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同时期的另一项由个人发起的重大改革就是监狱。1773年约翰·霍华德被任命为贝德福德郡的郡长。他发现自己辖区的监狱条件如此令人震惊，决定把余生都用来研究英国各地和其他国家的监狱问题，以唤起公众舆论，让议会至少采取行动改善他所发现或者曝光的最差的监狱条件。我们还应当提到诸多事例中的另一个，即1787年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建立，一大群普通公民在威廉·威尔伯福斯的领导下奋斗不懈，二十年后奴隶贸易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被废除。对于即将在那个世纪成为帝国一部分的所有新属地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征兆。

        在这一时期的英国生活中，福音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作为最为强大的力量之一发挥着作用，并将产生高尚的成果。这一运动是17世纪清教主义的复发，总是吸引着大部分公众的参与。它的神学思想是加尔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早期的卫斯理运动，但与卫理公会有许多共同点。两者都在穷人中布道，如果说工业革命中出现的新问题远非福音主义所能解决，它就致力于在工人阶级的上层、中层和精英中培育一种社会责任感。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种责任感可能有太多自满和沾沾自喜的性质，它期待构建一种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位置并予以维护的社会秩序。然而跟所有清教运动一样，它太过偏重个人责任、独立和社会改革。在减轻暴力、剧变和革命的趋势方面，它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尤其在工人和下层中产阶级中。很大程度上，正是福音运动促进了随着维多利亚时代而来的公众生活道德水平的提高，甚至推动了文官制的发展。随着工业革命开始改变社会，这些运动也扬帆启程，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两者都受到海峡对岸所发生的事件的阻碍，英国对这些事件束手无策，而它们对英国的影响则是深刻的和灾难性的。在被法国大革命的风暴扫荡之前的几十年，整个欧洲曾有相当大的改革热情。然而与今天惊人相似，当时存在两种国家理论。欧洲大陆任何地方奉行的理论是专制统治、仁政或别的方式。许多国家颁布了改革措施，但无一例外都是通过专制君主的开明行动来完成，如腓特烈大王、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等，而不是通过任何民意机构进行。事实上，人民被假设为无能对自身的利益做出判断，加上独裁政府被认为是唯一可能有效的方式，因此专制统治在英帝国之外盛行。因为在尝试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的爱国国王（Patriot King）试验中的担心，乔治三世把大陆的专制统治制度推广到自己的王国，结果招来国内的诸多不满和北美的起义。

        由于公众舆论，以及那些无论脱离还是留在帝国之内的人的个人主义的压力，引入专制统治的企图未能得逞。在英国，谈论民主制度还为时过早，但民主程序的诸多因素已经在发挥作用。混乱的选举、党派争吵以及最近北美殖民地的丧失——考虑到这些情况，这个程序比起邻国专制主义的顺畅运作可能显得笨拙和低效。然而今天我们回忆过去，令人慰藉的是，几十年后这些专制政权的大多数都被推翻了，而且它们的改革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与之相比，英国笨拙的民选政府被证明是更为持久的胜利者。

        尽管未改革前的议会劣迹斑斑，英国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民意，都铎王朝深谙其道，乔治三世察觉于心。此外还有极端个人主义，一种个人独立的意识，一种与专制者所持立场相对立的国家理论。尽管那时英格兰只有少数人、苏格兰只有寥寥无几的人可以投票，这个国家被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onisions）时，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

        1776年杰里米·边沁出版的小册子《政府片论》含蓄地表达了英国的民选政府理念与专制统治理念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理念至今还把民主与独裁区分开来，尽管该书发挥广泛影响是后来的事。在这本书中，他概略地阐述了他的主题，即社会的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由此推论“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幸福最有发言权”。这种说法可能饱受质疑，但是如果为民主制度所接受，显然公民不能依靠某个人决定什么对他们最好而找到幸福，他们迟早会坚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自身的福祉发言。就如《独立宣言》，它号召人们争取自由，尽量使每个人过得最好。

        从本章所记载的几十年改革中，我们可以轻易地识别出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差异。在大陆，改革是通过专制君主的法令实施；在英国，改革是不计其数的个人的工作。例如，对工厂上班的贫困儿童的教育运动是由格洛斯特的罗伯特·雷克斯发起的。因为周日是孩子们一周唯一自由的一天，所以学校被称为主日学校，但那时不是用在宗教教育上，而主要是用在阅读和写作上。各种宗教团体很快接手了这项工作，后来也在周日为其他儿童开设学校，最后发展成整个庞大的、具有英国特色的体系。它由个人发起，吸引公众积极参与，长期进行，而无政府的资助和控制。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岁月中，尽管有一些上文稍有提及的阴暗面，但我们能够感觉到清新气息，要不是那场大灾难，英格兰和帝国的历史可能迥然不同。实际上，在一个无法忍受的时期的尽头，革命虽然被经常考虑，但并没有发生。在大陆和英伦地区，改革已经风行了多年。诺斯勋爵的托利党议会实施了霍华德的监狱改革，尽管在英国的社会立法和观念中有臭名昭著的赌博法和其他污点或盲点，但社会责任和包容的意识与日俱增。这一点可由1779年法案得到证明，依据该法案不从国教（Nonists）牧师无需服从国教确立的《三十九条信纲》。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留恋他们从前的境遇，视其为乐土，梦想一种半农半工的混合生产仍然可能，而不是融合两者以改善新的不可避免的处境。然而，在他们中间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思想萌动，虽然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一位来自纽卡斯尔的技工托马斯·斯彭斯，甚至宣扬所有土地的国有化。特威德河那边，罗伯特·彭斯创作了反映底层生活和民主的诗歌，许多人若读过会意识到与自己的思想有诸多共鸣。

        《不管那一套》（节选）国王可以封官，公侯伯子男一大套。光明正大的人不受他管——他也别梦想弄圈套！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什么贵人的威仪那一套，实实在在的真理，顶天立地的品格，才比什么爵位都高！

        ……管他们这一套那一套，总有一天会来到，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成了兄弟，管他们那一套！

        上层阶级还没有警醒，希望以某种方式走向改革。在英国，如果说议会的代表性对于大多数人口来说不公平到荒谬的程度，如果说大多数自治市处于“腐败”状态，并且控制在几个大家族手中，但还有一些自治市是例外，还有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具有民主的选举权，还有一些郡，拥有价值四十先令的土地满一年的人具有投票权。如果说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形式的平等，但在选举和其他场合有一种滑稽的友情。在社会阶层化的情况下，国家却以一种唯有英国才能实现的奇怪的方式统一在一起。即使有一些伴随着工业革命、新财富和致富途径而来的问题尚未被意识到，情况本可以得到解决。在这关键时刻，法国酝酿的火山令人恐怖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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