔区一家餐厅的安静角落里，与她的丈夫在一张桌子边上面对面地坐着。他们中间放着一瓶红酒，他们小心翼翼地喝着。没有突然的冲动想要和好如初。他们避开那些有可能会摧毁他们的话题。他用一种令人尴尬的温柔语气同她说话，仿佛她是一颗非同寻常的炸弹，中途就可能爆炸。她问了他工作上的事，问他那本有关维吉尔的书，那是一本导读与选本，一本面向中小学和大学的“世界性”教科书，他深信这本书会让他大赚一笔。她紧张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感觉自己听上去就像是个采访者。她希望自己就像是第一次观察他，能从他身上看到陌生的东西，就像多年以前她爱上他时那样。但这不容易。他的声音、他的相貌就如同是她自己的一般熟悉。他面容粗犷，神情忧郁。这些固然迷人，但对她已不复吸引力。他的手放在桌上的酒杯旁，她期望这双手不要来牵她的手。

        晚餐快要结束时，他们那些较为安全的话题已经用尽，随之而来的是令人恐慌的沉默。两人都没了胃口，甜点和剩下的半瓶红酒都没有动。他们未说出口的对彼此的埋怨困扰着他们。她仍然对他无耻的出轨行为耿耿于怀；而他呢，她猜他一定怪她表现出过分受伤的样子。这时，他用勉强的语气聊起昨晚他去参加的一个地质学讲座。这一讲座主要论述沉积岩岩层的形成可以被当作一本有关地球史的书来阅读。最后，演讲者做了一些推测。一亿年以后，大部分海洋没入了地幔，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不足以维持植物的生存，地球表面变成了无生命的岩质沙漠，到那个时候，从外星来访的地质学家还能找到我们的文明存在过的证据吗？事实上，地表下几英尺深处的岩石中，一条粗黑的分界线就能将我们和已经消失的物种区分开来。沉积在那六英寸宽的乌黑岩层里的将是我们的城市、车辆、道路、桥梁和武器，以及所有未曾在以往的地质记录里发现过的化合物。混凝土和砖块将会变得像石灰岩一样易于溶解。最优质的钢铁也会变成铁质碎屑。更为细致的显微镜观察或许会揭示，在我们种植的用以养殖大量牲畜的草场里，花粉量其实占了主体。幸运的话，地质学家可能还会发现骨头化石，甚至是我们地球人的骨头化石。但到那时，野生动物的重量，包括所有鱼类在内，加起来也不及所有牛羊重量的十分之一。演讲者最后得出结论，他正在目睹一场大规模的物种灭绝，物种的多样性已经开始急剧减少。

        杰克滔滔不绝地讲了五分钟。这期间菲奥娜感受到了这毫无意义的时间加之于她身上的压迫感。无法想象的终年荒漠、人类无法逃避的结局，令他神采飞扬、兴致勃勃，然而她却意兴阑珊。阴郁笼罩在她的周围。她感觉到一股重力压在她的肩头，蔓延至她的双腿。她把餐巾从她的腿上拿开，放到桌上，犹如丢出白布表示投降，然后站起身来。

        此时，他仍在讲话：“就这样我们在地质记录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看到她起身，好似一脸惊讶。

        她说：“我想我们该结账了。”说完便迅速穿过餐厅去了洗手间。她站在镜子前，双眼紧闭，手里拿着一把梳子，以防有人突然进来，而后慢慢地深吸了几口气。

        两人之间的破冰动作既不快捷，也不顺畅。起初，是如释重负，他们无需在公寓里刻意避开对方，也不必再冷漠地用令人窒息的礼貌互相较劲。他们一起吃饭，开始接受邀请与朋友们共进晚餐，互相交谈——虽然话题大多围绕工作。但他仍旧睡在客房里，而当他们的一个十九岁的外甥来过夜时，他就重新睡到客厅的沙发上。

        到了十月下旬，时光仿佛再度倒流，筋疲力尽的一年终于接近尾声，黑暗悄然降临。一连几个星期，她与杰克的关系再次停滞不前，几乎变得和之前一样令人窒息。但她太忙了，晚上回到家已是疲惫不堪，实在提不起劲开始一场难度颇高、可以推动他们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谈话。除了要审理平常的案件之外，她还在新的法院程序制订委员会中担任主席，并且在另一个委员会中负责回复家事法法规的修正报告。如果晚饭后仍有精力，她会独自练习钢琴，为她与马克·伯纳的彩排做些准备。杰克也很忙，在学校临时替一个生病的同事代课，回到家则专心为他那本维吉尔选集撰写篇幅很长的导读。

        负责在大礼堂举办圣诞狂欢会的出庭律师已告诉她和伯纳，他们的节目已被选为音乐会的开场秀，表演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加演节目最多不超过五分钟。时间是足够他们演奏柏辽兹的《夏夜》套曲选段和马勒的吕克特之歌中的《远离尘世》了。格雷律师学院合唱团将演唱几曲蒙特威尔第和巴赫的作品，之后则是一个海顿作品的弦乐四重奏表演。一年当中许多个夜晚，格雷律师学院的众多律师会在马里博恩的威格摩尔音乐厅皱着眉头专注地聆听室内音乐。他们知道将要表演的所有曲目。据说，他们在演奏之前就知道它弹坏了。在这里，即使开场前有葡萄酒，整体氛围从表面上看也算宽容轻松，可对于一场业余表演来说，它的标准还是十分严苛的。菲奥娜有时会在黎明前醒来，不知自己这次是否能胜任，如果演砸了又是否有什么借口能为自己辩解。她觉得自己不够专注，马勒的作品又很难，曲调听似懒洋洋的，十分平缓，实则充满张力，蓄势待发。这样的作品会使她的水平暴露无遗。而且日耳曼民族渴望遗忘的情怀也让她坐立不安。但马克不一样，他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登台献艺了。两年前，他的婚姻破裂。而现在，据舍伍德·朗西说，他的生命中又出现了一个女人。菲奥娜猜想这个女人应该会来观看这场演出，所以马克急切地想要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甚至要求菲奥娜背下所有乐谱，但菲奥娜告诉他那太难为她了。她只能背下他们准备的三四首简短的加演曲目。

        十月底的某一天，她在法院早晨收到的邮件中发现一个熟悉的蓝色信封。当时鲍林也在办公室。为了掩饰自己的感情——既激动，又有些隐隐的恐惧，她拿着信走到窗边，假装对楼下的庭院感兴趣。鲍林离开后，她从信封里抽出一张折了两折的纸。纸的底部有被撕过的痕迹，纸上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作。诗名用大写印刷体书写，下面画了两条横线。“”。字体很小，但诗却很长，写满了整整一页，没有其他的附函。她扫了一眼诗的第一节，没能读懂，就把信放在一边。半小时以后，她就要开始审理一个棘手的案子，一系列复杂的婚姻诉讼和反诉将要耗费她两周的时间来处理。诉讼双方都想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保住自己数量可观的财产。所以眼下显然不是读诗的时候。

