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美国和欧洲错过了经济的转折点，中国也没能完全抓住这个机会。2002年，中国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国内政权的过渡上。以江泽民和朱镕基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平稳过渡到以胡锦涛和温家宝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行事非常谨慎，避免个人管理党和国家的权力过大。在中国，由共产党掌握政权，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穷，党和国家是第一位的，个人意志要服从于国家利益。这既可以解释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又可以解释共产党领导人的任期制度。江泽民主席的卸任，这个过渡是相当平稳而有序的。虽然2002年的领导班子过渡耗费了中国领导人的时间和精力，但他们并未放松对宏观经济政策和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等问题的掌控。

        对于那些一心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经济比政治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始终沿着经济现代化和发展生产力的道路前进。你可能是一个银行家、工业家或者企业家，但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头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心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层一直与政府保持着密切联系，因为政府决策会对国有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比如任命人选等。朱镕基在银行和财政等领域实施改革，这些改革瓦解了原有的旧体制，并加快了建立新体制的步伐。

        反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人一直在质疑华盛顿和西方世界的意图。中国最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给全球化带来了极大影响。人们逐渐感觉到，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努力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是因为美国想在巩固它的霸主地位的同时抑制中国的发展。美国的企图激起了公众潮水般的指责。中国清华大学著名评论家王辉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时间比看上去要短暂，而且中国发展的基础还不够坚固。盲目迎合西方世界会加速全球化劳务制度的形成，这种制度可以使大型企业获益，但不会惠及普通工人。如果中国不去制止这种趋势，那么将会对索建立公正公平的社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济结构转型越来越快，但是思想意识的转型还需要更长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作出了调整发展道路的明智决定，伴随着全球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那些代表经济形势的数据变得不可预测。中国企业界、学术界以及政府高层都渴望看到国家的变化，这些人对国内外动态进行详细分析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美国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现实，继而抛开“9·11”恐怖袭击事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不良后果，决心重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且开始重塑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这些只是人们能够看到的一般现象。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军备投入比10个竞争对手的总和还要多（竞争者包括中国）。2002年，美国经济产出值为12万亿美元，占全球总产出的近1/3，并且美国的经济增长约占全球经济增长的40%。但是，为了回应恐怖分子对美国的袭击，美国发动了战争，而且还在酝酿着另外一场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随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爱国者法案》，要求那些想在美国经营的跨国公司保持足够的透明度。在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申请破产后，美国也颁布了法律，特别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针对财务丑闻对这些公司提出额外的破产要求。总之，通过各种政策和行动，美国再次强调了它的世界霸主地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无国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上，国家的作用越来越小。

        2001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到担忧。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商品生产国，在2001年后令美国人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华尔街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怪现象。他们仔细研究这些异常，并试图找出中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欧洲、日本以及全世界的经济格局存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传统分析模式无法预见的。

        比如，摩根士丹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在2002年后半年将研究记录发给每个客户，向他们强调中国经济对于美国甚至全球体系的重要性。就在美国股市跌至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之前，罗奇在信中写道：“当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但是中国却是一块尚未被认识的乐土。”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只有”8.1%，相比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来说，中国的经济可以算得上是相当卓越的（在2008年，当中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下降到”9%时，人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即将爆发经济危机）。罗奇列出了促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各个方面，如承诺改革国有企业、刺激国内消费以及更多的工业品产出。他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中国的成功引起了一些出乎意料的结果，全世界都受到了中国发展的影响，其中持续的通货紧缩就是一个例子。”中国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低成本商品，这会导致发达国家面临长期通货紧缩的风险，大大影响其经济发展。这时美国经济刚刚从股市崩盘和2001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罗奇警告说，中国实行的由政府直接设定汇率、不允许汇率自由浮动的限制性货币政策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不良的影响。但是，他没有提出一些明确的应对策略。

        而几个月之后，罗奇呼吁美国人民不要再持有反华态度。随着美国贸易赤字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议论中国。对此观点罗奇作出反驳，他指出，对于美国贸易逆差，中国并没有责任。贸易逆差的原因是“美国低得可怜的储备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美国人民的生活趋向入不敷出的状态，也很难去责怪中国”。他还预言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影响是在未来才会体现出来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的主要影响就是改变宏观需求。我期望中国可以降低高达40%的储蓄率，并且希望中国人越来越喜欢西方人的消费模式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商品。虽然没有相关数据，但是我已经开始觉察到中国成为消费型社会的迹象。现在全世界空前地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然而在这个时期，世界却在打击中国，说中国正在扰乱全球经济发展的秩序。因此，不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抵制打击中国的行为”。

        罗奇很早以前就呼吁，要大力关注中国发展所导致的突如其来的结果。但是，他的机智聪敏与先知先觉在中美两国传统的经济界限面前变得无用武之地。2003年底，罗奇警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国过分依赖于政府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同时，他也对中国当时的国家银行制度发出警告。虽然在卸任之前，朱镕基总理大力改革银行制度，但是中国的银行还是承受着死账、呆账的巨大压力。银行向工厂以及民用设施建设发放大量贷款，但是却没有考虑项目的可行性以及人们的偿还能力。罗奇警告，这会对中国的持续繁荣构成巨大威胁。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顾虑，但是这些顾虑并没有充分的依据。美国银行制度崩溃是因为次级贷款者无法偿还抵押贷款，而在中国，国家吸收了大量的呆账和死账。罗奇看到，中国正在努力打破这个模式，并且他希望中国开始走上正常的轨道。罗奇发现中美两国的联系比人们预期的更为紧密，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两国银行制度相差甚多而无法紧密结合。但不久之后，在2002年，财政问题几乎成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已经在很多方面融入了世界的发展轨道，唯独中国的财政问题使中国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发展之中稍显吃力，如果处理不好财政问题，那么预期的经济目标也很难实现。罗奇和其他经济学家都认为，如果中国不能深刻认识到财政问题的重要性，那么随着中国与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银行制度会暴露出更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全部都是传统分析模式可以预测的。简而言之，连那些精明的美国普通人都可以发现，中国不过是一个“短期特例”，并不是颠覆常规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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