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人们认识到的威胁是所谓的“中国价格”。因为中国的工资水平很低，在美国和欧洲做同样的工作所需要支付的劳务价格，在中国只需支付30%～50%即可。事实上，中国的低工资也被认为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造成了威胁，和以前以低工资著称的中国台湾和现在的墨西哥一样。中国不仅拥有来沿海省市打工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还有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造的基础设施，由此可以很轻易地将货物运往世界每一个角落。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一个明显优势，而造价昂贵的现代化基础设施足以使中国媲美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中国的低价格优势造成的一个显著结果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大。美国的贸易赤字增加（2003年为1250亿美元），使更多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美国国内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的直接原因。因此，华盛顿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汇率。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不是自由浮动的，很多年以前中国政府就决定人民币与美元挂钩。随着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增长，美国对人民币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很多美国人指责道，中国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人民币对美元的较低估值，以保持价格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向发达国家倾销廉价商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诉求是很明显的：中国必须改变汇率制度，或者对出口实行更为严格的管制措施。

        在大选之年，通常人们的期望与现实情况是相反的。一件事情被人们推上风口浪尖，但改变现状的行动却迟迟不见实施。美国国会很少通过有实际意义的法案，时至夏末，它才可能颁布一些法案用来使议员们反对那些对总统选举不利的问题。然而，政治家们在宣布立场时很清楚，言论通常没有什么价值，在选举中所说的话最终可以不在行动中体现。在2004年的大选中，对中国影响美国就业岗位的批评之声从未间断，而且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实行更加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的呼声也从未停止过。当共和党在为维护美国自由贸易的优势地位而努力时，民主党也和共和党一样谴责中国的汇率制度，他们指责中国现行的汇率制度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要求中国让人民币升值的言论为参选者赢得了很多选民的支持。尽管他们的主张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热烈响应，但是没有一个政党真正地付诸实施。

        在美国的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和商界领导人在两方面作出了回应：一方面，他们声称，中国的确存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但是在同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如日本、韩国和欧盟的很多国家，中国也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另一方面，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现状并不是中国生产什么、如何生产造成的，而是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和商品价格造成的。美国政府公开指责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和反竞争政策，与此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习惯于用谨慎的方法表达异议。当然，来自美国的公开谴责也给中国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当涉及争议较大的私营领域时，中国认为，美国的公开批评是不礼貌的且态度傲慢。如果说美国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政策主张的话，那么发表公开谴责就成为美国的最后一招儿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公开谴责不只是针对中国，更主要是说给美国的民众听的。

        面对美国的谴责，中国进行了反驳：中国的经济还很脆弱，并不像数据显示的那样光鲜；从人均水平来看，中国仍然很贫穷，沿海城市与内陆农业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相对低廉的劳务价格为中国带来的优势也并不稳固，一旦劳务价格迅速提高或货币升值，中国将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丧失国际竞争力，使国内经济偏离正常轨道，从而导致国内社会秩序的不稳定。除此之外，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很脆弱，突然改变汇率制度将使得国内出口企业的利润大减，从而影响银行的债务回收。信贷资金无法回笼是金融系统灾难性的难题，它所带来的困难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中国还有一个担忧：汇率的改变会使境内的货币投机和黑市上兑换美元的交易愈加猖獗。虽然对货币的重新估值本身并不会带来上述负面影响，但是急剧变化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谣言都会产生如此严重的问题。因为货币是金融长城的重要部分，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而黑市投机行为对国家金融秩序来说是一个不和谐的因子。

        公开批评也好，私下谴责也罢，美国政府很少站在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中国也难以站在美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美国的政治家和批评家们都认为，中国采取的固定汇率制是使其赢得对美贸易优势的原因。而面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批评，中国政府很清楚，美国不会允许中国成为法的领导世界的力量。中国的官员们也许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总是对中国如此关注，在他们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国与美国的竞争根本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为什么美国人总是把中国视为威胁呢？

