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对两者而言，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纯粹的否定。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价值判断，反抗者就以它为根据，拒绝认可自身的生存状态。

        因而不能说古人不知道形而上的反抗。他们远在撒旦之前就已经树立起一个痛苦而崇高的反叛者形象，为我们创造了关于反抗精神的最了不起的神话。古希腊人有无穷无尽的天才。他们虽然创作了许多顺从与谦恭的神话，但也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反叛的典范。普罗米修斯的某些特点依然活在我们当今的反抗之中，例如，与死亡斗争（“我使人类摆脱了死亡的纠缠”），救世主降临说（“我在他们身上培育了盲目的希望”），博爱（“我由于太爱人类而成为宙斯的敌人”）。这是无可辩驳的。

        应该注意到，起而反抗其主人的奴隶并未想到否定主人作为生命物的存在。他否定的是主人的身份。他否认主人有权否定他这个奴隶的要求。奴隶主对其要求不放在眼里，置之不理，从而被奴隶否定。如果人们不尊重为大家所承认的共同价值，人与人彼此之间便是不可理解的。造反的人要求这种价值被明确地承认，因为他怀疑或知道，若没有原则，世界会充斥混乱与犯罪。由他进行的反抗行动是在要求光明与团结。说来难以理解，最普通的造反行动竟然表现出渴求秩序。

        从这种观点看来，《新约》可以看做是意欲事先回答世界上的一切该隐，使上帝的形象变得温和，在上帝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个说情人。基督来到世上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恶与死亡。这也正是反抗面对的问题。基督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自己承担起它们的责任。这个人中之神也坚忍不拔地吃苦受难。恶与死亡都再不能归罪于他，因为他遭到诽谤而死去。戈尔高达山之夜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在那个黑暗时代，神公然地放弃了其传统的特权，一直生活在死亡的焦虑中，并且感到绝望。人们这样来解释基督在临终之际的深沉的怀疑。苦心中有永恒的希望支持，则死亡的苦恼会减轻。神若要成为人，则必须感到失望。

        这一论述也完全适合于形而上的反抗者。他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要求世界的一致性。他以自己身上的正义原则去反对非正义原则，他看到世界上的不公正比比皆是。他最初所要求的不过是解决这一矛盾，若有能力，则让正义主宰世界。若非如此，倘若他被逼得走投无路，就干脆让非正义弥漫世界。在此期间，他便揭露矛盾。形而上的反抗是以死对抗不完善的现实，以恶对抗混乱的景况。它其实所追求的是幸福圆满，以此对抗生与死之痛苦。倘若普遍化的死刑成为世人的生存状况，那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抗与它是同时产生的。反抗者在拒绝其必死的状况的同时，也拒绝承认使他生活在这种状况的力量。形而上的反抗者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神论者，但他必然是出言亵渎宗教的人。不过他首先是以秩序的名义来亵渎宗教，揭露上帝是死亡之父，认为他干了至高无上的丑行。

        这是因为，古代人即使相信命运，但首先相信的是他们生存于其间的自然。反抗自然界无异于反抗自己。此乃徒劳无益之举。那时唯一考虑严密的反抗就是自杀。希腊人的命运自身是种盲目的力量，人们受到它的支配，犹如遭遇自然力量一样。对希腊人来说，过分行动的顶点就是用棍子击打海洋，纯属野蛮人的疯狂行为。古希腊人无疑也描绘过分之举，既然存在着这种行为。他们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但加以限制。阿喀琉斯在帕特洛克罗斯死后向仇敌的挑战，即一些悲剧英雄对命运的诅咒，都未完全否定神祇。俄狄浦斯知道他并非无辜。他身不由己地成了罪人，从而受命运支配。他口出怨言，但未发出不可弥补的詈骂之声。安提戈涅即使进行反抗，也是以传统的名义，为了让兄弟们在坟墓中安息，使那时的礼仪得到遵守。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反抗是种反动。希腊人的思索，这种有两张面孔的思想，宛如凄怆欲绝的乐曲，让人几乎永远听到俄狄浦斯永恒的话语。他双目失明，处境悲惨，认识到一切皆是天意。“是”与“不”获得平衡。柏拉图预先塑造了一个尼采哲学的典型卡利克莱斯，他呼喊：“让一个有优良天性的人出现吧……他逃走了，践踏了我们的准则，我们的巫术，我们的咒语以及那些无一例外违反自然的法律。我们的奴隶揭竿而起，显示出自己是主人。”即使此时，柏拉图依然说出了自然一词，尽管他拒绝法律。

