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为虚无主义运动辩护，仅仅因为他从中看到，它与一切现成的思想相比意味着更大的解放。他写道：“消灭旧事物，这就是未来的诞生。”他这时又运用别林斯基的语言。科特里亚列夫斯基谈及人们称为激进分子的那些人时，把他们说成是“认为必须完全舍弃过去而按另一种类型塑造人格”的使徒。随着抛弃一切历史与决定，根据国王般的个人而非历史精神来塑造未来，施特纳的思想再现于当时。然而国王般的个人不能单独掌握权力，而需要其他人，于是陷入虚无主义的矛盾。皮萨列夫、巴枯宁与聂察也夫都竭力要解决这一矛盾，途径是每人更加扩展一点儿破坏与否定的范围，直到恐怖主义同时运用牺牲与杀人来消灭矛盾自身。

        表面看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虚无主义开始于最激进的否定，拒绝一切不是纯粹自私的行动。大家知道虚无主义一词本身为屠格涅夫在其小说中所创造，书中主角巴札洛夫就是这类人物典型的写照。皮萨列夫在介绍这部小说后，宣称虚无主义者承认巴札洛夫为他们的榜样。“巴札洛夫说：我们唯一引以自负的就是心灵的空虚，直到在某种程度上认为万物皆空。有人问他：这就是人们称为虚无主义的东西吗？他回答道：人们正是称此为虚无主义。”皮萨列夫赞扬这个榜样，为了说得更清楚，他为之作了这样的概括：“我对现存的一切事物都是局外人，决不参与其间。”唯一的价值就是合理的利己主义。

        皮萨列夫否定不能使自己满意的一切，向哲学、荒诞艺术、骗人的道德、宗教，甚至向习俗与礼节宣战。他建立了智力上的恐怖主义理论，令人想到我们超现实主义者的恐怖主义。他在学说方面发动了挑衅，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其深度给予了恰当的说明。皮萨列夫在这种冲动达到顶点时竟然面容严肃地提出了是否可以杀死自己的母亲这样的问题。他并且回答：“为什么不可以呢？只要我渴望并觉得这是有用的。”

        既然如此，当发现我们的虚无主义者并未孜孜于谋取财富与地位，并未尽情地享受呈现给他们的一切时，人们不免为之惊讶。说真的，虚无主义者在社会中并不缺少好位置，但他们并未对其犬儒主义提出一套理论，而是利用一切机会无效果地推崇美德。他们在向社会进行的挑战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其本身便肯定了一种价值。他们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其枕边书是布希纳的《力量与物质》。但他们之中的一人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上绞架，为了摩莱肖特与达尔文而丢掉脑袋。”从而将所信仰的学说远远置于物质之上。这种学说到了这种程度就有了宗教的狂热味道。在皮萨列夫看来，拉马克是个叛徒，因为达尔文是正确的，在这个圈子里，不论谁若热衷于谈论灵魂不死，就会被开除出去。伏拉基米尔·魏德尔把虚无主义确定为唯理论的蒙昧主义，不无道理。理性在他们身上奇怪地含有信仰的偏见。这些个人主义者最小的矛盾并不是选择最通俗的唯科学主义作为理性的典型。他们否定一切，除了最引起争议的价值，即奥迈先生的价值。

