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没主的毛驴躲在农舍的屋檐下避雨。夜里，它老是用蹄子踢屋子的外墙，闹得人整夜不得安宁。天亮时，安赫尔神父才算打了个盹，醒来后似乎觉得满身都是尘土。晚香玉被霏霏细雨淋得无精打采，厕所里臭气熏天，早晨五点的钟声敲过后，教堂里显得阴森森的。好像所有这些都串通一气，和今天早晨过不去。

        神父在圣器室里换上做弥撒的衣服，听见特莉妮达在数死了多少只老鼠。这时，和往常一样，妇女们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辅祭东一个错西一个错，讲出的拉丁语粗俗不堪，神父越听越有气。最后，他的情绪沮丧极了。他这一生，每逢碰到这种倒霉的时候，总是感到十分沮丧。

        神父去吃早饭时，迎面碰上了容光焕发的特莉妮达。“今天逮住六只。”她说着，哗啦哗啦地晃了晃盒子里的死老鼠。安赫尔神父尽力克制住自己的焦灼情绪。

        “太好了，”他说，“下一步该找老鼠洞了，来个一网打尽。”

        老鼠洞呢，特莉妮达已经找到了。她告诉神父，她在教堂的好几处地方找到了老鼠洞，特别是在钟楼和洗礼堂里，并且用沥青把洞全都堵死了。那天早晨，她看见一只老鼠像疯了一样往墙上撞，大概是夜里找不到窝了。

        他们一起走到小院里。院子的地上墁着石子，晚香玉的枝叶开始伸展开来。特莉妮达停下脚步，把死老鼠扔进厕所里。待她来到书房时，安赫尔神父正准备吃早饭。每天早晨，一掀开桌上的罩布，阿希斯寡妇送来的早饭准在下面，就像变戏法似的。

        “我忘记告诉您一件事，没买到砒霜，”特莉妮达进来时说，“堂拉洛·莫斯科特说，没有医生开的条子，不卖给砒霜。”

        “用不着了，”安赫尔神父说，“所有老鼠都会憋死在洞里的。”

        他把椅子拉到桌子旁边，摆好杯子、盛雪白小面包片的盘子，以及刻有日本龙纹的咖啡壶。特莉妮达打开窗户。“最好还是准备着点，万一老鼠再来呢。”她说。安赫尔神父拿起咖啡壶刚要往杯里倒，突然停了下来，两眼望着特莉妮达朝桌边走过来。只见她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色工作服，裹着残疾人用的护腿。

        “你对这件事过于操心了。”他说。

        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前，安赫尔神父从来没在特莉妮达浓密杂乱的眉宇间发现过什么局促不安的神色。他的手指在轻轻地颤动。他倒完咖啡，放上两小匙白糖，开始在杯子里搅动，眼睛直瞪瞪地盯着墙上挂的十字架。

        “你从什么时候起就没来忏悔了？”

        “礼拜五。”特莉妮达答道。

        “告诉我，”安赫尔神父说，“你有没有向我隐瞒过自己的罪孽？”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安赫尔神父闭上眼睛。突然他停止搅动，把小匙放在盘子上，抓住特莉妮达的胳臂。

        “跪下。”他说。

        特莉妮达慌张地把纸盒放在地上，跪在神父面前。“念。”安赫尔神父拿出忏悔神父的腔调说。特莉妮达攥紧拳头，放在胸前，嘴里含糊不清地默诵着，直到神父用手按住她的肩头才停下来。神父说：

        “好了。”

        “我说过谎。”特莉妮达说。

        “还有什么？”

        “我有过邪念。”

        每次做忏悔，都是这个顺序。她总是按这个次序泛泛地忏悔同样的罪孽。这一次，安赫尔神父一定要她进一步谈下去。

        “什么样的邪念？”他问。

        “不知道，”特莉妮达犹豫了一下，“有时候有不好的念头。”

        安赫尔神父站起身来。

        “你脑子里从没闪过自杀的念头吗？”

        “圣洁的圣母马利亚！”特莉妮达惊叫起来，低着头，用指关节敲打着桌子腿。接着，她回答说：“没有，神父。”