        当她再次打开信封时，已是两天之后了。晚上十点钟。杰克去参加另外一场有关沉积岩层的讲座，或者说他是这么说的，她宁愿选择相信他。她靠在沙发上，把那张撕过的信纸平铺在大腿上。在她看来，这诗像是那种写在生日贺卡上的打油诗。她强迫自己有一种更宽容的心境。毕竟这只是一首抒情诗，而他也只有十八岁。

        

        我拿起木头十字架，拖拽到溪边。

        梦中忏悔变得荒唐，重负也只为愚人准备。

        但以往的礼拜，都教我循规蹈矩生活。

        碎片划伤我的肩膀，十字架如铅般沉重，

        我的生活狭小虔诚，我却濒临死亡，

        小溪欢快地奔腾，阳光翩然起舞，

        但我必须继续前行，双眼盯着地面。

        珍珠般的水滴溅起，划出银色的轨迹。

        “想要自由，就把十字架扔进水里！”

        听罢我将重负扔进水中，扔进紫荆树的阴影。

        她靠上我的肩膀，献上最甜蜜的亲吻。

        而后潜入冰冷的河底，从此杳无音信，

        “那鱼是撒旦的化身，你必须付出代价。

        “她的吻是犹大的吻，那吻背叛了我的姓名。

        但愿他什么？诗的最后一节末尾几个字隐没在杂乱的涂改、删掉又重新添加的字词以及画有问号的变体词中间。她并没有尝试去辨认这一团字迹，而是把诗又读了一遍，然后重新靠向沙发，闭上双眼。他在生她的气，把她比作撒旦，这一点她还是介怀的。她在脑中构思了一封给他的回信，尽管她知道她永远不会把它寄出去，甚至也不会写下来。她冲动地想要去安抚他，也想为自己辩解。她想出了几句乏味、现成的话语：我必须把你送走，这是为了你好，你还年轻，有自己的前途。说得更清楚点吧，即使我们有空余的房间，你也不能在这住下。这样的事对一位法官来说，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她补充了一句，亚当，我不是犹大。或许是个讨人厌的老太婆……最后这句话是想要让自己辩解的强烈意图变得淡一点。

        她那“最甜蜜的亲吻”简直是不顾后果，而她并没有得逞，就他而言没有。但是，不给他回信是一份善意。不然，他会写回信，会来到她门前，而她又不得不再次把他赶走。她折好信，把它重新放回信封里，然后拿到卧室，藏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他很快就会继续前进的。不管是重新回归宗教，还是犹大、耶稣，他不过是想用诗歌的手法来夸大她糟糕的行为——亲吻他，然后把他塞进出租车送走。但无论如何，亚当·亨利都很有希望在他延期了的考试中发挥出色，并考入一所好大学。她会渐渐淡出他的脑海，成为他情感教育历程中一个微小的身影。

        他们在马克·伯纳房间楼下的一间狭小、空荡的地下室里。没人记得这架戈特里-史坦威立式钢琴怎么会立在这里，二十五年来不仅无人认领它，更没人想要去搬动它。琴盖上有划痕和香烟烫过的痕迹，但钢琴的活动部件依旧完好，音色也十分柔和。屋外气温已降到零下，格雷律师学院的广场上如画般积起了这个冬天第一英寸的雪。在这里，他们称之为排练室的地方，没有暖气，好在一面墙上装着维多利亚早期的水暖设备，其中的一些管道还能持续散发出微弱的热气，也恰巧维持了钢琴的音调。地板的历史则可追溯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一条条被粘在水泥地上的细条绒组成，上面满是咖啡污渍。如今地板的边缘都已翘了起来，很容易把人绊倒。低矮的天花板上安装着一个一百五十瓦的光秃秃的灯泡，光线有点刺眼。马克之前提过要买个灯罩。这个房间里除了乐谱架和钢琴凳之外，唯一的家具就是一把摇摇晃晃的厨房椅，他们把外套和围巾都堆放在上面。

        菲奥娜坐在琴键前，双手紧握放在腿上，好暖和些，她的眼睛则注视着眼前的乐谱，这本乐谱里，《夏夜》被改编成了钢琴乐和男高音演唱两部分。她记得家里客厅的某处有一张迪卡娜娃的老黑胶唱片，不过她已经有好些年没见过了。就算找到了现在也帮不上什么忙。迄今为止，他们一共只练了两次，急需加紧排练。但是马克前一天出庭，现在仍然忿忿不平，想要和她讲讲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他未来的打算，因为他要离开法律界了。他受够了。太悲伤、太愚蠢、太耗费年轻的生命。多么老套而又空洞的威胁啊，但她现在坐在那冷得直打颤，她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听他把话讲完。即便如此，她也无法控制自己盯着乐谱开头的《维拉内拉诗》，看着那轻柔反复的和弦，跳动的八分音符断奏，想象着美妙的旋律，又或者是自己在脑中诠释戈蒂埃的诗的第一句：

        当新的季节来临，当寒冷渐渐消隐……

        伯纳手头的案子有关四个青年和另外四个青年打架的事，两拨人恰巧在塔桥附近的酒吧外遇见，打了起来。八个人都喝了酒，却只有第一拨的四个人被逮捕和起诉。陪审团认为他们犯了极为严重的故意伤害他人罪，并接受了控方的陈述，即这四个青年应被视为共同犯罪而加以处置，也就是说不管他们各自做了什么，都应该承担一样的罪责。因为他们都参与其中。陪审团做出裁决之后，即量刑的前一周，萨瑟克区一位名叫克里斯多弗·克兰汉姆的法官建议这几个青年要做好心理准备，他们会受到判处监禁的重罚。四个人中有一个叫韦恩·加拉格尔的小伙子，他的家属，就在这个时候，着急地找到马克·伯纳，请求他参与此案，提供帮助。他们在亲朋好友中办了一场募捐，加上巧妙的网络众包，募得了所需的两万英镑。在量刑前，他们希望在加拉格尔被判决前，这位颇富声望的王室法律顾问能为加拉格尔说上几句话，替他争取从轻处罚。之后，尽管指导律师还在跟进这个案子，完全能胜任的法律援助顾问已经被他们解雇了。

