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主义和“个性”的时代。狄更斯笔下的人物和他所描绘并力求矫正的社会环境没有夸大其词。尽管有水晶宫和许多改革带来的奇迹，社会环境仍然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粗陋和残酷。每个时代都很复杂，远不是几段文字可以描述清楚的，只能提供一些线索。为了表明描述范围之内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注意到，白金汉宫女王公寓的通风管仍然要穿过公共下水道，据说“还比不上阿尔弗雷德国王的原始住所有益健康”。贝格雷夫广场和伊顿广场的高楼大厦以及其他时尚街区，下边都是“存在大量最肮脏的沉积物并发出最恶心臭味的下水道”。这种物质条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受过良好教育、享有特权的上层社会居于在恶劣条件中悲悯求生的社会底层之上。

        那是招有仆人的“大宅”的鼎盛时期，虽然仆人问题开始令人烦恼。据1850年一项估计显示，在一千英镑收入的情况下，只能维持一个厨师、两个女佣和一个男仆。几年前，年收入五千英镑的主人能维持十三个男仆、九个女佣、十匹马和几架马车。我们必须记得，当时一年十二英镑的工资对一个有经验的女佣来说是很好的报酬了，而且这些为数众多的仆人的居住环境是拥挤和恶劣的。在一些大宅里，三四个男仆必须挤睡在通风不畅的地下隔间里。博览会年给仆人和穷人带来的一个福音就是废除了极不公正的窗户税，该税被法国人保持了多年。

        通风问题让我们看到英国人发展过程中的一两点细节。例如，英国人本来极度喜欢新鲜空气和洗澡，但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不仅贫困家庭可能二十人挤在一间几乎不通风的地下室里，即使大宅，乃至白金汉宫，通风条件往往同样糟糕。供水和洗浴设施的缺乏几乎一样严重。早在1812年，市长大人（Lord Mayor）关于在其府邸安装一个淋浴池的请求在传统的英国式辩论中遭到拒绝，理由是：从来不曾有，因而现在也不应该有。到1832年，在诸如约翰·罗素勋爵等人的家宅里偶尔可以发现安装了固定的浴缸，但在本章所涉的时期，即使在富裕的家庭里也没有得到普遍应用。冲水马桶直到1830年以后才开始普遍使用，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代生活细节的“必需品”。在贫民窟，穷人经常为了从只在白天开放一个小时左右的公共水管前得到几桶水而大打出手，如同从前贺加斯所画的客人们，他们在许多大型度假酒店和私人乡村别墅前排队，为等待可能的一两桶水。

        这仍然是一个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社会，上至王室和公爵，下至他们的家仆，都有非常精细的等级划分，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各种等级阶梯上所处的位置。男管家和女管家对等级尊卑的强调程度甚至超过了男女主人。如果是大宅，内科和外科医生，要不是最著名的，都应该在管家的房间里用餐，而与主人一家分开，另一方面，仆人之间要求遵守的礼仪相当严格。在家仆人数较多的人家，下等仆人如果与上等仆人一起就餐，不允许在他们面前说话，在吃过肉食之后，上等仆人会移步到女管家的房间去享用布丁和红酒，让第一男仆代替威严的男管家主持剩下的用餐。各个宅邸的细节可能有所不同，但核心是，主人阶级的优先等级不是被劳动阶级所憎恶，而是被他们复制过来并在他们自身之间坚持下去。正如我们已经提请注意的，这些只是所有英国社会生活的致密结构的一部分，如果今天英国在政治民主的许多方面领先于美国，部分归因于它的社会生活的紧密组织。

        如此的个人主义和富于个性，它不是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原子论。男管家如同男主人一般沉迷于对等级尊卑的同样细节的偏爱，不希望看到主人失去地位和特权，以免在此过程中阿金（Jeems）可能会失去他的地位和特权。有可能上升到地主阶级的农民，甚至乡绅也不希望那些等级被废除。可能上升为制造商人的工人，可能上升为贵族的制造商人，所有人都不憎恶社会秩序和社会特权，像大陆上与他们地位相同的人那样，后者发现自己已经被封闭的等级壁垒挡在门外，徒有社会抱负而得不到实现。

