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以准确的细节重演，可是某些历史运动和时代的确在它们的主要梗概中彼此具有显著的相似之处，其中包括革命和战后时期。在漫长的、持续了几乎一代人的拿破仑战争中，穷人和工人阶级极其痛苦。我们已经指出了一些发挥作用的因素，如机器生产、农业和乡村手工业旧制度的瓦解、人口的增加和迁移，以及我们现在所称的技术性失业，还有工人与雇主之间关系的改变。

        这种形势本身已经足够严峻，所提出的问题要求最为出色的治国之术和一种改革热情来应对。可是，大陆的革命和战争致使形势变得更加令人绝望。我们已经看到了法国“恐怖时期”的暴行是如何导致改革中断的。那些岁月里长期的战争扰乱了正常贸易，物价被抬高至缺货水平而工资不见增加，从1792年到1813年又碰巧歉收。但如果说穷人受难，那么富人变得更富。富人阶层或许从没有如此繁荣昌盛和心满意足。陆军规模仍然不大，都是职业军人。英国本土没有遭受过入侵并且只有轻微的生命损失。财产仍然主要是土地。随着食品价格上涨，房租也翻番。如果对于那些正投资新兴制造业的人而言，市场行情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那么投机价格则给精明或幸运的人增加了财富，他们还可以利用总体的不确定性作为借口来维持低工资。

        没有组织权利的劳工阶级是无助的，遭受着压迫。在都铎王朝时期，政府曾试图保持物价和薪酬之间的平衡，但在18世纪末迅速向亚当·斯密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主义转变，这将在拿破仑倒台以后的一代人中达到顶点。工人阶级既不能依靠工会组织自助，也不能从政府获得支持，迫不得已起来造反。

        1811年纺织工人发起了所谓的卢德运动（Luddite movement），由一个不知名的、叫内德或金·卢德人领导，某种意义上他成了穷人中的当代罗宾汉。工人在议会中没有代表，受到当地代表极端保守主义的治安法官的管制，除了通过有组织的革命，没有保障他们权利的手段。然而，那不是英国惯常的方式，也是不允许的，尽管遭受着巨大苦难。对比一个世纪之后的世界大战期间和其后的情况，劳工阶级既没有威胁要发动武装反抗，又没有从政府获得任何让步。当反击拿破仑的战争在滑铁卢取得最终胜利之后，人们随即期望一个繁荣时期，心中怀着一种通常的战后心态——既然和平已经到来，其他一切好事也会到来。正是这种情绪几乎无一例外地创造了表面的初始繁荣。然而英国人没有意识到，到那时为止近代史上最大的战争与最大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同时发生，而世界已经明白了这一点。预期的繁荣未能持续，反而产生了最深的忧愁和沮丧。贫穷的世界不可能购买大量生产的商品。由于更充足收成和战时需求的中止，谷物（）的价格（这里应该指出，在英国是指谷类作物，特别是小麦，不是美国的玉米）下跌了大约四成，地主眼看着他们的希望瞬间破灭。对工人阶级来说，食品成本的下降不足以抵消失业的损失。战争期间较低的“实实在在的”工资至少比和平时期无工资好。

        现在，所有的阶级开始遭殃，房东的租金减少了，农场主的利润下降了，一些业主关闭了工厂，劳动阶级和工人失去工作。普遍困窘之外还有一个事实，即所有人觉得和平应该带来好时光，不该要求牺牲，现在战争结束了，带来的却是一个不安和衰退的时代。虽然历史进程总是要经过一些覆盖相当多时期的阶段，但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认为1815年标志着英国生活的真正改变。从这一年，我们不仅可以追溯现代社会主义的兴起，也可以追溯到阶级之间一种不祥的裂痕的发端，以及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曾经是英国生活中最合理的要素之一的相对缺失。由战争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经济问题是巨大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责怪1815年当权的那些人，因为他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这两个时期的差别是，在前一个时期这些问题甚至没有被感觉到。滑铁卢之后仅需要考虑的两件事情就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对财产的保护——前者导致残酷的镇压，后者造成了不明智的立法。

        议会几乎完全由地产大亨所控制。1815年，出于挽回他们战时收入的愿望，他们努力使《谷物法》获得通过。该法禁止进口外国谷物，除非价格超过八十先令每夸脱（即八蒲式耳）。第二年他们成功地废除了所得税。作为一种食品税，《谷物法》不仅被所有消费者深恶痛绝，而且被未获得议会选举权的工厂主深恶痛绝，它被认为是对他们廉价劳动力的无理干涉。这样，《谷物法》破坏了上层地主阶级与新兴富有中产阶级之间的旧有和谐。现在正迅速演变为无产阶级的劳动阶级，除了被视为一类危险人群，还受到上层地主阶级与新兴富有中产阶级的漠视。

        对不同年代、职业类型、地理区域作一个概括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说，英国的穷人和劳动人民正在进入近代最黑暗的时期。在英国，实际的贫民可能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等，他们的处境几乎就是奴隶，可以被济贫法监管机构雇出去，甚至家庭永远分离。但是，对于设法使自己保持在完全赤贫线之上的广大人民来说，情况也极其糟糕。限制童工工作时间的努力在上议院受阻，只是在1819年通过了一项非常不完善的法案，只适用于棉纺厂，禁止雇佣小于九岁的儿童，将九岁到十六岁之间的儿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十二小时（不包括用餐），却没有足够的强制执行条款。在其他一些工种中，孩子被带离父母的身边，甚至五岁时就被安排长时间在田间、工厂、矿场等处劳动。

        我们不能完全责怪上议员愚昧的保守主义或冷酷自私。截至1830年，在自由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的纺织厂，童工每天工作十三小时，一周工作六天，当时一份报告指出，“几乎没有为日常教育留有时间”。农业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被工业的长时间上班所取代，那个时代发展中的人道主义在排解邪恶的经济学说和根深蒂固的社会态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迟缓的。没有休闲，实际上没有健身和智力消遣的机会，即使成年工人的生活也趋于单调和绝望。

        住房条件恶劣，在偷工减料建成的城镇里或许是最糟糕的，它们的丑陋给伦敦留下了永恒的污迹。合适的卫生设施，包括水厕，不得不等待水管和总管道的问世，廉价的上釉陶器直到1846年才制作出来。由于旧生活秩序整体错位，无数工人无所事事，不得不借酒打发时光，看着他们收入微薄的妻儿在工厂和矿场累死累活。大约相隔一代人之后的一份报告显示了后者的情况，表明了五岁的儿童被迫整天在黑暗的地下室里独自劳动，甚至怀孕的妇女也不得不在腰间系一根链条，用手和膝盖撑地拖拉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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