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来说，有一种适合其中等水平的可能的行动与思想。而一切更加雄心勃勃的事业都显示出矛盾。“绝对”是无法达到之物，尤其是不能通过历史而创造出来。政治不是宗教，否则它便是专横的。社会如何确定“绝对”？也许每个人都在为大家追寻这个绝对。然而，社会与政治仅仅担负起处理众人的事情，使每个人都有闲暇与自由去从事这一共同的追寻。历史于是不再是崇拜的对象，而仅仅成为一种机会，审慎的反抗会使这个机会产生出丰硕的果实。

        勒内·夏尔令人惊异地写道：“梦寐以求收获，对历史漠然置之，这是我的弓上的两个顶端。”如果历史岁月不是由收获的时光组成，那么历史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残酷的影子，人在其中没有地位。谁若投身于这个历史，则是投身于虚无，而自身反过来也成为虚无。然而，谁若献身于他的生命的时光，他所保卫的房屋与世人的尊严，他便是献身于大地并获得收成，这样便可重新播种和养活他人。最后，那些在需要的时刻会反抗历史的人们，能推动历史前进。这意味着无休止的紧张，正如一个诗人所说。但真正的生命存在于痛苦的心灵，它便是这种痛苦本身，是在光焰冲天的火山上翱翔的思想，是狂热的公平与节制的不妥协性。在漫长的反抗活动的尽头，响彻我们身边的不是乐观主义的口号，我们只有在极端不幸时会喊出这些口号，而是充满勇气与智慧的话语，它们就在大海附近，甚至是美德。

        今天没有任何智慧想要给以更多的东西。反抗孜孜不倦地与恶对抗，它只有勇往直前。人在自己身上控制会成为恶的一切，他在创造中修正可能会成为恶的一切。孩子们将来会不公正地死去，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社会。人竭尽全力所能够做的，就是减少世界的痛苦。然而不公正与苦难始终存在，它们不论受到什么限制，都仍会不停地激起义愤。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喊出的“为什么？”继续在轰响，艺术与反抗只会与最后一个人一道死去。

        无疑，人在强烈地追求一致性的愿望中积累了一种恶，但另一种恶是这种无规则运动的起源。人面对这种恶，面对死亡，从心灵深处呼喊正义。历史上的基督教对这种抗议恶的行动所作的回答不过是宣称有天国，然后是永生。它要求人们去信仰。然而，苦难使希望与信仰消耗殆尽，它一直孤立无助，无道理可言。对苦难与死亡已麻木不仁的劳动群众是没有神明的群众。从那时起，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旁边，远离了以前的与新的传道大师。历史上的基督教把根治历史所遭受的恶与杀人推迟到遥远的历史之外。当代的唯物主义也认为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然而，它作为历史的仆人，扩大了历史的杀人领域，同时对它听之任之，除非留待将来，那时仍要求人们有信仰。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人们都必须要等待。而在此期间，无辜的人不断地死去。二十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恶的全部数量没有减少。没有任何救世主曾降临大地，不论是神的还是革命的。非正义始终与一切苦难密不可分，即使在世人眼中是最值得遭受的苦难。普罗米修斯面对压迫他的力量时的长久沉默一直在昭告世人。然而，普罗米修斯看到世人转变了态度，在反对他、嘲笑他。他在人类的恶与命运、恐怖与专横之间左右为难，所剩留的仅仅是反抗的力量，以此将仍然生存的人们从凶杀中拯救出来，而不屈服于那些辱骂的话语。

        人们于是懂得，反抗不能离开一种奇特的爱。那些既不能在上帝那里又不能在历史中得到安息的人们，必定要为了那些与他们一样不能生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即为了被侮辱的人们而活下去。最纯洁的反抗运动于是赞同卡拉马佐夫的呼喊：如果不能使所有的人都获得拯救，一个人获救又有何意义？这样，天主教的囚徒被关在西班牙的黑牢，今天拒绝领圣餐，因为神甫们在某些牢狱中强迫囚徒这样做。这些囚徒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无辜者仅有的证人，他们拒绝获救，如果其代价是非正义与压迫的话。这就是反抗的壮烈气概，即毫不迟疑地献出爱的力量，毫不拖延地拒绝非正义。其荣誉就在于对任何事情绝不算计得失，把一切都献给现在的生活与活着的弟兄们。反抗就是这样慷慨地对待将来的人们。对待未来所表现出的真正的慷慨大度就在于把一切献给现在。

