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在中国做生意有中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办事方式，这些方式并不会在法律中写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公民可能为自己国家的法治和透明度感到骄傲，但是试试看好了，如果不认识地方规划委员会或是其他相关委员会的人，他们还能不能在佛罗里达南部、拉斯韦加斯或是加利福尼亚做成土地生意或是新建房地产项目？为了一份许可证，他们可能要等待数月之久，其间还会遇到种种麻烦，新项目还没开工，成本或许就已经高到无法承受了。在法国，即使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外资企业，想要卖掉房产、租写字楼或是开展业务也一样要颇费周折，相关制度虽然透明，却造成了效率的低下。不管在哪个国家，有熟人好办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并不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中国的银行有不可能收回的贷款却是事实。只是这些不良贷款的总额到底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不良贷款只占贷款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此表示怀疑，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该数据已经是1998年了。此外，在银行系统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银行的不良贷款都转移到了新的控股公司。这样一来，不良贷款从表面上看就不存在了，至少是从银行的账面上消失了。不过，从表面上消除不良贷款并不是转移不良贷款的根本原因。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没有要遮掩问题的意思。他们都是实干家，想要在中国建立起强健稳定的经济体制，明白在数据上做文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他们也明白扩大信贷、人情关系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们知道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政府的负债很少。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管中国的银行发放的不良贷款有多少，都跟政府债务没有什么关系。而更为本质的区别还在于，中国官员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不同。

        不良贷款的概念本身基本上就可以说明问题。它不能给贷方带来任何利益，最终只能造成贷方的损失。在美国或欧洲，银行若发放了大量不良贷款，就是失败的。20世纪80年代，美国发生储蓄与信贷危机，数千亿流入房地产开发市场的贷款遭受损失，贷款银行破产，给政府留下了要清理的烂摊子。2005～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的大规模增长，最终导致了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2008年和2009年，大量银行破产，很多银行在政府的紧急援助下才幸免于难。由于对信贷的可靠性判断失误，金融机构将那些抵押贷款以捆绑证券的形式发放给了购买者，而购买者同样也高估了信贷的价值。信贷系统的危机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与次级市场在美国或欧盟各国市场上的相对规模相比，不良贷款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相对规模很大。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以及2008年的美国和欧洲都遭遇了因不良贷款而引发的危机，而中国却没有。这个事实是非常惊人的。

        原因很简单，或许也正是因为简单才一直被忽视。14世纪英国奥卡姆的神学家威廉曾经写到，最简单的理论通常就是正确的答案和解释。可是，人们却一再抛弃简单的解释，总是要寻求复杂的答案。不良贷款之所以没有让中国经济停滞，是因为它们并非真正的不良贷款。

        贷款只有在被要求偿付且给贷方造成不良后果或是从一开始就被看做单纯金融工具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不良贷款。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银行发放给国有企业的贷款都不属于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在中国，贷款并没有被当做能够带来回报的金融产品，而是国家现代化的资金动力。从本质上看，贷款就是政府开出的支票，是政府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现代化提供的资金。尽管政府也希望这些贷款能够给银行带来利息收入，希望这些贷款最终能够偿付利息，但是，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相比，这些并不重要。

        中国政府和银行并非对贷款的状况漠不关心，只是他们对中国的国情有着与外国人不同的理解。他们并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良性贷款和不良贷款的比例，也不像外国人那样关心贷款得到偿付的可能性。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旧的金融体制，没有风险定价，没有资本费用，也没有投资回报评估。银行的任务就是有利党中央政策的实施和地方项目的落实到位。从邓小平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一直坚决不允许中国的货币像其他国家的货币一样自由买卖和浮动，因为他们很清楚，向全球资本和金融机构开放中国的金融体系会给中国造成严重不利的局面，这种局面将不亚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经历。并且，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比苏联大得多，社会状况比苏联更复杂，同样的局面将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中国官员把货币和封闭的银行系统看做当代的万里长城，看做抵御外部风险的重要屏障。

        而，随着改革进程的继续，中国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银行系统不能永远封闭。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向世界开放中国，创建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使中国人摆脱贫困，并保持国家的稳定。开放，从新建企业开始，政府鼓励新企业吸引外资，允许它们开展贸易。同时，外国企业也可以在华开展业务。但是，银行系统并没有开放。而且，中国的银行系统和西方人眼中的银行系统完全不同。