        毫无疑问，中国问题与美国国内的就业联系起来，已经成为大选之年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话题。偶尔会有人提醒民众，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被人为地夸大了。经济战略研究会的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z）说：“我们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是以前对韩国和中国台湾贸易赤字的转移。如今中国从我们这里进口的很多商品，是我们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已经停产的。”普雷斯托维茨还认为，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使美国失去一些就业岗位，但是对于与中国存在竞争的亚洲邻国和墨西哥来说，情况更加不利。然而，这样的评论很快被现实情况淹没了：一些贪婪的企业家为了追求利润，在大洋彼岸重新进行生产布局，他们关闭了美国国内的多家工厂，致使成千上万个就业机会流失海外。

        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减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在作怪。随着发达国家企业效益增长放缓，它们一方面努力开拓新的市场（比如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应用新技术以提高劳动效率。计算机、客户管理软件系统、更加快捷的通信联络渠道，使企业可以雇用更少的员工；即时生产意味着企业可以把库存降到最低，并将从世界各地运来的零部件组装起来销售，目前戴尔公司就是采取这种运营模式。如果在墨西哥和中国零部件的生产成本较低，那么这些美国国内的企业就会将生产转移到海外。但是，如果没有信息技术的话，生产外包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信息技术使企业协调世界各地的零部件生产厂家和产品供应商成为可能。只有那些复杂的软件和系统能够使全球供应网络高效运转，做到将多个国家生产的、标准化的零部件在同一时间运到美国国内。尽管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减弱、员工工资增长幅度降低，但是企业的生产效率却极大地提高了。2003年末到2004年，企业效率总体提高4%。信息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企业收益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生产效率的提高上。

        采用信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的趋势将淡化政治上的争论。中国和美国的“卖国CEO们”很容易被美国人视为攻击对象，而美国企业对技术的追求和消费者对廉价商品的期望二者之间的联系则成为次要的关注点。中国作为美国人攻击的对象比印度更加合适。印度虽然也在抢夺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但是它的全球化步伐比中国要缓慢得多。美国境内的电话服务中心已经关闭，转移到了印度，这是印度属于英语国家的优势体现。但是，作为民主国家的印度，比社会主义中国的全球商业壁垒还要高。印度对外国企业在印度从事商业活动可谓是限制重重，尤其是对零售企业。而且，印度糟糕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设施）给跨国公司在印度建立制造基地带来了很大困难。电话服务中心和软件编程的工作岗位对美国来说很重要，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看来，这些工作机会的丧失并不会真正影响美国制造业的就业水平。因为美国毕竟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它所依靠的是钢铁工人和汽车制造厂的员工，而不是那些只会说“您需要什么帮助”的电话接线员。

        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生产外包的争论变得越发混乱。有些人认为，就业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远不是“中国多了一个就业机会美国就失去一个”那么简单。那些对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进程提出质疑的人，肯定没有意识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一般来说，现实情况比政治口号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现在只是失去了一些工作机会，也许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失海外。但是，美国人也享受到了价格低廉的商品，当然那些跨国公司从中受益更大。

        如果有谁对现实的混乱局面尚存疑虑的话，那么看看中美两国的“文胸贸易战”就能明白了。美国共和党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2003年末，小布什总统为了准备来年的大选，对进口中国的文胸实行了严格的关税保护。小布什政府称，中国的生产厂家依靠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损害了美国纺织业工人的利益，这些工人多来自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他们是共和党的忠实支持者。然而被戏称为“闺房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在保护美国工人利益的言论之下实行的。但最终在这场“文胸贸易战”中，美国的文胸生产企业几乎无一尚存。

        2001年以来，北卡罗来纳州纺织业失去10万多个就业岗位。但是，这是因为生产厂家迁移到了美国中部地区。当然，中国也在抢夺美国纺织业的工作机会。小布什政府的关税政策既可以帮助他赢得一些选票，也可能使他遭到一部分大企业的仇视，比如沃尔玛和倍得适（Playtex），这些公司可以从中国廉价的生产成本中获得利益。新的关税使这些公司生产文胸的成本提高，而这些成本又无法转嫁给消费者。从这个角度来看，“闺房关税”不仅没有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也没有使美国的企业获得帮助，而且新关税还间接损害了日本和德国的利益，尽管美国政府的初衷并不是针对它们。根据先前的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承诺，全球关税将进一步降低。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纺织工厂大批买进机器设备。这些工厂的建立基于一个判断，即关税的下降将刺激需求增长。但小布什政府实行的新关税政策威胁到人们先前对形势的判断，从而导致中国暂停从日本和德国进口设备。

