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法院第四开庭期已届一周。六月的天气，躁闷难息。某个星期天晚上，菲奥娜·迈耶，一位高等法院法官，仰卧在家中的躺椅上，目光越过她那穿着袜子的双脚，看向房间的尽头，看向壁炉旁一小排嵌壁式书架，还有高窗旁一幅小小的沐浴者石版画，此画为雷诺阿所作，是她三十年前花了五十英镑买下的，十有八九是件赝品。石版画下面，一张胡桃木圆桌的中央有个蓝色花瓶。她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把它搞来的，也记不清最后一次在里面插花是什么时候了。壁炉也有一年没生火了。黑乎乎的雨点漫无规律地滴入炉栅，落在乱糟糟的泛黄的报纸上，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一条布哈拉地毯平铺在宽宽的抛光地板上。在目所能及的边缘，一台小型卧式钢琴赫然而立，闪着漆黑的光芒，上面摆着一帧帧镶有银框的家庭相片。在她伸手可及、靠近躺椅的地板上，有一份判决书草案。菲奥娜仰天卧躺，祷盼这一切沉入海底。

        她手中兑水的苏格兰威士忌已是她喝下的第二杯。此时她感觉晕乎乎的，仍然没有从与丈夫之间的不愉快中回过神来。她很少喝酒，不过兑水的泰斯卡威士忌倒不失为一大慰藉，让她觉得她也许可以走到房间那头的餐柜前倒上第三杯。威士忌少来点，水多掺点，因为她明天要上庭。况且，她现在是一名值班法官，需随时待命应对突发事件，即便是躺着静养也如此。她丈夫刚刚做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声明，给她施加了难以承受的重负。这么多年来，她第一次厉声吼叫：“你这个白痴！你这个混球的蠢货！”此刻，隐隐的回音依然在她的耳畔萦绕。自从少女时期在纽卡斯尔度过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以来，菲奥娜还没有这样破口大骂过，尽管她在法庭上听到当事人为了自圆其说而振振有辞，或者某位律师瞎掰风马牛不相及的法律条文时，骂人的粗话间或会闯她的脑海。

        就在一会儿前，菲奥娜气得喘不过气来，至少冲杰克咆哮了两次：“你怎么敢这么干！”

        虽然菲奥娜并非真的在问杰克，但杰克还是平静地接过话茬。“我必须这么干。我已经五十九岁了。这是我最后的机会。我的晚年也得有个盼头吧。”

        自命矫情的说辞，而她却无言以对。她只是呆呆地盯着他，或许她还张着嘴巴。此刻她仰卧在躺椅上，终于做出反应，想将他一军：“五十九岁？杰克，你已六十岁啦！太可悲，真没品啊。”

        然而，她其实只是有气无力地回应道：“太荒唐可笑了。”

        “菲奥娜，我们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以前，当他心情凄戾或牢骚满腹的时候，就曾问过这个问题。但最近菲奥娜忙得不可开交，许多事情都记不起来了。家事法庭事务繁多，审理的案子奇奇怪怪，有些官司需特殊辩解，有的陈述真假掺半，有的指控离奇古怪。家事法庭与其他法律部门一样，法官需要对案件条分缕析，对细节尽快吸收消化。上周，她审理了一对闹离婚的犹太夫妻递交的仲裁协议书：双方当事人对传统习俗认知不一，因而对如何教育自己的女儿起了争执。菲奥娜已拟就的判决书就放在身旁的地板上。明天，将有一个绝望的英国女人再次出现在她面前，这个女人身材瘦削，面色苍白，受过高等教育，有个五岁的女儿，尽管被告向法庭保证情况完全相反，但她确信女儿的父亲将要夺走她对女儿的抚养权。女孩的父亲是一位摩洛哥商人，也是一个恪守清规的穆斯林，正打算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定居，开始新的生活。另外，还有关于孩子居住地的争论，关于房子、退休抚恤金、收入、遗产等的争论早已司空见惯。关涉资产较大的案件才由高等法院受理。通常，财富不能带来更大的幸福。夫妻俩很快就学会了法律新词汇，熟悉了漫长的打官司程序，恍惚地发现自己在与曾深爱过的人展开殊死搏斗。法庭文书中直呼教名的小男童小姑娘，忧心忡忡的小本小萨拉们，在台下等候，蜷缩在一起，而坐在他们上方顶层楼座里的父母们却争得死去活来，从家事法庭争到高等法院，从高等法院斗到最高法院。

        所有这些悲伤的故事有着共同的主题，有其人类共性，但它们依然令她讶异入迷。她坚信她给无望的局面赋予了理性。整体而言，她是相信家庭法条款的。心情乐观之时，她觉得在法令中规定孩童的需求高于父母的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重大标志。白天，她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近来，到了晚上，她要出席各式各样的晚宴，有时前往中殿律师学院参加退休同事的欢送会，有时在国王广场听舒伯特或斯克里亚宾的音乐会，一趟趟地乘出租车和地铁，去干洗店取送洗的衣物，有时还得替清洁女工患有孤独症的儿子起草寄给特殊学校的推荐信，忙完这一切才能上床睡觉。上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那一刻，她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可没做记录。”

        她丈夫摊开双手，表示他无需再多说什么。

        她看着他走向房间那头，给他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就是她现在喝的泰斯卡威士忌。近些日子以来，他看上去更挺拔了，行动也更加矫健。当他的后背转向她的时候，她突然升起一股凉飕飕的被遗弃的预感，有一种他为了一个年轻女人弃她而去的被羞辱的感觉，孤零零地、百无用处地被他抛在身后。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就这样顺从他，干脆就遂他心愿算了，不，她马上抛弃了这个念头。

        他已端着酒杯走回到她的面前。这一次他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主动地给她递上一杯桑塞尔白葡萄酒。

        “杰克，你想要干什么？”

        “我想出轨。”

        “你是想要离婚吧。”

        “不。一切都和以前一样。我只是不想瞒你。”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你明白的。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老夫老妻想做兄妹吗？菲奥娜，我们已经到这阶段了。我已成了你的兄长。那很温馨很甜蜜，我也爱你，但我在一命呜呼之前想来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

        她诧异地倒吸了一口气，而他错认为她是在发笑，或许是在嘲笑他，于是他粗暴地说：“陶醉啊，简直心醉神迷，令人销魂呀。还记得吗？我要最后再来一次，即使你不想要。或许你也想要。”

        她盯视着他，难以置信。

        “好了，就这么回事。”

        直到这时，她才总算能张口说话了，她骂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她对传统的是非观有透彻的把握。就她所知，这个一直忠于婚姻的人竟然搞出这么个提议，简直更加令人发指。要么，假如过去他欺骗了她，那他也干得太高明了。她已经知道了那个女人的名字——梅勒妮。听上去与某种致命的皮肤癌的名称相差不远。她深知自己可能会因丈夫与这个二十八岁女统计员的桃色关系而被彻底遗忘。

