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抱着特大号茶缸蹲一边，往嘴里扒拉着红苕米饭，等大家说完，他开口了，说什么先进、落后的，不都是老百姓吗？落后老百姓就该让老曾打十环？再说老百姓没有不落后的，你们到农村做一回老百姓试试，饿你们一冬，看你们落后不落后，偷不偷公家红苕？

        我凑到他身边，想说谢谢什么的，又觉得该谢谢他的是那个落后老百姓。刘峰脸对着大茶缸说，这儿的红苕真不一样啊，嚼着跟栗子似的。你个小穗子，就因为你贪玩，这么好的红苕大娘今晚差点儿吃不上了。

        那以后，哪儿有东西需要敲敲打打，修理改善，哪里就有刘峰。连女兵澡堂里的挂衣架歪了，刘峰都会被请进去敲打。他心灵手巧，做木匠是木匠，做铁匠是铁匠，电工也会两手。这是个自知不重要的人，要用无数不重要的事凑成重要。他很快在我们当中重要起来。

        我们跟刘峰真正熟识，是在他当上我们毯子功教员之后。我们每天最痛苦的时间不是早上跑操，不是晚上政治学习，也不是下午听传达文件，而是每天上午七点的毯子功课。我们那群女兵最大的十七，最小的十二，排成一队有六七八米长，毯子功一个半小时，我们一个个由刘峰抄起腰腿，翻“前桥”（前软翻），“后桥”（后软翻），“蛮子”（侧空翻），跳板蛮子。尤其跳板蛮子，他得在空中接住我们，再把我们好好搁在地上。我们恨毯子功，首先是我们觉得它无用，其次是我们胆小，给跳板弹几米高再一个跟头翻下来，整个人经过刹那的恐怖休克，都不知道怎么落了地。因此只要刘峰提醒一句：“腰里使劲儿，啊。”我们就会给他白眼，越发不使劲，全由他搬运。

        我们停止给刘峰白眼，是他当选上全军学雷锋标兵的时候。当标兵本来不招人忌妒，但它的后果太好，比如入党、提干，提了干后果更好，可以谈恋爱结婚分房子生孩子。所以人人明争暗夺当标兵。入党对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兵也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待遇，以及由那待遇生发的优越感，有些文件只有党员配听。听文件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当这帮党员拎着马架子，齐刷刷向小排练室操步，个个一脸的国家大事，把目送他们的我等进步青年看成虚空，那是让我们顶眼红，顶妒忌。

        我们中的郝淑雯是最后一个对刘峰收起白眼的。郝淑雯是那个把我们集体平均体重提高的丰满女兵，一米六九，还没碰到她就能感到她青春体温的冲击波。她是一个空军首长的女儿，父亲手下一个师的高射炮兵。郝淑雯活着的每天都要有人帮忙，骑车上街不会下车，就临时叫住一个过路人帮她扶住车后架：“哎，老乡！扶一下嘛！”男老乡们当然都会奋不顾身冲上去扶这个美色扑人的女兵。扶完还意犹未尽，巴不得扶两下、三下。自从来了个谁的忙都帮的刘峰，郝淑雯便每天“刘峰”不离口。有时郝淑雯的忙很难帮：缝被子把针丢失在棉花套里，让刘峰帮她棉絮里捞针。

        刘峰被选为我们的军区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军学雷锋标兵大会，我们这才意识到，每天被我们麻烦的人，已经是全军的明星了。他从北京回来那天，我们女舞蹈队两个分队都坐在冬天的阳光下学文件，不知怎么冲着归营的标兵全站起来了。接下来更有趣的事发生了，所有人都拍起了巴掌。

        刘峰顿时脸红，看样子是要掉头往大门外逃。但是他马上确定整天胡闹的女兵们此刻一点儿也不胡闹，有她们眼里的真诚崇拜为证。一向遭我们冷落，因此试图用冷漠呆板战胜我们的何小嫚也动人起来，朝刘峰睁着两汪墨水似的大眼睛。何小嫚整个人可以忽略不计，就那双眼睛长对了，黑得就像秘密本身。

        “学习哪？”刘峰说。

        还是老老实实的，就这样问候我们。好像我们是他在村口碰上的一群纳鞋底的姑娘媳妇儿，正碰上他进村，搭讪一句：“做活儿呢？”