        伯纳的当事人是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自达尔斯顿，为人有点不切实际，最大的毛病是比较消极，而且常常说话不算话。他的母亲酗酒吸毒，父亲也是如此，在韦恩混乱不堪且备受忽视的童年时光，他基本不在儿子身边。加拉格尔爱他的母亲，并坚持认为母亲也很爱他。母亲从未打过他。青少年时期的韦恩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母亲，不怎么去学校上课。十六岁时他辍学，干起了一些比较低端的工作——在拔鸡毛厂的仓库做工，把广告宣传单塞进信箱里。他从未领过失业救济金和租房津贴。五年前，他十八岁，被一个女孩控告为恶意强奸，在少管所里关了几周，随后又被记录在案，严格宵禁长达半年。虽然有手机短信可充分证明两人是你情我愿地发生性关系的，可警方却拒绝调查，因为他们需要达到强奸案数量的指标要求。而加拉格尔正是他们需要的人。案件审理的第一天，原告最要好的朋友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致使案子无法成立。原来所谓的受害人只是想从刑事损害赔偿局那儿得到一笔钱，她非常想要一台新的Xbox游戏机。她发短信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的朋友。后来，人们看到检察官把他的假发狠狠地扔到地上，嘴里还小声嘀咕着：“蠢姑娘。”

        “加拉格尔的另外一个不良记录，”伯纳说，“是他十五岁时，偷走了一名警察的头盔。虽然只是个愚蠢的恶作剧，但留下了‘袭警’的记录。”

        我的宝贝，春天已经来临。这是属于情侣们的幸福时光。

        律师站在她的左手边，面对着乐谱架。他穿着一条紧身的黑色牛仔裤和一件黑色高圆翻领套衫，这让她想起了过了时的“垮掉的一代”，唯一需要调整的是他用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

        “知道吗，当格雷厄姆法官告诉这些青年他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时，其中两个人说他们想要马上开始服刑。就像是排队等着进入烤箱的羔羊和火鸡一样顺从。韦恩·加拉格尔的妻子刚刚怀上孩子，最后一个星期他很想和妻子待在一块，可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去服刑。所以我必须得大老远地跑到伦敦东部那个垃圾地方去见他。泰晤士米德镇。”

        菲奥娜翻了一页乐谱。“我去过那儿，”她说。“比多数地方都好。”

        来吧，来到这长满青苔的岸边，聊一聊我们美妙的爱情……

        “你听我说啊，”伯纳道。“四个伦敦青年。加拉格尔，奎恩，欧洛克和凯利。他们是第三代或第四代爱尔兰人。说的是伦敦口音。上的是同一所学校。还是所不错的综合性学校。负责逮捕的警官光看他们的名字就觉得他们是捣蛋鬼，所以他根本懒得再去调查另外四个人。因此，皇家检察署也认定他们是共同犯罪。这个罪名他们向来只安在帮派团伙上。事情解决得干净利索。图省事儿，一了百了。”

        “马克，”她轻声道。“我们该练习了。”

        “我马上讲完了。”

        事件发生时，两台监控录像完整地拍下了斗殴的全过程。

        “拍摄角度堪称完美。看得到每个人。画面颜色虽然比较暗，却清晰得很。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恐怕也拍不了这么好的画面。”

        伯纳花了四天时间反复琢磨这个案子，一遍又一遍地播放录像，记住两个监控录像拍下的这场八分钟斗殴的每一个画面，记住他的当事人和其余七个人的每一个动作。他观察了这帮青年一开始动手的过程，当时他们站在一条宽阔的人行道上，在一家关闭的商店和一个电话亭中间，双方恶语相加，互相推搡，看起来都气喘吁吁的，恶狠狠地吓唬对方。一群人被打得东倒西歪，甚至一度摔出了护栏，冲到了路面上。能看见一只手抓住了某个人的前臂，另一只手的掌根又推了某人肩膀一把。此时，站在这群人最后面的韦恩·加拉格尔举起一只胳膊，不幸地挥出了第一拳，接着又是一拳。但他离众人太远，拳头又挥得太高，另一只手里握着的啤酒罐还干扰了他的动作，导致他这几拳毫无效用，被他打的那个人几乎没有察觉。到了这个时候，这群人凌乱地散成了两堆。在这个时候，仍处在这群人外围的加拉格尔，扔出了他的啤酒罐。这是一次低空投掷。被他瞄准的那人用手抹去翻领上溅到的啤酒污渍。作为还击，另外四人中的一人转过身来，重重地往加拉格尔脸上闷了一拳，打破了他的嘴唇，他也就结束了这次斗殴。他站在原地，只觉得天旋地转，然后离开打斗现场，监控画面里便不再有他。

        没有他，可这场群架仍在继续。他们的一位校友欧洛克此时插了进来，一拳把打了加拉格尔的那人掀翻在地。那人一倒地，另一个朋友凯利上来就是一脚，踢断了他的下颌。半分钟后，第二个人倒下了，这回是奎恩，踢断了他的颧骨。警察赶到的时候，打伤加拉格尔的那个人站了起来，转身就逃，藏到他女友的公寓里。他害怕因此会被逮捕并丢掉饭碗。

        菲奥娜看了眼手表。“马克……”

        “马上就讲完了，夫人。关键是，我的当事人就这么站在原地等着警察。脸上全是血，就像受了多大的冒犯似的。对方都被打骨折了，算得上是重伤。警方以不同罪名起诉了他们四人，但在法庭上，控方却强烈要求以共犯的罪名起诉他们，并要求按量刑指南上的二级重伤标准判刑，也就是要依法判处五到九年。老套路。我的当事人没有致人重伤，却要按照他人犯下的罪行来判刑，而且压根就没人以这个罪名起诉他。他当时并不认罪。其实他本该供认自己只参与了群架，但我那时不在场，没法儿给他建议。法律援助会原本应该把警察当时拍下的他满脸是血的照片给陪审团看的。不过无论如何，那个被打断下颌的家伙后来作为控方证人出庭，却拒绝作被害人陈述。还说他搞不懂为何要如此小题大做。他告诉法官，打完架两天之后，他就去西班牙度假了，根本用不着治疗。顶多是起初几天不得不用吸管喝伏特加而已。就是这样——这都是他的原话。记录在法庭的证言记录中。”

        菲奥娜继续听着，伸开手指在键盘上摆好一个和弦，却没有弹下去。我们回家吧，满载野莓而归。

        “很显然，我没法改变陪审团的裁决。我讲了整整七十五分钟，试图将韦恩与其余三人区别开来，把重伤程度降到三级，按照量刑指南，就判个三到五年。我还提到那件子虚乌有的强奸案，法律欠他半年的自由，这是强有力的佐证。然后，他原本可以被判处缓刑，这都是这些蠢事引起的。另外三名法律援助律师各自只为他们的当事人陈述了十分钟。最后，格雷厄姆作了总结。这个懒惰的混蛋。好吧，谢天谢地，最终判为三级重伤。可他对共同犯罪这个事儿一点也不松口，完全忘记我之前说的法律亏欠我当事人半年自由的事。四个小青年都被判了两年半的刑期。真是偷懒又不通情理的判决。不过，旁听席上其余三人的父母听完判决后都如释重负地哭了。他们原以为起码得判五年。我想，我帮了他们所有人一个大忙。”