        “你敢这么做，我们就一刀两断。就这么简单。”

        “你是在威胁我吗？”

        “我是在庄严宣告。”

        这时候菲奥娜已恢复镇静。显然，这件事情就这么简单。想要搞开放婚姻，那么婚前就得提出来，而不是在结婚三十五年之后。他不惜他们已拥有的一切，想重温短暂的肉欲刺激！当她尽力想象她自己也想要那样的东西时——“最后放纵一次”也是她第一次放纵——她能想到的只有分离、幽会、失望、不合时宜的电话。这可真是件苦差事啊：学会与某个新人同床共枕，别出心裁地情话绵绵，使出浑身解数装模作样。到头来，必得从中解套，务须开诚布公。最终，当她脱身之时，一切都不太一样了。不，她宁愿过一种不完美的生活，即她目前的生活。

        可是，仰卧在躺椅上的菲奥娜，突然间觉得自己深深受了辱：为了寻欢作乐，他竟然不惜以她的痛苦为代价。残酷无情的家伙。她曾屡次目睹他为了行善而牺牲他人。而现在，这可真新鲜。到底什么变了呢？他双脚分开，笔挺而立，在为他自己倒一杯淡淡的麦芽酒，那只空着的手的手指随着脑中的曲调翩翩舞动，或许是一首与他人分享过的歌儿，但分享者并不是她。他在伤害她却不以为意——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呀。一直以来，他都很和善，忠诚又和善，而和善——正如家事法庭日复一日所证明的那样——是做人不可或缺的要件。身为法官，她有权将一名孩童从他父母亲不仁的那一方手中转走，而她有时确实也这么干过。但是，她自己要与不仁的丈夫分手吗？在她孤寂凄凉、势单力薄之时，保护她的法官又在哪里呢？

        他人的自怨自艾让她窘迫，所以此刻她绝不让自己沦落到那种地步。她在喝第三杯酒了。但她只是象征性地倒了一点点，并加了大量的水，然后端着酒杯回到躺椅上。是的，刚才这番对话她本应记下来才对。很重要，得记住，得好好地思量这份侮辱。当她威胁说如果他一意孤行她就了断婚姻时，他只是一味重复之前所说的话，反复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始终不渝地爱她，他只想过这样的生活，由于他的性欲得不到满足他很不快乐，而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他想要抓住它，并且让她知情，也希望她能够同意。他十分坦诚地向她诉说。他本可以“背着她”——她的脊背瘦削而无情——偷偷搞的嘛。

        “噢，”她喃喃低语。“那你可真大气啊，杰克。”

        “嗯，其实……”他欲言又止。

        菲奥娜猜想，他是准备告诉她这件风流事早已开始，但她无法承受听见这样的真相，也没必要听。她明白着呢：一位貌美的女统计员，自然有本事让一个男人渐渐不愿回到怨恨幽愤的妻子身旁。她仿佛看到，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一间陌生的浴室里，她那依旧肌肉遒劲、身材壮实的丈夫将身上那件干净的半解开的亚麻衬衣扯过头顶，一如平时那副急躁的模样，在他胳膊上挂着一件脱下身的衬衣，眼看就要掉到地板上，被他甩进了洗衣篮里。万劫不复。不管她是否同意，这都将发生。

        “这可不行。”菲奥娜语调升高，颇像一位坚定不移的女学究。她补充道：“你还能指望我说什么呢？”

        茫然无助，她只想结束这场谈话。明天之前，还有一份判决书需审批通过，那份判决书将刊登在《家庭法报告》上。在那个案子中，两位犹太女学生的命运已在她主持的法庭裁定下得到了妥善的安排，但判决文书还需润色一番，正如在庭上要表现出虔诚的敬意，使当事人心服口服，以免其再次上诉。屋外，夏雨正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窗户。远处，从格雷律师学院广场湿透的沥青地面上传来车胎打滑的嘶嘶声。他要离她而去了，而世界仍将继续前行。

        杰克耸了耸肩，转身离开房间，他的脸绷得紧紧的。目送丈夫远去的背影，她再次感到那股冰冷的恐惧。她本想追上去喊他回来的，但又怕他不理她。就算追上去了，她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抱紧我？亲吻我？去找那个女人吧？她听着丈夫的脚步声穿过走廊，卧室的门紧紧地关上了，寂静笼罩了整座房子，这死样的寂静和窗外的淫雨延续了整整一个月，不停不息。

        首先，来了解此案的基本事实。双方都来自伦敦北部严守传统犹太教的社区。伯恩斯坦夫妇的婚姻由父母一手包办，绝无唱反调的可能。夫妇双方在这件事上倒是达成了罕见的共识，说这是包办，而非强迫。十三年后，众人——包括调停者、社工和法官——一致认为，他们的婚姻已走到尽头，无法挽回。夫妻双方现已分居，唯独两个孩子——瑞秋和诺拉——的抚养问题尚未解决。瑞秋和诺拉现和母亲住在一起，与父亲接触频仍。其实，婚姻的裂痕早在多年前就已出现。艰难地产下小女儿后，动了一次大手术的母亲就没了再生育的能力。可父亲却一心想要一个子孙满堂的大家庭，于是夫妻关系开始渐行渐远。这段沮丧的日子过后（父亲说，那是个漫长的时期；而母亲说，非常短暂），等小女儿一上学，她就在一所开放大学就读，得了个体面的学位，开始在一所小学做老师。然而，母亲的这一安排却不合父亲和许多亲戚的心意，因为传统犹太教有个数百年未断的习俗，即女人的职责是养育孩子——越多越好——和照顾家庭。拥有学位和工作极其罕见。上述证词是一位担任男方证人的犹太教长老在出庭时说的，该长老在当事人所在的社区德高望重。

        由于传统犹太教习俗的影响，男人也没受过很多教育。从十五六岁起人们就期望他们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习《摩西律法》。他们通常不上大学。部分出于这一缘由，许多传统犹太教信徒收入并不高。但伯恩斯坦夫妇的生活还算阔绰，不过若是他们请律师的开销偿付了之后，他们也会捉襟见肘。他们其中一位的祖父发明了一种橄榄去籽机，享有一部分的专利权，从而解决了这对夫妻经济上的困难。他们想在各自的皇室律师身上倾尽所有，这两位女律师菲奥娜倒都颇为熟悉。表面上，争端关涉两个女儿瑞秋和诺拉的学业。但实际上，争论的焦点涉及两个女儿的整个成长环境。那是在争夺她们的心灵。