        然而，虚无主义者正是在选择写一篇有关信仰理性最短的文章时，给他们的继承者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除理性与利益外什么都不相信。他们选择的不是怀疑主义而是使徒般的热诚，并成为社会主义者。这正是他们的矛盾所在。如同所有年轻的才智之士一样，他们同时怀有对信仰的怀疑与需要。他们个人的解决办法就是使他们的否定具有不妥协性与信仰的激情。这有什么可惊奇的呢？魏德尔引用了哲学家索洛维也夫揭露这个矛盾时的一句轻蔑的话：“人类来自于猿猴，因而让我们彼此相爱吧。”然而，皮萨列夫的真理就在这种分裂之中。倘若人是上帝的反映，那么，他没有人类的爱也无关紧要，将来总有一天他会满足的。但是倘若他是盲目的人，在条件残酷的与有限制的黑暗中踯躅，他便需要跟他相同的人以及他们易消失的爱。总之，如果仁慈不是躲藏在没有上帝的世界又会在何处呢？在另一个世界，圣宠供给一切。否定一切的人们至少懂得否定是一种苦难。他们于是会经历他人的苦难，并最后否定自己。皮萨列夫对于杀害母亲之举在思想上并不退却，然而，他可以正确的态度谈论不正义。他愿意自私地享受生活，但他忍受了牢狱之灾，以后成了疯子。展现出的如此多的龌龊行为终于使他懂得了爱，远离了那些行为并由于它们而痛苦，直到自杀。人们重新看到的不是他渴望塑造的国王般的个人，而是一个悲惨痛苦的老人，唯有他身上的崇高之处可以照耀历史。

        巴枯宁体现了同样的矛盾，不过以另外一种惊人的方式。他在恐怖主义时代的前夕逝世。不过，他事先否认了个人的谋杀行为，并揭露了“他的时代的布鲁图斯之流”。然而他尊敬他们，因为赫尔岑曾公开批评卡拉科索夫于1866年向亚历山大二世开枪但谋杀未遂的行为，而巴枯宁指责赫尔岑这样做。这种尊敬自有其道理。巴枯宁以与别林斯基及虚无主义者同样的方式，从个人反抗的角度衡量了那一系列的事件，但他提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政治上犬儒主义的萌芽将出现在聂察也夫的学说中，将革命运动进行到底。

        巴枯宁一脱离少年时代，就被黑格尔哲学所震撼，与过去的思想一刀两断，犹如受到一次神奇的震动。他夜以继日地钻研它，他说：“好似入迷了。”“我目中所见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只是黑格尔的范畴。”他怀着一种新教徒的狂热而完成了这种教义的传授。“我个人的我已永远被杀死，我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它在某种程度上已与绝对生命一样。”他没用多少时间就看出这种舒适的立场的危险。一个人若理解了现实而不起来对它造反，却为之感到愉悦，这个人是因循守旧者。巴枯宁身上没有任何东西会使他注定要服膺于这种看门犬的哲学。也许，他在德国旅行时听到德国人令人不快的看法，使他难以像老黑格尔一样认为普鲁士王国是精神结束阶段的体现者。他比沙皇本人更具有俄罗斯气息，尽管怀有种种梦想，却无论如何不能认同对普鲁士的颂扬，因为它建立在相当专横的逻辑上，进而断言：“其他民族的意志没有任何权力，因为统治世界的是代表这种意志的民族。”另一方面，巴枯宁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发现了法国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遂传播这种潮流。不管怎样，巴枯宁坚决地抛弃了德国的意识形态。他以同样的激情走向绝对，如同会走向完全破坏一样，怀着“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的狂热，这在他身上以纯粹的状态表现出来。

        巴枯宁在赞扬绝对的“统一性”之后，投身于最基本的善恶二元论，他最后所追求的无疑是“有关自由的普遍而真正民主的宗教”。这就是他的宗教，他属于他的时代。不过难以肯定，他在这方面的信仰是否是完全的。他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忏悔书》中说，他“只是用一种超自然的痛苦努力，窒息了对我诉说我的希望是荒诞的内心的声音”，才相信最后的革命（这种声音曾对我说我的希望是荒谬的）。他这样写时的心情似乎是真诚的。相反，他理论上的非道德主义要坚定得多。人们看到他始终像猛兽一样快乐而从容自在地徜徉在这种学说中。历史仅受两个原则支配——国家与社会革命，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不可调和，在进行着殊死斗争。国家，就是罪恶。“即使是最小的最不伤害人的国家，就其梦想而言仍是罪恶的。”革命因而是善。这种斗争超越了政治，也是魔王的原则反对神的原则的斗争。巴枯宁在反抗行动中重又明确地引进了浪漫主义反抗的一个主题。普鲁东已经宣布上帝即恶，并大喊：“爱平民与国王所诽谤的撒旦，过来吧！”巴枯宁让人们也看到了表面上是政治性的反抗的深度。恶，这是撒旦对神的权力的反抗，相反，我们从这种反抗中可看到人类一切解放行动的生机旺盛的萌芽。如同十四世纪的《放荡不羁的人》中的弗拉蒂塞利一样，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在今天听到下面这句话就会知道对方是同志：“以被损害的人的名义。”