        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同意在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来华开展业务。在2006年这一期限到来之前，中国的银行系统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像花旗集团、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这样的公司在华建立分支机构并从事贷款业务的要求。这也正是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第一轮银行系统改革，和其继任者一直致力于改革国有银行运营模式的原因。他们知道一旦外资银行加入国内市场竞争，中国的银行将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全球金融机构有资本定价、对客户的信贷可靠性进行评估并且将风险因素考虑在内的机制，以赢利为目的。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明，很多全球金融机构也存在着重大缺陷，但是，与中国的银行运营模式相比，西方银行的商业运营模式更为严密。

        对个人存款吸引力不强是中国国内银行的弱点之一。曾经，由于利率不高和腐败现象的存在，很多人都选择把全部或是大量的储蓄以现金的方式存放在家里。银行也不会花多大工夫去吸引个人或是小企业的资本，相反，它们依靠的是国家的定期资本注入。如果中国国内银行想要增强与外国金融公司的竞争力，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

        但是，势在必行的中国银行系统改必须权衡稳定。政府不可能轻易就要求银行实施风险定价并为私营企业提供贷款。并且，从经济角度来看，不管是否可行，他们都不可能让银行停止向国有企业贷款或为地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旧的借贷体制可能会导致浪费和效率低下，但它毕竟是一种体制。在新的体制可以取代它之前，它还要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可以做个类比。如果城市里有一座旧桥摇摇欲坠，有坍塌的危险，那摆在这座城市面前的就是两难的选择。它可以选择拆除旧桥，建一座新桥，但这可能要花几年的时间，在旨在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也会造成交通不畅。它也可以选择每年都对旧桥进行修缮，即使最终的重建在所难免，也要尽可能推迟重建的日期。或者，它还可以选择在旧桥的旁边再建一座新桥，在新桥完工之前保持对旧桥的修缮，待新桥可以投入使用之后再重新规划交通路线。在银行系统改革的问题上，中国官员面临的是类似的难题。

        中国政府实施的“五年计划”当中有一些关键项目，原有的银行系统可以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渠道。尽管结束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但目前中国仍然保持着长期战略下的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城市化、现代化和工农业改革都通过中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来统筹安排。在将国家资金注入机场、公路、铁路、公共交通、发电站和钢厂等项目的过程中，银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在鼓励和要求实施改革的同时，也在维持着原有体制的一些东西。中国允许外来竞争者进入国内市场，以为国内机构提供动力和样板；同时，中国会为国内机构提供充分的保护，保证它们在具备竞争力之前不被挤出市场。为了短期内的稳定，国内机构的效率低下可以暂时容忍。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有两个特点：一是手中有资金；二是即使中国封闭的经济体系对外资有种种限制，全球金融机构也愿意到中国来开展业务。面对其他新兴经济体，西方银行的态度是“你们先改革，我们再提供资金和经验”，而在中国，西方银行则是先提供资金和经验，期待着改革能够随后而来。这是因为在21世纪初全球经济增长受限的大环境下，中国是它们能够争取的仅有的少数潜在机遇之一。对于全球金融机构来说，中国几乎还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是最后一片尚未被开拓的市场，世界各大金融机构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中国人在不断弥补不良贷款所造成的损失。2004年初，中国政府注资450亿美元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继续向外资机构发放在中国的营业执照。其中包括允许大公司投资中国的股票市场（此前中国股市仅对中国公民和公司开放），以及购买一些银行的股权。一家外国银行的评论概括了西方对于中国政府注资450亿美元进行银行资产重组的看法，该评论说：“要提升中国银行的品质并赢利，除了资产重组之外，信用担保和公司治理的彻底改革是必需的。”简单地说，就是“现在的做法可能暂时止住了流血，但如果不采取更大的行动，病人还是会死亡”。

        但是，中国政府却不这样看。因为资本可以流入中国市场，却不可能轻易流出，在全球其他地方几乎都适用的规则在中国并不适用。是的，如果中国已经完全向全球资本开放并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当中，那么其不良贷款水平和制度的缺失可能已经引发了大规模的减记、亏损和银行破产浪潮，与之相伴随的还有资本的枯竭。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甚至都没有要发生的迹象。中国政府并没有打算收回贷款，并且银行依然是资金的主要来源。

        中国政府的最终目的是让中国的银行有一天能够和全球其他银行一样运作。而只有在银行已经做好准备、可以脱离政府的辅助，并且不得不凭借效益在竞争中沉浮的时候，那一天才会到来。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新桥旧桥并存”的混合体系还将继续存在。

        世界上曾经有并且现在也仅仅有两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而不受他人制定的规则的约束，这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金融体系的演变就是一个证明。“中美国”的最初显现也是在金融领域当中。即使遭受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美国依然有能力运行巨额赤字，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的最后选择，美国政府可以为自己提供贷款。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美元不是它们的国内货币。中国吸引着大量外国投资者。这些投资者要求很少，并且还要为了投资中国的银行而游说政府。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长期潜力，这种潜力是无与伦比且不可替代的，对于它们自身的长期健康发展也是必要的。其间，投资的流动是双向的。中国的中央银行会用从中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盈余来购买美国的债券。