        反抗由此证明它正是生命的运动本身，人们若否定反抗，就是放弃生活。其最纯洁的呼喊每次都让一个生命站立起来。它因而是爱与繁殖力，否则便什么也不是。没有荣誉的革命，工于算计的革命，它喜爱的是抽象的人，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它否定生命，需要否定多少次就多少次，以仇恨代替爱。反抗一旦忘记了它慷慨大度的起源，听任自己被仇恨所感染，便会否定生命，走上破坏之途，让一群嘲笑造反的小人物的家伙得势。他们今天在欧洲所有的市场上愿意献身给任何奴役活动。反抗此时不复是反抗与革命，而成为仇恨与专制。于是，当革命以强权与历史的名义变成杀人的疯狂机器，一种新的反抗则以节制与生命的名义成为神圣的行动。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困境。在黑暗的尽头必然会出现光明，我们已预见到这一天。我们唯有斗争，使它早日来临。我们所有的人越过虚无主义，在其废墟上为人类的新生作准备，但几乎无人知道这一点。

        反抗并无解决一切问题之意，但至少能面对一切。从这时起，中午在历史的运动中大放光芒。在光焰四周，黑暗的影子晃来晃去，旋即消失，有些盲人摸摸眼睑，大喊这就是历史。欧洲人被遗弃在黑暗中，离开那光芒四射的固定点。他们为了未来而忘掉现在，为了烟雾般的强权而忘掉人类的苦难，为了光辉的城邦而忘掉郊区的贫困，为了虚无缥缈的乐土而忘掉每天的正义之举。他们对民众的自由已失去希望，却梦想人类的一种古怪的自由。他们拒绝孤单的死亡，称呼不死为奇妙的集体垂危。他们不再相信现在的一切，不再相信世界与活着的人。欧洲的秘密是它不再热爱生命。这些盲人幼稚地认为，热爱生命中的一天即无异于为那个压迫的世纪辩护，因而在世界的黑板上抹去欢乐，把欢乐推到以后享受。他们对限制不耐烦，拒绝自己的双重存在，对生而为人感到失望，于是终于沉溺于不人道的放纵。他们否定了生命真正伟大之所在，因而拿他们自己的卓越之处进行赌博。由于缺少更好的追求，他们使自己神化，于是发生了不幸：这些神的眼睛瞎了。卡利亚耶夫及其全世界的弟兄们相反，拒绝这种神论，因为他们抛弃了制造死亡的无限权力，选择了今天唯一的独创法则：学会生存与死亡，为了成为人而拒绝成为神。他们以此作为我们的榜样。

        在思想的中午，反抗拒绝神化，以便共同斗争，承担共同的命运。我们选择了伊塔克岛，忠诚的大地，大胆而朴素的思想，明智的行动，通达的人的慷慨大度。世界在光明中成为我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爱。我们的弟兄们与我们在同一个天空下呼吸，正义在发挥作用。于是欢乐涌现世间，有助于人们生存与死亡。我们拒绝将欢乐推迟到未来。在痛苦的大地上，欢乐是不倦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苦涩的食物，从海上吹来的风，往昔的与新的曙光。在长久的战斗中，我们怀着它重新塑造这个时代的灵魂与一个不排斥任何东西的欧洲。这个欧洲不会排斥尼采这个幽灵，西方在崩溃后的十二年中仍去参拜他，把他视为最高的意识与虚无主义的形象。它不会排斥那位严肃的正义的预言家，他已安息在海格特墓地一群不信教的死者中间。它不会排斥那位安眠在水晶棺中，被行动的人奉为神明的木乃伊。它也不会排斥欧洲的智慧与能量不间断地向一个苦难时代的骄傲所提供的任何东西。在1905年的牺牲之后，所有的人都可以再生，条件是他们懂得彼此修正对方的错误，懂得有一个界限在限制着他们。每个人都对别人说他不是上帝。浪漫主义在这里终结。我们每个人要拉开弓经受考验，在历史中与反对历史中征服他已经拥有的一切，收获他的田地中贫瘠的庄稼与这片大地上短暂的爱，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人终于诞生的时刻，应当舍弃幼年时代的疯狂。弓张开了，木头吱吱地响，在弓张开得最满的时候，一支箭疾射而出，一支最刚劲的自由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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