        神父叫她抬起头来，他痛苦地发现姑娘的眼睛里满含着泪水。

        “就是说，砒霜真是给老鼠买的。”

        “是的，神父。”

        “那你为什么要哭啊？”

        特莉妮达又要把头低下去，神父用力托住她的下巴。她的眼泪涌出了眼窝。安赫尔神父觉得泪水像温热的醋一样从他的指缝流过。

        “平静些，”他对特莉妮达说，“忏悔还没完呢。”

        神父听任她抽抽噎噎地饮泣了一阵子。看到她哭得差不多了，神父轻轻地对她说：

        “好了，现在对我讲吧！”

        特莉妮达用裙子擤了擤鼻涕，咽下一大口掺着眼泪的发咸的口水。再开口的时候，她的声音恢复了正常，那是少有的男中音。“我的叔叔安布罗西奥在追求我。”她说。

        “怎么回事？”

        “有一天晚上，他硬要在我的床上过夜。”特莉妮达说。

        “说下去。”

        “没有了，”特莉妮达说，“我向上帝发誓，再没有什么了。”

        “不用起誓。”神父告诫道。随后他用忏悔神父的平静语调说：“告诉我，你和谁一起睡觉？”

        “我妈妈，还有别的女人，”特莉妮达说，“一共七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

        “他呢？”

        “他和男人住在另外一间屋子里。”特莉妮达说。

        “他从来没到过你的房间吗？”

        特莉妮达摇了摇头。

        “要说实话，”安赫尔神父坚持道，“别害怕。他从来没打算进你的房间里去吗？”

        “有过一回。”

        “事实经过呢？”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他已经钻进了我的帐子里。他悄悄地对我说，他不想把我怎么样，只想和我一起睡觉，因为他害怕公鸡。”

        “怕什么公鸡？”

        “不知道，”特莉妮达说，“他就对我说了这些。”

        “那你和他说了些什么？”

        “我说，你不走，我就喊了，把大家都叫起来。”

        “他呢？”

        “卡斯杜拉醒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说没什么，大概是做梦吧。他闷着头不吭气，像个死人似的。等他从帐子里出去的时候，我都没觉出来。”

        “他穿着衣服。”神父用肯定的语气说。

        “穿着睡觉的衣服，”特莉妮达答道，“只穿着裤子。”

        “他没想碰你一下。”

        “没有，神父。”

        “跟我说实话。”

        “是没有，神父，”特莉妮达坚持说，“我向上帝发誓。”

        安赫尔神父又把她的脸抬起来，盯着她那双闪烁着悲伤的泪花的眼睛。

        “你为什么瞒着我。”

        “我害怕。”

        “怕什么？”

        “不知道，神父。”

        安赫尔神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用了很长时间劝解她。特莉妮达一再点头表示同意。最后，神父和特莉妮达一起低声祷告：“耶稣基督、上帝、圣父……”神父深沉地祈祷着，内心感到一阵恐惧。他一边祷告，一边竭尽所能地回溯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待到向特莉妮达赦罪的时候，一种灾难临头的感觉攫住了他的心灵。

        镇长推开门，高声叫道：“法官”阿尔卡迪奥法官的女人走进卧室，用裙子擦干了双手。

        “他有两天晚上没回来了。”她说。

        “这个该死的，”镇长说，“昨天他没到办公室去。我有件急事，到处找他，谁也说不上他在什么地方。你想想他会在哪儿呢？”

        “八成到哪个婊子家里去了。”

        镇长扭头走了，连门也没关上。他走进台球厅。留声机开到最大的音量，在播放一支伤感的歌曲。镇长径直走到最里边的小房间，喊道：“法官。”老板堂罗克正在把大瓮里的甘蔗酒灌进酒瓶里。一听镇长喊，他停下手里的活计，大声说道：“不在，中尉。”镇长走到隔壁另一间屋里，一伙人正在玩牌。谁也没见过阿尔卡迪奥法官。

        “他妈的，”镇长说，“按说在这个镇上谁干什么大家都知道。可现在我要找法官，却没人知道他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您去问问贴匿名帖的人吧！”堂罗克说。