        在传统犹太教的规范下，男孩和女孩须分开上学，以保持其纯洁性。时装、电视和网络都严令禁止，也不允许与拥有这些消遣的孩童交往。那些没有严守犹太教教规的家庭被视为逾矩越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必须符合风俗习惯。在这场官司中，母亲一方虽然没有与犹太教决裂，但已与周围邻众分道扬镳，这才引发了这场纠纷。妻子不顾丈夫的反对，将孩子们送去一所男女混合的犹太中学，在那里她们可以看电视、听流行音乐、上网以及与非犹太儿童交往。母亲想让女儿们完成中学学业，过了十六岁，如果她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上大学深造。她在书面陈词中说，她希望她的女儿们多多了解别人是怎么生活的，培养宽容他人的胸襟，拥有她从未拥有的工作机会，成年后能经济自足，遇到一个具有专业技能、可以携手撑起一个家的丈夫。而不像她丈夫那样，把所有时间奉献给研习和一周八小时无偿地教授《摩西律法》上。

        尽管朱迪思·伯恩斯坦的诉讼理由很充分，但她出庭时却显得不大自在。她苍白的面孔棱角分明，天然卷曲的姜黄色头发上系着一个蓝色大发扣。她不时地用长满斑点、躁动不安的手指将记录递交给她的法律顾问；每当丈夫的律师发言时，她就会噘起嘴巴，无声地叹着气，眼珠骨碌碌地转动，很不合时宜地在她那只特大号骆驼皮手包里翻来找去，在漫长下午的低潮期拿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在她丈夫看来，这些无疑是挑衅之物——然后将这两样东西一字儿排开，等退庭时使用。菲奥娜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将这一切小动作尽收眼底，但假装没有看见。

        在伯恩斯坦先生的书面陈述中，他旨在说服法官他的妻子是个自私的女人，患有“制怒困难症”（在家事法庭中这很常见，夫妻双方往往相互指控），背叛了结婚时的誓言，常与公婆和邻居吵架，还将两个女儿与他们隔离开来。然而，朱迪思反驳说，明明是公婆非要她和两个孩子回归生活“正道”，抛却现代世界（包括社交媒体）；非要她守在家里，恪守他们所谓的犹太教规，他们才肯见她或两个孩子。

        朱利安·伯恩斯坦先生瘦瘦长长的，宛似裹藏婴儿摩西的一根灯芯草，在辩护律师指控他妻子分不清是女儿们还是她自己的需求时，他不好意思地俯身在法庭文书前，任凭耳边的鬓发瑟瑟抖动。他妻子口口声声说一切是为了两个女儿，其实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正硬生生地将姑娘们从安全、温馨又熟悉的环境中拽出来，在这环境里一切井然有序又充满爱意，其规则和惯例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其特性一目了然，其方式已历经世代证明，相较于外面世俗社会里消费至上的人们，社区中的教徒往往更幸福、更心满意足——外面的世界只会嘲弄精神生活，其大众文化极力诋毁女性。她的追求轻浮，行为方式粗鲁无礼，甚至具有毁灭性。她爱自己，远胜过爱孩子。

        对此指控，朱迪思严正回应，说没有什么比剥夺正规教育、剥夺体面工作的尊严更加贬低一个人了，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在她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她一直接受的教诲就是，她人生的唯一目标乃是相夫教子——而这也是对她选择自己人生目标的毁谤。她在开放大学艰难求学期间，受尽了人们的奚落、嘲笑和诅咒。她曾发誓，决不让女儿们遭受同样的亏待。

        双方律师策略上赞同，争讼焦点不仅仅是个教育问题（那显然是法官的观点）。法庭必须站在两个孩子的立场，在绝对和相对信教之间做出选择。必须综合考量文化习俗、身份认同、心态气量、志向抱负、家庭关系、基本原则的界定、对婚姻的忠诚度，以及不可知的未来。

        审理此类案件时，法官往往偏向维持现状，只要这现状无伤大雅。菲奥娜的判决草案长达二十一页，此刻面朝下呈扇形铺展在地板上，等着她一一拾起，用软铅笔做标注。

        卧室里没有传出丁点声响，只能听到屋外车辆沙沙地从雨中驶过。菲奥娜屏住呼吸，在聚精会神地听丈夫的动静，听地板或房门发出嘎吱声响，她恨自己这副德性。她既想听，又害怕听到。

        与法官同事们相比，菲奥娜·迈耶撰写的判决书行文明快，紧凑得体，用语得当，切中肯綮，反讽中不失温暖，即便她不在时也受到大家的推崇。听说连首席法官大人也在用午餐时喃喃细语，对她大加赞赏：“出神入化，理解透彻，文采斐然。”而在菲奥娜自己看来，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用词越来越严谨精确（也许有人会称之为迂腐），定义完美无瑕，将来某一天能成为常被引用的经典判案，就像霍夫曼法官审理的皮格洛斯卡案，或者宾厄姆法官、沃德法官，还有举足轻重的斯卡曼法官等人的判决案例，上述法官的判决书菲奥娜都曾引用。此刻，她的指尖夹着判决书的第一页，那是一张软面纸，还未阅读过。难道她的生活即将改变？她那帮博学的朋友会不会立马在吃午饭时，或在林肯律师学院、内殿律师学院、中殿律师学院畏怯地窃窃私语，她就这样把他一脚踢了？到头来会不会也被这租金或年岁扫地出门呢？要知道租金与年岁恰如泰晤士河，平日滞缓流淌，但也有涨潮之时。

        还是回到正事上吧。第一部分：“官司背景”。在对这个家庭的生活安排、孩子们的居住条件以及与父亲的交往等事宜作了常规评述后，菲奥娜用了一整段文字来描述传统犹太教社区的情况，她说在该社区里，笃信宗教是人们纯然的生活方式。正如对恪守清规戒律的穆斯林们而言，区分尽公民之责和信仰上帝毫无意义。菲奥娜手中的铅笔悬在空中。将穆斯林和犹太人混为一体，那是否显得多余或惹是生非，至少对父亲来说？除非他蛮不讲理，而她觉得他并不是那样的人。这句话暂时不删。

        第二部分：“道德观差异”。本庭需要为两位女孩的教育做出选择，这其实是价值观的取舍。在这样一个案子中，倘若诉诸社会普适价值，那么助益微乎其微。在此，她援引霍夫曼法官的话语：“这些是价值判断，理性之人可能会有分歧。既然法官也是人，这就意味着在运用价值判断时一定程度的差异不可避免……”

        最近，菲奥娜耐性十足，逐渐偏好东拉西扯，她洋洋洒洒地用数百个字来界定何为福祉，然后考察福祉的实施标准。她采用海尔什姆法官的见解，也认为福祉与安康不可分割，并且包含与儿童发育相关的一切东西。她认同汤姆·宾厄姆的观点，觉得她必须从长计议，因为当今的孩子极有可能活到二十二世纪。她还援引林德利大法官在1893年的判决：福祉不应纯粹从经济上衡量，或者仅仅关涉物质安逸。她务必放眼全局。福祉、幸福、安康必须涵盖美好生活这一哲学概念。她列举了与孩童成长过程相关的种种要素和目标：经济与精神自由、品德与同情心、利他无私、发奋图强、深广的人际关系网、赢取他人的尊敬、追求自身存在的恢弘意义，以及在人生的关键时期拥有一个或少数几个铮铮至爱。

