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利物浦勋爵领导的托利党内阁本身，就政策而言从来没有统一过。坎宁、赫斯基森和新星皮尔赞成渐进改革，纵然一切改革都被埃尔登勋爵这样的人反对，但公众越来越放心。1821年，由皮尔发起的一项法案使得英格兰银行能够重新启用黄金支付，这是恢复稳定的标志，可能在政治和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心理影响。大陆的革命运动在继续，但是英国人对那些争取自由、反对神圣同盟独裁统治者的人民的支持与日俱增。战争激情结束后数年过去了，人们能够以正确的观点来看待这些运动。卡斯尔雷在他多年的外交大臣任期中从没有完全反对过它们，而是觉得与主要大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是有必要的，他使自己主要限于用密函进行抗议，不仅极其不受欢迎，而且使得政府在一些方面显得比实际更加反动。1822年，他因精神病发作而自杀了，老百姓和不少身居高位的人都感到庆幸。坎宁接替他的位置，他总是从不犹豫地公开表示对梅特涅和神圣同盟其他领导人的厌恶以及对斗争着的人民的同情。皮尔也成为内务大臣，踌躇满志地要进行一番改革。

        是到应该表达转变态度的时候了。我们已经谈过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已经开始，也许穷人与位于他们之上的人从来没有这么疏远。他们可能不会沉迷于暴力叛乱，尽管政府拒绝考虑他们的条件。许多尊重和忠诚的旧纽带在战争过程中和变化的产业形势中断裂了，一切之上最高的忠诚——对王权（）和王室的忠诚，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王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外来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甚至不讲英语。事实上德意志人继续说王室的语言，直到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是王位传袭中第一个讲英语不带口音的人。

        也许不幸的是，讲他的臣民语言的乔治三世，却不利宪制的发展，对英国的自由构成危险。精神失常的老国王死于1820年，摄政者乔治四世即位。他是一个粗俗、自负、年老的肆意挥霍者，不具备赢得国民尊敬的品质。他与妻子长期分居，据说，她在大陆一直过着放荡的生活。他唯一的合法孩子死于1817年，当时，他的六个弟弟中没有一个具有合法的子嗣。继任的前景堪忧。君主制在所有阶级中的评价从未这样低，虽然曾有过更为讨厌的君主。1819年在这个“极脏的猪圈”里，出生了肯特公爵的一个合法的孩子，这个女孩取名为维多利亚，她将对这个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将被证明是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最受欢迎的君主。她的影响是巨大的。她不仅在位期间为王权重新赢得尊敬，而且她这么做的时候，恰逢帝国成长时期，王权需要成为把帝国凝聚在一起的一个纽带。即使她在漫长的一生中没有做别的事，她对帝国的贡献将足以使其卓越超群。

        但是当1820年，傻瓜乔治四世带有一点他父亲的神经质登上王位时，王权的未来还不可知。几乎同时，他那被遗弃的妻子卡洛琳从大陆回国，要求加冕为王后。国王不仅拒绝了她的要求，还提出离婚诉讼。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人知道对她的指控是否属实，但是国王有损形象的恶习却被公诸人前。他不仅公开与情人一起生活，而且犯重婚罪。当要求采用一项议案来解除这场婚姻关系、剥夺她的王后头衔之时，甚至上议院也难咽这枚苦果。普通百姓，没有别的渠道来表达他们对现存秩序的不满，卡洛琳的诉讼则吸引了他们疯狂的热情，因而诉讼不得不放弃，对她还是作了一个“审判”，反对她的证据都不可信。然而，她和她丈夫的粗鲁和庸俗，早已昭然若揭。当她被强行限制进入大教堂参加加冕典礼时，她对王室的尊敬减少到了零。在得到一笔补贴后，她于1821年去世。也许幸运的是卡斯尔雷第二年就挥刀自刎。他的死和社会一定程度的恢复繁荣，为缓和反对王权和政府的情绪开辟了一条途径。这种情绪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可能会带来一场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宪制危机。

        在这个国家，托利党寡头统治集团仍然控制着议会，但改组后的内阁终于开始留意改革的呼声。内务大臣罗伯特·皮尔爵士终止了政府密探和特务的整套制度，这项制度成事甚微而败事有余。另一项重大进步就是对刑法典的修改。这项改革由杰里米·边沁发起，长期以来由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和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下议院倡导，总是被上议院阻碍。旧法律中有多达两百多项的犯罪条款，甚至从池塘偷鱼到以任何方式损坏威斯敏斯特大桥这样的小事，都会被处死。虽然在许多情况下陪审团拒绝给嫌犯定罪，因为处罚与违法行为极不相称，然而法律作为一种恒定的威慑力量摆在那里，且在许多情况下被强制执行。即使在皮尔设法废除了超过半数的这类死刑规定之后，这部法律还是很严酷，但是进步是显著的，至少显示出一种革新精神。

        边沁思想的影响在另一项改革中可以感受到，这项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门徒弗朗西斯·普雷斯实现的，也离不开内阁的赫斯基森和下院的约瑟夫·休谟的协助。这就是《联合法》的废除。这些法律规定工会为非法组织，严重阻碍工人改善自己的地位，于1824年被废除，从此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尽管由于次年罢工次数很多，工会活动的影响范围一时只限于薪酬的确定。工人现在可以重新建立协会，而免于司法处罚的恐惧，这一点大大助长了改革运动的组织机制。它也表明，恐慌以及伴随着它的镇压正在逝去。曾几何时，镇压的所作所为造成了阶级之间新的和危险的憎恨。终于财政部每年有所盈余，甚至朝自由贸易迈开了一步，减少了多项进口商品的关税。英国似乎在风暴之后安定下来了，尽管还有很活跃的力量在起作用，以带来危机——我们将在下一章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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