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地产江湖，一幅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伟人的巨手推动着“房改”这只轮子，改革的先行者们推动着“土改”的另一只轮子，历史就这样滚滚向前。于是，你能看到无数英雄豪杰如何踏入江湖，财富曾经梦幻般的增长，又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如今风光无限的开发商也有入不敷出、饥寒交迫的日子，他们的流金岁月究竟是怎样开始的，中央政府与开发商之间的政策博弈又是如何的迂回曲折……

        在地产江湖这部气势雄浑、跌宕起伏的交响乐奏响之前，一些必要的前奏是不可错过的。让我们把视点从1980年这个地产江湖风生水起的肇始之年稍稍前移，捕捉历史长河中两个既普通又耐人寻味的场景——从国家的最高层到社会的最底层，围绕“房子”，伟人在那一刻流露出的真挚亲情和老百姓辛酸、窘迫的“房事”，令人怦然心动。

        场景一：1978年10月20日上午，邓小平视察北京新建的一批住宅楼，他问了身边的人一个问题——居民住宅能否成为商品？在那个曙光初现，夜色尚未褪尽的特殊年代里，在场的人没有人敢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于是，伟人自问自答，“如果房子算商品，我这几年也还有点积蓄，想买套房子给朴方，我的其他孩子不需要照顾，只有这个朴方，是因为我致残的，我需要照顾他”。

        邓小平的提问并非无心之语，背后隐藏着他对住房问题的深思熟虑。轻易不开口，一开口就是重磅炸弹，每句话都有深意，暗藏机锋，是这位伟人的风格。

        前一个月，即当年9月，全国住宅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同志传达了邓小平关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指示——路子能不能宽一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个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的潜力不小；建筑业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建筑业放在重要位置。

        后一个月，即当年11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考察了新加坡的公共住房建设情况。由于安全原因，他没能到普通住宅小区里现场观摩，而是带着遗憾登上了新加坡住房发展局22层的办公大楼，俯瞰周围的住宅小区。他还将刚刚考察过的北京新建的住宅楼与新加坡的住房进行了对比，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以派人出来看嘛，学习人家是怎么搞的。”

        为了完成邓小平新加坡之行的未了心愿，人们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就在回国的那一天，翻译施燕华正在收拾行李，邓办主任王瑞林突然走进她的房间，告诉她：“赶快准备一下，首长要看看你住的房子。”邓小平不但去了，还非常认真地观察了房间的布局，尤其是洗澡间，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从这一连串的、相互联系的场景中，从伟人的一言一行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个新时代的脉动和房地产大变革的先声。在改革开放的元年，地产江湖也暗流涌动、蓄势待发。

        场景二：如今已是大学教授的老穆是1979年的返城知青。当年，一家五口人挤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里，父母睡一张双人床，奶奶和妹妹睡一张双人床，他睡一张单人床，三张床摆在一起，中间用布帘隔开。

        半年后，老穆结婚了，结果是他的单人床变成了双人床。新婚头三天，家里人到亲戚那里借住，让小夫妻享受了一下短暂的新婚快乐，然后就是“三代同堂、六口一房”的憋屈日子，生活空间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局促和拥挤。妻子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他亲热，一到晚上就不让老穆碰她。

        年轻人血气方刚，实在忍受不了，有一天晚上，老穆一咬牙，买了四张电影票，把家人都打发出去了。两个人在紧张和慌乱中进入了梦幻般的二人世界，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妻子激动地对他说：“如果我们有一间自己的房子，那该多好啊！”老穆深有同感地把妻子的话重复了一遍。

        今天，“蚁族”、“蜗居”被炒得火热，但与30年前中国人围绕房子问题的辛酸与无奈相比，这种炒作显得有些矫情。那时，所有的中国人都被西方媒体形容为“蚂蚁”，都是“蚁族”——穿着颜色、款式相同的衣服，住在拥挤、破旧的房子里，忙忙碌碌，渺小得微不足道。也就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摆脱不了“蜗居”的命运，不管你是工人、干部还是大学教授……“蜗居”，成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一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说明当时的住房紧张局面——1949年，我国人均居住面积是4.5平方米，而30年后，这一个数字下降到3.6平方米。1979年的知青返城大潮使住房紧张局面骤然恶化，就像一根导火索，把积累了几十年的住房矛盾引爆了。历史的经验表明：矛盾的总爆发导致的往往是社会的大变革。驱动中国房地产历史的两只轮子——“房改”（住房商品化）和“土改”（土地有偿使用）马上就要转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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