        是的，这最后一项她自己都未能践行。在她身旁，平底玻璃杯中的兑水苏格兰威士忌没有动过，此刻，看着杯中尿黄色的液体，闻着软木塞似的难闻气味，她郁郁寡欢。她该大发雷霆，她该找个老朋友倾诉一番——她有好几位知心老友呢——她该阔步走进卧室，要求丈夫从实招来。但是，她觉得自己已蜷缩一团，就想心无旁骛，果断行事。明天，她得拿出审判书的打印稿，因此她必须专心致志。自己的私人生活是小事——或者说应该是小事。可她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分成了两半——一半在她手上的这份判决书上，另一半在五十英尺开外的那扇紧闭的房门里。她硬着头皮开始读一段长长的段落，当初她在法庭上朗声宣读这一段时就已心怀疑虑。不过，把昭然的事实理直气壮地讲出来并无害处。福祉是社会福祉。一个孩子与其家庭、朋友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才是关键因素。孩童绝非是个孤岛。人是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如是说。就这一主题，她洋洋洒洒写了四百个字，引经据典（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扬帆起航。这是每一经典判决不可或缺的文明气度。

        其次，福祉是一个可变的概念，需要按照当今理性之人的标准加以评判。上一代人绰绰有余的东西，如今可能就匮乏不足了。再者，判定宗教信仰或神学差异绝非是世俗法庭的事务。一切宗教均理应受到尊重，只要它们，如上诉法院法官珀切斯所言，“合法且被社会接受”，而且，按照最高法院法官斯卡曼的悲观之论，并非“不道德或有害于社会”。

        为了孩童的利益而违背父母的宗教原则，法院介入时应慎之又慎。但有时候则非介入不可。可何时为宜呢？在驳复时，她援用了她最喜爱的最高法院法官芒比的哲言：“人类状况气象万千，断不可随意描述。”习俗也不能冲淡她的千姿百态。令人赞叹的莎士比亚笔触。这句话令她心绪不宁。她熟记艾诺巴勃斯的台词，因为在她念法学时，在某个和煦的仲夏午后，在林肯律师学院运动场的草坪上举办的全女生聚会上，曾扮演过这一角色。当时，她刚从一场场累得腰酸背疼的律师资格考试重压下解放出来。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杰克爱上了她，而她也在不久之后与他坠入爱河。他们第一次做爱是在一个炙热的下午，在一个屋顶都快被烤熟的小阁楼里，那间阁楼只有一扇不能打开的小圆窗，可以瞥见东面伦敦桥下的一小段泰晤士河的景色。

        她的思绪飘到了丈夫所谓的或实实在在的情人，那个名叫梅勒妮的统计员——菲奥娜曾遇见过她——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女人，戴着重重的琥珀珠子，喜欢穿一双可以戳破老旧橡木地板的细高跟鞋。别的娘儿们让你尝到了甜头，你就没胃口了/她可是越给人满足/越叫你贪馋。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吧！他着了魔似的，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渐渐远离家庭，他被折磨得形销骨立，耗尽了他们的过去、未来还有现在。或者，显然就像菲奥娜自己一样，梅勒妮属于“别的娘儿们”，那些让男人尝到了甜头就没胃口的女人，而他在吃饱喝足以后，不出两星期就会回到她身边，开始筹划家庭假日出游。

        不管哪种情形，都无可容忍。

        不堪忍受却又令人神魂颠倒。而且不得要领。菲奥娜强迫自己将注意力转回到判决书，转回到她对官司双方证据的综述中——这份综述环环紧扣，枯燥乏味，却富有同情心。接下来，她要审阅法庭指派的社工写的报告。这位社工是个年轻女子，身材丰满，心地善良，时常喘不过气来，头发不梳，衣衫不整。办事杂乱无章，诉讼时两次姗姗来迟，一次是车钥匙出了麻烦，文件被锁在车里拿不出来；另一次是去接放学的孩子。不过，这位来自儿童及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署的女人的这一份报告，却一反往常讨好双方当事人的踌躇，倒是蛮在理，甚至挺深刻的，于是菲奥娜颇为赞许地引用她的证词。再接下来呢？

        菲奥娜抬起头，看见丈夫在房间的另一头又倒了一杯酒，一大杯，用三根手指——或许是四根——握住杯子。此刻，他光着脚，这位放荡不羁的知识分子夏天在屋内时常常这样。难怪他刚才走进来时悄无声息。他很可能一直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的装饰花边凝视了半个钟头，在思索妻子为何如此不通情理。他弓背耸肩，将塞子塞回瓶口——大拇指根噼啪一声拍了一下——这一切表明，他已做好铺垫，准备争吵。她看出了端倪。

        他转身走向妻子，手里拿着一杯未经稀释的威士忌。这时，瑞秋和诺拉，那两位犹太女孩，就像基督教天使一样必定在她身后徘徊，殷殷等待着。她们的世俗之神也有她的烦恼啊。菲奥娜低着头，丈夫的脚指头一目了然——修剪得整整齐齐，半月形白弧影亮闪闪的，朝气蓬勃，没有丝毫菌纹斑斑的迹象，而她的趾甲已老态尽显。他常打网球健身，在书房里放了一副哑铃，立下过每天举重一百次的目标。而她呢？她只不过是拎着公文包在法院与办公室之间穿梭，爬楼梯而不乘电梯而已。他英俊且桀骜不驯，而他那不对称的方形下颌，还有玩世不恭的大门牙令他的学生痴迷不已，毕竟，在研究远古历史的教授里，像他这么放浪形骸的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个人了。她从未想过他会染指学生。而现在，一切似乎都变了。或许，尽管她一辈子都在与人性弱点打交道，但她还是一直率真单纯，傻傻地以为她自己和杰克是可以不落俗套的。他写的唯一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书——尤里乌斯·恺撒小传——让他不声不响地声名鹊起，给他赚足了体面。某个风骚轻浮的大二小女生说不定使出了浑身魅力挡住他的去路。他的办公室有——或曾经有——一把躺椅，而且门上挂了一幅写有“请勿打扰（法语）”的牌子，那是他们夫妻俩很早以前在度蜜月结束时从巴黎瑰丽酒店弄来的。这些都是刚刚涌现出来的念头。菲奥娜的疑心虫已在侵蚀她对往昔的记忆了。

        他在离她最近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既然你回答不了我的问题，那么我就来告诉你吧。这事开始已有七周又一天了。这样你真的满意了吧？”

        她平静地问道：“你已有外遇了？”

        他知道回答一个难以启齿的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你觉得我们已经很老了是吗？你真这么认为？”

        她说：“如果你已有了，那我希望你立马就打包走人。”

