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总体上帝国的内部联系日趋紧密。在1907年的帝国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此后应该每四年召开一次会议，由英国首相而非殖民事务大臣主持。帝国防卫方面取得了进展，自治领纷纷制定计划以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也是为了与英国自身的军事政策更紧密地合作。作为身份地位发展史（story of status）的一个里程碑，还可以提到，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此后应当用“自治领”而非“殖民地”来称呼那些与会的自治殖民地。虽然纽芬兰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它目前失去了作为一个自治领的地位，而恢复到一个殖民地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面积狭小，更多的是由于它暂时的政治和财政困难。

        在接下来的1911年帝国会议上，自治领的代表们就外交政策坦率而充分地发表了意见。他们应该如此，非常正确。如果他们要参与帝国的防卫，就有权知道何种外交事件可能突然使得他们的支援必不可少以及为何需要支援。乌云迅速聚集在欧洲上空，幸运的是，当三年后风暴爆发时，各自治领的政治家已经知悉情势，并与宗主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样，他们能够迅速而有权威地劝告和指导多个民族的人民和议会协力行动。如果没有帝国会议的铺垫，这种快速反应和动员权威是不可能实现的。

        至于帝国政治家1911年全心投入的外交事务及其背景，我们只作简明扼要的叙述。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安。多年来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世界正步入一个可能的大动荡、大调整的新时代。德国和奥地利在不平静的巴尔干半岛地区成为主导力量，把俄国挤出了它自认的专有势力范围。尽管蒙受了一些损失，土耳其又一次恢复实力实现崛起。我们前面还提到过，泛伊斯兰教运动正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掀起狂风巨浪。

        现代日本的崛起也开始影响东方的反欧种族情绪。在中国，列强对于划分它们的势力范围争吵不休。俄国对德国在欧洲的势力极为恼怒，并忌惮日本威胁它的远东前线。中国的反对洋人的义和团运动遭到镇压，以通常的赔款和妥协要求而结束。比赛变得越来越激烈，矛盾交错，仇怨四起。只有英美两国反对瓜分这个文明古国，英国认为这里的形势与非洲截然不同。两个英语国家都要求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与所有国家通商的权利，但是美国拒绝使自己卷入一场全面战争。

        然后在1902年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件。英国与日本结盟，彼此同意维持在远东地区的现状，若一方遭到一国以上的攻击，另一方需提供援助。它立竿见影地产生了三个影响。若日本与俄国或中国发生战争，它必须独自作战；但如果有任何其他国家加入——在当时情境下是指德国或法国——它们将不得不面对英日两国作战。但是，第二，鉴于英国舰队的压倒性实力，德国和法国的军队都不可能到达远东地区。第三，日本现已跻身世界大国之列。

        两年后，日本的确与俄国发生战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通过独自征服欧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极大地增强了它的自豪感和在东方的威望。现在要对1902年英日结盟作出评价很难，我们可以指出它的影响。它当时解决了中国问题，并似乎通过在远东地区让英国获得了一个强大的盟友而于应对越来越危险的东方困难时有许多帮助。另一方面，许多英国人反对与这个最军事化的黄种民族结盟。如果说加拿大人的反对情绪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那么美国人的反对就更确信无疑了，当美国发现英帝国与它在太平洋地区最大的潜在敌人结盟时，十分惊愕。此外，该同盟条约毋庸置疑促进了日本的崛起，加剧了东方的不安。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带来了讽刺性的结果，不是阻止了欧洲列强分割中国，而是实际上到1939年时使得中国的大部分落入日本之手。

        与此同时，在爱德华统治时期，作为数百年世仇的英法关系迎来了转机。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政府的努力，虽然国王的圆通和人所共知的他对巴黎的钟爱——他在那里总是受到欢迎——都对外交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许更重要的，还要加上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英法协约（Ee）是一个同盟，主要是一个争端解决机制。它有一个附加的仲裁条约（1903），根据这个条约双方同意按照这种方式解决未来的所有问题，除非涉及根本利益和荣誉的问题。

        早些时候的1899年，应沙皇的请求，二十六个国家聚集起来召开了海牙会议。在当时武力信条逐步取代和平协议的世界中，会议结果多半是令人失望的，但成立了一个常设仲裁法院，希望解决争端的国家都可前去仲裁。新的法英协议可以被认为是它的初期成果之一。在协约而非条约中，除了长期存在争端的一些小问题外，英法两国就双方一些堪称主要的争议问题的解决也达成了一致意见。第一就是埃及问题，它给两国造成的嫌隙持续了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现在，法国为了换取在摩洛哥的自由行动权，放弃了对埃及的任何进一步的主张。