        这个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使人们惊讶地发现，中国和美国的融合将降低美国政府的权力。当然，不只是美国政府，中美融合将使所有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削减，也包括中国。随着经济联系日益加深和复杂化，传统的经济控制的手段成为一把双刃剑。当企业建构起新的全球供应链时，政府保护工人利益的行动将可能造成对工人利益的损害。倍得适公司发现其商品制造成本的提高速度已经超过价格上涨的速度。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它把生产部门向海外转移，而将销售和市场营销部门继续留在美国。如果利润继续降低，倍得适公司将有可能裁减员工。如果换作其他公司，也会这么做的。在企业和供应链走向全球化时，政府的权力仍然只限定在国内。政府看待世界的方式是二元的：我们国家、他们国家，我们的产品、他们的产品。而企业的视角则与政府完全不同，在它们眼中，国界被淡化了。

        毫无疑问，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丰厚的收益。那些在中国已经有多年经营经验的公司利润在加速上涨，那些刚刚迈入中国的企业也在奋起直追，它们的发展速度很快，这也得益于早期进入者的努力。肯德基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以来，经营业绩一直非常不错。到2004年，虽然中国的肯德基直营店只占百胜餐饮集团全世界直营店总数的5%，但中国的消费市场已经成为百胜餐饮集团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中国，肯德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且利润丰厚，收益以每年25%以上的增长率快速增加，新的分店不仅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遍地开花，而且也向中国内陆城市迅速拓展。

        耐克公司在广告宣传上，把姚明和刘翔都纳入了它的考虑范围，目的是为了加大在中国宣传推广的力度。与肯德基一样，耐克也已经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品牌，在一项消费者调查中显示，耐克服装被人们视为“最酷”的服装。耐克生产工厂曾经生产的鞋主要在欧洲和美国销售，而如今它更多的产品是为了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从设计样式到尺码都在考虑中国人的消费需求。2004年，耐克公司在中国平均每天新开1.5个零售店，年收入达到3亿美元。耐克公司还将营销渠道转向互联网，在受大众欢迎的视频游戏中嵌入广告。在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抓住城市年轻人追求个性化这一特点，对于耐克公司提升销售业绩来说是很有希望的。除了业绩迅速提升以外，耐克公司在美国和欧洲之外也快速拓展市场。耐克公司的创立者菲尔·奈特（P）曾经这样对他的公司管理者说：“去赢得那个有20亿只脚的大市场吧。”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耐克鞋。

        很少有公司比沃尔玛更了解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这个以大规模出售打折商品而闻名的零售商，曾经在美国中部名噪一时，它整合了多家中小零售商和城市郊区的很多沿街店铺。几乎没有人能想到沃尔玛今天取得的骄人成绩是通过低廉的价格为人们提供中档的商品和服务来实现的。当新型DVD机的售价是200～400美元时，很多中低收入者会望而却步。但是，沃尔玛却可以以低于100美元的价格出售，而且只有沃尔玛能够做到这一点。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沃尔玛进行了劳动力转移，它以低工资和几乎没有任何福利的劳动力成本进行商品生产。沃尔玛为了低价出售商品，必须在生产环节上节约成本，这意味着必须把生产厂家移至中国。20世纪80年代，沃尔玛曾经向美国的供应商承诺，它“只购买美国生产的商品”。然而，到90年代，当发达国家供应商无法满足它的低成本要求时，沃尔玛的策略突然发生了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没有中美之间的融合，沃尔玛的成功是绝无可能的。