        “法官行使了他的自由裁量权缩短了参考刑期。你该觉得幸运了。”菲奥娜道。

        “这不是重点，菲奥娜。”

        “开始排练吧。我们只剩下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了。”

        “听我说完。这是我的辞职演说。这些青年都有工作，老天，他们还都是纳税人！更何况我的当事人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伤害。就算不说这些，考虑到他现在的处境，他马上就要当爸爸了。凯利在业余时间带一支青少年足球队。欧洛克周末在一家囊肿性纤维化慈善机构上班。这不过是一次针对无辜行人的攻击，是酒吧外的一场扭打罢了。”

        她的视线从乐谱上抬起来。“那断了的颧骨怎么说？”

        “好吧。是一场发生在成年男子间的斗殴。但把这些青年塞进监狱又有什么意义？加拉格尔不过是挥了无害的两拳，扔了一个差不多空的啤酒罐罢了，就要判他两年半，还要他一辈子都背负致人重伤这个根本就没有人起诉他的罪名。他们要把他送到伊希斯去，那个关押年轻罪犯的地方，你知道的，在贝尔马什监狱的高墙里。我去过那里几次。网上说他们有个‘教育中心’。纯属扯淡！我曾经的一个委托人就被关在那儿，一天得在牢房里待二十三个小时。那些课程每个星期都会被取消。说是人手不足的缘故。格雷厄姆这家伙在庭上摆出一副疲惫的样子，装作很躁烦，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他才不在乎这些孩子会怎样呢！把他们扔进这样的垃圾场，任其腐坏，真正学会犯罪。你知道我最大的错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竟然试图证明这个案子不过是一群人喝高了之后情绪太过激动，你情我愿发生的暴力行为而已。‘如果这四个年轻人是牛津大学布灵顿俱乐部的成员，他们现在就不会出现在您面前了，法官大人。’回到家后，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于是翻开《名人录》，在上面查找格雷厄姆。你猜怎么着？”

        “我的天哪，马克，你真的需要休假了。”

        “面对现实吧，菲奥娜。这根本就是一场该死的阶级斗争！”

        “在家事法庭，这种案子根本就是上层阶级说了算。”

        不等伯纳回应，她便开始弹奏起开头十个小节轻柔连贯的和弦。她用余光看见他正在戴老花镜。接着，屋里响起了温柔美妙的男高音，完全符合作曲家对此曲演唱“柔和悦耳”的要求。

        整整五十五分钟，他们将法律抛到了九霄云外。

        到了十二月举办音乐会的那天，从法院回到家已经六点，她匆忙洗了个澡，换好衣服。听到杰克在厨房里的声音，她便在走回卧室时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在冰箱旁，正弯着腰，咕哝地应了一声。四十分钟后，她出现在过道里，一袭黑色丝质连衣裙，一双黑色漆皮高跟鞋，穿在她身上可谓锦上添花。她的脖子上戴了串朴素的银项链，喷了左岸香水。从客厅几乎形同虚设的音响里传来钢琴曲的声音，是凯斯·杰瑞的一张老唱片《面对你》中的第一首曲子。她在卧室的门外驻足，倾听着。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似曾相识的旋律了。她的左手开始奇怪地随音乐摆动，继而这种摆动变成一股无法停止的力量，就像一台不断加速的蒸汽机车，她已经忘了弹奏能迅速地为她积聚起自信，让她全身心地投入生活之中。只有像杰瑞那样受过古典乐曲训练的音乐家才可以将双手运用得如此娴熟自如。这至少是她的一孔之见。

        杰克是在向她暗示什么，因为这是一张构成他们多年前热恋时期背景音乐的唱片（这样的唱片一共有三四张）。在那些期末考试结束后的日子里，在看完清一色由女人出演的《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后，他劝她留下来在那间有屋檐、舷窗朝东的房间里一起度过他们的第一个夜晚，之后他们又一起度过了许多个夜晚。那时她才明白“性狂喜”不只是一个夸大的字眼。也是在那时，是她自七岁之后，第一次在愉悦中尖叫。她向后远远地翻滚到他不在的地方，之后，他们并肩躺在床上，把被子盖到腰部，好像镜头中交欢之后的电影明星，他们一起嘲笑她刚刚发出的喧叫。所幸楼下房间里没有人。那时的杰克留一头长发，冷静自持，告诉她这是他获得的最高赞赏了。她对他说，她无法想象她该如何恢复力气，令她的脊柱、她的骨头回到原状。如果她还能活过来就好了。但实际上她一次次地醒过来了。她还年轻。

        在那期间，当他们没有一起在床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也许可以用爵士乐再诱惑她一番。他对她的演奏赞不绝口，但更想赞赏的是她能摆脱严苛的乐谱和那些早已过世的天才的束缚。他把塞隆尼斯·蒙克的《午夜圆舞曲》放给她听，还给她买了这支曲子的乐谱。这首曲子不难弹奏。但她的演奏平淡无奇，听上去就像是德彪西的一首不起眼的作品。杰克告诉她，这没关系。那些伟大的爵士乐大师都很崇拜蒙克，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她反复聆听，坚持不懈，她能够弹奏所有摆在她面前的曲子，但她就是弹不了爵士乐。没有节奏，对切分音毫无直觉，没有畅达自如，她的手指只是麻木地服从谱子上写的拍号和音符。她告诉她的爱人，这正是她学习法律的原因。尊重规则。

        她放弃了，但她仍然学着去听，杰瑞是她最为欣赏的。她还带着杰克去罗马圆形大剧场听杰瑞的演奏。杰瑞流畅的技巧，如莫扎特般丰赡的创意抒情曲毫不费力地奔泻而出，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切却还历历在目，仍然能让她身临其境，提醒着她曾经她和杰克是那么的快乐。这音乐是精心挑选的。

        她沿着门厅走，又一次在起居室的入口驻足。杰克一直在忙碌。几盏灯的灯泡早已过了有效期，也终于亮了起来。房间里点了几支蜡烛。窗帘已经拉上，冬夜的丝丝小雨就被挡在了窗外。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壁炉里生好了火，木头和煤噼噼啪啪地燃烧着。杰克站在壁炉边，手里拿着一瓶香槟。在他面前，一张矮桌上，放着一盘意大利熏火腿、炖牛肉卷和奶酪。

        他穿着一身黑色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头发光泽依旧。他走了过来，将一只笛状的香槟酒杯递给她，并把它倒满，又给自己倒上。当他们举杯相碰时，他表情肃穆。

        “我们没多少时间了。”

