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法耶特夫人在最波澜起伏的经历中创作出《克莱芙公主》。她本人无疑就是克莱芙夫人，但她又不全是。二人之间的不同何在？不同之处是拉法耶特夫人未进入修道院，身边没有任何人由于绝望而陨灭。毫无疑问，她至少经历过那举世无双的爱情令人肝肠寸断的时刻，但没有就此了结。她失去爱情后活了下去。她结束体验这一爱情，从而又延长了这种爱情。她若没有用明确无误的语言把它描绘出来，没有人会了解其真情，连她自己在内。再没有比彼诺在《七颗星》中讲述的索菲·童斯卡与卡西米尔的故事更加浪漫与美丽的。索菲是多愁善感而风姿绰约的女子，人们看到她就会理解司汤达的自由确有道理。“唯有心肠高尚的女子能使我幸福。”她迫使卡西米尔向她承认他的爱情。她认为有人爱她是理所当然的，而卡西米尔每天看到她却始终神态平静，令她气恼。索菲因而急不可耐。卡西米尔终于向她坦露了衷情，但语气犹如宣读法律文书一般。他对她进行过一番研究，对她了解得十分透彻。他深信没有这种爱情他便不能生活，但这爱情没有前途。他于是决定向她吐露爱情，同时提到她的虚荣心，并把自己的财产赠送给她，条件是要她为自己在随便选好的某个城市的郊区安排一处简陋的膳宿公寓，让他居住在那里，在贫困中等待死亡的来临（最后选定的地点是维尔纳）。卡西米尔认识到，从索菲那里得到他生活下去必需的一切，这种想法是对人类弱点的一种让步，这是他允许自己做的唯一让步，以后他将把一张白纸装在信封中，上书索菲的名字而寄走。索菲起初为之气愤，然后感到困惑、伤心，最后终于同意。一切都像卡西米尔所预见的那样发展下去。他生活在维尔纳，怀着凄凉的感情而郁郁死去。这种浪漫小说有其逻辑，没有这种坚定的连续性，美丽动人的故事就无法存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永远不会有这种连续性，它只能在幻想中找到。倘若戈比诺去维尔纳，他会觉得那里烦闷无聊而离去，或者设法过得畅情快意。但卡西米尔不想改变这种生活与自己的心态，决意坚持到底，如同希斯克利夫一样，他希望超越死亡，直至到达地狱。

        艺术也是同时在颂扬与否定的一种运动。尼采说：“没有任何一种艺术会容忍真实。”此言信然，但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会离得开真实。创造就是要求和谐一致而拒绝世界。它之所以拒绝世界是由于它缺少的一切，并且是以世界现状的名义。反抗在这里让人观察到它在历史之外的纯粹状态及其最初的复杂性。艺术因而应该向我们描绘出关于反抗的最后情景。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艺术的谴责同样如此严厉。的革命的诠释者认为，将来在和谐的社会中没有艺术。美将成为生活中的内容，而不再是存在于想象。真实是完全合理的，将会满足一切渴求。对表面信仰与逃避现实的批判自然延及艺术，艺术并不属于一切时代，相反由其时代决定。马克思说，艺术表现了统治阶级喜爱的价值，因而只有一种革命艺术可以为革命服务。此外，艺术在历史上创造了美，从而阻碍着唯一合理的努力：将历史本身转化为绝对的美。一个俄国鞋匠从他意识到其革命角色的时刻起，就成为最后的美的真正创造者。拉斐尔所创造的只是短暂的美，将来不会为新的人民所理解。

        总之，创作或阅读一部小说是不寻常的行动。通过对真实事实进行新的安排而编造历史，丝毫不是不可避免与必需的。若以创作者与读者会感到愉悦进行解释，即使这种浮浅的说法是真实的，也应当思忖，大部分人对虚构的历史之所以感兴趣并为之愉悦，到底是出于何种必要呢？革命的批评谴责纯小说，视之为无所用心的想象力的逃避现实之作。一般人称“小说”为拙劣记者谎话连篇的报道。多年来，世上已经有培育年轻姑娘“浪漫”情调的风气。这就是说，这些理想的创造品并不看重生存的现实状况。一般来说，人们一直认为浪漫性与生活相分离，在表现生活的同时又美化了生活。对待浪漫情调的作品有种最简单最普遍的态度，就是从中可看到一种解脱。