        反对造物主的斗争是无情与不讲道德的。唯一的获救之途就是消灭。“对破坏的激情就是对创造的激情。”巴枯宁论述1848年革命的篇章洋溢着破坏的欢乐之情，令人震撼。他说：“这是既无开始也无结束的节日。”的确，对他来说，如同对于一切被压迫者一样，革命就是节日。就此词神圣的意义来说，此处令人想到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科尔得鲁瓦。他在其著作《乌拉，或哥萨克的革命》中号召北方的游牧部落摧毁一切。此人还想“把火把扔进父亲的房屋”，并大喊他只有在人类的水灾与混乱中才怀有希望。人们就是通过这些坦诚的表现来理解反抗的。这就是为何巴枯宁是他的时代唯一的人，以异常的深度批评学者们的统治。他为与他的反抗完全等同的人辩护，反对一切抽象的议论。他之所以赞扬强盗与农民起义的首领，他所推崇的榜样之所以是斯唐卡·拉兹纳与布加乔夫，就因为这些人为纯自由的理想而战斗，尽管既无主义也无原则。巴枯宁把反抗不附加任何东西的原则引入革命的核心。“暴风雨与生命，这就是我们所需求的。这是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因而是自由的。”

        然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就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吗？这正是一切反抗所提出的问题。若向巴枯宁询问对此的答案，这个答案是明确的。他虽然在任何情况下都最清楚不过地反对专制的社会主义，而当他本人确定未来社会的性质时，所提出的社会模式依然是独裁性质的，毫未考虑到其自相矛盾。他所拟定的国际友爱协会（1864—1867）的章程已规定，在采取行动时个人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委员会，在革命成功后同样如此。他希望解放后的俄罗斯有个“强大的专制政权……此政权的四周是拥护者，它听取他们的建议，由他们自由的合作而加强，但这个政权不会受到任何东西及任何人的限制”。巴枯宁同其敌人马克思一样，促进了列宁学说的形成。革命的斯拉夫帝国的梦想如同巴枯宁在沙皇面前所描述的那样，恰恰为斯大林所实现，基本轮廓完全一样。提出这些观念的那个人曾说沙皇俄国的基本动力是恐惧并拒绝马克思主义由党专政的理论，因而这些观念看起来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明，专制学说的起源部分是虚无主义。皮萨列夫为巴枯宁辩护，后者肯定追求完全的自由，但他是通过完全的破坏来寻求这种自由的。破坏一切，这无异于投身于没有基础的建设，然后必须用双臂把墙扶立起来。一个人若抛弃全部过去，丝毫不保留可赋予革命活力的任何东西，他必然只能在未来得到证明，同时只能由警察使暂时的东西成为合法。巴枯宁宣布了专政，并不违反其破坏的愿望，而是与之一致的。的确，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在这条道路上停止下来，因为道德的价值在完全否定的火盆中也化为灰烬。他为了获得释放而写给沙皇一封卑躬屈节的忏悔书，由此而在革命的政治中玩了一套惊人的两面派把戏。有人推测他的《革命教程》是在瑞士与聂察也夫一道写的。通过此书显示了政治上无耻的随机应变态度，不断地权衡革命运动的得失，虽然他以后对此加以否认，而聂察也夫本人却以挑衅的方式对此加以阐述。