        她为了吃他的马却丢了车，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啊，这步棋下得太臭了，愚蠢之极，且没有退路。他留，那是奇耻大辱；他走，那是万丈深渊。

        她丈夫坐在椅子上，那条木质皮椅嵌着一颗颗饰钉，一副中世纪酷刑的模样。菲奥娜根本不喜欢维多利亚时代的哥特式家具，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讨厌它。他跷着二郎腿，头歪斜着，既怜悯又宽容地看着她，而她则别过脸去。七星期又一天，这听起来也颇具中世纪的韵味，宛如古巡回审判庭流传下来的一道判决。一想到自己可能得应诉，她就心烦意乱。这么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性生活十分规律，流程简单而情欲旺盛。在工作日的清晨，他们一觉醒来，在令人眩惑的忧愁穿透卧室厚厚的窗帘之前，他们就行房作乐。周末下午，有时候在梅克伦堡广场打完网球双打之后，他们也会颠鸾倒凤一番，将双方击球失误的一切指责彻底抛之脑后。事实上，这是一份爱意浓浓的生活，运作如常，将他们顺顺当当地过渡到余生，而且毋庸讨论，此乃一大欢悦。甚至无以言表——这恰恰是她听到他此刻提及它而深感痛苦的缘由，也是她几乎没有意识到性欲和频度缓慢衰减的原因。

        可她一直爱着他，始终温情脉脉，忠贞不贰，就在去年还对他呵护备至，那时他摔断了腿和腕关节，祸起梅里贝勒，当时他和老同学们在那比赛速降滑雪，荒唐至极啊。她逗他开心，跨坐在他身上，而他躺在那里咧嘴微笑，打的石膏白得晃眼。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她不知道如何援引这些事例为自己辩解，况且，她的过错并不在此。她欠缺的不是奉献而是激情。

        接着便是岁月的痕迹。他们尚未步入迟暮，还没呢，但种种迹象已初现端倪，就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十岁孩童的脸孔中窥见他成年时的样貌一样。假如说瘫坐在她面前的杰克在这场谈话中显得可笑，那么同样地，在杰克看来，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他仍然引以为傲的白色胸毛，从他衬衫最上面的扣子上方卷曲而出，不过是为了宣告它已不再乌黑；他的头发，依旧是如常的发型，像苦行僧那样稀疏，却是花了难以想象的代价留长的；小腿不再肌肉发达，都撑不起他的牛仔裤，眼神透露出对未来的茫然，与之相配的是凹陷的脸颊。至于她，脚踝不知羞耻地越长越粗，臀部变厚，如夏天的积云一样浮肿，腰部越发粗壮，牙龈日渐萎缩，然后呢？这些变化休想以毫米作单位来度量。更加糟糕的是，岁月会为一些女人奉上特别的羞辱——下垂的嘴角，仿佛总是要摆出一副责备的面孔。这神色对于高居宝座、戴着假发、皱眉蹙额的法官或许正好，但若出现在爱人的脸上呢？

        而他们在这里，像少年一般，为了爱神开始讨论他们自己。

        他在战术上更狡猾，无视她的最后通牒。相反，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应放弃，你觉得呢？”

        “是你想开溜。”

        “我认为你也有责任。”

        “我不是那个要破坏我们婚姻的人。”

        “那你说。”

        他理性从容地说道，将这三个字投射到她充满困惑的内心深渊，使她倾向于相信在如此尴尬的冲突中，她可能是错了。

        他小心翼翼地呷了一口酒。为了主张他的需求，他是不会喝醉的。当她宁愿他气急败坏犯错时，他将表现得严肃并且理性。

        他紧盯着她的双眼，说：“你知道我爱你。”

        “但你喜欢年纪轻一点的。”

        “我想要性生活。”

        这暗示她要做出温馨的承诺，将他拉回身边，为自己忙碌、疲倦、抽不出空而道歉。然而，她看向别处，一言未发。在重压之下，她不想为了重振情趣生活而全身心付出，那一刻她对此毫无兴致。尤其是当她怀疑风流韵事已经开始时。他都懒得去否认，她也不会再追问。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尊心。她依旧惧怕他的答复。

        “好吧，”一阵长长的停顿之后，他说。“你不想？”

        “我脑子里压着这件事，才不想呢。”

        “什么意思？”

        “我好好改吧，否则你就去梅勒妮那儿。”

        她认为他已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但想听她亲口说出那个女人的名字，那个她以前从未大声说出的名字。他的脸颤抖了一下或紧绷起来，不由自主地微微抽搐。或许，是因为那直白的措辞，那个“去”字。她已失去他了吗？她突然一阵眩晕，好像她的血压刚刚下降又突然飙升。她直挺挺地坐在躺椅上，然后把仍握在手中的一纸判文放在地毯上。

        “不是这样的，”他振振有辞。“呃，换个角度吧。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你会怎么做呢？”

        “我可不会去找个野男人然后再跟你谈判。”

        “那会怎样？”

        “我会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在困扰你。”她的声音在自己耳畔响起，听上去一本正经。

        他装腔作势地向她摊开双手。“好！”毫无疑问，他对学生用的也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他在用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激发学生。“那么是什么在困扰你呢？”

        尽管这番话既愚蠢又虚伪，但这是唯一的问题，而这问题是她自己招致的，不过她对他颇为恼怒，深感委屈，所以她一时没有回答，而是将目光越过他，投向房间另一头的钢琴（过去两周中几乎没有弹过），投向它上面按乡间别墅风格摆放的几帧银框照片。双方的父母从结婚起一直到变成老糊涂，他的三个妹妹，她的两个弟弟，他们现在的和过去的妻子和丈夫（这也算是对彼此的不忠，他们没有拿掉任何人的照片），十一个侄子和侄女，之后是他们轮流生的十三个孩子。生命脚赶脚地到来，在一架小型钢琴上面汇聚成一个小小的村庄。除了参加家庭聚会、几乎每周送生日礼物以及在租金低廉的城堡里与多代家庭成员共度假日外，她和杰克没有做过任何贡献，也没有养儿育女。在这幢公寓里，他们招待了不少亲属。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步入式橱柜，里面装满了折叠床、高脚椅、游戏围栏，以及三篓被咬过且已褪色的玩具，它们时刻为下一个降临的小孩做准备。而今年夏天的城堡——位于阿勒浦北十英里——正等着他们拍板决定。据印制粗劣的小册子所示，那儿有一条护城河、一座工作吊桥和墙上布满弯钩与铁环的地牢。昨日的酷刑如今已成了少年儿童的惊险刺激。她再次想起中世纪酷刑，七个礼拜加一天，从连体婴儿案最后阶段开始，已经有那么长时间了。