        “少拿那些破烂纸跟我瞎捣乱。”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也没在办公室里。已经九点了，法院的秘书还在院子的走廊上打瞌睡。镇长回到警察局，命令三名警察穿好衣服，到舞厅和三个尽人皆知的暗娼家去找阿尔卡迪奥法官。然后，他走到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来回转悠。最后在理发馆里，他看到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两腿劈开，脸上蒙着一条热毛巾。

        “我的法官，你可真够行的，”镇长喊道，“我找你找了两天了。”

        理发师把毛巾拿下来。镇长看见法官两眼肿胀，下巴黑乎乎的，三天没刮胡子了。

        “你女人都要生了。你呢，连影子也找不着。”镇长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一下从椅子上跳下来。

        “哎哟，坏事了。”

        镇长放声大笑，把法官推到椅子背上。“别害怕，”他说，“我找你有别的事。”阿尔卡迪奥法官又闭上眼躺下去。

        “理完发到办公室去一趟，”镇长说，“我等着你。”

        说着，他在长条靠背椅上坐下来。

        “你钻到什么地方去了？”

        “就在这儿。”法官说。

        镇长不常来理发馆。有一次，他看见墙上钉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当时，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这一次，纸条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瓜迪奥拉。”他叫道。

        理发师正在裤子上擦剃刀。听见镇长叫他，他停下手里的活。

        “什么事，中尉。”

        “谁让你贴这个的？”镇长指着纸条问。

        “凭经验办事呗。”理发师说。

        镇长把一张小凳子拉到理发室的内墙前，踩着凳子把纸条摘下来。

        “咱们这儿，只有政府才有权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的，”他说，“咱们现在讲民主。”

        理发师接着干他的活。“谁也不能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镇长继续说着，把纸条撕得粉碎，扔进纸篓，然后走到梳妆台前洗了洗手。

        “看到了吧，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严肃地说，“怀疑上你了。”

        镇长对着镜子观察了一下理发师的神色，只见他全神贯注地在干活。镇长一边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一边擦干了手。

        “如今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说，“过去是政治家说了算，现在是政府说了算。”

        “听见了吗，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说。他脸上涂满了肥皂沫。

        “当然听见了。”理发师回道。

        走出理发馆，镇长把阿尔卡迪奥法官一直推到办公室。阴雨绵绵，大街上好像涂了一层湿漉漉的肥皂。

        “我总觉得理发馆那地方是个阴谋家的老窝。”镇长说。

        “说是这么说，”阿尔卡迪奥法官道，“谁也没有凭证。”

        “棘手的也恰好在这里，”镇长说，“他们显得太顺从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法官像宣读判决书似的说，“没有一个理发师是搞阴谋的。相反，没有一个裁缝不会耍阴谋。”

        镇长拉着阿尔卡迪奥法官的胳臂，叫他坐在转椅上。等法官坐好了，他才把手松开。秘书打着呵欠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张打好字的纸。“好吧，”法官对镇长说，“开始工作吧！”他把帽子向后一推，接过那张纸。

        “这是什么？”

        “给法官的，”秘书说，“这张名单上的人都没有被贴过匿名帖。”

        镇长满脸疑惑地看了看阿尔卡迪奥法官。

        “啊哈！他妈的！”镇长喊道，“原来你也惦记着这件事哪。”

        “这就像看侦探小说一样。”法官解释道。

        镇长看了看名单。

        “这个材料很好，”秘书解释说，“作案的一定是这里边的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

        阿尔卡迪奥法官从镇长手里把纸拿过来。“简直是瞎扯淡。”他对镇长说，然后又转向秘书，“如果我是贴匿名帖的人，我先在自个儿家门上贴一张，免得教人怀疑。”他又问镇长：

        “您不这样看吗，中尉？”

        “干这种事的人，”镇长说，“自然晓得怎么干。咱们犯不上操这份闲心。”

        阿尔卡迪奥法官把纸撕碎，揉成一团扔到院子里，说了句：

        “当然了。”

