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代早期弥漫着一股改革新风，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新的英国正在成形。议会代表制，虽说还没有囊括所有阶级，但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显而易见的是，中产阶级的大部分被纳入统治阶级，离今后某一天所有中产阶级都被纳入统治阶级只差一步，就如十英镑户主资格离走向成年公民选举权只有一步。下议院及其选民的完全优势也如愿以偿。而且现代政党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832年。辉格党仍被用作这个实行了改革而没有革命的政党的名称，但现在它包含了如此多的集团，以至于自由党成为它更好的和被接受的名号。已经是死硬派和一切变革的反对者的托利党，以同样的方式被保守党所取代。如此命名的两个主要政党还要持续一个多世纪，这样，除工党外，现代政治格局已经形成。在《改革法案》之后，自由党将保持十年几无争议的控制权。帝国的重要发展概况将在下一章叙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英国自身的改革和变化，它们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熟知的生活形式。

        因弄巧成拙的过度严厉而备受指责的《刑法典》被大大修改，在1837年和1841年改革后，只有极其严重的罪行仍然被判处死刑。

        通过18世纪强征入伍的方式来争取人们服役的令人畏惧和侮辱人格的手段被废除，皇家海军中水兵的自尊和士气大大提高。

        1833年出台了第一个可行的工厂立法，包括“儿童宪章”，对童工的年龄和工作时间进行了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在我们今天看来是残酷的。除了丝织厂，九岁以下的儿童禁止做工，十三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劳动时间限定为八小时，十三岁至十八岁的儿童每天十二小时。改革是轻微的，但它标志着一个重大变化——从流行的自由放任学说，转向重新开始国家对所有公民的处境负责任的政策。或许《改革法案》取得的最大进步就是建立了一个政府付薪的督察机构，其职责是监督法律的施行。正是这些涉及集权和强制的立法改革，使得功利主义者在穷人和工人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与新的责任感密切相连的是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的废除，尽管它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英帝国的问题而非英国的问题提及，因为它源于同样的改革和人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引发了一系列的工厂法。如我们所知，奴隶贸易在一代人之前就已废除，但正如在美国南部一样，奴隶制作为一种制度依然盛行，而且似乎是大种植园唯一的劳动形式。在美国和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在过去一直受到英国政府的扶植，但在1830年代的大改革浪潮中，英国人反对它的态度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它再也不能延续下去了。

        无论从数量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这里的问题都比美国的问题更简单。在美国，国家的相当一部分联合起来对抗另一部分，但是在几个小岛国与英帝国的其他部分之间不会有内战的问题。可是，当1833年奴隶制被废除时，奴隶主获得了二千万英镑的补偿，那是英国特有的对财产和既定权利的尊重。要是这些岛屿种植园主的人口和资源足够与英国的相匹敌——英国被认为正在破坏他们的繁荣——如同美国南部认为他们的人口和资源可以与北部相匹敌，那么补偿可能被拒绝，内战就会随之而来。

        1833年也开始了国民教育体系，尽管如其他事业的初始阶段一样，它还不够健全。国教实际掌控着所有教育。不从国教者被排除在牛津和剑桥之外，因此在伦敦建立了非寄宿的大学学院，它后来成为这个世纪后期许多新的地方大学的样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是更加重要的是，1833年政府拨款两万英镑给两个一直在创办新式学校的私人社团，其中一个为国教会支持，另一个为不从国教者支持。这种公共资助，此后持续、大量地增长，在接下来的六七年中发展成为现在的教育部的雏形，是真正的、美国意义上的公共教育在英国的开始，与之相对比，英国人所称的“公学”（public schools）实际上是私立的，如伊顿、哈罗和其他知名学府，而且通常是非常排外和昂贵的。至于最差的小规模私立寄宿学校，就如同未来几十年中有关英国生活阴暗面的种种其他情况，我们不得不从狄更斯的小说中去了解。