        所有的恐惧和怜悯，以及这困境本身，全都在这幅照片中，只呈递给法官过目。孩子的父母分别是牙买加人和苏格兰人。自出生以来，这对男婴便一直身处于复杂的生命维持装置之中，头脚相依地躺在儿科重症看护床上，他们骨盆相连，共享一个躯干，张开的双腿和他们的脊柱成直角，颇像一条多角海星。固定在恒温箱边侧的量具显示，这对无助的连体婴整体长度为六十厘米。他们的脊髓和脊柱底融合在一起，眼睛紧闭，四只手臂举起，仿佛在向法庭的裁决投降。他们名叫马修和马克，取自《圣经》中的使徒，然而圣人的名字并未予他们以庇佑。马修头部肿胀，双耳凹陷在粉红色皮肤中。而马克的头罩在新生儿专用的羊毛帽下，是正常的。他们只共享一个器官，膀胱，它基本上位于马克的腹内，而且，据会诊医师说，“可以自发并自如地通过两个分开的尿道排空”。马修的心脏虽大，但“它几乎不搏动”。马克的主动脉供给马修，是马克的心脏在维持他们俩。马修的大脑严重畸形，无法正常发育，他的胸腔缺乏官能肺组织。一位护士说，他“没有肺，想哭也不行”。

        马克可以正常吮吸，为双方供食、呼吸，在干“所有的活儿”，因而异常消瘦。马修无所事事，于是体重大增。若不管不顾，马克的心脏早晚会衰竭，两兄弟必死无疑。马修不太可能活过六个月。他一死，肯定会带走他的兄弟。伦敦的一家医院急需获批分离这对连体双胞胎，以救马克一命，他倒是有可能成为健康、正常的孩子的。为此，外科医生就得先夹住共同主动脉，然后割断它，从而置马修于死地。随后启动一系列复杂程序，开始修复马克。爱子心切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活在牙买加北海岸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冷静镇定，笃信生命，拒绝谋杀。是上帝赋予生命，也只有上帝才能夺走它。

        某种程度上，她的记忆充斥着拖沓又嘈杂的喧闹声，在干扰她的注意力，仿佛千辆车警报齐鸣，千个女巫在发狂，记忆中关于这次事件的一切都在为报上的陈词滥调提供新的素材：耸人听闻的头条。医生，牧师，广播电视主持人，报刊专栏作家，同事，亲戚，出租车司机，整个国家都会知晓。故事要素引人入胜：不幸的小宝宝，善良、严肃且能言善辩的夫妇深爱彼此也爱孩子，生命，爱，死亡，跟时间赛跑。戴面罩的外科医生抗衡超自然信仰。就立场这一谱系而言，分为两派：一派是世俗的功利主义者，他们对法律细节毫无耐心，信奉简单的道德等式：救活一个孩子总比两个都死掉好。另一派，则不仅坚信上帝存在，同时也参悟上帝旨意。在她的判决书开篇，菲奥娜援引高等法院法官沃德的话提醒各方：“本庭是法律之庭，而非道德法庭，因而，我们的任务是查明真相，我们的职责是运用相关的法律原则处理我们面前的案子——一个独一无二的案子。”

        在这场极端争辩中，只有一个理想或者说不那么糟糕的结果，但走法律途径并非易事。时间紧迫，喧闹的世界在等候，她，仅在一个星期内，用一万三千字就找到了一个似乎可行的办法。或者说，至少高等法院好像认为她做到了，他们在她做出判决后，在甚至更短的期限内完成了最终裁决。然而，并不能据此推定某条性命就比另一条更有价值。分离双胞胎势必会要了马修的命。而袖手旁观，不分离他们，那就会杀死两个人。法律与道德之间没什么回旋空间，两害相权，只能择其轻者。尽管如此，法官必须考虑马修的最大利益。显然不是死。但生也不是个选项。他只有一个发育未全的大脑，一颗没用的心脏，根本就没肺，极有可能痛苦不堪，注定一死，说死就死。

        菲奥娜独辟蹊径，争辩说马修与他的兄弟不同，他没有任何利益。高等法院接受这一说辞。

        可是，就算两害相权择其轻者，但那可能仍不合法。给马修开膛破肚，切断他的动脉，这一谋杀行为怎能合乎情理？医院律师口口声声对菲奥娜说，分离双胞胎就等同于关闭马修的生命支持系统，救马克，但菲奥娜不以为然。手术太具创伤性，是对马修身体整体性的侵入，不可以被认为是撤离治疗。相反，她在“必要性原则”中找到了理据，这是普通法奠立的理念，即在某些特定情境下（议会绝不会花心思来界定是哪些情境），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恶可以违反刑法。她援引了一个案子：一伙人劫持一架飞往伦敦的飞机，恐吓其乘客，但最后被认定无罪，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逃避自己国家的迫害。

        论及至关重要的意图，这场手术的目的不是为了杀死马修，而是拯救马克。马修在不由自主地杀害马克，因此必须准许医生保护马克，消除致命的威胁。连体分离后，马修会丧生，但不是因为他被蓄意谋杀，而是因为靠他自己他无法茁壮成长。

        高等法院同意手术，驳回父母的诉求。两天后，早晨七点，这对双胞胎被推入手术室。

        菲奥娜最敬重的同事纷纷找到她，与她握手致意，或者给她写值得珍藏的信函。她的判决既简练又正确，这是业内人士的共识。马克的重建手术大获成功，公众对这事的兴趣消褪并转移开去。但她并不开心，她放不下这案子，时常夜里惊醒，久久不能入眠，翻来覆去斟酌细节，另起炉灶重撰判决书的某些段落。或者，她的脑际萦绕着某些熟悉的主题，包括她自己的无子无嗣。同时，一封封颜色驳杂的小信封纷至沓来，里面装着虔诚信徒们的恶毒想法。他们觉得两个孩子都应一死了之，对她的判决很不满意。有人口出粗鄙之语，也有人扬言要对她大打出手。有几位声称知道她家住哪里。

        那波云诡谲的几个星期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这印记才刚刚消退。到底是什么在烦扰她呢？她丈夫的疑问也是她自己的疑问，而现在他正等着她的回答。早在开审之前，她收到一份威斯敏斯特教堂罗马天主教大主教呈递的意见书。在她的判决中，她在一个措辞恭敬的段落中指出，大主教宁可马克和马修一道死去，从而不拂逆上帝的旨意。为了坚守神学边界，那些牧师竟然想扼杀一个蕴涵意义的人生，对此她并不惊讶或担忧。法律本身也有类似的问题，它允许医生放任一些没有救治希望的病人窒息、脱水或饥饿而死，但禁止医生给病人施以一剂致命的注射，一了百了。