        伊壁鸠鲁自己在卢克莱修的史诗中成为杰出的反叛者，而其实他并不是。“在所有的人眼中，人类在大地上过着卑贱的生活，为宗教的铁蹄所践踏，宗教高踞上天显示其面孔，以其可怖的容貌威胁必死的世人。但一个希腊人，一个男子汉，第一个敢于睁开眼睛与其抗争，起而反对它……这样一来，宗教终于被推翻，被踩到脚下，而我们呢，胜利使我们腾飞到九霄。”从这段文字可以感觉到这番新的亵渎神明的言论与古代的咒骂之间的不同。希腊的英雄希望变成天神，但与此同时天神已经存在。因而这是一种高升。而卢克莱修笔下的人恰恰相反，在进行一场革命。他否定那些卑鄙而有罪的神明，自己取而代之。他走出壁垒森严的营地，开始以人类苦难的名义向天神发起最初的进攻。在古代世界中，杀人是无法解释与难以补偿的。而在卢克莱修看来，人的杀人行为不过是对神的杀人行为的回答。卢克莱修的诗篇结束时，是一幅瘟疫的控诉者的尸体横陈神殿的可怖景象，这并非是偶然的。

        形而上的反抗提出一种关于造物的简单化的见解，是希腊人所不可能有的。对古希腊人来说，一方面没有神，另一方面没有人，有的只是从人走向神的台阶。与犯罪相对的清白无辜的思想，一切历史可归结为善与恶斗争的见解，他们不知其为何物。在他们的大地中，错误远远多于罪恶，而唯一的根本罪恶就是过度的行为。相反，我们的世界中不再有错误，唯有罪恶，而第一桩罪恶就是适度。人们这样来解释我们在希腊神话中体味到的残暴与宽容的奇特结合。希腊人从来没有制造思想，与他们相比，我们落入一个壁垒森严的阵营。反抗被认为仅仅是反对某个人。神是造物主，对一切负责，这一概念赋予人的抗议以意义。因而可以说，反抗的历史在西方世界与基督教的历史是不可分的。必须等到古代思想的最后时刻方可看到，反抗开始在过渡期的思想家那里找到其语言，无人比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讲得更深刻。

        然而，当基督教走出节节获胜的时期而遭受理性的批评时，由于基督的神圣性遭到否定，痛苦对人来说重又成为命中注定之物。处处受挫的耶稣不过是另一个无辜者。亚伯拉罕的上帝的代理人让基督受尽剧烈的折磨。将主人与奴隶分隔开来的深渊重新显现。反抗始终在忌妒的上帝隐而不现的面孔前面呼喊着。不信教的思想家与艺术家攻击基督的道德观念与神圣性，重新与之决裂。卡洛的艺术天地相当出色地表现了这乞丐成群的世界，他们起初是偷偷地嘲笑，最后到了莫里哀的《唐璜》则发展为对上天的嘲讽。直到十八世纪末的两个世纪中，酝酿着一场动乱，既是革命的，又是针对宗教的。在这两个世纪中，自由思想竭尽全力使基督成为一个无辜者或傻瓜，以便让他归化于人的世界，其用心或许是高尚，或许是嘲弄。这样便为向敌对的上天展开大进攻清理了场地。

        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该隐的种族赢得愈来愈多的胜利，因而可以说《旧约》中的神有了意料不到的运气。说来荒唐，亵渎神明的人们让基督教想要从历史舞台上赶走的那个忌妒之神又复活了。他们巨大的胆量恰恰是让基督本人归附他们的阵营，让他的历史终止于十字架的顶端与临死前的呼喊声中。一个仇恨之神无情的形象就这样保持了下来，他更符合反抗者对造物主的看法。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为止，反抗所针对的是一个残酷而任性的神，这个神毫无道理地更喜欢亚伯的牺牲而不是该隐的牺牲，从而由此引起第一次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中而尼采在事实上将反抗思想的范围过分延伸，甚至将矛头指向爱神。尼采坚持说，上帝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灵魂中已经死亡。他于是像他的先驱者施特纳一样攻击对上帝的幻想，上帝那时以道德的外表仍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精神中。然而，直到他们那个时代，不信教的思想仅限于否定基督的历史（按萨德的说法“这不过是小说而已”），并且在否定上帝时，坚持说上帝是可怕的这个传统。