        她以为他的意思是他们马上就得赶去大礼堂了。去音乐会前喝酒，真是疯了，但她并不在乎。她又喝了一大口，跟着他走到壁炉前。他把盘子递给她，她尝了一块帕尔玛干酪，他们站在壁炉两侧，斜靠在壁炉台前。像是硕大的装饰品，她想着。

        他说：“谁知道还有多久呢。没几年了吧。我们要不重新开始生活，真正的生活，要不就选择放弃，承认这从头到尾就是个悲剧。”

        他这是老调重弹：及时行乐。她举起杯子，神情冷峻地说道：“为重新开始生活干杯。”

        她察觉到他表情的细微变化。如释重负，而除此之外，还有某种更强烈的东西。

        他又给她斟满酒。“我说这裙子真漂亮。你看上去美极了。”

        “谢谢。”

        他们四目相对，然后靠近对方，相互亲吻。他们再一次接吻。他的手轻轻地放在她的腰背上，但他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顺势将手一下子滑至她的大腿间。他是在分阶段进行，他的细致入微触动了她。如果他们没有音乐和社会责任的制约，她不会怀疑这一解脱将把他们引向何方。可是她的乐谱在她身后的沙发上，而他们理应保持衣冠齐整。于是他们再次紧紧相拥，亲吻对方，然后分开，拿起酒杯，默默碰了碰，一饮而尽。

        他用一个灵巧的弹簧装置把香槟封好，这个小东西是她在多年前的圣诞节送给他的。“留着以后喝吧，”他说，说完两人都笑了。

        他们拿好各自的外套，便出门了。她挽着丈夫的胳膊走向门厅，好让踩着高跟鞋的自己稳当些。他举着伞，却殷勤地只撑在她的头上。

        “你是演奏家，”他说。“是穿着真丝连衣裙的演奏家。”

        大约有一百五十个人手持酒杯站着聊天嬉笑，声音嘈杂。椅子都已经摆好，但还没有人入座。舞台上，一架法奇奥里钢琴和一个乐谱架也已就位。格雷律师学院的成员、律师学院主管委员、与她在工作上打交道的和她社交圈中的大部分人今天齐聚一堂。三十多年来，她与几十位人士并肩共事或针锋相对，在这儿都能看到他们。各种社会名流，许多均为外院人士，来自林肯、内殿或中殿律师学院——包括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几位高等法院法官、两位最高法院法官、首席检察官，以及二十位赫赫有名的出庭律师。这些裁定他人命运和剥夺公民自由的执法者，很有幽默感，且三句话不离本行。大厅里人声鼎沸。没几分钟，她和杰克就已经看不到对方了。有人走上前来，想向他请教拉丁语。她则被拉进了一场针对一位古怪的主事官朋友的八卦。她站在原地，几乎都不需要走动。不断有朋友过来拥抱她，祝她好运，还有的同她握手。在音乐会之前安排一场聚会，这真是格雷律师学院主管委员会的一项妙举。菲奥娜希望，葡萄酒能让这些听惯了威格莫尔音乐厅里音乐的人们，对她的演奏少一些苛刻。

        当端着银托盘的侍者走近时，她心情好极了，顺手拿了一杯酒。这时，马克·伯纳出现在她的视线里。他大约离她五十英尺左右，隔了近一百个人，他朝她摇摇手指，示意她别喝了。当然，他是对的。她向他举起酒杯，小抿了一口。她的一位朋友，英国最高法院的中坚分子，要给她介绍一位“杰出的”律师，这位律师凑巧是他的侄子。在这位自豪的舅舅的注视下，她热切地询问了这位瘦弱又带着可怜的口吃的年轻人。正当她开始希望能与一些更有生气的人待在一起时，她的一位早就认识的中殿律师学院的女性朋友突然闯了进来。她跟她拥抱，随即把她带到一群叽叽喳喳的年轻女律师堆里。她们对她说——虽然是有些开玩笑——好差事从来轮不到她们，只会分配给男人们。

        引座员穿过人群，宣布音乐会即将开始。众人不情愿地走向各自的座位。一开始要把美酒和闲聊换成庄严的音乐确实有些困难。但随着玻璃酒杯挨个被收回，喧闹声也渐渐平息。正当她走向舞台右侧角落的台阶时，突感到有只手搭在她的肩上，她转过身来。看见那是玛莎·朗文那件案子里的舍伍德·朗西。出于某种原因，他打了黑领带。这身制服让上了年纪、大腹便便的男人显得既拘束又可怜。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想给她透露一桩尚未见报的趣事。她把身子前倾，好听清他的话。但她的心思早已在音乐会上，心也已渐渐绷紧。她发现自己很难集中精神去听他说什么，虽然她觉得她已经听明白了。就在她请求这位法官再重复一遍时，她意识到马克已经站在她的前面，正转身焦急地对她做着手势。她站直身子，谢过朗西，跟着她的男高音走向了舞台。

        他们站在台阶脚，等待观众安静下来，等待示意他们可以开始的信号。马克问她：“你还好吗？”

        “很好。怎么了？”

        “你一脸苍白。”

        “嗯。”

        她不由自主地用一只手的指尖碰了碰头发，另一只手拿着乐谱，她把它拽得更紧了。难道她看上去醉醺醺的？她想了想自己都喝了什么。还没喝完第三杯白葡萄酒的时候，马克就告诫了她，所以总共才喝了两杯左右。她不会有问题的。他扶着她走向台阶，在他们上台站在钢琴旁，向观众鞠躬点头之际，他们获得了如同为主场球队预留的掌声。毕竟，这是他们在大礼堂的第五场圣诞音乐会。

        当她坐定，摆好面前的琴谱，调整好琴凳后，她深吸了一口气，再轻轻地吐出来，想把之前谈话的只言片语统统抹去，把那位说话结结巴巴的律师和那帮性格活泼却谋不到好工作的年轻女人抛之脑后。当然，还有朗西。不。没时间想这些了。马克朝她点了点头，示意他已准备就绪。随即她的手指便在这庞大的乐器上弹奏起来，摇摆的和弦悠悠地流淌而出，她的思绪仿佛也跟随其后。男高音的开场极其完美，几小节过后，他们旨意相融，这份默契在排练中几乎未曾有过。他们不再专注于简单地把音唱好弹对，而是能够毫不费力地融入到音乐当中去。她突然觉得自己喝的酒真是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法奇奥里钢琴优雅而深沉的力量令她振奋。她和马克仿佛顺着音符之流悠然而下。他的嗓音在她听来更加温润，音准很好，没有了他有时会出现的不和谐的颤音，可以畅快地捕捉柏辽兹的《维拉内拉诗》套曲中的欢愉，还有之后在《哀歌》中那急速下降的歌词中的悲哀，“啊！无爱地走向海洋！”她得关注自己的演奏。当她的手指触碰琴键时，她感觉仿佛坐在观众的后面，听着自己的演奏，好像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出场。她和马克一起进入了一个音乐创作的无限空间，超越了时间和功利。她这才隐约地察觉到，有某种东西在等着她回归，因为它隐藏得很深，像是熟悉场景中一个陌生的小点儿。也许它不在那里，也许它并不是真的。