        据估计，21世纪的前几年，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中，大约有15%的商品是沃尔玛进口的打折品，总价值在2004年一年就达到了180亿美元。如果把沃尔玛视为一个国家的话，那么它可以成为中国的第六大出口市场。沃尔玛的做法损害了很多美国国内供应商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零售业的竞争者。为了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沃尔玛还积极地运用信息技术来进行企业管理，包括使用高级库存管理系统来减少过多的预订，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实时交易上。

        与耐克公司相似，沃尔玛也制定了一套在中国的商业拓展战略，致力于成为中国大陆的主要零售商。20世纪90年代中期，沃尔玛在中国开设了第一批购物超市，其中包括深圳的山姆俱乐部。沃尔玛在中国的所有超市都是与中方企业合资开设的。到2005年，沃尔玛在中国的超市达到近60家。沃尔玛并不是登陆中国的第一个西方零售商，法国的家乐福公司已经率先在中国迈开了发展步伐，此外还有英国大型零售商乐购。沃尔玛也同样面临着来自中国国内超市的竞争，近年来物美超市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中国，沃尔玛复制了它在美国的商业模式，以超大规模的店铺提供数千种商品，但在产品组合方面与美国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中国超市的货架上，食品、调味品的种类和数量要远多于美国。一些沃尔玛超市还会附带着肯德基快餐店，不仅可以吸引消费者，还能使不熟悉沃尔玛的人借助肯德基来认识它。

        在美国，沃尔玛激起了人们的反感情绪。人们对沃尔玛的廉价产品提出质疑，对沃尔玛漠视员工权利和福利感到不满，还对它不采购美国的产品而倍感失望。然而在中国，民众对沃尔玛的态度却与美国民众大相径庭。如果一家在重庆开业的沃尔玛挤垮了原先的竞争者，那么这将被视为价格优势所致，而没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在人们看来，沃尔玛超市的食品是干净卫生的，而且有丰富的品种可供选择，包括田鸡、鳗鱼和辣鸡爪。在某一家沃尔玛超市开业当天，出现了排长龙的情况，开业第一天总共有12万消费者来这里购物。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有100多个，所以沃尔玛把中国看做未来拓展的主要目标市场，在中国的预期增长率要远高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因为在这些国家，沃尔玛的市场份额已经接近饱和。

        与耐克公司面临的问题一样，沃尔玛也受到来自美国国内的压力，人们要求沃尔玛对待中国的供应商应该遵守统一的劳工标准。耐克公司已经受此问题困扰多年，这个问题早在它被查出在亚洲雇用童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耐克公司一直将自己标榜为一个开放的、进步的公司，因此它也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相比之下，沃尔玛对行业规范和工人权利的漠视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但是，沃尔玛大量采购中国产品的做法使之成了众矢之的，因为沃尔玛这样做没有遵循劳工标准，也使美国人失掉了很多工作机会。那些把沃尔玛当做主要客户的美国供应商们，在与它们的中国对手竞争时也遇到了困难。著名的咖啡生产商伯朗咖啡面对来自沃尔玛的压力，几乎暂停了在美国的全部业务。其他咖啡生产商纷纷降低批发价格，以期能够以与沃尔玛相当的低价出售它们的产品。在2004年总统大选过程中，当沃尔玛成为造成美国人失业的标靶时，沃尔玛承诺将在中国的产品供应企业严格遵照劳工标准行事。然而，结果又是那么令人无奈。当沃尔玛对一家中国工厂延长工时的行为进行制裁时，工厂的负责人试图绕过这个问题，在这家工厂的旁边再开一家不受沃尔玛约束的工厂，仍然提供低成本的产品。沃尔玛对这种情况也是有心无力。

        当然，沃尔玛也在世界其他国家开设连锁超市，在墨西哥开设的沃尔玛超市数量超过了中国。但是，就外包工作机会和市场潜力这两点来说，中国对沃尔玛的意义要远大于墨西哥，而且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要大于美墨关系。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实行的临时关税和中国政府为帮忙出口而进行的补贴，都是在改变企业（如耐克和沃尔玛）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程度。全球市场将会淡化中国和美国边界的作用，因为全球市场是由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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