        在法官回答以前，镇长已经把这件事拋到脑后了。他将手掌撑在办公桌上说：

        “好啦。有件事，请你查查书。是这么回事，这次闹水灾，洼地上的住户把家搬到了公墓后边的空地上。那边的地是属于我的。你说，我该怎么办？”

        阿尔卡迪奥法官微微一笑。

        “为了这么点事，根本不必到办公室来，”他说，“这种事再简单不过了。政府把地给了移民，就应该对持有正式地产证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

        “我有地产证。”

        “那就没说的了。您去找几位懂行的人，估一估地价，”法官说，“由政府来付款。”

        “谁去找呢？”

        “您自己找就行。”

        镇长扶正了枪套，大步朝门口走去。阿尔卡迪奥法官看见他要走了，心里想，生活只不过是不断地给人一些机会，好让人能活下去。

        “这么件小事，何必着急呢？”他笑着说。

        “我不着急，”镇长绷着脸说，“不过，总也是件事呀！”

        “那当然。但是您事先得任命一位检察官。”秘书插嘴道。

        镇长转向法官。

        “是真的吗？”

        “在戒严的情况下，倒不是绝对必要的，”法官说，“但是，如果有一位检察官来承办这件事，您就更清白些，因为您本人就是有争议的土地主啊。”

        “那就任命一位吧！”镇长说。

        街中心有几只兀鹰在争食一截肠子。本哈民先生直勾勾地瞧着兀鹰，换了只脚蹬在脚垫上。兀鹰吃力地上下盘旋，摆出一副高傲庄重的样子，好像在跳古式的舞蹈。本哈民先生眼睛瞧着兀鹰，心里实在佩服那些在四旬节前那个礼拜天装扮兀鹰的人们，他们演得真叫逼真。坐在他脚边的小伙子往另一只鞋上抹了点鞋油，敲了敲木箱子，让他再换一下脚。

        本哈民先生从前以代写书信为生，无论干什么事都不紧不慢的。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他开的那家铺子已经坐吃山空，最后只剩下一加仑汽油和一把蜡烛。

        “下雨天，还是这么热。”小伙子说。

        对这句话，本哈民先生很难苟同。他穿着干净的麻布衫，小伙子呢，却汗流浃背。

        “热不热其实都是人的幻觉，”本哈民先生说，“心静自然凉。”

        小伙子没有吭气，又在木箱子上敲了一下。不一会儿，鞋擦好了。本哈民先生回到那间货架空空如也的阴暗的店铺里，穿好外套，戴上草帽，打着雨伞在蒙蒙细雨中穿过马路。他冲着对面人家的窗户喊了一声。一个满头黑发、肤色苍白的姑娘从半掩着的大门里探出头来。

        “你早啊，米娜，”本哈民先生说，“还不去吃午饭？”

        姑娘回答说先不吃，边说边打开了窗户。她坐在一只大篮子前面，篮子里装满剪断的铁丝和五彩缤纷的纸片。姑娘怀里放着一个线团、一把剪子和一束没做完的纸花。留声机在放唱片。

        “我回来以前，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店铺。”本哈民先生说。

        “要耽搁很久吗？”

        本哈民先生侧耳听了听唱片。

        “我到镶牙铺去一趟，”他说，“半小时后准回来。”

        “唉，好吧，”米娜说，“瞎奶奶不让我在窗户这儿傻待着。”本哈民先生不再听唱片了。“现在所有的歌全是一个味儿。”他说。米娜把一枝做好的花插在用绿纸包着铁丝做成的细长花茎上。她用手指捻动花茎，纸花转了一圈。音乐声和纸花多么协调啊。她简直被迷住了。

        “您跟音乐是冤家对头。”她说。

        这工夫，本哈民先生已经走开了。他轻轻地踮着脚尖走路，生怕把兀鹰吓跑。米娜看见他敲镶牙铺的大门，才又接着干活。

        “照我看，”牙医一边开门一边说，“变色龙的知觉全在眼睛上。”

        “那很可能，”本哈民先生表示同意，“你怎么突然想到这件事？”

