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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的宗教

        处死旧日君主的宗教现在应该建立新统治者的权力,它关闭了教堂,从而又竭力建立一座庙堂。神明们的血一下子溅到了路易十六的身上,宣布了新的洗礼。约瑟夫·德·迈斯特用魔鬼来形容革命。然而,米什莱称革命为炼狱,这更接近于真实情况,人们会看到其中的道理与含意。一个时代盲目地投身于这个隧道,想发现新的光明,新的幸福与真正的上帝的面孔。但是,这个新上帝是什么样子?让我们还是向圣茹斯特请教。

        1789年尚未肯定人的神性,而是肯定了民众的神性,由于他的意志与大自然的及理性的意志是一致的。如果普遍意志自由地表现自己,那么它不过是理性的普遍表现。如果人是自由的,则不会犯错误。现在国王已经死去,旧的专制政治的链条已断开,民众因而可以表达现在、过去与将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真理的一切。民众成为降示的神,要了解世界的永恒秩序需要什么,必须向他请示:“民众的声音就是大自然的声音。”某些永恒的原则支配着我们的行为,这些原则是真理,正义,最后是理性。这就是新的上帝。年龄相同的年轻女子热烈欢“理性”,以此来崇拜的至高无上的人不过是以前的神,但不再有尘世的化身,突然间被切断了与尘世的一切联系,像个气球一样被送上伟大原则的空洞的上天。哲学家与律师们的上帝被剥夺了他的一切代表与吹捧者,仅仅具有展示的价值。的确,他很虚弱,人们懂得,卢梭虽然宣扬宽容,却认为应该将无神论者处以死刑。若要长久地崇拜一条定理,仅有信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警察,但这只能在以后实现。在1793年,新信仰尚未受到损害,人们若相信圣茹斯特对此的说法,仅仅根据理性来治理国家就可以了。他提出,治理的艺术只会产生妖怪,因为到他为止,人们不愿意根据自然进行治理。妖怪的时代与暴力的时代一道终结。“人的心灵从自然走向暴力,从暴力走向道德。”道德不过是经过几个世纪的异化之后重新找回的自然。只要“根据自然与人的心灵”给人制定一些法律,他便再不会有不幸与堕落。普选制是新法律的基础,必然会带来普遍的道德。“我们的目的是创建一种事物的秩序,犹如修建一道通向善的斜坡一样。”

        理性的宗教非常自然地建立起法律的共和国。普遍意志通过其代表所制定的系统法律来体现。“民众进行革命,立法机构建立共和国。”现在由这些“不朽的无动于衷地摆脱了世人轻举妄动的”机构管理着所有人的生活,实现普遍的和谐而没有可能会出现的矛盾,因为众人服从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圣茹斯特说:“离开了法律,则将一事无成,一切归于死亡。”这就是罗马式的正式的法制共和国。人们知道圣茹斯特及其同时代人对古罗马推崇之至。这个潦倒的年轻人住在兰斯时,在一间挂着白穗黑吊帘的屋子里,关上百叶窗,几个小时地梦想着斯巴达人的共和国。这位淫秽的长诗《奥尔冈》的作者,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朴素与美德。圣茹斯特不准学校中的儿童吃肉,直到十六岁为止。他梦想建立一个素食的革命共和国。他大声说道:“从罗马人以来世界是空虚的。”然而英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卡东、布鲁图斯·斯卡沃拉式的人物可能又要出世。拉丁语的道德家们的华丽辞藻又流行一时。“恶行,美德,腐化”,这些词语又充斥在此时的言谈中,尤其是圣茹斯特的演说中,使之听起来累赘沉闷。原因很简单。孟德斯鸠早已看到的这一美丽建筑,不能缺少美德。法兰西共和国企图按照绝对纯洁这个原则构建历史,同时开辟了现代以及形式道德的纪元。

        到底什么是美德?对于那时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来说,就是符合自然,在政治上就是符合体现普遍意志的法律。圣茹斯特说:“道德比暴君更强大。”的确,道德刚刚处死了路易十六。一切不服从法律的行为并非由于法律的不完善,据说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由于抗拒法律的公民缺乏道德。因而共和国不仅是参议院,如圣茹斯特所说的那样,它还是道德。任何道德的腐败同时是政治的腐败,反之亦然。根据这种学说本身而建立了无限制的镇压原则。圣茹斯特欲普遍建立牧歌式现实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他当真梦想一个禁欲的共和国,梦想人类和睦相处,从事端正清白的生计,由年迈的贤哲监督,他事先授予这些贤哲三色肩带与白色翎饰。人们还知道,圣茹斯特从革命一开始便同时与罗伯斯庇尔宣布反对死刑,仅仅要求杀人犯一生都穿黑衣服。他所期望的正义并非千方百计要认定被控诉人是罪犯,而是要认定他是弱者,这一点的确令人赞美。他还梦想一个宽恕的共和国,认为即使罪恶之树是坚硬的,其根部也是柔软的。至少他有一声呼喊发自肺腑,令人难忘:“折磨民众是可憎之事。”不错,这是可憎的。然而心灵可以感觉到,却依然奉行最后令民众痛苦的原则。

        道德若仅仅是表面的,会吞食民众。没有一个人是清白无瑕的,这可以解读圣茹斯特。自从法律不让和谐主宰世界与原则应该创立的统一性解体以来,谁是罪人?是乱党分子。谁又是乱党分子?就是那些以其活动来否定必需的统一性的人们。乱党分裂了统治权,因而是亵渎者与罪人,必须打倒它,而且只打倒它。可是要是有许多乱党呢?那么统统打倒,决不宽恕。圣茹斯特大声说道:“不是道德,就是恐怖。”必须使自由冷酷无情,于是国民公会拟订的宪法草案中提了死刑。绝对的道德是不可能的,宽恕的共和国被无情的逻辑引向断头台的共和国。孟德斯鸠已经揭穿这种逻辑,认为它是社会堕落的原因之一,并说滥用权力必然更加严重,如果法律没有预料到的话。圣茹斯特的纯粹的法律没有考虑到这个同历史一样古老的真理,即法律就其本质来说,注定要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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