        刘峰军装口袋上别着三等功军功章，真金子似的，在冬天的微弱太阳里给我们增加了亮度和温度。某个二百五带头，我们挨个儿跟刘峰握起手来。这个刘峰，一手还拎着个沉重肮脏的行李包，一只手给这么多人握，供不应求地握。他终于把行李袋扔在地上，咣当一声，里面的大茶缸摔疼了。刘峰走到哪里都带着他的多用大茶缸，吃喝洗漱都是它，男兵们开玩笑说，还可以用它舀水救火。

        郝淑雯握着刘峰的手说，《解放军报》上登了他们会议的照片，她在上面找过他呢。

        家在北京的女兵，父母混得还行的，都在刘峰的行李里添了份重量。于是他在握手时对北京女兵说，你家给你捎东西了。

        我是唯一没上去握手致敬的。第一，我自己因为谈纸上恋爱被记了一过，跟刘峰这样的大标兵是正反派关系。第二就是，我对刘峰这个严重缺乏弱点的人有点儿焦虑。我好像在焦虑地等待一个证明：刘峰是真人的证明。太好的人，我产生不了当下所说的认同感。人得有点儿人性；之所以为人，总得有点儿人的臭德行。比如找个像何小嫚这样的弱者捉弄捉弄，在背后说说郝淑雯这类强者的坏话；甚至趁人不备，悄悄地飞快地倒点儿炊事班的香油；更甚者，坚决不买牙膏，轮流偷挤别人的牙膏。刘峰就是好得缺乏人性。他的好让我变得心理阴暗，想看他犯点儿错，露点儿马脚什么的。虽然我当时只有十五岁，偶尔也会有心理不光明的时候。后来果真出了“触摸”事件，我的焦虑等待才算等来答复。

        不过那个暖洋洋的冬天下午距离事件的爆发，还有好几年。他看见了欢迎人群外的我，走过来说：“萧穗子，你爸也给你捎东西了。”他的正宗侉味儿从“捎东西”三个字里丰润地流露出来。

        所谓东西，无非是些零食和小物件，一管高级牙膏，一双尼龙袜，两条丝光毛巾，都算好东西。如果捎来的是一瓶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娇兰晚霜的柠檬护肤蜜，或者地位相当于眼下“香奈儿”的细羊毛衫，那就会在女兵中间引起艳羡热议。所有人都盼着父母给“捎东西”，所有女兵暗中攀比谁家捎的东西最好、最多。捎来的东西高档、丰足，捎得频率高，自然就体现了那家家境的优越程度，父母在社会上的得意程度。像我和何小嫚，父母失意家境灰溜溜，只有旁观别人狂欢地消费捎来的东西。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把整勺麦乳精胡塞进嘴里，嘎吱嘎吱地嚼，蜜饯果脯拌在稀粥里，替代早餐的酸臭泡菜。至于巧克力怎么被她们享用的，我们从来看不见的，我们只配瞥一眼门后垃圾筐里渐渐缤纷起来的彩色锡箔糖纸。我们还配什么呢？某天练功结束从走廊上疲沓走过，一扇门开了，伸出一个脑袋，诡秘地朝你一摆下巴。这就是隆重邀请。当你进门之后，会发现一个秘密盛宴正在开席，桌上堆着好几堆父母捎来的美食。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一是东道主确实慷慨；二是捎来的东西是新鲜货，比如上海老大房的鲜肉月饼或北京天福号的松仁小肚，不及时吃完就糟践了；三是家境既优越又被父母死宠的女兵有时需要多一些人见证她的优越家境和父母宠爱，我和何小嫚就是被邀请了去见证的。

        在刘峰赴京开会之前，我收到父亲的信，说从劳动改造的水库直接被借调到北京电影厂。我给父亲写了封信，交给了刘峰。我的意思是如果刘峰在北京实在没地方串门，也实在有空儿，就替我去看看我阔别好几年的父亲。信自然是个由头，真话我也不会往上写。那时我的真话往哪儿都不写。日记上更不写。日记上的假话尤其要编得好，字句要写漂亮，有人偷看的话，也让人家有个看头。我渐渐发现，真话没了一点儿也不难受。我跟爸爸都在彼此大而化之的字句里读出真话。