        俄国虚无主义者也采用这种语调。皮萨列夫声称，应该为了发扬实用主义价值而让美学价值衰亡。“我宁愿做个俄国鞋匠，而不愿成为俄国的拉斐尔。”对他来说，一双皮靴比莎士比亚更有用。伟大而痛苦的虚无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肯定地说，他喜爱一块奶酪，胜过普希金的所有诗歌。人们最后也知道托尔斯泰宣布将艺术驱逐出教会的原因。彼得大帝让人把在意大利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维纳斯与阿波罗大理石雕像弄回他在圣彼得堡的夏宫中，而革命的俄罗斯最后对他们不屑一顾。苦难有时对幸福的景象掉头而去。

        最终没有一个人不在从意识的基本水平开始，殚精竭虑地追寻赋予其生存以和谐一致性的形式或态度，这种一致性是他缺少的。不论表现还是行动，不论花花公子还是革命者，他们为了存在，为了生存于这个世界，都渴求一致性。每个人如同处于这些悲怆凄惨的关系之中，在创造自己，或者向自己提出诀别的话语。这些关系有时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因为一个搭档期待着找到那个话语、姿态和情景，使他的事迹成为完结的故事，以恰当的语调表现出来。光活着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种命运，而且不期待死亡。因而可以正确地说，人对世界的看法比世界的现实要更好。但更好并不是说不相同，而是说它是统一的。他不能摆脱这个分散的世界，而使他的心灵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那种热切的追求，正是对一致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不甘心平庸地回避，而是最固执地要求。不论宗教抑或罪恶，人的一切努力最后都要服从于这个无理性的愿望，并意欲给生命以它没有的形式。这一相同的运动可以崇拜上天，或者使人毁灭，它同样可导致小说创作，而小说创作从它那里得到其严肃性。

        小说者，其实不过是行动在其中找到其形式的一个世界，在那里说出了终结的话语，人交由人摆布，一切生命具有命运的面孔。小说的世界不过是按照人的愿望对此世界的修正，因为小说描绘的是相同的世界。痛苦、谎言、爱情是相同的，其中的人物有着我们的语言、弱点、力量。他们的世界不比我们的世界更美好更有教化。不过他们至少与命运拼搏到底。从来没有过像吉瑞洛夫与斯塔夫洛金娜、格拉斯琳夫人、于连·索雷尔或克莱芙公主如此震撼人心的英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激情发挥到极致。我们在此难以对他们进行评价，只能说他们完成了我们从未完成的事业。

        可以说普鲁斯特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这样说之所以正确，绝非因为其作品中没有谈论到上帝，而是因为那个世界没有野心成为一个封闭的尽善尽美的世界，赋予永恒以人的面孔。《重新找回的年华》，至少就其雄心来说，是没有神的永恒。就此而言，普鲁斯特的作品可看做是人为了反抗必死这种状态，而做出的一桩最宏伟的与有意义的事业。它表明了小说艺术对强加于我们并被拒绝的造化重新加以创造。至少从其某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艺术就是要选择创造物而反对其造物主。更为深刻的是，它融合了世界的或生命的美，以反对死亡与遗忘的力量。它的反抗因而是创造性的。

        至于普鲁斯特，他苦心孤诣地观察现实，由现实而创造出一个封闭的无法替代的世界，这个世界仅属于他，标志着他对逃遁的事物与死亡的胜利。然而其技巧是对立的。这种技巧首先就在于审慎地选择，细心地收集一些幸运的时刻，这是小说家从其最隐秘的过去挑选出来的。流逝的无穷岁月便这样从人的一生中剔出，因为它们在回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说美国小说的世界是没有记忆的人的世界，普鲁斯特的世界对他人来说则仅仅是一种记忆。这是种种记忆中最苛求的一种，它拒绝现在这样的散乱的世界，从一种重新找回的芳香中得知了新老世界的秘密。普鲁斯特选择了内心生活，尤其是比内心生活更隐秘的东西，而放弃了现实生活中已被遗忘的即机械的事物，盲目的世界。但他并未由于这种对真实的拒绝而否定真实。他没有犯与美国小说的错误相对称的错误，即取消机械生活，相反，他在更高的一致性中把失去的回忆与现在的感受，目前的挫折与往昔的幸福时光结合在一起。

        利特雷论及小说时说：“小说乃以散文写就的虚构历史。”难道仅仅是这样吗？一位天主教的批评家写道：“艺术不论抱有何种目的，总是在与上帝进行着罪恶的斗争。”其实，说到小说，谈论与上帝的竞争比谈论与身份的竞争更加正确。蒂伦岱谈论巴尔扎克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人间喜剧》是对上帝的模仿。”伟大文学的努力似乎是想要创造一些封闭的天地或完美的典型。西方在进行其伟大的创造时，并不局限于描写日常生活。它不断地想到使它激动的伟大形象，奋力去捕捉他们。