        推动思想进步的另一个信号就是新的《1834年济贫法》。贫困家庭救济的旧制度千方百计压低工资和使人口贫困化。它甚至超过了今天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救济形式，无疑对贫困阶级有着最令人沮丧的影响，断然需要变革。此外，在许多情况下，税赋对于勤劳的人甚至富裕的人而言变得难以承受，他们看着更多比例的税收用于贫困救济，而没有提供解决问题的任何出路。而根据新的法律，贫困救济由辉格党、自由党、政府三方组成的一个国家委员会统一管理，这标志着对前一代人盛行的自由放任理论的又一次背离。户外救济完全终止，那些接受援助的人不得不生活在由当地监护人监视的“济贫”里。

        这是一项极端的法案，通常新济贫院的条件恶劣得令人难以忍受，但变革对穷人似乎如此严酷，对济贫院的恐惧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大量的人——虽说被迫加入宪章运动的反抗，下文再述——被赶去参加劳动，而不是闲散地待在家里，靠公共慈善勉强维持生计。由于缺少政府对劳动报酬的调控和强大的工会，薪酬并未上涨，一度无疑有一种由制度变化引起的相当真实的沮丧，但在另一方面，它标志着在地方委员会和中央控制的密切相连中政府的一个新特征，把我们带回都铎王朝时代，并发扬到我们现在的时代。英国也正在以其他方式快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铁路时代开始来到，人员和货物的运输更加快捷，对社会和商业产生了影响。“那种路”的时代和驿马车正在逝去，直到电动机时代往前回溯近一个世纪的旧生活将以另一种形式重现，新的旅行铁路线不总是循着旧干道，被遗弃在一边的许多马车驿馆和村落恢复了生气。如同汽车一样，铁路对知识的影响往往被忽视。随着更快、更便宜和更舒适的旅行方式，英国人开始更加深切地了解他们的岛国，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不好的方面，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铁路。

        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进展就是现代邮局的肇兴。如果说史蒂芬森以其蒸汽机车如同任何一位政治家一样影响了英国的生活，发明了邮票的罗兰·希尔爵士也具有同样的影响，到1839年便士邮资已在王国各地获得通用。邮票，现在看似普通而平常的小事，是关于什么力量可以塑造国家历史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项发明之前，邮寄费由收信人支付，在英国，其费用是从四便士到八便士不等。人们采用了各种各样的通信工具，但主要核心问题是通信昂贵而困难。希尔估算在他的改变之前所处理的信件总数为1.26亿封。三十年以后，它已经达到了10亿封以上。当我们从人类的角度思考它的意义——由事实和观念的便捷交流带来的智识增长，家庭、友谊和群体纽带的增强，对商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能够意识到，区区一张邮票对于发展我们复杂的文明所发挥的作用。我们不认为罗兰·希尔能与罗伯特·克莱武或塞西尔·罗得斯相提并论，但他与他们一样，是帝国的一个真正缔造者。

        对比英国与美国的政治生活，有三点特别打动一个美国人，无论他多么爱国，无论他多么理解由于环境、历史和年龄因素导致的必然差异。例如英国，有两千年的训练和日益增加的天然政治禀赋，可以有一个所谓的“不成文宪法”（尽管它的许多重点内容是成文的），而一个新的联邦国家必须有一部成文宪法，正如任何新成立的组织必须有一套书面的章程和规章制度。但是在英国国家的成熟中，培育出了或许是世界上最好的公务员制度，最少受到官僚主义弊病的困扰，废除了政党分肥制，在议会创议立法之前广泛而经常地使用皇家委员会（Royal ission）来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最后一项是现代政府机器最有用的部分，是在1830年代的改革时期发展起来的。它的问世是因为从提议的改革中产生了大量复杂的问题，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严肃性和责任感。皇家委员会从此延续下来，也许已经成为格雷勋爵和《改革法案》时代遗留下来的最有价值的遗产。

        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政治家，其中一些人还要持续到下一个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们所认为的典型的英国人。例如约翰·罗素勋爵，他被自己身处的社会阶级的许多人认为是一个激进分子，就是他在下议院提出了《改革法案》。兼具桀骜不驯、民主和贵族的品质于一身的他，有一句名言“让我们先是英国人，然后是经济学家”，尽管事实上他是当时盛行的伪科学学派里最正统的经济学家。

