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乾盛世”同时，欧洲走出长达800年中世纪的黑暗，开始了文艺复兴运动，一系列新知识、新技术被广为接受。18世纪初，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莱布尼茨建立了微积分体系，培根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时代召唤。更重要的是，英国在1820年发生了工业革命。而此时中国仍沉浸在“中央之国”的荣耀和农业经济繁荣的落日余晖之中，失去了想象力，不知道世界已经发生沧海桑田、斗转星移的巨变，逐渐被“煮青蛙”了。用《汉书·艺文志》的一句话说就是“人心犹狃于故见，天意已另换新局”。

        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经济格局的“乾坤大挪移”。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国际力量的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从表2-3可以看出，从1750年到1900年的150年里，工业革命导致了世界制造业相对份额的剧烈变化。制造业相对份额的改变就代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一方面是大国崛起。首先是英国的崛起。英国抓住生产力革命的机会，从一个岛国变成世界经济第一强国，在1880年时达到世界制造业份额的第一。1851年在伦敦水晶宫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英国向世界展示了英国工业经济的辉煌和英国人的日常生活。

        其次是美国的青蛙式跳跃，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从1750年的0.1%狂飙到23.6%，超越英国。再次是德国紧追不舍，1871年德国统一后，完成了一场从上到下的工业革命，以巨人般的步伐进行追赶。到1900年时，其占世界制造业份额逼近英国，造成欧洲经济实力的不均衡。另一方面是大国没落。中国、印度及巴基斯坦制造业总份额从1750年占世界总额的近60%，下降到1900年的8%。中国和印度在农业经济中领先，但在工业经济中落后了，两个文明古国衰落了，曾经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中国和印度被西方国家抛在了后面。日本在世界的经济份额变化不大，说明在工业革命的洗牌中，日本基本上维持了其经济地位。由于中国和印度两个经济巨人相继跌倒，日本成为亚洲新贵。

        英国凭借工业革命的先机，建立了跨越五大洲版图和超过罗马帝国的“大英帝国”。1839年，蒸汽机已经武装到炮舰上，可以跨洋征了，英国海军控制了全球海洋。在炮舰的强大火力之下，仍停留在农业经济中的国家不堪一击。先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埃及被征服了，然后是印度。中国已经丧失了世界经济领先地位，失败只是时间问题。黄仁宇的对中国面临的局面有深刻认识，并惟妙惟肖地描述了16世纪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死后的历史定格，也就是尚未与工业革命潮流冲突时的状态。

        他说，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但是，这个“翻天覆地的机缘”使中国经济陷入百年沉沦，社会长期动乱，人们赤贫的生活水平持续了100多年，代价太大了，屈辱太沉重了。马克思曾经深刻而有远见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按历史时期追寻，中国经济百年停滞前期是因为“洋务运动”的失败，后期则是由于长期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辛丑条约》的天价赔款使中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

        一个沉沦的头号经济强国和一个新兴的头号经济强国的碰撞终于在1840年发生了。鸦片战争，是中国千年历史的转折，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1839年8月初，清政府禁烟，英国东印度公司积极在英国国内游说，英国国会对此进行激烈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清朝展开军事打击。战争议案以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除了表明英国对用罪恶的鸦片贸易借口开战的内心道德谴责，还有对中国是“真老虎”还是“纸老虎”的深深疑虑。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珠江海面。

        这样的情景，对清政府来说，就好像好莱坞大片中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样，在海面上突然出现一大群不明物体，惊诧至极。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尽管水军提督关天培英勇盖世，但中国的守军仍然无法抵挡英国装甲炮舰的机动性和连续的火力。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打败了曾经被世界认为是“真老虎”的大清帝国。经过两年的军事和外交较量，1842年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清廷之国力及军事外交方面弱点全部暴露，沦为“纸老虎”，引发外国侵略的狂潮。《南京条约》之后，不平等条约不断出现，清王朝已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安格斯·麦迪森指出，在1820～1952年期间世界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中国则是技术落后、内乱和外国列强入侵。麦迪森认为：“由于技术上的落后，以及政府管治上的弱点，1840～1950年，中国一直被内乱和结盟的外国势力对其领土和主权的入侵所困扰，这给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9%，居世界首位；到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仅为0.22%，远远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1.64%。