        我傻乎乎地问刘峰，我爸给我捎的是什么？

        刘峰说他没看，不过我爸托交的包裹最沉。我偷瞥一眼所有人，希望她们都听到了，我爸不再是反动文人，不再是工资被冻结每月领十二元生活费的文明叫花子，而是在北京的电影厂里上班、给女儿捎得起东西的父亲！但没人留神我的成分改变和翻身解放，都还晕在对刘峰的崇拜里。刘峰拎起地上的一条灰狗般的行李袋，说他一会儿把东西给女兵们送来。意思是他要在宿舍里完成分拣。不是每家父母都细心，在包裹上写清名字的，不分拣清楚，万一张三被李四的父母错爱了呢。

        我们散会前，刘峰拎着那个行李袋回来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拣出去了，可行李袋一点儿没见小。刘峰是个人拥有品极少的人，出门又会精简再精简。我们女舞蹈队二分队有四个北京人，刘峰从丑陋疲惫的行李袋里先拿出四个包裹。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父亲给我带的。那是体积最可观的一个包裹。塑料袋在当时可不被看成环保垃圾，而是值得爱惜一用再用的好东西。父亲一定是专门弄来这个印有北京友谊商店店标的双料大塑料袋，那样的华美让它盛装的无论什么都华美了。

        下面是刘峰的原话：

        “我打电话到你爸电影厂招待所，跟他说对不住，会议安排忒紧，电影厂离城里远，咱又人生地不熟，这回就不拜访您了。我还说，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萧穗子让带的信投邮筒里给您寄过去？你爸问了我一句，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说我还真说不清，头一回来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门来了，我纳闷儿他怎么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说，打听个招待所还不容易，你爸非得请我吃饭。我说会议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汤。他说四菜一汤有啥吃头，他要请我吃北京烤鸭！我告诉他会议代表不能随便离会，吃了午饭还要分小组讨论，你爸这才算了。晚上他又来一趟，送来这么个包裹。还非送我一条烟，我说我不会抽。你爸说让捎这么重的东西，三千里地，过意不去，问我不抽烟酒喝不喝。我说那更不会了。他又说，那你都说说看，你还不会啥？我看看还能不能找点儿你会的送给你。我说您就别客气了，不就捎点儿东西给萧穗子吗？是我应该做的。”

        刘峰把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急切和渴望做报告一样叙述一遍。跟他开导我的语调差不多，我那场历时半年的纸上谈爱暴露之后，情书全被缴获，刘峰在两所院墙之间的骑楼上找到了我。我手里拿了一根背包带，头顶上有根结实的横梁，多年前不知吊过军阀大户多少丫头小姐。他一把夺过背包带，说萧穗子你好糊涂。组织派他来挽救我，来得正是时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萧穗子，你千万不要悲观，背思想包袱，在哪里摔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刻苦改造自己，大家还是会欢迎你归队的嘛。浪子回头金不换嘛。就给大家看一个金不换！怎么样？”

        作为一个小说家，一般我不写小说人物的对话，只写我转述的他们的对话，因为我怕自己编造，把编造的话或部分编造的话放进引号里，万一作为我小说人物原型的真人对号入座，跟我抗议：“那不是我说的话！”他们的抗议应该成立，明明是我编造的话，一放进引号人家就要负责了。所以在我现在写到这段的时刻，把刘峰的话回忆了再回忆，尽量不编造地放到一对儿引号之间。

        刘峰对我爸的描述语调虽然乏味，还是让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个做了好多年阶级敌人的父亲，怎样笨拙地学起庸俗的社交手段来。爸爸想送刘峰礼物，看起来是犒劳刘峰的三千里地当马帮运货的辛苦，实际上是拉拢刘峰，为了他不得意的女儿。刘峰是全军学雷锋标兵，政治光环好歹能罩着我一点儿。逆境让爸爸这样的人学庸俗，学拉拉扯扯，正是这一点让我心酸。

        吃晚饭的时候，北京友谊商店在我们全体女兵和部分男兵当中已经著名了。本来它也是一个著名的所在，据消息灵通的北京兵说，进那个商店的都是特殊人士，外国专家、外交官、华侨、中国访外代表团成员。那里头人民币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汇券，是一个有着自己专门货币的小世界！我父亲此刻的身份，大家可想而知。父亲是没那份权利的。后来；那是很后来了，已是刘峰在前线负伤之后，何小嫚因为背着一个伤员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后，我才知道当时父亲是沾了一位大导演的光，蹭他的护照进了友谊商店。一九七六年这位导演身边围了许多人为他写剧本，这一大帮人的名字就叫作“集体创作”，我爸爸当时也没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帮人被叫成“集体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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