        “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变色龙眼一瞎就不会变颜色了。”牙医说。

        本哈民先生把撑开的雨伞放在角落里，将外套和草帽挂在钉子上，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牙医在研钵里搅拌着一种暗红色的黏稠的糊糊。

        “讲的东西可多了。”本哈民先生说。

        他说话历来都是拐弯抹角的，令人难以捉摸。这回还是这样。

        “讲变色龙吗？”

        “什么都讲。”

        牙医拿着和好的糊糊走到椅子旁边，叫本哈民先生咬牙印。本哈民先生把坏了的假牙取下来，用手帕包好，放在椅子旁边的玻璃板上。假牙一取下来，再加上那瘦削的肩膀、干瘪的四肢，他看上去活像个苦行僧。牙医把那团糊糊贴在他的上牙膛上，然后把他的嘴合紧了。

        “就这样，”牙医看着本哈民先生的眼睛说，“我这个人胆小怕事。”

        本哈民先生打算喘口大气，可是牙医紧紧地按住他的嘴。“不，”他在内心反驳说，“不是。”和大家一样，他也知道，只有牙医被宣判死刑以后没有弃家逃亡。他们开枪射击，打得牙医家的墙垣尽是窟，限令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本镇，但是他没有屈服。他把手术室搬到里边的一间屋子，干活的时候，手枪老是放在手边。他言谈小心谨慎，没出过岔子，就这样熬过了那几个月的恐怖时期。

        牙医在取牙模的时候，发现本哈民先生的眼里几次流露出或轻或重的惶惶不安的神情。他按住本哈民先生的嘴，等牙模变干。过了一会儿，他把牙模取了出来。

        “我不是说那件事，”本哈民先生缓了口气说，“我说的是匿名帖。”

        “哦，”牙医说，“这么说你也关心这件事。”

        “唉，从这里可以看出社会多么腐败啊！”本哈民先生说。

        他把假牙戴好，慢腾腾地穿上外套。

        “究竟能说明什么，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牙医不痛不痒地说。他朝窗外扫了一眼，天空阴沉沉的。他又接着说：“你看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走。”

        本哈民先生把雨伞挎在胳臂上。“店铺里没人。”说着，他看了看阴云密布的天空，拿起草帽，告辞出来了。

        “别这么想，阿乌雷列奥，”走到门口时本哈民先生说，“谁也不会因为你给镇长拔了牙，就说你是胆小鬼。”

        “既然如此，”牙医说，“请你等一等！”

        他走到门口，递给本哈民先生一张叠着的纸。

        “你先看看，再传给别人。”

        本哈民先生用不着打开纸片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他张着嘴瞧着那张纸。

        “还在干？”

        牙医点了点头，站在门口，一直等到本哈民先生离开镶牙铺。

        十二点整，牙医的老婆招呼他吃午饭。二十岁的女儿安赫拉正在餐厅里补袜子。餐厅里家具不多，似乎都是从旧货摊上买来的，显得有点寒碜。在通向院子的走道的木头栏杆上放着一排红色的花盆，里边种着各种药草。

        “可怜的小本哈民，”牙医在圆桌旁坐下的时候说，“他也在惦记着匿名帖哪。”

        “大家都悬着个心。”他老婆说。

        “托瓦尔家姐妹几个要搬走了。”安赫拉插嘴说。

        牙医的老婆拿过盘子给大家盛汤。“她们匆匆忙忙地在变卖东西。”她说。热汤的香味扑鼻而来，牙医觉得他老婆真是多余操心。

        “会回来的，”他说，“丢脸的事说忘就忘。”

        他舀起一匙汤，吹了吹，想听听女儿有什么见解。女儿和他一样干瘦干痩的，但她的眼睛很有光彩。她没有再谈这件事，转了个话题谈起马戏团。她说，有一个男人用锯把他妻子锯成两半，一个侏儒把脑袋放在狮子的血盆大口里唱歌，还有一个演员在插满尖刀的平台上一连翻了三个跟头。牙医一声不响地边吃饭边听她讲。最后他说，要是晚上不下雨，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