        即使没有严格的同盟关系，该协约还是为这两个隔着海峡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和亲密关系铺平了道路。这种更好的氛围也牵涉到了法国的盟友俄国。欧洲最强大的三个国家组成新联盟的动因是德国奉行的路线。英国一直以友好的方式对待德国，其原因我们之前已经概要地叙述过。然而，德国伙同奥匈帝国，越来越推行一种有威胁性的而非友好的政策，该政策以俾斯麦的武力说为基础，由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其他人通过多种方式在德国加以强调。老首相尽管深信自己的铁血理论，但从来没有认为德国的命运在于海上。因此只要他大权在握，英帝国就没有威胁，但是当新皇帝“丢弃领航员”，把各项事务揽在自己手中后，他的最大志向就是建立一支能与英国匹敌的海军，同时继续保持在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形势已今非昔比。尽管狂暴的危机时隔不久相继发生，可是英国反应迟钝，没有完全理解它的全部含义。1905年，俄国不仅被日本击败，而且还因内部革命暂时陷于瘫痪。德皇趁火打劫，在摩洛哥问题上欺压法国，显然图谋挑起争端，让1870年的普法战争重演。协约国现在开始发挥作用，两个成员国的军事领袖就万一德皇把争端升级为战争时可能的合作进行了磋商。尽管德国偏好武力和威慑政策，旧的欧洲协调仍然足够强大，通过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的公会议上解决了摩洛哥问题，会上德国倍感孤立，认为自己受到了羞辱。

        第二年（1907），随着英国与俄国之间的问题获得解决，协约国扩大为三国协约，但同样没有军事联盟。“包围孤立”（encirclement）的叫声现在开始最先在德国发出，在它看来，似乎认为任何保护其他大国或妨碍德国日益增长的无节制的野心的事情，都应归到这个术语下。1908年土耳其爆发革命，阿卜杜勒·哈米德被废黜。经过一段时期后，其后果显示出来，德国的影响力在该国上升到支配地位。奥地利公然蔑视相关条约，兼并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的塞尔维亚人口，并威胁要进攻愤愤不平的塞尔维亚本身。基尔运河已经建成，据估计它使德国舰队的实力提升了一倍。然而在目前公开承认的德英海军竞赛中，战列舰体积的增加要求拓宽运河航道，这是一项耗时长久的工程，于1914年6月完成，我们将在下一章关于战争的讨论中提及这个日期。

        在新一轮的摩洛哥危机过程中，德皇派遣了一艘军舰抵达这个法国的保护国的海岸，不料却又一次遭受外交挫折。此后，德国通过1911年、1912年和1913年三个连续的法案极大地扩充了它的军队。有何意图呢？这个疑问给整个欧洲蒙上了阴影。又一场巴尔干战争发生，奥地利使塞尔维亚丧失了它的战利品，而德国正在迅速成为大陆的头等军事大国，海军吨位也超过了英国，再也不用怎么去揣摩它的意图了。最后的危机正在快速地逼近。

        许多国家一直在争取某种和平体制，它可以解决大陆国家之间相互冲突的期望和问题。甚至推进仲裁的运动也有所进展。我们已经提到过美国国内反对英日条约的情绪，这种情绪并没有因为通过签订一项新条约来使旧条约失效而减少半分。然而，美国总是倾向于和平解决争端，1911年英美两国签订了第二个重要的仲裁条约，尽管直到1914年才获得批准。它使得任何问题都可以诉诸仲裁，“无论涉及什么议题，不管是荣誉、领土还是经济价值”。由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签订的这个条约其本身的重要性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作为一个次要问题，英国和日本之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条约改变，双方同意不得与任何与其签订了一般仲裁条约的第三方大国诉诸战争。在大劫难来临前夕，世界看起来正朝着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然而，德国及其盟友奥地利摆出一副冷漠观望的态度，其中德国是主谋。

        通常有人声称，德国由于秉持超越法律约束的武力这一信条才成其为德国，因为它没有经历过作为罗马帝国之一部分的驯化培养，而一直表现得比较野蛮。然而，这样的解释很难成立。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基本上都是爱好和平的，并位于现代文明中的领导者之列，却也从未成为那个伟大的立法帝国的一部分。尽管希特勒鼓吹纯雅利安主义，但是由许多野蛮种族组成的德国人似乎具有某种特质，使得他们走上了一条诉诸武力的道路，而不是诉诸国际法或国际合作和建立一个有序的世界。无论如何，德国正在很快地带来一场世界危机，虽然没有人威胁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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