        人们阅读小说会解脱什么呢？是不是过于沉重的现实？生活幸福的人也读小说，而极度的痛苦会使人失去阅读的兴味。另一方面，与血肉之躯在其中无间断地劳作的那个世界相比，浪漫的世界肯定比现实生活的负担要轻松得多。我们对阿道尔夫比对邦雅曼·贡斯当更熟悉，对莫斯卡伯爵比那些职业的道德家更了解，其中奥妙何在？巴尔扎克有一天对政治和人类的命运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最后说：“现在该谈谈严肃的事情了。”他此时想谈的是他的小说。我们固执地要以严肃态度对待浪漫的天才两个世纪以来留给我们的无数神话，以寻求消遣，这不足以解释小说中浪漫世界的无可争论的严肃性。肯定地说，浪漫的创作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拒绝。但这种拒绝并非是简单的逃遁，不妨可以将此看做是崇高灵魂的一种遗世退隐的行动。按黑格尔的说法，这个高尚的灵魂在心灰意冷之际，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仅由道德支配的虚幻世界。然而，感化小说一直与伟大文学相去甚远。玫瑰色小说中最佳者《保罗与维吉尼》完全是部令人伤痛的作品，不会给人丝毫安慰。

        有可能将顺从文学与叛逆文学区别开来。顺从文学大体上属于古代与古典时代，而叛逆文学则始于现代。因而人们会注意到，顺从文学极少有小说。自顺从文学产生以来，除极个别例外，与历史了不相关，其内容皆属幻想（如《岱阿热纳与萨利克雷》或《阿斯特蕾》），这是故事而非小说。相反，在第二种文学中，小说体裁才真正发展起来，并不断加以丰富与扩展，直至当今。与此同时，批判的革命运动也在发展。小说与反抗思想同时诞生，在美学方面表现出相同的雄心。

        矛盾就在这里：人拒绝他面对的这个世界，但又不同意摆脱它。事实上，世人留恋世界，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离开它。从自己的祖国被放逐异域的那些奇特的世界公民，非但远远不会忘掉它，反而为未能足够地拥有它而痛苦。除了在心满意足的闪电般的瞬间，他们觉得全部现实并未完结。他们的行为消逝在其他行为中，又返回来以意料不到的面孔判断他们，同汤达尔河水一样流向一个尚不知晓的河口。知道河口所在，控制河水的流向，最后掌握自己的生命与命运，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所真正思念的。然而，这一幻觉至少在认识上最后使他们与自己和解，却只有在死亡那一瞬间才会出现：一切在这幻象中了结。若要在世界上生存一次，则必须永远不再生存。

        这样，许多人便产生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幸的忌妒。人们看到外界的这些生命，赋予他们自身所没有的和谐一致性。但在观察者眼中，这一致性却很明显。他仅仅看到了这些生命一系列的顶峰，却未意识到折磨他们的细节。我们于是对这些生命进行艺术创作，最基本的方式是把他们写成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在设法用自己的生活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我们希望爱情永存，但知道它不会永存。即使出于奇迹爱在整个一生中持续存在，它仍然是不圆满的。我们想让爱永存，这种需要永远不会满足，此时，如果知道世上的痛苦是永恒的，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种痛苦。似乎伟大的灵魂有时更为之惊恐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不会持久。由于缺少持久的幸福，漫长的痛苦可能会成为命运。然而不是如此，对我们最剧烈的折磨有一天会停止。在经历过那么多失望之后，一个早上，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生活的愿望向我们宣布，一切都已结束，痛苦与幸福一样都没有意义。

        然而人们观察到，一切革命的改革者都表现出敌视艺术的态度。柏拉图对艺术尚属温和，仅仅对语言的说谎功能提出疑问，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驱逐了出去。至于其他方面，他将美置于世界之上。而现代的革命运动始终伴随着对艺术的攻讦，至今尚未结束。宗教改革运动选择了道德而摈弃了美。卢梭揭露社会在艺术中将腐败的东西加之于自然。圣茹斯特猛烈反对戏剧，他在为“理性节”拟定的上演节目中要求一个“品德高尚的而非漂亮的”人来体现理性。法国大革命未产生任何艺术家，仅仅产生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岱姆兰与一个地下作家萨德。它把当时唯一的诗人送上了断头台。唯一卓越的散文家流亡到伦敦，为基督教与正统性辩护。稍晚一些时候，圣西门主义者要求艺术“对社会有用”。“为进步而艺术”成为整个十九世纪风行的陈词滥调，雨果也重弹此老调，但却未能令人信服。瓦莱斯以诅咒的语言痛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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