        牙医在卧室里挂上吊床，准备睡午觉。他发现虽然他提出全家一块儿去看马戏，他老婆还是照样闷闷不乐。她说，如果有人给她贴匿名帖，她也打算离开这儿。

        牙医听了这番话，并不感到出乎意料。他说：“从前他们用枪子儿也没把咱们赶走，现在在门上贴张纸就把咱们撵跑了，这不成了笑话吗？”他脱掉鞋，穿着袜子躺在吊床上，安慰她说：

        “别担心，不会有人给你贴匿名帖的。”

        “他们才不管是谁呢。”女人说。

        “那得看怎么说了，”牙医说，“他们知道，对付我得用别的招。”

        女人躺在床上，脸上露出疲倦的神情。

        “知道是谁贴的就好了。”

        “谁贴的谁知道。”牙医说。

        镇长经常是几天几天的不吃饭。原因很简单，他把吃饭这件事给忘了。要说他的活动，有时候也真是忙得不可开交，可又不是老这么忙，很多时候却又闲得无聊，在镇上东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关在那间装了钢板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打发过去的。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老是待在一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从来没有按一般人的习惯生活过，只有饿得实在顶不住了，才到饭店里随便吃点什么。

        那天，他和阿尔卡迪奥法官共进午餐。整个下午他们都在一起，直到办完卖土地的手续。请来的行家估好了地价。临时任命的检察官只干了两个小时就没事了。四点钟刚过，他们走进台球厅，两个人好像是为了前程奔波，刚刚长途跋涉归来似的。

        “总算完事了。”镇长挥了挥手说。

        阿尔卡迪奥法官没有搭腔。镇长看到他在柜台那里找凳子，便递给他一片止痛片。

        “来杯水。”镇长对堂罗克说。

        “来杯冰镇啤酒吧。”阿尔卡迪奥法官提出自己的要求，说完把头耷拉在柜台上。

        “那就来一杯冰镇啤酒。”镇长改口道。他把钱撂在柜台上，又说：“这个钱是他挣来的，干起活可真像个男子汉。”

        阿尔卡迪奥法官喝完啤酒，用手指揉了揉头皮。台球厅里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人们正等着看马戏团打这儿路过。

        镇长从台球厅望出去，正好看见马戏团走过来。乐队敲锣打鼓，先是一个身穿银白色衣服的姑娘骑着一头矮象走过去，象的耳朵和芋头叶一样。后面是几个小丑和杂技演员。雨过天晴，黄昏像水洗过似的。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天又热起来了。音乐声戛然停止，一个男人踩着高跷出来报幕。全镇居民不声不响地仿佛从地底下一拥而出，走上街头。

        安赫尔神父从书房里看见马戏团打门口走过。他随着音乐的节奏摇晃着脑袋。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复苏了。从吃晚饭直到入夜时分，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查看了哪些人进入电影院，然后独自回到卧室的时候，这种情绪才消失。晚祷之后，他痴痴地坐在藤摇椅上，甚至没有听到九点的钟声，也不知道电影院的高音喇叭什么时候停下来的。只有一只癞蛤蟆在呱呱鸣叫。他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写字台前，给镇长写了一个呈文。

        应马戏团老板的邀请，镇长在荣誉席上落座观看节目。开始表演的是吊杆，后来出来几个小丑。接着，卡桑德拉出场了。她穿着一件黑丝绒衣服，蒙着眼睛，表演的节目是猜观众在想什么。镇长赶紧溜走了。他在镇上做了例行的巡逻后，十点钟来到警察局。一封字迹工整的信函正在等着他拆阅。这是安赫尔神父的呈文。神父如此正经八百地提出要求，倒叫镇长大吃一惊。

        镇长叩门的时候，安赫尔神父正在脱衣服。“好家伙，”这位堂区神父说，“他来得这么快，真没想到。”镇长还没进门，神父就听出是他来了。

        “我很高兴能当面答复您的信件。”镇长笑容满面地说。

        他把帽子一甩，扔到藤摇椅上，帽子像唱片似的打了几个滚。柜子下面有几瓶汽水，放在一个小盆里，用冷水冰着。安赫尔神父拿出一瓶。

        “喝瓶柠檬汁吗？”