        聂察也夫的形象不像巴枯宁那样为人了解，但他更加神秘，对我们的话题来说也更有意义。他把虚无主义的观点编织得极其严密，使这种思想几乎没有矛盾。他将近于1866年出现于革命的知识界，于1882年无声无息地死去。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他不断地诱惑着人，有他身边的大学生们，巴枯宁本人，流亡国外的革命者，最后还有他牢房的看守，他竟成功地让他们参与一种疯狂的阴谋。当他出现时，已经对他所思考的事情持坚定态度。巴枯宁之所以对他如此着迷，甚至打算委托他一件想象中的任务，是因他从这个无情的人身上看到了他所希望的人，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他自己如果康复而可能成为的那种人。聂察也夫不仅满足于说“必须与强盗的野蛮世界结合在一起，这是俄罗斯唯一真正的革命阶层”，也不满足于再一次同巴枯宁一样写出：以后政治即宗教，而宗教即政治。他让自己成为一场无希望的革命的残酷的传教士，最明显的梦想就是建立杀人的秩序，可以传播他决心为之效力的黑色神性，并使之最后获得胜利。

        他不仅论述了破坏一切，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为那些献身于革命的人们冷静地要求得到“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权利，并且允许自己做任何事情。“革命者是一个命中预先注定的人，他不能有感情强烈的交往者，自己心爱的人与物品，甚至要舍弃自己的姓名。他的整个身心都应该集中于一件心愿：革命。”如果历史在一切原则之外的确只是属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完全献身于这两种价值中的一种，为之死亡或者从中得到新生。聂察也夫将此逻辑贯彻到底。根据他的理论，革命第一次明确地同爱情与友谊相分离。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黑格尔思想所传输的专横的心理学的后果。然而黑格尔认为，道德与良心之间的彼此承认可以通过爱的对抗而实现。但他拒绝把这个“现象”作为其分析的主要问题，他提出，这种现象“没有否定所有的力量、耐心与成果”。他选择了用盲目的螃蟹的争斗来说明良心，螃蟹在海洋的沙滩上糊里糊涂地摸索着，终于相互抓住对方，展开生死搏斗。黑格尔自愿地把同样合理的另一种景象置诸一边，这景象就是数座灯塔在黑夜彼此艰难地搜寻对方，进行调整，终于共同汇集为更强烈的光芒。彼此相爱的人，如朋友、情人，都知道爱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为了最终的相互认识与和解而在黑暗中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如果说历史上的美德由于表现出耐心而为人所认识，真正的爱情与仇恨有同样的耐心。并非唯有对正义的要求在各个世纪中说明革命激情为合理，这种激情也依赖于对众人友谊的痛苦要求，特别是在面对敌对的天空时。在任何时代为正义而死去的人们都互相称为“兄弟”，对他们大家来说，暴力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为被压迫者的群体服务。然而，如果革命是唯一的价值，它仍然需要告密，因而需要朋友的牺牲。此后，暴力将指向所有的人，为一种抽象思想服务。必须由着魔的人来统治，从而可以说，革命自身超过它所想拯救的人，直至此时，使失败改观的友谊应该在胜利尚未在望的日子被牺牲。