        1892年，恩格斯认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2007年，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在《当中国改变世界》中说：“中国在此前相当长的时间里曾沦为全球最穷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为止，它基本上悄无声息。”

        中国人均收入从1870年到1948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麦迪森指出，从1890年至1952年，中国人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率呈负的0.10%，这意味着人均收入在逐渐下降，而世界同期人均GDP增长率为0.93%，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

        为了应对西方挑战，从1860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在全国部分地方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1840年时，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列强（英国）的入侵，而美国、日本、德国和俄罗斯刚开始学习英国，纷纷走上工业化道路，对外还没有成为新的列强。所以，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可惜，在这段难得的历史机遇内，清朝以几个地方政府推动的“洋务运动”却犯了严重的战略失误。

        “洋务运动”是几个地方官员发起的，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和生产技术，在几个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1861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军械所，标志着“洋务运动”开始。1863年，曾国藩在安庆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进行了历史性的“安庆会谈”，促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备引进，具有传奇色彩。曾国藩问容闳：“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建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容闳的建议打动了曾国藩。1863年12月3日，受清政府派遣，容闳携公款6.8万两白银，只身赴美购置机器。两年之后，即1865年，机器运抵上海，成为江南制造局的主要设备来源。1866年12月21日，曾国藩向清政府上了《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对容闳给予高度赞扬，称“不避险阻，涉历重洋，为时逾两年之久，计程越四万里而遥，实与古人出使绝域，甚难相等，应予奖励，以昭激励”。

        我对这段历史有两点感慨。第一，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显示出祖国对“中国留学生之父”的无限信任和“中国留学生之父”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把6.8万两白银交给一个认识不到一年的人，派他到没有两国法律约束的陌生国度，这是何等的信任！容闳只身携带大量现金，冒着巨大危险，历时两年，要购买机器和托运回国是何等艰难！西汉有张骞出使西域，晚清有容闳出使美国，都堪称不辱使命。诚如吐依曲尔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对容闳的评价，他“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

        第二，“中国留学生之父”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是历史的遗憾。我认为，容闳要是在安庆会谈中向曾国藩建议买纺织机就好了。当时美国已经从英国学到了纺织机的技术，可以生产纺织机了。用6.8万两白银可以建一个相当规模的纺织厂，中国劳动力和消费市场都没有问题，建纺织厂很快就可以收回投资，再去扩大再生产，让原始资金滚动起来。等到国内纺织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可以用纺织业的利润投资装备制造业了。如果容闳提出从纺织业切入是最佳经济发展模式这样的建议，曾国藩就有可能接受，曾国藩接受，其他“洋务运动”官员就有可能接受。但中国的纺织厂到1890年左右才在上海建立，比1863年容闳和曾国藩的“安庆会谈”晚了近30年。中国近代史中缺乏一批合格的经济学家，可谓时代的悲哀。

        1865年成立江南制造局后，清政府又相继建立了天津机器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1872年成立了轮船招商局。对于洋务运动，清朝中央政只是默许而已，具有改革意识的总理衙门只是个中央部级单位，在中央政府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所以，“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另外，清朝中央政府对“洋务运动”的财政支持是非常有限的，在30多年里，财政总投入低于1亿两白银，不到财政总收入的5%，政策刺激力度远远不够。由于“洋务运动”采取了军工优先战略，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没有消费市场，加上官督商办的企业微观运营机制，没有利润积累，因而很少有再通过利润积累继续投资的可能性。“洋务运动”以资本密集型的军事装备工业作为切入点是基本战略失误，没能带来经济增长，无法将中国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轨到工业经济上来，更没有大规模投资人力资本，打破不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