        从中国政府制定的特色政策和外国资本对中国银行的投资中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还有美国的金融基础设施，乃至全球金融体系。2008年底，全球金融体系曾经濒临崩溃，最终之所以得以避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融合。

        美国和其他外国资本投资中国银行业的方式与全球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投资方式大相径庭，这使得中国可以通过吸引外资并借鉴外部经验（特别是美国的资金和经验）来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希望银行官员和各分支机构负责人能够加强自我约束，贷款项目负责人在批准发放贷款前要充分考虑借款人的长期信用能力和项目的未来资金流向。同时，中国政府还要求银行增加对日益扩大的中产阶层群体的贷款支持，这种支持涉及信用卡发放、汽车贷款、住房贷款等方方面面，要增强银行对于这一群体储蓄存款的吸引力。此外，中国政府也在致力于创建资产管理机制，以促进股市的发展。

        2003年底，中国政府宣布将修改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此前，尽管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私营企业发展活跃，其法律地位却一直没有明确。私有财产权清晰界定的缺失使中外企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政府制定的相关政策并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通过宪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保护，标志着中国经济向市场化又迈进了一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大城市的房地产投机。为了抑制房地产狂热，政府又把注意力转向了股市。

        在中国股市，国外金融机构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股票市场的运作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资本分配方式，至少在理论上如此。股市还可以为企业提供额外资金来源，这些资金由股票持有人而不是银行提供。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两个股票交易市场，一个在上海，另外一个在深圳。其中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主，有1000多家公司在上海上市。只有中国公民才可以在中国股市进行投资。在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之后，中国的股市也陷入了停滞，交易量萎缩，局面直到2004年才开始改观。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的股市不同。几乎所有的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只出售很小份额的股份，几乎没有审计报告标准，也不是以股票持有人的利益为目标。股市是中国政府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注资的场所和途径。或许中国政府也曾经希望股市交易繁荣，希望通过股市将资本分配到成功的企业、惩罚效率低下的企业，但是却没有配套的金融基础设施来实现这些设想。企业互相购买并持有股份。新募集的资金还是要流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黑洞。2002年，中国股市的总市值约为6000亿美元，按照国际标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其中只有价值1500亿美元的股票在进行交易，其他股票从来都不曾易手。

        2001年后，为了刺激市场发展，中国政府开始与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密切合作，并寻求全球市场监管机构的建议。中国一些优势企业开始在香港上市交易，参与全球资本流动，遵守市场管理规则。新组建的私营企业也开始寻求在中国的香港地区而非中国内地上市。2002年后，企业又开始将目光转向纽约股市。

        2003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屈指可数。而2004年一年，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就超过了50家。帮助中国公司上市的投资银行家在过去5年中频繁穿梭于上海和北京，与监管机构合作，争取更多的中国公司能在境外上市，也争取使中国的金融市场有所改观。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有过在香港工作的经历，对那里非常了解，有些人还曾经在伦敦、法兰克福或纽约工作过。他们想要发掘中国新一代年轻企业家的潜力，也想管理一些颇具吸引力的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开募股方面的工作，结果就促成了高新技术网络公司和传统银行及保险公司的独特合作。

        盛大、网易和九城都是同时提供网络游戏、互联网门户和手机短信服务的企业。这些企业与互联网泡沫时代的美国“新经济企业”有很多相像之处，它们的首次公开募股也都非常成功。大体而言，这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都只有30出头，长相还都有几分孩子气。他们要么做过游戏开发商，要么从事过程序设计或是市场营销。有些游戏是中国原创的，也有些是模仿韩国的。这些企业融合了日韩的网络游戏文化和硅谷的创业文化，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在对它们进行了专业包装之后，将其推向了美国投资者。以携程网为例。尽管其商业模式并没有明显的网络特征，在上市的第一天，该公司的市值还是将近翻了一番。它的主要业务就是整合中国的宾馆、饭店资源，通过电话预订方式为商旅人士提供房间预订服务。该公司计划在中国互联网普及之后提供网络预订服务。但是在网络服务时代到来之前，与网络挂钩所带来的市场竞争力也是让人难以抗拒的。

        尽管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与“新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相比，这些中国企业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们收益可观，可以在21世纪初更为冷静的投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收入和增长状况以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尽管各家股票的表现有好有坏，但从总体上看，这些企业的资质要好于10年前的美国“新经济企业”。从中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些中国企业都是通过华尔街投资银行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投资银行往往拥有了很多企业的部分股份，这些投资银行曾经在这些企业刚进入美国市场时为其提供资助，在这些企业公开上市之后，美国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机构就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认购。中国企业中也建立起了利用美国资金和经验的新的企业文化。