        聂察也夫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对兄弟们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他与巴枯宁一道把其主张的信条固定下来。然而，巴枯宁在精神迷茫时交给他一项任务，在俄罗斯代表欧洲的革命联盟，其实这联盟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聂察也夫果真赢得了俄罗斯，创立了他的“斧头协会”，由他自己制定章程。从中可以看到，设立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对一切军事或政治行动来说无疑是必需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发誓绝对忠于这个委员会。聂察也夫认为领袖们为了领导部下，有权运用暴力与撒谎的手段，这样他便不仅仅使革命军事化。他说自己是这个尚不存在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为了使犹疑未决的人员投入他考虑要开展的行动，他把中央委员会描绘为可支配无限的资源，这样从一开始他便说谎。不仅如此，他还把革命者分成几等，第一等（也就是领袖）享有权利，可把其他人视为“他们可以动用的资金”。历史上的任何领袖可能都是这样想的，但没有公开说出来。直到聂察也夫时，尚无一个革命领袖敢于将此作为其行为原则。直到此时，没有任何革命在法律上开宗明义地写出人是工具。传统上，革命号召参加人员要勇敢无畏，有牺牲精神。聂察也夫决定，可以对动摇不定分子采取要挟与恐怖手段，蒙骗相信的人。甚至即使驱使他们去完成最危险的行动，想象中的革命者也应该效命。至于被压迫者，既然最后会彻底拯救他们，人们便可以更多地压迫他们。他们此时所失去的，未来的被压迫者将会得到。聂察也夫作为原则提出，必须促使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永远不能触动民众最为憎恨的官方代表的统治，最后，秘密团体应该采取一切活动增加群众的痛苦和苦难。

        尽管这些漂亮的想法在今天大行其道，聂察也夫却未能看到他的原则获得胜利。当他杀害大学生伊万诺夫时，至少曾试图实践这些原则。这次谋杀使当时富于想象力的人深为震惊，以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作为《着魔的人们》的主题之一。伊万诺夫唯一的错误似乎就是对聂察也夫自命为其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表示怀疑，他反对这种革命，因为他反对那个将自己等同于革命的人。他因而必须死。“我们有什么权利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聂察也夫的一个同志乌斯潘斯基这样问道。回答是：这与权利不相干，消灭危害我们事业的一切，是我们的责任。”当革命是唯一的价值时，的确再无权利可言，而只有义务。然而，有人以这些责任为名，通过立即采取扑灭行动，便控制了所有的权利。聂察也夫没有谋杀过任何暴君的性命，却以革命事业的名义，在一次伏击中杀害了伊万诺夫。他随后离开了俄国，去与巴枯宁相会。但巴枯宁与他分手，谴责这是一种“可憎的策略”。巴枯宁写道：“他渐渐地说服自己，为了创建一个不可摧毁的社团，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的策略作为基础，采用耶稣会的手段：对身体施加暴力，对灵魂灌输谎言。”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革命如巴枯宁所期望的那样是唯一的善，他能以什么名义来断定这是可憎的策略呢？聂察也夫真正是在为革命效劳，他不是为巴枯宁，而是为事业服务。他被引渡回国后，对法官未作任何让步。在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后，他在监狱里仍发挥影响，将狱卒组织为秘密团体，图谋暗杀沙皇，因而又受到审判。在他被监禁十二年之后，终于在一个要塞里结束了这个反抗者的生命，由他而开始出现了蔑视一切的革命大人物。

        此时，在革命内部，的确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谋杀可定为一项原则。这一革命运动产生于宗教与道德的倾向，这倾向即出现在十二月党人身上与拉甫洛夫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中。1870年，随着民粹主义的回潮，人们认为这个运动会遏制住向聂察也夫所阐述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发展。这一运动向“活的灵魂”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走到民众中去，教育他们，让他们依靠自己走向解放。“懊悔的绅士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穿上穷人的衣服，前往农村向农民宣传，但农民持怀疑态度，保持沉默。等他们不沉默时，却向宪兵揭发这些使徒。这些美好的灵魂的失败，使运动又回到某个聂察也夫的犬儒主义，或者至少回到暴力。由于沙俄时代的知识界未能把民众吸引到自己一面，他们重又感到在专制政权面前是孤立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重又分为老爷与奴隶。“人民意志”这个团体因而将个人恐怖主义定为原则，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谋杀，一直持续到190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为止。恐怖主义者诞生于这个地方，背离了爱，奋起反对老爷们的罪恶，但孤立无望，面对着自身的矛盾只能由牺牲其清白无辜与生命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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