        中国经济的主要流通货币是白银。经济学家张五常1999年第一个提出中国经济由于白银外流引起通缩及经济不景气。《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关税为4%～10%，把中国经济纳入自由贸易的体系内，同时中国缺乏供给方面的反应，没有发展起来“出口导向”的轻工业，造成贸易长期逆差。在资本账户下，外国直接投资少，弥补不了出现的巨额战争赔款。于是，中国经济出现经常性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赤字”，国际收支账户长期不平衡，导致白银长期流失。中国经济货币供应不足，“失血”严重。从图2-5可以看出，1867～1897年中国出现长达30年的通货紧缩。1897～1911年，中国价格走出通货紧缩。这不是中国发现了“白银矿”，而是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变化。1821年，英国采用金本位，19世纪末，金本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新确立，导致国际汇率市场上白银对黄金比价大跌，中国出现输入式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1870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与中国基本一样。19世纪中叶，日本在美国的炮舰政策下签订不平等的《神奈川条约》。面对工业革命的挑战，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从1868年到1873年，日本开展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运动，以轻工业为中心推动工业化。日本的切入点选在纺织业。当时英国的全球纺织链条是这样的：（1）在印度和美国南方进行棉花种植和初加工；（2）在英国纺纱；（3）在英国织布和染色；（4）在英国成衣；（5）销往世界各地。日本从销售链条开始，先进口英国的纺织品，在国内销售，培育国内市场，然后进口棉纱，在国内做成初级成品，在国内销售。虽然本国纺织品质量比不上英国制造，但价格便宜，质量总比手工制品好，因此拥有逐渐高涨的细分市场。19世纪70年代，日本创建了几家国营的纺织厂，由于经营不善和规模太小，后来进行了民营化改造和技术革新。1883年，大阪纺织业开始赢利，1900年，日本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出口国之一。对一个经济体来说，“第一桶金”最难挖，挖到后就可以“钱生钱”，原始资本的复利是惊人的。日本从纺织业入手，逐渐开始产业升级，在短短半个世纪内，就成为世界上除欧美以外的唯一工业强国。

        1894年，中国经过了34年的“洋务运动”，日本进行了26年的维新运动。国际上普遍预期中日将爆发战争。战前，李鸿章曾高调巡视北洋水师，显示实力。当时国际上也普遍看好中国。1894年，中日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遭遇，爆发海战，北洋水师受到重创。随着威海卫被日军从陆地上突袭，北洋水师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名不见经传”的日本打败，上演了震惊世界的“蛇吞象”，大清帝国的国际地位自此一落千丈，成为新老列强鲸吞蚕食的对象。与鸦片战争相比，中日甲午战争给中国人的精神刺激极为强烈，产生史无前例的历史悲情，从自信到自卑，已经不敢再有中国梦想了。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城哀鸿遍野，朝野上下抱头痛哭。严复先生总结道：“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矣。深耻大辱，有无可讳焉者。”

        郑观应说“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自强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后盾，急于发展军事工业反而欲速则不达。海军成了国家投资的无底洞，即使慈禧太后不挪用海军军费，清政府的财政也难以支撑一个庞大舰队的开销和武器更新。李鸿章曾对“洋务运动”有个深刻的自我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时。”“老虎”要实，必须花钱，经济实力的支撑是决定性的。

        所以，1860年“洋务运动”的最佳战略应是发展纺织业。清政府应发挥其劳动力低价的比较优势，运用有限的地方财政投入，从纺织业入手，而不是从资本密集型的军事工业入手，逐步实现工业化。纺织品有大量的国内市场需求，也可以出口赚取外汇。一方面可以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缓解中国的长期贸易赤字，增加国内货币供应量。随着资本积累的水平不断提高，国内储蓄率会逐渐上升，资本将相对变得越来越充裕，然后再逐渐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特别是海防。清政府要是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后可以再建一支海军；没有经济后盾，北洋海军覆灭就是彻底失败。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朝陷入财政危机，入不敷出，一方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没有能力支持资金密集型的“洋务运动”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也是不相信眼泪的。“洋务运动”不但没给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反而错过了一个本来可以赢得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可谓蹉跎岁月。“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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