        他们好像从一场梦中出现，肩并肩地站着，再次面对观众。掌声如雷，但其实一直如此。大礼堂总是展现出慷慨的一面，如果是更轰动的表演，掌声往往会更加热烈。当她遇上马克的目光时，看到了他眼中的闪光，她这才确定他们已经突破了普通业余表演的范畴。他们真正地为这首曲子注入了新意。如果观众中有一位他想极力取悦的女士，那么她一定已经被这古典曲风深深吸引，并且肯定会爱上他。

        之后他们又回到各自的位置上，准备演奏马勒的作品，此时，全场突然安静下来。她先独自弹奏。长长的序曲徐徐展开，仿佛是这位钢琴家的创作。在无限的耐心中，试探性地响起两个音，重复了一下，加入另一个音，这三个音又重复了一下，当第四个音响起时，这一行谱子才最终华丽地向上一扬，奏出这位作曲家所谱写的最为曼妙的旋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并没有让她觉得不适。她甚至努力去达到一流钢琴家的水准，用几个中央C以上的音符弹奏出银铃般的脆音。此外，她深信自己的演奏已足以让听众觉得他们听到的是管弦乐版的竖琴声。而马克一开嗓，就表现得沉着冷静。出于某种原因，他坚持用英语而不是德语演唱，这一自由唯独业余爱好者才能享有。这样做的益处是，大家即刻会谅解一个正在远离尘嚣的人。对这一世界而言，我真的与死人无异。这对搭档感觉到他们已经抓住了观众的心，他们的表演愈加上乘。菲奥娜也知道，她正迈着庄重的步伐向某个可怖的目标挺进。这是真的，这又不是真的。只有音乐停止时，她才会知晓答案，才会直面应对。

        掌声再起，他们微微鞠躬谢幕。此刻，响起观众们要求加演的呼声，人群中甚至有些踏脚声，声音越来越响。两位表演者看着彼此，马克的眼中泛着泪花。她感觉自己脸上的笑容很僵硬。当她回到琴凳上时，她的嘴里有股金属的味道。观众安静下来。她花了几秒钟时间调整自己，双手放在膝盖上，低着头，不去看自己的搭档。当初，他们从众多纪念曲中挑选了舒伯特的《致音乐》。这是他们往日最爱的曲子，总能把它演绎好。她将双手放在琴键上，但仍然没有抬起头。整个大厅一片寂静。最后，她终于开始了。序曲的演奏仿佛得到了舒伯特魂灵的庇佑。高声部的三个音落下，低声部柔和的和弦呼应着，再次低音，然后与另一只手融合在一起。低沉的复调在背景里起伏回荡，也许这曲调中兼有柏辽兹的成分。谁知道呢？甚至马勒的曲子都接受了阴郁的曲风，说不定在这种情形下助了布里顿一臂之力。菲奥娜并没有向马克致歉。她的脸和刚才的笑容一样僵硬，眼睛只盯着自己的双手。马克只有寥寥几秒时间重新整理思路，但很快他吸了口气，便又笑容满面，音调也十分悦耳，第二节中更是婉转风雅。

        在远方河畔旷野，我与吾爱并肩伫立，

        在我微倾的肩膀，她搭上纯白的手臂。

        她嘱我淡然生活，像青草滋长于岸堤。

        但当时年少无知，如今早已泪眼凄凄。

        观众总是不吝赞美，但很少有人起立喝彩。这样的场景只会出现在流行音乐演唱会上，欢呼声、口哨声此起彼伏。但是，此刻，这样的场景出现了，只有几位较年长的法官有些许犹豫。一些热情的年轻人高声喝彩，吹着口哨。但台上只有马克·伯纳一个人接受这份赞美。他一只手放在钢琴上，点头微笑以示感谢，同时又关切地注视着他的钢琴师。而此时她已快步穿过舞台，目光盯着自己的双脚，走下台阶，从等待上台演奏弦乐四重奏的演员们身边挤过，匆匆奔向出口。大家普遍认为，这一整个经历对她来说异常紧张，在场的法官和他们的朋友都深表同情，所以当她经过他们身前时，他们的掌声更响了。

        菲奥娜找到自己的外套，无视刚下的倾盆大雨，踩着高跟鞋疾步向公寓奔去。客厅里，她和杰克出门时粗心忘了熄灭的几支蜡烛依然亮着。她依然穿着外套，湿漉漉的头发紧贴着头皮，雨水顺着她的脖子淌到后腰背上，她就那样呆呆地站着，在极力回想一个女人的名字。从她最后一次想起她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张脸庞，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想起来了。玛丽娜·格林。菲奥娜从包里掏出手机，拨了出去。她为在非上班时间致电给她向她道歉。她们只简短地说了几句，因为电话那头传来婴儿的尖叫声，而这位年轻女子听上去既疲惫又焦虑。是的，她可以确定。那是四周前。她提供了她所知的寥寥细节，还说她对审判法官并不知情深感意外。

        她仍然站在原地，目光毫无缘由地凝视着她丈夫准备的一盘菜肴上，所幸她的脑子已一片空白。她刚刚弹奏的音乐，此刻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在她的脑中回荡。她已经忘记音乐会的事情。如果可以控制大脑神经不去思考的话，她此刻毫无念想。几分钟过去了。她无法得知到底过了多久。突然，身后有个声音，她回过头去。壁炉中的火苗在做最后的苦苦挣扎，终于坍塌了。她走过去，跪了下来，想将它重新点旺，她用手指而不是钳子撩拨木块和煤块，把它们放在仍然灼热的部位或是那附近。她用力吹了三次，一小块松木才被点燃，火苗传到旁边两块较大的木块。她注视着这一切，身子凑得更近，好让这微小的火苗填充她的视野。火苗掠过周遭黑漆漆的煤块，向一侧扭动着，舔擦着。

        最后，她的脑子里出现两个纠缠不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向我求助？有个她自己想象出来的声音做出了回答：我有啊。她站起身来，走向卧室，这才感觉到臀部隐隐作痛。她要重新拿起那首藏在床头柜里的诗歌，它已经躺在那儿六个月了。诗里那充满戏剧性的语调，拘谨地呼告着追逐自由，把沉重的十字架扔到河里，接受纯洁的亲吻，这些被认为是精神上如恶魔般的东西，再一次打消了她继续读下去的念头。基督教物品——十字架、南欧紫荆、黄瓶子草——不免有种阴森森、令人窒息的感觉。而她就是那株唐昌蒲，那条鳞片上有着五彩斑纹的鱼，那个让诗人误入歧途又亲吻了他的危险人物。是的，就是那一吻。是她心里的愧疚，让她置身事外。