        多少个夜晚，她的思绪又飘回到那对双胞胎的照片，以及她曾端详过的十多张其他照片，还有她从医学专家那里听说的详细专业信息，关于一个个婴儿患的疾病，关于切开和分离，移接和褶缝婴儿的肉体，重建体内器官，把他的双腿、生殖器和肠子旋转九十度。他们必须动这样的手术，给马克一个正常的人生。在昏暗的卧室中，当杰克在她身边静静地打鼾时，她似乎在悬崖边凝视深渊。她忆起一幅幅马修和马克的画面，从中看到了茫茫无聊的空虚。只因未能发生一连串化学反应，只因一系列蛋白质反应中小小的干扰，一个微小的精卵就没能及时分裂。一场分子级的事件如大爆炸的宇宙般骤然膨胀，演化成更大规模的人类悲剧。毫不残酷，无关复仇，没有行踪诡异的幽灵。仅仅是基因的误转，酶结构的曲斜，化学键的断裂。自然损耗过程既冰冷无情，又毫无意义。它仅仅带来健康、完美塑造的生命，一样充满偶然，一样毫无意义。这纯粹是撞了大运，你来到这个世界，生来就有充满爱意的父母，没有虐待，或者由于地理和社会的缘故恰好逃避了战争和贫穷。因此，你发现做个德高望重的人要容易得多。

        有一阵子，这一案子已使她麻木，对身边的事漠不关心，无动于衷，只忙着自己手头的工作，不告诉任何人。但是她对身体深感厌恶，几乎每次看到自己或者杰克的身体无不怀有排斥感。她该如何谈论这一切？简直难以向他启齿，法律生涯走到这一步，在众多案件中唯独这一件，个中的辛酸，血淋淋的细节，公众的高度关注，竟会对她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有一阵子，她的一部分和可怜的马修一道，变得冰冷死寂。是她将一个小孩驱逐出这个世界，用三十四页纸洋洋洒洒地论证他不应存在。他头颅肿胀，心脏不能搏动，注定一死，管它呢。大主教荒谬无理，而她并不比他通情达理。她已把心中的畏缩视为理所当然。这一感觉虽已消逝，但它在记忆中留下了疤痕，甚至七个星期加一天之后的今天这疤痕犹在。

        行尸走肉，这是对她最好的描述。

        杰克啪嗒一声把酒杯放在玻璃桌上，这响声把她拉回到房间和他的问题。他定定地注视着她。就算她知道如何表达忏悔，她也没心思这样做，也无心示弱。她有事情要忙乎，得校对判决书，天使们正在等着呢。她的精神状态不是问题。问题出在她丈夫正在做的决定，他在施加的压力。她的内心忽又燃起无名之火。

        “最后一次问你，杰克。你还在跟她来往吗？沉默就是默认。”

        但他也同样发起怒来，从椅子上起身，由她身边走向钢琴。他在那里驻足，一只手放在掀起的钢琴盖上，耐着性子转过身来。那一刹那，两人间的沉默弥散开来。此刻霏雨已止，人行道中的橡树纹丝不动。

        “我觉得我已说得很清楚了。我就对你敞开心扉吧。我是跟她见面吃了午饭。什么事都没发生。我是想先和你谈谈的，我是想——”

        “呃，你谈了呀，你也得到了答案。现在怎么着？”

        “现在你告诉我你怎么回事。”

        “这顿午饭什么时候吃的？哪里吃的？”

        “上个星期，上班的时候。根本不算事嘛。”

        “这种不算事的事儿搞出了个风流韵事。”

        他一直待在房间的另一头。“是这么回事，”他说，语调平板。一个明智的人历经考验，被搞得精疲力竭。匪夷所思，他以为就凭这点演技就可以蒙混过关。在她巡回审判时，被告席里上了年纪（有些人牙齿已所剩无几）、目不识丁的累犯都会嘀嘀咕咕，在她面前，他还不如他们演得好。

        “是这么回事，”他重复道。“我很抱歉。”

        “你知道你会毁了什么吗？”

        “我也可以这么问。发生了件事儿，你却不肯跟我谈论它。”

        随他去吧，一个声音，她自己的声音，在她脑海里响起。此刻，原先的那种恐惧突然攫住了她。她不能——她无意——独自一人撑过余生。两个与她年龄相仿的密友，和丈夫离婚之后长期单身，到现在还是无人陪伴就不肯走进一个拥挤的房间。除了仅仅在社交上显得体面之外，她明白是她对他饱含的爱。她现在感受不到了。

        “你的问题是，”他在房间那头说，“你从未觉得你该解释自己的行为。你已离我而去。你肯定知道我已注意到了这点而且我很在意。我想，如果我认为这一状况不会持续，或者知道个中原因，那倒还可忍受。因此……”

        这当儿，他开始向她走去，而她根本不知他的结束语，或者任由内心升腾的怒火做出回应，因为就在此时电话响了。她不由自主地拿起听筒。她在值班，来电者定是她的文书奈杰尔·鲍林。一如既往，这声音有些迟疑，几近口吃。但他一直很有效率，懂得保持适宜的距离。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夫人。”

        “没关系。说吧。”

        “我们接到旺兹沃思艾迪丝·卡维尔医院的法律顾问打来的电话。他们急需为一名癌症患者输血，一个十七岁的小男孩。他和父母拒不同意。医院想——”

        “他们为什么拒绝？”

        “耶和华见证人，夫人。”

        “好的。”

        “医院方在寻求法院指令，依据指令他们就可违背其意愿，合法地输血。”

        她看了看手表。刚过十点半。

        “我们还有多长时间？”

        “医院说，过了周三就很危险了。极其危险。”

        她环顾四周。杰克已离开房间。她说：“那么，尽快安排在周二下午两点钟举行听证会，同时通知被告，请医院通告孩子家长，他们有申诉的自由。让孩子的监护人给他安排一位法律代表。要求医院在明天下午四点前呈送证据。参与治疗的肿瘤专家应提供一份证人证言。”

        一时间，她的大脑一片空白。她清了清嗓子，继续道：“我想知道为什么需要血液制品。还有，孩子父母必须尽量在周二中午前提交证据。”

        “我立刻办理。”

        她走到窗边，紧盯着广场那头，在六月漫漫的黄昏里，树的剪影融化为浓浓的黑色。至此，黄色的街灯只在人行道上投下一小圈的亮光。周日的晚上，街道上车辆寥寥，格雷律师学院街和霍尔本街上悄无声息。传入她耳畔的只有细雨滴在叶子上的答答声以及附近排水管中发出的悠远悦耳的汩汩声。她看着楼下邻居家的一只猫刻意绕水坑行走，遁入灌木丛下的黑暗中。杰克的蜷缩并没有困恼她。他们的交锋越来越坦率，痛彻心扉地坦率。无可否认，被引渡到中立地带——秃秃的荒野——上，来审视他人的问题，是一大慰藉。又是宗教信仰。由于这男孩马上就要到十八岁这一法定自主年龄，他的个人意愿将是问题的关键。