        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抗只是在十八世纪末才以严密的方式出现在思想史上。人类进入现代时首先听到的是城墙坍塌的轰鸣声。从那时起，其后果连续不断地展示出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后果塑造了我们时代的历史。这是否说形而上的反抗在此之前便无意义呢？我们时代的反抗范例久已有之，因为我们时代爱说自己是具有普罗米修斯的反抗精神的。然而果真如此吗？

        同样，形而上的反抗者如果起而反对他同时肯定了其存在的那种权力，他也仅仅是在他反对这种权力的那个时刻确认了其存在。他于是将这个高高在上的人物拖入与平民相同的受屈辱的境地，其空幻的权力与我们空幻的状况是一回事。形而上的反抗者将他置于我们的拒绝力量之下，让他在不屈从的人的面前低下头来，迫使他融入对我们而言是荒诞的存在，最后让他摆脱永恒的幽居状况而投入历史之中。他远离永恒的稳定，只有当人们一致同意时才能找到这种稳定。反抗便这样肯定了，一切高高在上的存在至少是矛盾的。

        最初的神系告诉我们，普罗米修斯被用铁链锁在地球尽头的石柱上，由于他不乞求宽恕而成为永远的受难者。埃斯库罗斯塑造了这个英雄的崇高形象，描绘他具有睿智与远见（“我预见到我遭遇的一切不幸”），让他呼喊出对一切神明的仇恨，陷身于“命定的绝望的海洋”，在雷鸣电闪中煎熬：“啊！你们看看我遭受了何等的不公平！”

        为阐明这一点，再回到反抗的奴隶。他在其抗议中，确立了他所反抗的主人的存在。然而同时，他表明他在其附属地位中得到了主人的权力，并肯定了他自己的权力，这权力就是对至今主宰着他的优越地位提出怀疑。就此而言，主人与奴隶的确处于同样的状态：主人暂时的权势与奴隶的顺从都是相对的。两种力量交相肯定对方，直到彼此发生对抗并毁灭对方，那时其中的一种力量将暂时消失。

        在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的头脑中开始慢慢形成个人化的神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这种新的语言。反抗正是对这种个人化的神而发出的。从这个天神一开始统治，就有反抗发生，坚定不移地说出“不”字。从该隐开始，第一次反抗便与第一次罪行相伴发生。反抗的历史如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其实是该隐的子孙们的历史，而非普罗米修斯的信徒们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旧约》中的上帝激发起反抗的意志。反过来说，当人们像帕斯卡尔一样，完成了精神上反抗的生涯之后，便应当皈依亚伯拉罕、伊萨克与雅可布的上帝。最怀疑的灵魂便最向往让森教派。

        形而上的反抗的历史因而不能与无神论的历史混为一谈。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与当代宗教感情的历史是一回事。反抗者藐视，甚至否定。至少他起初没有取消上帝，而只是以平等的地位与他对话。但这并非一种彬彬有礼的谈话，而是受战胜对方的愿望所驱动的一场争论。奴隶开始时是要求公正，最后却想得到权势。现在该轮到他们来统治。反抗生存状态的造反行动成为一次反对上天的漫长的远征，目的是使国王成为囚徒。起初把他废黜，然后处以死刑。人类的造反最后以形而上的革命结束。它从表现自己发展为行动，从花花公子变为革命者。上帝的王位被推翻后，造反者会认识到，他以前依靠上帝所徒然追寻的公正、秩序、团结，现在他用自己的手把它们创造了出来，从而证明废黜上帝是正确的。这时开始进行绝望的努力，以便建立人的帝国，必要时以罪恶为代价。实现这一点必然成可怕的后果，而我们仅仅认识到其中的一些。但这些后果丝毫不是来自于反抗本身，或至少应该说，只有当反抗忘记了其初衷，对“是”与“不”之间艰苦的选择感到厌倦，最后陷于否定一切或屈从一切，唯有这时才会造成这些后果。形而上的反抗在最初的行动中，向我们显示出与奴隶起义相同的正面内容。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反抗的内容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了何物，阐明反抗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造成了何种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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