        从2003年开始，中国主要金融公司大量在香港和纽约上市，其中包括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创下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最大的公开发售规模，仅高盛银行一家就同意出资25亿美元购买其6%的股份。中国工商银行公开上市后股价大涨，高盛银行也将其投资翻倍。摩根士丹利2006年全年收益的12%（超过10亿美元）来自中国企业的证券承销费用，其中包括中国版eBay——阿里巴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企业涌向中国市场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就是中国企业到华尔街淘金的时代。

        很多美国投资银行的研究机构提出了对中国金融体系危险性进行分析的报告，但同时，仍然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放到中国的银行和保险公司，并且从这些金融机构获取了数十亿美元的服务费用。在中国企业将目光转向全球金融市场的过程中，更乐于创新的新企业看中的是美国的资本市场和证券交易所，而不是国内的银行投资。借鉴美国经验，中国政府通过资本注入的方式在旧的金融体系之上创建新的金融体系。中国股市建立了新的监管机制，严查提交虚假财务报表的企业。银行也有责任改进贷款评估和资本定价。2004年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综合股价指数迅速上涨，在纽约和香港上市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迅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体系抱有信心，相信随着规则机制的建立和透明度的增加，中国金融体系能够更好地运行。

        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上市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将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当做自己的运营目标，甚至想让它们去回应投资者的关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渐进式改革和前所未有的机遇意味着，即使中国金融机构会购买美国国债来平衡贸易赤字，还是会有大量资金从美国流入中国金融市场。人们常说资金是可以替代的。对于“中美国”，这意味着资金以一种方式从美国流入中国，然后再以另外一种方式从中国流回美国。

        在中国、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关系中，资本流动和商品交易是两个相互区别的独立要素。但是，不同金融体系的交织却改变了中美两个经济体的运行轨迹，这种变化是传统经济模型无法预测到的。中国经济既没有硬着陆，也没有软着陆，美国经济的稳健增长也没有造成通货膨胀和利率上涨。即使是在信用扩大和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在美国也没有出现。2006和2007年，通货膨胀在重要原材料市场出现，而不是在制成品市场出现。中国在吸引外资，调整金融结构，并向美国市场供应商品，同时，也在购买美国的国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放缓，美国经济增长也没有遭遇预期中的逆转。

        但是，从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房地产市场信用扩大，华尔街调整了面向包括中国的银行在内的全球金融机构发售的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后果。就像20世纪90年代大量美国的“新经济企业”到中国寻求发展一样，21世纪初美国公司也遭遇了发达国家市场组织内增长不利的局面，要通过房地产市场和中国市场进行补偿。通过这两个市场，美国可以获得大量利润。但是，房地产信贷市场及其衍生市场基础并不牢固，而中国市场却坚如磐石。

        尽管中国的银行系统并不稳定，它所支持的经济增长却是实实在在的。这种增长体现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设上，也体现在企业新建等方方面面。只要旧体系仍然与新体系并存，一些地方企业领导和官员就还会兴建一些“面子工程”，想让他们的城市看上去和上海、北京一样繁荣和现代。这是中国发展模式要付出的成本。

        传统西方分析家关注的总是中国模式的负债状况。他们说，中国在那些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回报的项目上花费的成本太多了，而消费太少了。他们指出，在21世纪中国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降低了，而美国的这一比重却在上升。但是，这样的分析并不完全准确。近年来，中国的消费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只是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而已，因为消费增长的速度没有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长的速度快。中国在致力于创建中产阶层的消费导向型经济，而消费支出正是其建立的必要条件和先决条件。所有西方企业都承认，中国已经成功创造了必要的市场条件。所以，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在稳步增长的话，那么21世纪初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可以说是猛涨。

        公众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2002年，我还在考虑美国人是否能够理解中国的发展，或是会对其持有各种各样的怀疑态度。而2004年，随着商业报纸杂志对中国报道的增多，我发现和我交谈的美国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国是真的在崛起，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会对美国和世界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他们想要确定中国的法制建设是否会进一步推进，中国的透明度是否会进一步提高；想要确定政治紧张局面、环境问题等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但是，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正在走向成熟，中国将会使21世纪的世界发生改变。

        至于美国，即使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也没有什么人会对美国继续长期享有全球霸权产生怀疑。现在中国已经登上全球舞台，站在了原本投射在美国身上的聚光灯的中央，影响着世界。美国的不快和愤怒自然难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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