        她再一次蹲在火堆旁，把这首诗放在身前的布哈拉地毯上。她沾了煤灰的手指在这一页的最上端抹了个手印。她直接跳到了最后一节——耶稣奇迹般地站在河上，宣告鱼就是魔鬼撒旦邪恶的化身，而诗人“必须付出代价”。

        她的吻就是犹大之吻，她的吻泄露了我之名。

        她伸手去拿放在她身后桌子上的眼镜，凑近去看清那些打叉和画圈的文字。“刀”被划掉了，“付”、“让他”和“责怪”也被划去。“他自己”这个词被划掉，重新写上，又再一次被删去。“不准”被改为“必须”，“下沉”改为“淹没”。“但愿”没有画增添字词的气球形字圈，而是孤零零地飘浮在这堆被修改字词的上方，有个箭头指示它应代替“和”。她在慢慢熟悉他的书写方法及其笔迹。后来她终于搞明白，看了个真切。在这些精挑细选的词语之间，甚至有一条蜿蜒曲折的连线。上帝之子下了一条咒语：

        但愿亲手淹没我十字架的人被置于死地。

        听到前门打开时，她没有转过身子。杰克穿过客厅去厨房时瞥了她一眼，他以为她在生火。

        “把火生旺点，”他喊道。过了会儿，他的声音从更远处传来：“你真是太棒了！大家都很喜欢。太动人了！”

        当他拿着香槟和两只玻璃杯回来时，她已经起身脱掉外套，把外套扔在椅背上，脱下鞋子。她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等待着。当他把一只杯子递给她，她伸手等待他倒酒时，他并没注意到她苍白的脸。

        “你的头发。我给你拿块毛巾吧？”

        “它自己会干的。”

        他打开金属盖子，给她倒满酒，然后给自己倒上。他放下酒杯，走到火堆旁，倒光煤桶里的煤，又加了三根大大的短棍木柴，就像印第安人做的那样。他打开音响，再一次播放起杰瑞的音乐。

        她低声说：“杰克，现在别放。”

        “当然。过了今晚！我真蠢。”

        她明白，他希望他们可以尽快回到音乐会前的状态，她对他深怀歉意。他在尽力而为。过一会儿他就会想亲她。他回到她身边；音响一关掉，寂静便在她耳畔嘶嘶作响，他们在沉默中碰杯，喝酒。之后他谈起她和马克的表演，告诉她当他们最后站在那里时他流下了自豪的泪水，他还告诉她人们之后说了些什么。

        “演出很顺利，”她说。“我很高兴演出很顺利。”

        杰克不是音乐家，他的喜好仅限于爵士和布鲁斯，但他能头头是道地谈论音乐会，清楚地记得一首首曲子。比如柏辽兹的《夏夜》是一曲神示。其中的《哀歌》特别打动他，他甚至懂法语歌词。马勒的作品他还需要再听听，因为他感觉其中蕴含太多的情感，但他不能一下子都领会，产生共鸣。他很庆幸马克选择用英语演唱。虽然每个人都渴望逃离这个世界，但很少有人真正有这胆量。她神色凝重地听着，或者说看上去是这样，时而简短的回应、点头。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住院病人，满心期待那好心的探望者离开，好让她能继续养病。壁炉里的火燃了起来，杰克注意到她在颤抖。他把她引到壁炉旁，把剩下的香槟全倒入她的杯中。

        他们在这个社区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他和她一样熟识格雷律师学院的那些法官。他开始同她聊起他晚上碰到的那几个人。这个社区组织紧密，左邻右舍都喜欢这种彼此紧密相连的感觉。在深夜时分做事后剖析，是他们共同生活的一大特色。对她来说，继续时不时地咕哝几句以作回应，并非难事。杰克仍然兴高采烈，为她的表演，为他认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激动不已。他告诉她有个刑事律师，那人在和别人合建一所免费就读的学校。他们需要把校训“每个孩子都是天才”翻译成拉丁语，至多三个词，以便缝制在校服上，校训上方是一只浴火凤凰的图案。这一问题倒很吸引人。天才乃十八世纪的概念，而拉丁语中表示“孩子”的大部分词语都是有性别区分的。杰克想出了一个“Cuiusque parvuli ingenium”——表意上没有“天才”那么强烈，但天赋和能力也已经恰当地表达了出来。关键是，“parvuli”这个词也可包括女孩。然后这位律师问他是否有兴趣给十一至十六岁能力各异的孩子们开一门生动的拉丁语课程。这充满挑战，无法拒绝。

        她面无表情地听着。她的孩子是绝不会佩戴这样了不起的徽章的。她意识到自己太不堪一击了。

        她说：“那倒真是件好事。”

        他听出了她没精打采的语气，疑惑地看着她。

        “发生什么事了吧。”

        “我没事。”

        他皱起眉头，想起自己刚才没问的问题，说道：“结束时你为什么一走了之？”

        她犹豫片刻。“我受不了。”

        “在他们都起立的时候吗？那时我几乎要失声痛哭。”

        “是最后一首歌。”

        “马勒的曲子。”

        “《柳园里》。”

        他摆出一副顽皮且疑惑的神情。他以前听她和马克一起排演了十多次。“怎么会这样？”

        他的态度也有点不耐烦。他想践行承诺，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想让他们的婚姻回到以前的状态，想亲吻她，想再打开一瓶酒，想拥她上床，想让他们之间的一切重新变得顺畅自然。她很了解他，明白这一切。她再次为他难过，但她似乎离这难过还有很远的距离。

        她开口道：“一段记忆。夏日的记忆。”

        “是吗？”他的语气只透出淡淡的好奇。

        “有个年轻人用小提琴给我弹奏了那首曲子。当时是在医院里，他正在学这首曲子。我跟着唱。我想我们是制造了一些噪音。之后他还想再拉一遍，但我得走了。”

        杰克无心猜谜。他极力克制住声音中的愤怒。“从头道来。他是谁？”

        “一个非常怪异、漂亮的年轻人。”她含含糊糊地答道，声音越来越轻。

        “还有呢？”

        “我暂时休庭，到他的病床前去看望他。你该记得的吧。耶和华见证人，他病得很重，拒绝治疗。报上有登载过。”

        如果他需要提醒，那是因为那是他在梅勒妮的卧室里。否则他们肯定会谈论这件案子的。

        他坚定地说：“我想我记得。”

        “我请求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他康复了。审判已经……对他产生影响。”

        火越烧越旺，散发出灼人的热度。他们仍像之前那样，站在火堆两侧。她低头盯着火焰。“我感觉……我感觉他对我颇有好感。”