        镇长同意了。

        “打扰您了，”堂区神父开门见山地说，“您对匿名帖这样漠不关心，我很担忧。”

        看见神父讲话的样子，人们或许以为他在开玩笑，但镇长完全当正经话听。他心里想，为什么安赫尔神父对匿名帖竟会担心到这种地步，实在令人莫名其妙。

        “您也惦记着这件事，神父，这可有点怪了。”

        安赫尔神父在桌子的抽屉里翻腾着，找开瓶的起子。

        “我担心的并不是匿名帖本身，”找不到起子，瓶子打不开，神父不知如何是好，“我担心的是……怎么说呢……这里面有某种不公道的东西。”

        镇长从神父手里夺过瓶子，用靴子上的马蹄铁起下瓶盖，他左手的动作十分熟练，安赫尔神父不得不佩服。镇长用舌头舔了舔流到瓶颈上的泡沫。

        “这种私生活的事，”他开了头，一时又想不出个主意，“说真的，神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哪。”

        神父走到写字台旁。“您应该知道怎么办，”他说，“不管怎么说，这对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他用茫然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周围，又换了一种口气说：

        “礼拜天之前得采取点行动。”

        “今天是礼拜四。”镇长说。

        “我知道今天是礼拜几。”神父回答道。他暗自鼓了鼓劲，又接着说：“也许您还来得及尽到自己的职责。”

        镇长使劲地攥住汽水瓶，好像要把它拧弯似的。安赫尔神父看见他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步履矫健，神情潇洒，一点也不像个中年人的样子。神父确实有些自惭形秽了。

        “您看，”神父重申了自己的看法，“这也不是什么百年不遇的事。”

        钟声响了十一下。最后一声回音消逝了。镇长两手撑在桌面上，朝神父俯下身来。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强忍住的忧虑神情，说话的声音也透露出这种情绪。

        “您看，神父，”他开口了，“眼下镇上平安无事，人们开始相信政府了。现在要是为这种区区小事动用武力，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神父点头表示同意，但又进一步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采取点一般的行政措施。”

        “不管怎么说吧，”镇长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我一定考虑一下现在的情况。您知道，我那里有六名警察，整天待在警察局，光拿钱不干事，想换也换不掉。”

        “我知道，”安赫尔神父说，“这也不能怪您。”

        “现在，”镇长没有答理神父的插话，仍然急切地说，“三名警察是普通刑事犯，从监狱里提出来冒充警察的，这件事对谁都不是秘密。情况就是这样。我可不敢冒险让他们上街抓人。”

        安赫尔神父摊开两手。

        “当然，当然，”他连声表示同意，“他们当然不能算数。不过，比如说，您为什么不动用良民百姓呢？”

        镇长直起身子，一口一口毫无滋味地呷着瓶子里的汽水。他的前胸后背全都浸满了汗水。他说：

        “您不是说过吗，那些良民百姓看到匿名帖，都要快活死了。”

        “并不是所有的人。”

        “再说，为了这点微不足道的事，不值得兴师动众。我这是跟您说实话，神父，”镇长和和气气地说，“直到今天晚上我还没有想过，这件事和您、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

        安赫尔神父慈祥地答道：“关系呢，总还是有一点。”前一天在阿希斯寡妇家吃午饭的时候，神父就开始在脑子里酝酿一套布道辞。现在为了说服镇长，他掏出了几句考虑成熟的话。

        “也许可以这样说，”他最后说，“这是道德方面的恐怖主义。”

        镇长坦然一笑。“好了，好了，”他打断神父的话，“这些破烂纸用不着提到哲学的高度，神父。”他把没喝完的汽水瓶放在桌子上，态度和蔼地让步道：

        “既然您把事情看得这么重，那我一定好好想想，看怎么办好。”

        安赫尔神父对镇长表示感谢。他说，礼拜天为了匿名帖揪着个心走上布道坛，可不是件轻松的事。镇长本想请神父再多解释几句，但他发觉时间太晚了，又让堂区神父熬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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