        另一方面，没有在新国家的疆域里发生的那种社会关系的解体，那里旧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社会关系迅速消失，政治民主在其简单的环境中迅速产生，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在古老的国家，政治民主姗姗来迟，但是由于社会凝聚力得以保持，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促进政治民主更有保障，而在新兴国家，人们在个人机会和斗争的无序状态中，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失去了社会责任感。

        同时，在英国，特别是农村，生活条件正在改善。部分由于宗教运动，部分由于受欢迎的王宫的垂范，绅士和贵族变得更“文雅”，至少是正派的，不像乔治时代的约翰牛（John Bull）那样粗俗。教士们也变得更有教养，更自觉地履行他们的精神职责。普通人的阅读习惯也正在迅速流行起来。虽说宗教性与感伤性的小说和小册子有巨大销量，例如教士里士满（L.Rid）的《乳牛场主的女儿》卖了二百万册，但大多数人阅读最多的书还是《圣经》和《天路历程》，它们被公认为比今天砍伐森林做出纸张所提供的东西更有益于普通人吸取精神食粮。

        我们已经谈到，小说家们从艺术的角度塑造了这个时期的主要辉煌。建筑方面是微不足道的，堪称不朽的艺术不幸地归于艾伯特纪念塔，它于1866年竣工，耗资十一万英镑。最能描述它的话来自科克雷尔教授的小孙子，他拖着保姆的伦敦腔说，“妈妈，它是个装饰品”。在绘画方面，兰西尔（Landseer）是一个时代最受欢迎的艺术家，这个时代几乎仅仅依靠透纳的作品使艺术史光彩夺目，而尽管有罗斯金的欣赏，透纳的作品还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获得承认。

        在诗歌方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最杰出的两个诗人——丁尼生和勃朗宁。丁尼生大体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如果在维多利亚统治末期的一个中产阶级妇女，观看完莎士比亚的戏剧表演，能够就《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发出感叹：“怎么不像我们亲爱的女王的家庭生活呢？”那么丁尼生所描写的，则太像那种家庭生活。他在用词和韵律方面艺术高超，而思想不算深邃，最能表达那个时代的大众情感：“亚瑟王”——英国人对传奇和历史的着迷；“宗教信仰”——在宗教复兴视域下特别有吸引力；以及“自由制度”——那个时代的理想。从他的备忘录中选取这三个词条可以解释为什么他是唯一仅凭诗歌创作成为贵族的英国诗人。这种评价似乎还不够，因为他写出了英语诗篇中最难忘的、最频繁引用的一些单句和诗节，虽然他乐意提出生活中各种深层次的问题而只留下问号，以表明他所生活的时代的转型特征。出于对新科学的浓厚兴趣，他拒绝面对答案，甚至拒绝提出太令人不安的问题。

        丁尼生的笔下，好似在一个宁静的下午，身居乡间小屋，门外一望无际的草坪缓缓延伸而下，直达恬静、蜿蜒的泰晤士河。我们发现勃朗宁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旨趣。为了攒足够的钱结婚，丁尼生将他的婚姻推迟了十年，而勃朗宁与伊丽莎白·巴雷特私奔，带她去意大利，一年时间几乎无以为生。除莎士比亚外，英国诗人中或许没有谁的人物角色比勃朗宁笔下的更丰富，他对人类问题和人格特征有无穷兴趣。虽然他在抒情诗方面极有天赋，但他的诗通常晦涩费解，他的戏剧适用于学术研究而不是舞台表演，很奇怪他为什么不尝试当时主流的文学形式——小说。把这一时期细分，我们可以提到斯温伯恩那让人陶醉的措辞和韵律、马修·阿诺德从诗歌到散文的转变，以及爱德华·菲茨杰拉德运用意译和重组的方法于1859年翻译出版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它至今仍然是英语中引用次数最多的诗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莪默在波斯人眼中只是一个三流诗人，而“鲁拜”在波斯语中意为“四行诗”，但经过菲茨杰拉德的翻译和整理之后，《鲁拜集》成了一部全新的诗集，它的悲观主义和不可知论适合后来的一代的心境。在回顾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文学和艺术时，斯温伯恩的感官异教和费兹杰拉德的妙手成章是不能忽略的。它们与《工厂法》、乐观主义、糟糕的家居艺术、客厅角落的摆件之类的东西以及茶桌上的纪念品，同样是那个时代的图像。