        杰克放下空杯子。“继续往下说。”

        “我在作巡回审判时，他一路跟踪我到纽卡斯尔。而我……”她不打算告诉他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现在已没必要隐瞒什么了。“他冒雨来找我……我做了一件很傻的事。在酒店里。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我吻了他。是的，我吻了他。”

        他后退一步，好离灼热的火堆远点儿，或者说离她远点儿。她已不再在乎。

        她喃喃自语。“他是天底下最可爱的人。他想来跟我们一起住呢。”

        “我们？”

        杰克·迈耶成长于思潮激荡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的整个成年岁月都在大学教书。他深谙双重标准不合逻辑，但知道归知道，那并不能给他任何庇护。她看到了他脸上的愤怒，下颌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眼神冷酷。

        “他以为我可以改变他的人生。我觉得他是想把我认作某一类精神导师。他以为我可以……他是那么热切，对生活、对一切充满渴望。而我没有……”

        “所以你就吻了他，而他想跟你一起生活。你到底想告诉我什么？”

        “我把他送走了。”她摇了摇头，一时语塞。

        然后她看了一眼杰克。他站得离她很远，足有数英尺，手臂交叉着，他那依旧英俊、敦厚的脸此刻十分僵硬，满是怒气。一撮卷曲的银色胸毛从他的开领衬衫探出来。有时她看到他用梳子梳理它。这个充斥着细枝末节与人性弱点的世界快要把她压垮了，她不得不把视线移开。

        只有此刻，当雨停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大雨在一直击打着窗户。

        杰克打破了这深沉的寂默：“那后来怎么了？现在他在哪儿？”

        她平静地说道：“今晚，我听朗西讲，几周前他的白血病复发，被送往了医院。人们想要给他输血，他拒绝了。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他已十八岁，谁也没办法劝导他。他断然拒绝，他的肺里充满了血，然后死了。”

        “所以，他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死的。”她丈夫的声音冰冷冷的。

        她困惑地看着他。她意识到她根本就没有为自己解释，她有太多东西没有告诉他。

        “我认为那是自杀。”

        有几秒钟谁也没有说话。他们听到广场上人们的说话声、笑声和脚步声。音乐会结束了。

        他轻轻地清了清嗓子。“你爱他吗，菲奥娜？”

        这个问题简直让她崩溃。她发出一声可怖的声音，一阵压抑的怒吼。“噢，杰克，他只是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可爱的男孩！”说完她终于开始哭泣，站在火堆旁，手臂无助地垂在两侧，而他注视着她，震惊地看着他一直很持重的妻子此刻沉浸在极端的悲痛之中。

        她已经无法出声，也无法停止哭泣，她不想再被他这么看着。于是她弯腰拿起鞋子，只穿了袜子跑过客厅，穿过走廊。她离他越远，哭声越响。她跑到卧室，砰地关上门，没有开灯，一头栽倒在床上，把脸埋进枕头。

        她梦见自己沿着无尽的垂直梯子往上爬，半小时后，她醒来时已不记得自己曾沉沉入睡。恍惚中，她侧卧着，面朝房门。走廊里的一丝灯光，透过门与地面的缝隙射了进来，令她略感安心。但她眼前想象的场景却让她深感不安。亚当又病了，虚弱的他回到家，回到了挚爱他的父母中间，见到了和蔼的长辈，最终回归了他的信仰。或者利用信仰作为毁灭自己的绝妙掩护。但愿亲手淹没我十字架的人被置于死地。在微弱的灯光下，她仿佛看到了他，一如她在重症监护室中看到的他一样。那苍白削瘦的脸庞，蓝紫色大眼睛下面那紫色的阴影。舌头结成一块，双臂僵硬得如同棍子一般，他已经病入膏肓，决意面对死亡，似乎死亡是那么迷人、充满生机，他写的一页页诗篇洒落在病床。当她不得不回到法庭时，他恳求她留下来，再次奏响他们的曲子。

        在法庭上，她以其地位的权威与尊贵，为他的前方铺就了生命和爱，而非死亡，还为他抵御宗教保驾护航。没了信仰，这世界在他的心目中该是多么开阔、美丽而令人惊叹。这样想着，她又悄然地陷入沉睡之中。几分钟后，她被外面水槽中雨水的浅叹低唱吵醒了。这雨何时才会停呢？她看到那个孤独的身影走在通往利德曼府邸的车道上，弯腰迎向暴风雨，在黑暗中前行，一路听见一根根树枝掉落的声音。他一定看到了前面屋子里的灯光，知道她在里面。他哆哆嗦嗦地站在外屋，踌躇徘徊，在等待可以和她说话的机会，冒着一切风险为了追求——到底追求什么呢？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从一个六旬女人那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这个女人一辈子也从未冒过任何险，除了很久以前在纽卡斯尔发生的那一段鲁莽的插曲。她本该感到很荣幸的，也已准备就绪。可是，在不可饶恕的强烈冲动下，她吻了他，又把他支走。然后她自己也落跑了。没有给他回信，没有破译出他诗中的暗示。当初她怕丢名失誉，此时她是多么羞愧啊。她犯的过失并不在纪律小组的管辖之内。亚当一路来找她，而她作为他心目中的宗教庇护之所，什么也没有给他，没有给他提供任何护佑，虽然法案很明确，虽然她首要考虑的是他的福祉。福祉这个词，她在多少份判决书中都提到过啊？福祉，安康，是社会性的。孩童绝非是一座孤岛。她以为自己的职责仅止于法庭之内。可那怎么可能呢？他来寻找她，想要的是每个普通人所想要的，也只有思想自由者而非超自然的神人才能给予。他只想探求真谛。

        她换了个姿势，这才感觉到贴着脸的枕头濡湿、冰冷。此刻，她已完全醒了。她把湿枕头推至一边，伸手去拿另一个，却冷不丁地触到一具温暖的躯体。它横展在她身旁，挨着她的背部。她转过身。杰克侧躺着，头枕在一只手上。他用另一只手拨开她眼前的头发。这是个温柔的举动。借着过道的灯光，她刚好能看清他的脸庞。

        “我一直在看着你睡。”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一会，好一会儿，她轻轻地说了句“谢谢”。

        她问他，假如她把整件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是否还会爱她。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他几乎什么都不知情。她觉得他会试图说服她，说她没有必要歉疚。

        他把手放在她肩上，将她揽入怀中。“当然会。”

        昏暗中，他们面对面地躺着。窗外，被大雨洗净的都市已安然融入柔和的小夜曲中，而他们的婚姻在忐忑中继续前行。她娓娓地向他倾诉她的羞愧，向他讲述那位可爱男孩对生命的渴望，向他坦陈她对他的死所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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