        还有格雷勋爵，他是一个贵族中的贵族，却总是赞成旧议会制度的改革，以自己的谋略和成见等待了一代人的时间，直到他能够在1832年把伟大的改革法案的计划付诸实现。孩子直呼父母之名的习惯，在格雷家庭生活中是惯常的事，这对于一个在当时被认为相当冷漠离群的伟大贵族和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来说，都是一个趣闻，即使现在也被认为是超现代的。除了对《改革法案》作出的巨大贡献之外，格雷勋爵的任期还有一点特别有趣。我们已经说过，从1830年开始在欧洲大陆是一个革命时期。随之而来的一个变化是，比利时从荷兰手中赢得了自由。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格雷的活动和外交政策，比利时才最终于1831年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从1839年开始像瑞士那样，在几个大国的担保之下保持了七十五年的中立。

        在格雷勋爵的首任内阁中，有一位最富个人魅力和19世纪英国特征的人物，那就是帕默斯顿勋爵，他几乎从1808年到1865年一直担任公职。正如特里维廉精辟指出的，他“自成一个国家机构”。或许他为海外自由的事业建树不多，但他擅长以仗义执言和捍卫小国利益的姿态出现，以及使不列颠雄狮发出咆哮。当英国的民主和帝国主义都在走向成熟时，他的举动每次都广受欢迎。他的缺点和优点都是彻头彻尾英国式的，获得了“浮石勋爵”（Lord Pumicestone）的绰号，他仍然是一种有着生命力的传统。不久前我看到，一个英国人把拳头击在餐桌的坚果和波尔图葡萄酒之间，甩出一句狠话：“如果我们今天有老帕默斯顿，墨索里尼这家伙就不敢把地中海称为意大利湖了！”无论“帕姆”是威胁希腊要轰炸雅典，如果它不立即释放一个具有英国公民身份的、卑微的直布罗陀犹太人，还是威胁美国要发动一场“立即和血腥的”战争，或者对其他国家发出类似的可怕威胁，在他身上总是有些东西使英国人想到一些观念：英国是无所不能的，而且总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罗伯特·皮尔爵士，虽然不是内阁成员，却逐步从一个相当狭隘的保守主义者成长为或许是他那个时代两党中最有能力的政治家。1832年他虽然身在反对党阵营，却支援改革工作，而且他的意见总是诚实和正直的。他的转变并不是由于困惑的见解，或单纯的权宜之计，而是由于他具有英国特色的谨慎。他认为每一个局势的发生都有其独特之处，是各不相同的，涉及当时所有的情形，而不是作为一个在政治和社会真空中的先验命题。这是英国发展的一个根本特征，皮尔是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所有一长串名字中最英国式的。当格雷内阁1834年已经完成其改革，在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根据君主威廉四世的意愿被解散时，皮尔被召去领导新政府。

        就帝国更广泛的历史而言，没有必要提及随后三年的政治，因为有重要得多的事情即将发生。1837年6月20日，威廉去世，由于王室中优先继承人的死亡，年轻的维多利亚公主，一个十八岁出头的姑娘，登上王位。这是在一连串人的生活和国家生活盘根错节的事件——我们称之为历史——中最幸运的事件之一。其中一个微小而重要的变化就是汉诺威转到男系继承人，英国王室从最后一块大陆的占有和联系中摆脱出来，如果我们忽略直布罗陀的话。更重要的是，无耻、放荡、不讨喜甚至讨厌的世袭君主让位给一个纯真、善良、美丽的姑娘，一个全民都可以偶像化和理想化的人。那时，当国内改革前途未卜，而且帝国只能通过王冠连接在一起之际，王冠佩戴者变成了一个天真无邪而训练有素的姑娘。她赢得了每个人的心，能够表现出英国新上台的中产阶级最尊崇的所有品质，还能够在这个成长中的、日益自治的帝国中，作为一个共同的纽带和命运的荣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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