        或许，在这突如其来的插曲中窥见自由的希望有悖常理。在这城市的另一端，一位少年正在为自己和父母的信仰而与死亡对峙。救他一命并不是她的任务或使命，她的任务或使命是裁定何为合理且合法。她真想亲自去探望那男孩，将自己从家庭困境中解脱出来，抛开法院事务，花上一两个小时，到医院去一趟，深入这纷繁万端的事况之中，通过自己的观察做出判决。父母的信仰可能也是他们儿子的主张，或是他不敢违抗的死刑。如今，亲自查明真相绝非常规做法。遥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法官仍可对青少年实行法庭监护，在寝室或医院或家里与他会面。那时，崇高的理想得以承继，一直延续到了现代，就像一副凹痕累累、锈迹斑斑的盔甲。法官替代了君主，几百年来成了全国孩童的护卫者。如今，儿童及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署的社工们从事这一工作，并反馈情况。旧系统虽缓慢又低效，却保留了人情味儿。现在呢，耽延少了，打勾填表多了，盲目信任尤盛。孩子们的人生被准确地储存于电脑记忆库内，却偏偏少了份温情。

        去医院探望是感情用事，是一闪念而已。转身离开窗户，回到躺椅边时，她已打消了这念头。她坐了下来，不耐烦地叹了口气，拿起一份判决书，这份判决书事关斯坦福山的犹太女孩以及她们饱受争议的福利。最后几页是她的结论，她把它们又一次握在手中。但此时她怎么也看不进自己写的文字。她荒谬地、无意义地专注于案子，一时间无法自拔，这种情况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父母为子女挑选学校——一件单纯、重要而又平常的私事——已被势不两立的分歧和铺天盖地的金钱这两者的致命组合所颠覆，业已沦为浩如烟海的文书工作，演化成一箱箱、一柜柜的法律文件，又多又重，得用拖车才能运到法庭，蜕变为一次次漫长而彬彬有礼的争吵，一场场程序化的听证会，一个个一再拖延的判决，整个情形闹哄哄的，就像一个东倒西歪、未被拴好的热气球缓缓上升，穿过一级级司法机关。如果父母无法达成共识，那么法律，纵然不情愿，也必须做出决定。菲奥娜将以核科学家的严肃和对程序的忠顺来主持这一判决，主持这起始于爱而终于恨的案子。这整件事本应交由社工处理，他们用半个小时就能做出明智决定。

        菲奥娜发觉自己很喜欢朱迪思，那个坐立不安、皮肤姜黄的女人。据文书说，每当庭休时，她都会飞快地走过大理石地面，穿过法院光洁的石拱门，来到河滨大道，然后拿出香烟猛抽。菲奥娜认为，孩子们应该继续在母亲为其选择的男女混合学校就读。她们可以一直读下去，直到年满十八岁，而如果她们愿意，还可以读大学。不过，判决书尊重传统犹太教社区，尊重其古老传统和礼仪的延续性，并补充说，法庭对其特别信仰不予置评，只是指出这些信仰显然被人们真诚恪守着。然而，父亲从犹太教社区请来的几位证人为撤案助了一臂之力。一名受人尊敬的证人说——也许太自以为是了——犹太教社区的女人应该一门心思构筑一个“安乐窝”，因此，过了十六岁，教育对她们来说就没有意义了。另外一个证人则表示，“进入职场”对犹太教社区的男性来说已经非同寻常，更何况是女性了。第三位证人则极力主张男孩和女孩在学校里应严格隔离，以保持他们的身心纯洁。这一切，菲奥娜在判决书中写道，完全与主流观念中家长教育子女的方式不符，与应该鼓励孩子追求自己的抱负这一广泛接受的观点相悖。这才是理性而懂法的父母该有的观点。她接受社工的意见，认为如果这两个小女孩被送回父亲所属的封闭社会，她们就会被切断与母亲的联系。但是若交给她们的母亲，这样的事就不大可能发生。

        说到底，法庭的责任在于确保孩子长大成人，并自主决定想过怎样的生活。女孩们也许会选择父亲或母亲的宗教观，抑或可能在别处找到人生快意。过了十八岁，她们就不再受制于家长和法庭了。在分辩过程中，她对这位父亲颇有微词，她发现伯恩斯坦先生所雇用的法律顾问和律师都是女性，他得益于法庭指定的社工的经验，那位来自儿童及家事法庭咨询与支持服务署、行事精明而缺乏条理的女士，并且他无疑受制于一位女法官的指令。他应该扪心自问，为何要剥夺自己女儿走向职业道路的机会。

        这份判决书终于完成了。明天一大早，修改过的内容就会键入这份判决书的终稿。她站起身，伸了伸腰，拿起威士忌酒杯到厨房去洗。热水流过她的手背，令她舒心。她在水槽边站了一两分钟，头脑一片空白。但此时她也在细听杰克的动静。老旧管道发出辘辘的声响，借此她能知道他是否准备上床睡觉了。她回到客厅去关灯，不知不觉间却又站到了她在窗边的位置。

        楼下广场上，离那只猫绕过的水坑不远的地方，她的丈夫在拖一只小提箱。他肩上背着上班时用的公文包。他走到车边，他们的车边，打开门，把行李放在后座，钻进车，发动引擎。车前灯突然亮起，前轮方向打死，这样他就可腾挪出狭窄的停车空间。她隐约听到车载收音机的声音。流行音乐。但他讨厌流行音乐的呀。

        他一定是在晚间早些时候就收拾好了行李，早在他们开始谈话之前。也有可能是在中途，当他回到卧室的时候。她不慌、不怒也不觉得哀伤，只感到疲惫不堪。她觉得自己还是务实点吧。如果现在就去睡觉，那就不必吃安眠药了。她回到厨房，告诉自己她不是来找松木桌上的便条的，平常他们总在这里互留便条。什么也没有。她锁上前门，关掉走廊上的灯。卧室丝毫没有被动过的迹象。她悄悄打开他的衣橱，以妻子的眼力一下子看出他共带走了三件夹克，其中最新的一件是君皇仕的米白色亚麻衫。在浴室里，她不想打开他的柜子去瞅一眼他的盥洗包里装着什么东西。她知道的够多的了。躺在床上，她心中唯一明智的念想是，为了不让她听见，他沿走廊走时一定无比小心，处心积虑、一英寸一英寸地关上前门。

        甚至连这也不足以阻止她坠入梦乡。然而，睡眠绝非解脱，因为不出一小时，她就被原告们团团包围。抑或他们在恳求帮助。一张张脸庞融合又分离。双胞胎婴儿，马修，肿胀的头上没有耳朵，心脏不能搏动，直勾勾地瞪着双眼，无数夜晚皆是如此。那对姐妹，瑞秋和诺拉，惆怅地呼唤她，一一列举可能是她的或是她们自己的过错。杰克慢慢向她靠近，把他新近才爬满皱纹的额头埋入她的肩膀，哼哼唧唧地解释说，她的职责就在于为他的未来创造更多的选择。

        闹钟在六点半响起，她忽地坐起身，木然地盯视着空了一半的床。之后她走进浴室，开始准备一天的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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