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信神的思想对上帝提出疑问以来，它把正义的问题摆在第一位，不过那时的正义与平等相混淆。上帝摇摇欲坠，而正义为了在平等中肯定自己，需要给上帝最后一击，直接攻击他在大地上的代表。让天然的权利与神权相对抗，迫使神权与天然权利在1789年至1792年这三年中相妥协，这已经摧毁了神权。但圣宠作为最后的一着不会退却，它可以在某些方面让步，但绝不会在关键处。但这仍然不够。据米什莱所写，路易十六在狱中时仍想成为国王。在树立了新原则的法国，被击败的原则仅仅以生存与信仰的力量在监狱的四堵墙内延续着。正义如同国王的开恩一样，想成为一切，进行绝对的统治。当这两者发生冲突时，便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缺少法学家风范的丹东说：“我们不想对国王判罪，我们想杀死他。”的确，若否定上帝，则应处死国王。似乎是圣茹斯特让路易十六丧命，然而当他大喊“当确定了把被告处死的原则，即确定了审判被告的社会赖以生存的原则”，便指明了是哲学家们要处死国王。国王应该以社会契约的名义死去。但这一点尚有待阐明。

        在1793年1月21日之前，在十九世纪多次杀害君主之，已有国王被杀死。然而，拉瓦雅克、达米安以及他们的竞争对手想要触及国王本人，而不是原则。他们期望另一个国王，否则便丝毫不动。他们无法想象王位会永久空缺。1789年恰好处于进入现代的关口，因那时的人还想推翻神权的原则，让否定与反抗的力量进入历史，这种力量在那时以前的几个世纪的思想斗争中已经形成。这样他们便在传统的杀死暴君的行为中加入了经过理性思考的消灭神明的行动。所谓不信教的思想，即哲学家与法学家的思想，成了这场革命的杠杆。为了使这桩事业成为可能并具有合法性，首先需要教会运用宗教裁判所的手段，始终与世俗统治者们沆瀣一气，站在主人们的一边，散播痛苦。米什莱说，他在革命史诗中只想看到两个大人物——基督教与法国大革命，此言信然。他认为1789年的革命可以用圣宠与正义之间的斗争加以解释。虽然米什莱以及他那个放纵的时代偏爱伟大的实质，但他还是看出了革命危机深刻的原因之一。

        的古老梦想，即人类的统一，这便是历史的完美结束。由于反抗运动提出“得到一切，否则一无所得”，由于形而上的反抗追求世界大同，二十世纪的革命运动达到其逻辑上的最清楚的结果，手拿武器要求历史的全部性。反抗于是不得不成为革命的，否则便毫无价值或成为过时。对反抗者来说，问题不再如同施特纳那样将自己神化或者用态度来拯救自己，而是像尼采那样使人类神化，接过超人状态的理想，以便按照伊万·卡拉马佐夫的心愿保证拯救所有的人。“着魔的人”首次登台，说明了时代的一个秘密：理性与权力意志是一回事。上帝已经死去，应该用人的力量改变与组织世界。仅仅靠诅咒的力量已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需要用武器征服全世界。革命，尤其是自称唯物主义的革命，不过是过渡的形而上的十字军。难道征服全体就是革命吗？这是这个试验需要回答的问题。人们仅仅看到，这番分析并非叙述革命现象，这已经重复进行了上百次，也不是再次总结历次大革命的历史或经济的原因，而是要在某些革命的事实中探索形而上的反抗的逻辑发展、其种种看法与永恒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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