        在威廉·莫里斯的带领下，人们对大部分家居陈设的可恶做出了反应；他同时是一位接近一流的诗人，在艺术上也是一位拉斐尔前派的先驱。他代表了那个时期的迷茫。除了其他方面，他是一个壁纸设计师，一个精美印刷艺术的革新者，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表达了那个时代很多艺术和社会方面的愿望，尽管在很多方面领先于那个时代。

        另一个影响更大的作家是约翰·罗斯金，他通过艺术和艺术家气质来探讨社会问题。过于华丽的散文为他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尤其是许多年轻人，他们将在下一代人中成为领袖。他为艺术和公共生活辩护，认为美、慷慨和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精神应该发挥主导作用，以反对纯粹的赚钱动机，这种动机导致近代工业主义正在毁灭传统英国生活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他的辩护具有深刻和令人称许的影响，尽管他的理由缺乏全面的经济认识，颇显天真。近代文明不理会莫里斯的超前思想，也不可能为了取悦于罗斯金而从机器时代倒退。可是，虽然现实社会错杂难辨——维多利亚风尚的拼图、偷工减料建成的城镇，以及工厂烟囱冒出的浓烟使得古老而甜蜜的乡村日益灰暗——他们的声音如同沙漠中先知的启示，最终会起作用；在充满着他们不曾想到的恐怖的新时代，他们的潜在思想将开始被人接受。

        对旧的公认社会观念和宗教信仰的削弱，开始在赫伯特·斯宾塞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为达尔文和赫胥黎的先驱，斯宾塞对人的发展提出了科学主义的观点。还有莱尔（Lyell），他写下了《地质学原理》和《古代的人》；巴克尔（Buckle）写下了《英国文明史》；莱基（Lecky）接着出版了欧洲理性主义和伦理道德的历史著作。与这些真正改变了思想氛围的著作相比，麦考莱的《英国史》，尽管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和经济收入，和他的许多文章几乎没有持续的影响力，这与当代的情况不同。由于视野狭隘，他相信世界将步入正轨，但不是如果“上帝在天上”，而是如果辉格党在台上。他对变革时代的阴暗面没有一点愤慨，而正是这些阴暗面激发了罗斯金或卡莱尔拍案而起。卡莱尔，一个总是憎恨虚伪和不公正的人，自己也逐渐沾染了一些这类毛病，但他不遗余力地热切而又强有力地讨伐维多利亚时代最简单而又最坏的假设：关于经济制度必然的好处，以及强调自身性格中个人特长的价值。他激发了整个时代，就像密尔的（1859）所产生的影响一样。简要地列举和评析几个主要作家可能会冒错误地勾勒一个时代的风险，但可能足够表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代的错流（cross currents）。例如丁尼生，作为诗人对新科学引发的问题与对亚瑟王神话一样着迷；莫里斯，对糟糕的家居艺术的反叛如同对社会制度的反叛一样；罗斯金，作为评论家捍卫透纳和艺术，更是被工厂和铁路逐步渗入的机器时代的罪恶深深触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兴趣的广泛表明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相信任何事都是“值得的”。人们相信政治和社会改革会带来无限的可能性，相信新科学，相信自由贸易会带来和平。他们觉得自己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更自由、更快乐、更富裕的世界，即使那些眼光局限在增加自己财富的人。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前半期。

        许多方面的情况可能是糟糕的，但科学和自由的政府可以把一切修正。1848年的《公共卫生法》，作为中央政府增强对地方政府控制最重要的一项进步，就是一个例子，表明议会如何能够像解围之神（Deus ex maa）一样纠正所有弊端，如同自由贸易可以为战火纷飞的世界带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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